副總統的一席話

「執政黨借用西方民主理論中的協商民主概念，把它改造成適合中國的一種主要的民主形式，不是不可以，但從上述分析可見，是先有選舉民主，才有協商民主，而不是相反，或者用協商民主來代替選舉民主。中國的問題不是兩者不足，而是兩者都接近沒有。」鄧聿文，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理事，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

在美國政壇打滾了四十年的副總統拜登，最近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談到議會事務時，他慨嘆當下的政客往往對人不對事，令彼此無法衷誠合作。親歷過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等大型社運、令國家幾近撕裂的拜登，憶述自己初出茅廬時，黨內元老、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Mike Mansfield 曾忠告他，批評別人的判斷猶可，卻切忌質疑其動機。但時移世易，眼見時下的同袍反其道而行，副總統感到很無奈。最後他直言，要麼各方無法互相讓步、達成共識的話，民主將無法有效運作。

看見上述的光景，如李世默之流的人（去年的拙文《「愛國」人仕，請你們解釋一下。》中，有李君的介紹），定必振振有詞地說，所謂的民主，根本就是導致社會停滯不前的元兇。咱們既然信奉「發展就是硬道理」，又何須抄人家的那一套呢？

家家有本難諗的經，彼邦誰是誰非，像我們那些旁觀者確實無法說過清楚。但筆者深信，不管是民主還是專權社會，人際間的紛爭是無法避免的。要化解，不外乎兩種做法，一是治標、一是治本。前者，就是把某些聲音，以不同方式壓倒；在事事講求和諧穩定的國人眼中，這自然是他們心儀的手法。表面上，耳根很快得到清靜，但實際上，這只不過是掩耳盜鈴，白一點說，就是迴避爭議的根源。更甚的是，要麼處於弱方的訴求一直被忽視，社會間的戾氣只會日益加深；久而久之，必然會有人覺得，不採取激進手段，自己根本無法脫離困境。屆時，即使沒有暴力衝突，人際間的互信只會蕩然無存。

那邊廂，向來不諱於治本的美國，兩黨似乎呈視膠着，令施政受阻（去年的拙文《從一份快餐看民主（續）》，曾列舉相關事例）。但試想想：在面對紛爭時，人家尚且有決心，致力令各方心悅誠服。這一刻，即使前方阻礙重重，彼此亦未至於隔空開火。如副總統所言，只要大家都對事不對人，再難的僵局亦有望徹底解決。要麼社會上的人，都是朝這些方向前進的話，要推行民主的政治體制，自然水到渠成。

相比之下，一個舉國上下都認為，只需以什麼國家安全、民族大義為由，就可以公然侵害異見者權益的地方，即使有幸地建立了民主政制，根基只會異常薄弱（伊拉克、埃及等地的情況，可見一斑）。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政制的毛病，跟民主本身真的有關嗎？

只能羨慕的景象

稍為接觸過蘇格蘭人的，都清楚他們喜歡在自我介紹時，先稱自己是蘇格蘭人，而非英國人。翻查歷史，英蘇兩地於１７０７年合併（在此之前近一世紀，英蘇已由一位君主統治，但形式上仍然是兩個國家），組成大不列顛王國。但三個世紀之後，蘇格蘭人的那份自傲猶在，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站在英格蘭人的角度看，鄰居的這種舉動，似乎想跟自己劃清界線，有違彼此同屬「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的精神。但有趣的是，兩者在文化上的差異，無阻他們在其他方面衷誠合作；時至今日，兩地人民已經密不可分。因此，在剛結束的獨立公投，多數選民支持蘇格蘭留在聯合王國，實屬意料之內。

或許，某些人會覺得，歐洲人向來信奉民族自決，但蘇格蘭人竟然放棄獨立，實在奇怪。然而，一個民族是否獨立成國，很視乎統治者有否尊重自己（１９９３年捷克與斯洛弗克的分裂，是少數的例外）。無可否認，英格蘭人在這方面，的確做得出色：他們不會恃着自己財宏勢大，欺壓北方的窮親戚；至於蘇格蘭人，能在等級制度根深蒂固的英格蘭社會中脫穎而出，亦印證了他們出眾的本事。簡而言之，既然對方無意在自家土地上指點江山，我又何需透過立國，保住自己的權益呢？

更重要的是，公投過後，縱使有零星的衝突，統派與獨派的支持者，都會繼續如常生活，不會從此水火不融。歸根究底，不管是英格蘭還是蘇格蘭人，都相信一切都只是君子之爭，沒有人會借着勝利來踐踏對手，令他無法翻身。加上他們不會動輒意氣用事，務實及理性地處理問題，解決了之後，大家自然再沒有分歧。換了是其他民族，不管選舉誰勝誰負，往往是彼此撕裂的開始，令社會元氣大傷。從這個角度看，某些人把民主視為令社會混亂的根源，是否有偏頗之嫌，實在無用多說。

回到這個偽國際都會，在公投前，看見某人在社交網站發帖，說「國家分裂！點解英國政府唔出動軍隊？」把這種視野與思維，投射到當前的政改之爭，結果會如何，筆者不敢想像。難道，彼岸的景象，我們除了羨慕之外，根本什麼也做不到？

迷信「正能量」的背後

「早就說過，正能量只不過是逃避。寫這些『將來很有希望』的文字，不過是告訴香港人，你現在很好。其實，你現在不是很好，你知道的。只要你天天坐港鐵，你知道，You are not fine! 看到一篇又一篇中產的懺悔，對不起，爭取失敗了云云，下一代請隨便做，歷史會給你們公道……我聽完我想哭。」刊於健吾的 Facebook 專頁，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

繼「冰桶挑戰」後，友人間最佳又興起玩「感恩挑戰」。他們大致會在連續數日，每天在社交網站刊出當日值得感恩之事，然後再點名幾位朋友，參與活動。

行動的目的，無非是希望在社會裏，營造一股「正能量」，以抗衡日益膨脹的「負能量」。他們普遍相信，「負能量」一旦累積，社會的根基勢必被動搖，民眾間的互信亦會受損。既然各位都不希望看見這些情況，拿一些「正能量」出來充喜一下，未嘗不可。他們的出發點，固然無可口非，但筆者不禁懷疑，事情是否如他們想像那樣簡單。

俗話有云：有光必有影。所謂的「正能量」與「負能量」，不過是人性的光明與陰暗面，根本是與生俱來。當愈多人對「負能量」反感，在人際間會漸漸形成一種禁忌，任何對它的質疑，勢必惹來強烈反彈。

這種社會氣氛，對民眾的政治取態亦有深遠影響：一個容許各人暢所欲言的社群，大家的禁忌少之又少。面對「負能量」，他們都傾向坦然承認；譬如西方社會，自古已經有透過悲劇剖析人性陰暗面的傳統。反之，一個不斷推崇尚「正能量」的社會，各人都會千方百計，把「負能量」掩藏。社會表面上雖然十分融洽，但人們的內心，都無可避免地有壓迫感，不能我口講我心。不難想像，逆境當前，大家又不懂如何應對時，他們都傾向以空話或虛話，堆砌出所謂的「正能量」來打對台。白一點說，根本只是逃避。

凡事有因果，我們只要追本索源，如實地找尋並解決「負能量」的根源，一切自然事半功倍。觀乎這個偽國際都會，有如此膽識與魄力去面對社會難題的人是多是少，實在無用多說。

凱撒的明言，今天的香港

註：近日港人對「普選」的爭議，確實是對我們政治智慧的一次嚴峻考驗。由今篇起，筆者會陸續以這個主題行文。暫時未定會寫多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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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八日的「反佔中」遊行過後，有評論員行文，指「中共和土共強硬派『晒冷』之後，已成強弩之末，佔中行動形勢反而變得更好。」然而，要知道，主辦此活動的，是個標榜自己代表沉默多數的組織，可想而知，要動員他們心目中的支持者，相當困難。當然，你可以說，他們搞的簽名活動，水份甚濃，參與遊行的，不少更自稱只是「打醬油」。但只要各位稍稍留意其他人的言行的話，不難感受到「反佔中」的勢力不容低估。筆者看罷該文後，實在懷疑作者是過份樂觀，抑或只是想借此話，安撫讀者的心情。

誰是誰非，各人各有看法。筆者想探討的，是此等言行背後的心態。當他們看見自己的對頭，稍稍呈現不好的兆頭時，就會立即上綱上線，一口咬定它從此會一蹶不振。只要略加思考，不難認定這些言論，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瞎話。很諷刺地，世間最懂說這些話的，正就是被他們視為不共戴天的死對頭。

去年，梁文道在評論海外民運史時，說得再清楚不過：「遇到自己喜歡的情勢，便是『就像春天吹拂了大地』；遇到自己厭惡的人物，則說他『包藏了不可告人的陰險用心』」，簡而言之，他們反共反了大半生，但如今的口吻居然愈來愈像自己的死敵。類似的現象，在這個偽國際都會亦漸漸浮現。當建制與其反對者，都是只憑先入為主的態度去看待事物時，在遇上爭議時，他們會傾向理性分析、務實解決，抑或只懂站在道德高地、對他人指指點點，實在呼之欲出。

筆者的博客之所以命名為「中言逆耳」，是由古羅馬政治家凱撒 (Gaius Julius Caeser) 在著作《高盧戰記 (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裏的明言所衍生的：人只會相信自己願意信的東西。用了八年征服了高盧（現今的法國）後，凱撒的威望迅速提升，卻惹來元老院上下的妒忌；他們勒令凱撒解除武裝、回到羅馬、打算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他。在回頭無岸的情勢下，凱撒決定寧可我負天下人，率領部下越過盧比孔河 (Rubicon)，直搗首都羅馬。二千多年後，香港人面對這條盧比孔河，把這位梟雄的視野，跟時下活躍於香港政壇的人作個對比，可謂高下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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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餘韻－《永遠的０》與「海軍反省會」（下）

珍珠港一役後，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威望迅速上升；為求乘勝追擊，他主張再發動一次突襲，務求令美軍無法沾手亞洲戰場。有違傳統，策動是次作戰的，是聯合艦隊而非軍令部，後者在得悉計畫後，曾屢次告誡前者行動過於倉猝，但因為山本的個人威望，一切批評都不得要領。結果如史書所說，日方的意圖被美方破解，後者於是將計就計，設陷阱讓前者落網。事後，日方不單向公眾訛稱打勝仗，海軍將領更無需因此問責下馬。這次對外隱瞞軍情，令《永》的宮部的處境更為難堪。

到了１９４３年，日軍在太平洋的防線接連被擊破，宮部當時身處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據點亦告失陷。眼見軍隊的實力已所餘無幾，軍令部開始有人提案，要採取「以戰鬥機撞擊」、「必死必殺之戰法」。繼後，軍令部著手研發相關的武器，包括人肉魚雷「回天」號潛艇、與人肉飛彈「櫻花」號飛機等。翌年，眼見連太平洋最後據點－菲律賓也隨時不保，軍令部加緊製作自殺式武器；繼後，特攻術更被軍方採納為常規戰術。為了招募隊員，軍方刻意隱瞞他們的任務，直到最後關頭，他們才得悉前面是條不歸路。這些人，被軍方稱為「自願者」，但從隊員的角度看，到底他們的內心有多自願去送死，實在不言而喻。在這種形勢下，難怪《永》的宮部寧可抗命，也不讓他的學員合格。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美軍為重奪菲律賓，展開雷伊泰島戰役，神風特攻隊亦首度出擊。事前，軍令部準備好一份電報，只要部隊一出動，就立即發送到各報社，跨大他們的戰功，借此重振軍心。但來了這階段，日軍已是強弩之末，特攻隊的行動，極其量只是燈蛾撲火；該年年末，菲律賓終告失守。

翌年年初，眼見美軍即將入侵本土，裕仁天皇召開一次重要的軍機會議；結果，除了前首相近衛文麿之外，全部與會者都主張繼續戰鬥，拒絕和談。為此，軍令部編制了作戰方案，其中，他們竟然把自殺式攻擊視為主力。數十年後，參與反省會的老兵，不少直言軍方把兵士當作消耗品，已經喪心病狂；在頂多只能螳臂擋車的形勢下，產生了一個接一個的悲劇。目睹學員相繼陣亡的宮部，儘管以往頭腦有多清醒，終歸也被迫瘋，最後等不到戰敗稱降，就走上絕路。

戰後，海軍將領接受戰爭法庭審判時，堅稱特攻隊是由海外的部隊指揮，自己毫不知情。但不管盟軍對日軍的認識是多是少，只需按常理推測，不禁會問：要麼他們所言屬實的話，特攻隊何以一成立就馬上獲分配武器呢？此等特殊裝備，又會是由誰開發和生產呢？當然，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為何不深入追究，留待專家查明好了。最後，一眾海軍要員都沒有被列為甲級戰犯，無需像陸軍的同袍那樣被處決，不少繼後更在自衛隊擔任要職。反之，身處海外的指揮官，名符其實地做了替死鬼。

《海軍反省會》記錄片的製作人，後來找來一位昔日的特攻隊員，但重未聽過反省會的老兵。在他的同意之下，製作人把反省會裏一些錄音選段給他收聽；當他知道，原來軍方早早就籌畫特攻時，他才恍然大悟，自己在軍方眼中不過是一顆子彈而已，如果沒有這些錄音，自己根本一直被蒙在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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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之所以在日本大賣，理由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引起戰後出生的一代對太平洋戰爭的興趣，有人則被是宮部對妻女的愛、透過昔日救過自己的恩人得以重生所感動。筆者則根據電影與記錄片的內容，勾畫出戰時日本人的心理狀態：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屢次在戰場上獲勝，加上媒體不時美化軍隊的戰功，令舉國上下誤以為，勝利是垂手可得的。然而，太容易取得的勝利，令他們漸漸失去理智，以為只要不斷擴軍，就可以稱霸世界。當然，現實總不如理想那樣如意，當軍隊開始碰壁時，他們總會不惜代價，以圖修復失地。不難想像，在一味只靠士兵一腔熱血，欠缺周詳計畫之下，不僅無法如願，更枉廢了士兵的性命。為免影響軍心，他們不單對這些敗仗加以掩飾，更對如宮部那類、敢於講真話的人加以防犯。最終，當特攻隊成立時，大家即使明知隊員只會白白送死，都只能把反對的聲音藏在心裏。

事隔近七十年，東亞各國依舊對戰事責任爭議不休，現時的中國與韓國，不斷透過向世間展視自己當時的慘況，製造輿論以迫使日本認錯，但成效如何，大家有目共睹。筆者相信，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看，外國畢竟太過遙遠，對那裏的情況不加以關心，是可以理解的。反而，戰時日本人的苦況，他們應該會更為注視，只要稍加努力，公眾自然會質問：最初是誰挑起對美英的戰爭（遠因可追訴至１９３４年，日本單方面宣佈退出華盛頓裁軍協議）？是誰倉猝制訂作戰計畫，導致嚴重傷亡（除了巴布亞新幾內亞之外，緬甸的戰線亦出現同樣問題）？在明知毫無勝算之下，是誰堅持繼續戰鬥，甚至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國民會甘願做炮灰呢？戰敗後，是誰透過美化特攻隊的事跡來混淆視聽，逃避當初把他們推向絕路的責任呢？從這個角度看，《永》雖然未至於顛倒是非，卻頂多只能隔靴搔癢，未能觸及核心問題。然而，要怪罪於原著者百田尚樹，筆者又覺得於理不合：畢竟，在現今的政治氣氛下，要揭露足以令日本在世人蒙羞的事，實在十分艱難。筆者相信，在宣揚反戰意識上，百田已經盡了自己的努力；至於國民能否因而醒覺，就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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