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登場的福島人－野口英世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東北發生大地震，引發的海嘯，令福島核電廠受到重創。福島縣雖然不是震央，災情卻是最嚴重；劫後，災區滿目蒼夷，倖存的居民，大多因為失去家園而彷徨失措。為提振民心，日本ＮＨＫ電視台在同年宣佈，２０１３年的大河劇，將以同志社大學創辦人新島襄的妻子，會津（福島）出身的新島八重為主人翁。

劇的水準如何，留待觀眾評價好了。筆者愚見認為，八重身為女子，在劇的前半部（維新前）幾乎未踏出過家鄉半步，真正的主角，其實應該是她的兄長山本覺馬（系列次篇有他的生平，不再覆述）。到了後半部，八重搬到京都，事業才真正起飛。整體來看，安排略為有欠完滿。

編導的決定是否恰當，固然見人見智；但筆者覺得，在同等的條件下，可以另有選擇，就是印在一千日圓鈔票上的肖像，同樣來自福島縣的野口英世（１８７６－１９２８）。筆者相信，這位現代日本人幾乎每天都接觸得到的人物，電視臺並非沒有考慮過的。他之所以落選，筆者猜測有三個原因：首先，他生於明治年間，無法把觀眾帶入紛亂的幕末時代。其次，他是平民生身，又未曾參與藩政或國政，對維新的影響微乎其微。最後，看完以下的生平後，也許編導會認為製作費過於浩大，被迫放棄。

矢志行醫

野口英世，原名清作，是一對貧窮農戶的兒子，生於福島縣北部的豬苗代町。一歲時，左手不慎觸到爐火，導致嚴重燒傷，手指無法活動；母親深知兒子往後無法下田耕作，於是勸勉他努力讀書。小學時，成績優異，獲高等小學（相當於現代的初中）校長小林榮垂青，招攬入校。十五歲時，在作文中慨嘆左手形同殘廢，獲得師生同情；他們籌了一筆錢，把野口送到在縣城執業、由美國歸來的西醫渡部鼎接受治療。手術後，野口的左手可以局部復原。這段經歷，令野口立下了行醫的決心。

高等小學畢業後，野口到了當日醫好自己的醫院半工讀，用了三年半時間，打好醫學的基礎。期間，他認識了渡部的好友，東京牙科家院的講師血脇守之助。１８９６年，野口向小林校長借了一筆錢，隻身赴京考取醫生執照，在筆試部份合格。但他不善理財，僅僅兩個月就把錢花光了；野口唯有寄住在血脇的宿舍內，邊打工邊進修。由於執照試的後半部，需要臨床經驗，在血脇的安排下，野口轉到濟生學舍（今日本醫科大學）寄宿。翌年，臨床試合格，野口正式成為醫生。

事業轉折

奈何取得牌照後，野口身無分文，加上當時的平民，始終對一位有殘障的醫生有戒心。他唯有放棄個人執業的念頭，在血脇所屬的牙科家院講學之餘，亦在順天堂醫院擔任助手。

１８９８年，他獲順天堂醫院院長推薦，加上傳染病研究所（後來合併入東京大學醫學科）。由於野口精通外語，他主要在所內負責翻譯海外論文，和接待海外學者。同年，他偶然看一部暢銷小說，故事主人翁野野口精作，聰明絕頂，但卻揮霍無度，結果自甘墮落；野口覺得，主角的名字跟自己太相近，為告戒自己，他決定由清作改名為英世。

１８９９年，野口款待由美國到來，賓夕法尼亞大學病理學教授 Simon Flexner；期間，野口向教授詢問出國留學的事宜。但不久，他因為變賣借來的圖書館藏書（可能又是把錢花光的原故），被迫離開研究所；但在所長的介紹下，他轉到橫濱港的檢疫區工作。十月，他收到 Flexner 的來信，得知自己獲邀做研究助理；但因為自己是「月光族」，薪金再多也沒用，他一直為出國的經費傷腦筋。翌年，野口與某女子訂婚，他就拿着這筆嫁妝遠趁美國。（其後在１９０５年，他委託血脇把嫁妝退還，解除婚約。）

海外騰飛

抵達美國後，野口加入 Flexner 的團隊，負責研究血清。他根據結果編寫的論文，廣受美國醫學界讚賞。一年後，Flexner 獲洛克菲勒基金會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招攬，擔任研究主管，野口亦順理成章地過檔，與當時黃熱病的專家，古巴的 Carlos Finlay 共事。但他們的工作，涉及當時仍未明文禁止的人體實驗，除了面臨訴訟外，後世亦有不少爭議。

１９１１年，野口與當地女子 Mary Loretta Dardis 結婚。同年，他宣佈「梅毒螺旋菌純粹培養成功」，奠定自己在西方醫學界的地位；之後，相繼發表有關小兒麻痺、狂犬病等的研究結果，令他享負盛名。

１９１２年，野口的法籍同僚 Alexis Carrel，獲頒發諾貝爾醫學奬。翌年，野口首獲提名競逐該奬；據統計，他合共被提名九次。要麼他能獲奬的話，相信將會是繼１９１３年的泰戈爾後，第二位來自亞洲的諾貝爾奬得主。

１９１５年，野口為探望年老的雙親，短暫回國。經此一別後，他就再沒有踏足祖國半步了。

客死異鄉

１９１８年，洛氏基金會為研製黃熱病的疫苗，派遣野口到當時飽受該病肆虐的厄瓜多爾；由於巴拿馬運河剛剛開通，為制止疫情經商船擴散，野口的工作可謂刻不容緩。繼後，他亦到過墨西哥、秘魯、塞內加爾等國，協助對抗疫情。他的努力，被這些國家高度肯定，他因而獲頒多個名譽博士、名譽軍銜等。

但之後，野口的研究受到不少同胞質疑：例如，他誤以為黃熱病是由細菌而非病毒所致；後人繼而發現，他把黃熱病與鈎端螺旋體病的病徵混淆了，由他研製的疫苗，應該是用作治療後者的。另外，他對小兒麻痺及狂犬病的研究，都被發現有破綻。野口獲諾貝爾奬的機會，可謂煙消雲散。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野口抵達西非黃金海岸（現稱加納）首都阿克拉，採集病源；不久，他就感到不適。起初，不管是他還是同僚，都以為只是小病，痊癒後，他都能如常工作。但到了翌年５月，他的病情突然急轉直下；經詳細化驗後，證實他染上了黃熱病。不久，野口就與世長辭，享年５１歲。他的遺體，並沒有被運回祖國，而且由洛氏基金會安排，葬於紐約市的 Woodlawn Cemetery。

後人評價

野口對血清的研究，至今仍獲肯定；但在其他範疇，他的立論大多被推翻。當年在洛氏基金會的同事說，野口由始至終，對黃熱病的病理只是一知半解，加上他一向謝絕其他研究員複核結果，被指正後又不肯坦然承認及撤回。總括而言，在他們心目中，野口並非一位誠實的科學家。

１９８４年，日本銀行發行新版紙幣時，曾考慮在一千、五千與一萬圓外，加入五萬與十萬圓的鈔票，而當中的五萬圓，將會印上野口的肖像。但這個計畫，後來無疾而終。二十年後，野口才取代文學家夏目漱石，在新版的一千圓紙幣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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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野口為人不懂節儉，科研成果又近乎被全盤否認，為求出國，甚至不惜騙婚。這樣的一個人，還值得把他的肖像放上鈔票上作記念嗎？

人品上，野口的確可圈可點，但純粹從科學角度看，筆者卻另有見解：在科學界，推陳出新實屬家常便飯；野口的工作，雖則大意粗疏，但試想想：在一個西化了僅僅數十年的國家，能夠產生一位當時廣獲歐美業界認同的科學先驅，實屬非常難得。因此，野口的成就，不能被完全抹殺。

以上的故事，暗示了早於一個多世紀前，日本社會上下，已經明白「科教興國」的重要，並積極地身體力行。時至今天，日本在基礎科研上，在世間已具領導地位；二次大戰後，日本共有十六名科學家，摘下諾貝爾獎。相比之下，在福島核危機爆發後，居然會鬧出「盲搶鹽」現象的鄰國，是否有適當的土壤，孕育出如此傑出的科學家，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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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筆者雖會繼續寫「特別企畫」，但再不打算以大河劇為藍本。最後，祝各位新年愉快。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完】

明治時代的教育家

「我國若要與外國看齊，行文明之政事，當務之急是作育英才。」在《管見》一書中，山本覺馬羅列了他對教育的理念。後來在機緣巧合之下，他認識了剛從美利堅返國，公理會的新島襄牧師，兩人在英雄所見略同之下，創辦了同志社，開校收生，務求春風化雨。但來到這裏，某些高質的讀者可能會問：幕未時代，日本奉行鎖國；那麼，新島襄當初是怎樣去美國呢？對，他是偷走的。

同志社創辦人－新島襄

新婚不久的新島襄與八重

新島襄（１８４３－１８９０），原名七五三太（讀音しめた Shimeta），是上野國安中藩（現今的群馬縣安中市）藩士新島民治之子。之前，民治已經有四位女子；據說，在知道香燈有後時，男嬰的祖父興奮得大叫一聲「しめた！（搞定了！）」，在諧音之下，替兒子改了這個名字。成年後，從友人借來的書中，認識了遙遠的西方，一個名叫美利堅的國度。繼後，他到了德川幕府在江戶築地開設的軍艦操練所，研習洋學；期間，某個美國宣教士向他傳道，令他萌生了出國的念頭。

１８６４年，他與另外兩人愉愉到了北海道的箱館（現稱函館），潛入美國帆船「柏林號」，逃過幕府的搜查，離開日本。他們到了上海後，轉乘另一艘美國帆船 Wild Rover，橫渡太平洋。該船的船長，喜歡稱這位日本人為 Joe；之後，他就沿用這個英文名字，並把自己的日本名字，改為諧音的「襄」。翌年七月，他抵達波士頓，獲 Wild Rover 的船主款待，先後入讀菲利普斯學院 (Phillips Academy) 及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並於１８７０年，成為首位在美國取得學位的日本人。

受洗之後，他進入 Andover Newton 神學院，打算成為牧師。期間，他認識了首任駐美公使森有禮（後來他在東京創立一橋大學，與新島襄一同成為明治六大教育家），獲後者免去他非法出國的罪名。１８７２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派出以岩倉具視為首的使節團，前往歐美各國考察之外，亦打算跟列強交涉舊德川幕府簽下的眾多不平等條約。可能是在森有禮的引領下，新島襄成為了使節團的翻譯，與一眾維新元勛周遊列國；隨團期間，他亦負責研究各國的學制，為日後新政府的教育政策、以致同志社的辦學理念墊下基礎。

１８７４年，新島襄於神學院畢業，隨即嚮應公理會旳招募，回國宣教。翌年十一月，他在橫濱上岸，返鄉三個月之後，就前往京都傳教。在那裏，他認識了山本覺馬，之後的事，上篇拙文已經談過，不再覆述。

順帶一提，現時同志社大學的校園，位處京都皇宮北面；筆者最近遊覽關西時，亦順道參觀一下，並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發現：在皇宮四周，有許多羅馬天主教與新教的教堂；但不要忘記，作為千年古都的京都，佛教的勢力，甚至連織田信長等的強人都要忌之三分。來到今時今日，兩者竟然可以如此融洽地共處，實在值得學習。

由武士到校長－山川健次郎

山川健次郎

新島襄回國的同年，有另一位留學生歸來。他是山本覺馬與八重的同鄉－山川健次郎（１８５４－１９３１）；在劇中，亦有略略交代他的事跡。

健次郎的兄長山川浩，曾跟山本覺馬在京都共事。到了會津戰爭爆發時，在兵力不足之下，會津藩被迫徵召只有十多歲、僅受過簡單操練的少年入伍，組成「白虎隊」；當時十四歲的健次郎，亦被編入該隊。會津藩戰敗後，他沒有跟隨其他藩士前往斗南，選擇接受公費，與妹妹山川捨松（後來與曾攻打過會津的陸軍大將大山巖成婚，引起一陣騷動）往美國留學。１８７５年，他在耶魯大學取得物理學學士，隨即回國。同年，他獲東京開成學校（後來被歸併入東京大學）聘用為助理教授，並於三年後獲升格為正教授。東京大學開立後，山川於１８８８年取得大學首個理科博士學位。１９０１年，他獲委任為東大第六任校長。

猶記得，劇中的山川健次郎，在歸國後曾對兄長說，自己無意涉足政壇，只想一心研究學問。但正如時下一句口頭禪所說：即使你不想搞政治，政治也會來敲你的門。１９０３年，日俄戰爭爆發前夕，有七名學者在報章上聯署一封公開信，批評政府對俄羅斯態度軟弱，並指滿州與朝鮮不容有失。戰後，又有學者不滿政府簽訂《朴次茅斯和約》；雖然山川沒有參與聯署，但因他的立場認同主戰的一方，引起了政府的微言，被迫辭去東大校長一職。

幸而於１９０７年，他獲得九州某財閥的資金，在北九州市創辦明治專門學校（現稱九州工業大學）。１９１３年，他重返東大，成為第九任校長。翌年，京都大學發生教職員集體辭職，抗議新任校長澤柳政太郎的事件；為化解危機，澤柳被迫離開京大，山川因而臨時兼任兩所大學的校長。一位本應要視死如歸的武士，最後可以歷任數家大學的校長，實在不可思議。

由校長到首相－大隈重信

早稻田大學創人－大隈重信

劇中的新島襄為求籌辦大學，不時四出奔走。幸而在東京，他獲一位政壇巨頭拔刀相助，他就是佐賀藩士出身的大隈重信（１８３８－１９２２）。

早年，大隈跟其他藩士一樣，在藩校修讀儒家。但不久，他就對儒家反感，並呼籲教育改革。之後，他轉到蘭學館寄宿，學成後，就轉為教授蘭學。１８６５年，佐賀藩開設英學墊「致遠館」，請了美國宣教師 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 擔任校長，大隈則出任導師。他從洋人校長身上，認識了美國獨立宣言與新約聖經，對他日後有重大影響。

幕未期間，大隈與其他佐賀藩士積極參與尊王（亦即倒幕）的活動，或許，他從中認識不少長州與薩摩藩士。１８６７年，他為策動大政奉還，不惜脫藩，隻身前往京都；不料東窗事發，被人押回家鄉，並被罰在家謹慎一個月。當知道幕府兵敗如山倒時，大隈亦回復自由身。

元號改為明治後，大隈獲促成薩長同盟的小松清廉（又名帶刀）推薦，加入新政府，在外交及財政上表現突出。１８７３年，他接替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出任大藏卿，致力完善國家財政。但繼後，政府要員對立憲的方針出現嚴重分歧：大隈主張效法英國式的議會內閣制，但伊藤博文等的維新元勛則傾向參考普魯士帝國憲法，讓天皇保留較多權力。１８８１年，大隈遭到整肅，被迫下野，史稱「明治十四年政變」。

下台後，大隈做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組成政黨，以參與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二是與志同道合之士，在當時仍屬市郊的早稻田區開辦東京專門學校，亦即是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有關早大創校，有一段小插曲，下一部份再談）。１８８５年，伊藤博文成為第一任首相；因為賞識大隈的外交手腕，破例在１８８８年委任這位政敵為外相。但在翌年，大隈遇到右翼組織玄洋社發動的炸彈襲擊，右腳被迫切除，休養期間，無奈辭任。

１８９８年，大隈成立憲政黨；同年六月，不僅成為首位並非來自薩摩或長州藩的首相，還組成首個政黨內閣。但因為黨內糾紛，內閣不攻自破，大隈上任僅四個月就辭職了。之後，他除了擔任早大校長，亦積極參與各種文化事業。１９１３年，政黨不滿維新元勛壟斷政務，發起護憲運動；加上海軍涉嫌收取德國西門子公司的賄賂，首相山本權兵衛黯然下台。大隈臨危受命之下接任，歷時兩年半；到功成身退時，他已年屆七十八，至今仍是年紀最大的首相。

１９２２年１月１０日，大隈在早稻田辭世；七日後，舉行了告別式。據說同時，東京市民自發在日比谷公園，為他舉行「國民葬」，參與人數達三十萬。可想而知，國民對大隈有多少崇敬之心。

鈔票上的肖像－福澤諭吉

鈔票上採用的福澤諭吉肖像

談到早稻田大學的創立，背後的故事十分有趣：話說某出版社，刻意安排兩位早有嫌隙的大人物出席酒會，一位是大隈重信，另一位是福澤諭吉；後者嫌前者是任性的政客，前者則嫌後者只是活在象牙塔。萬萬想不到的是，在半點酒意之下，兩人竟然談得十分投契。期間，大隈說自己很羨慕對方，能對後輩發揮出眾的影響力；福澤回答，你也可以像我這樣的，不如你也辦一所學校吧。就這樣，大隈就萌生辦學的念頭了；之後，兩人亦成為深交。

福澤諭吉（１８３５－１９０１），是豊前國中津藩（現在的大分縣中津市）下級藩士之子。據說他出世時，身為儒學者的父親，剛獲得記述清朝乾隆帝法令記錄的《上諭條例》，於是把兒子名為諭吉。在當時人眼中，福澤力排門閥制度、不信神佛、又不遵從孝悌忠信，可謂一名頑童。但他的自學能力極佳，據說單是《左傳》就讀了十一遍。

１８５４年，他前往長崎遊學，剛巧遇上「黑船來航」。有鑒洋人已來敲門，國家必須加強海防，在兄長的建議下，他留在當地修讀蘭學，籍以學習炮術。但翌年，起初把福澤介紹給炮術師的人與福澤不和，被勒令回鄉。但可能是他覺得，返鄉只會毫無作為，於是私下前往大阪，打算再轉向江戶。在住在當地的兄長勸阻下，他暫且打消念頭，留在大阪某私塾繼續鑽研蘭學。

１８５６年，兄長身故，他成為氏族的承繼者。但他求學的決心，遠超於接手祖業；在力排家人的反對下，他變賣大部份家產，還清欠債，回到大阪私塾繼續學業。由於身無分文，他一邊做荷蘭語翻譯一邊讀書，翌年更成為塾長。１８５８年，福澤奉藩主之命，出使江戶。他在築地的寓所畫了一角，建立一所細小的蘭學塾；日後慶應義塾大學，把該年追認為創校的年份。

翌年，他獲任命登上咸臨丸，與勝海舟等人遠赴美國（詳見系列首篇，不再覆述）。這次旅程，他深知荷蘭的國勢已經江河日下，為打開知識之門，學習英語會越顯重要。繼後直到幕府覆亡前，福澤共參與過兩次使節團，到歐洲與美國東岸考察。這些遠洋之旅，成為他日後的巨著《西洋事情》的藍本。歸國後，他把江戶的私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各地藩士紛紛慕名入讀。

明治維新後，來自薩長兩地的元勛獨攬大權，一向主張民權與自治的福澤，多次婉拒加入新政府，專心辦學。１８７５年，他出版了《文明論之概略》，主張國家脫亞入歐。明治十四年政變後，身為大隈重信盟友的福澤，毅然與政壇中人斷交。翌年，創辦《時事新報》，標榜不偏不黨、公正獨立，據說創刊當日，一千五百份報紙在瞬間售罄。晚年，他致力改革慶應義塾，完善學制，亦努力寫作。１９０１年，他因腦出血去世；臨終前，他叮囑家人，喪禮期間拒收花束，唯獨是大隈重信這位知己的花，遺屬覺得不好意思不收下。

１９２０年，慶應義塾、早稻田大學（之前未被官方承認大學資格）跟同志社英學校，攜手獲升格為大學。到了１９８４年，日本銀行把福澤的肖像，印在一萬日圓的鈔票上，以表揚他對教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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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充份說明早於一個世紀前，日本人已經相信學校不一定要官辦的。時至今日，慶應、早稻田、同志社、加上耶穌會的上智，都是人才輩出的私立大學。反觀對岸的中國，即使是風氣較自由的民國時代，到底有多少的商賈與學者，能拿得出以上人仕的半點能耐呢？

談到鈔票，現時一千日圓上的肖像，是一位名叫野口英世的科學家。他將會是本系列最後一篇的主角。何故會選他？下回揭曉。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四之三】

「鐵炮」的守護者－會津的山本家族

上篇拙文，雖以幕未為主題，筆者卻先以兩個多世紀多的戰國時代作起點，指出洋人對日本的影響力，即使在太平盛世時亦未完全消失。當時除了蘭學之外，另一樣重要的遺產，就是鐵炮（即是我們稱的洋槍）了。


戰國時代的火繩銃

鐵炮如何傳入日本，眾說紛紜；一般人認識的，是引自一部名為《鐵炮記》的記載：在１５４３年（明代嘉靖２２年），有一艘中國商船在九州以南的種子島擱淺；船上，有兩位葡萄牙的教士，手持兩支鐵炮。島主對這件器具十分好奇，於是把它們買下，並指使工匠嘗試復製它們；經過多番努力，總算有點成效。之後，島上來了兩位賓客，一位是來自大阪以南堺市的商人，另一位是來自高野山根來寺的僧人。他們各自把鐵炮的技術帶返原居地；到了戰國時代中後期，堺市與根來寺同時成為生產鐵炮的基地【筆者按：主張不殺生的佛門，居然有寺院以生產鐵炮而聞名於世，實在不可思議】。

對於意圖稱霸天下的諸侯來說，鐵炮可謂一份天賜的大禮。當中，把這種新武器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要算是織田信長了：在１５７５年的長篠之戰中，織田軍以三千支鐵炮，擊潰當時天下最強的武田軍（黑澤明的《影武者》，就是以此仗作結）。據說，在鐵炮的故鄉歐洲，要等到拿破崙展開遠征時，才出現如此大規模的部槍隊。用青出於藍勝於藍去形容日本人的造炮技術，一點也不誇張。

然而，精通劍術的武士階層，很快便察覺到鐵炮一旦盛行，勢必動搖他們的社會地位。加上戰亂已近乎平息，為免他朝有人起事，百姓都被禁止管有鐵炮。眼見如斯局面，一般人都相信，鐵炮術勢必走向衰微，最後會失傳。譬如對岸的中土，明朝大將袁崇煥，使用兩支由西洋購入的紅衣大炮，不僅擊退進犯的後金軍隊，還令後來被追封為清太祖的努爾哈赤陣亡。奈何之後，幾乎沒有國人對這些西洋武器感興趣，技術隨之被荒廢。兩個世紀後，太平軍之亂爆發，不管是肇事的太平軍，還是鎮壓的湘軍，用的是居然還是刀、劍、弓箭等的武器。

但奇怪的是，直到「黑船來航」前，仍然有少數人致力保存造炮之術；其中之一，就是今年大河劇《八重之櫻》主角新島八重的娘家了。

家鄉歲月

本篇主角－山本覺馬

新島八重（１８４５－１９３２），本姓山本，生於會津國（後稱福島縣）。父親權八，早年跟隨山本良高學習炮術；也許因為權八表現優異，加上良高膝下無子，於是把女兒佐久許配給權八，並安排他入贅，承繼祖業。在當時世俗人的眼中，八重是位「惡女」；這不表示她待人接物欠佳，而是反映她勇於打破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譬如從小開始，她就質疑為何身為女子，就不能學炮術。但筆者選來的主角，並非八重本人（原因留待系列未篇解釋），而是她的兄長山本覺馬（１８２８－１８９２）。

覺馬四歲便懂得諗唐詩，在藩校嶄露頭角。二十二歲時，覺馬獲舉薦往江戶，入讀佐久間象山與勝海舟等人開的私塾，不單令他大開眼界，亦令他深知自己的故鄉實在十分落後。期間，他認識了一位生於但馬國（現今兵庫縣北部），名為川崎尚之助（１８３６－１８７５）的同窗。覺馬學成回鄉時，尚之助亦隨之而搬到會津，寄住在山本家。

不久，覺馬便開始在藩校教授蘭學，但此舉觸動了藩內保守派的神經，不單把他趕出校，還被罰在家禁足達一年。幸而，隨着藩主松平容保銳意改革軍隊，覺馬從新被重用。１８６２年，會津藩被幕府指派為京都守護，松平容保要率領藩士與軍隊，由會津搬到京都。山本覺馬亦跟隨大隊同行，大概在出發時，他萬萬也想不到，之後自己再沒有踏足家鄉半步。

出師京都


覺馬的主君－松平容保

幕未的京都，治安敗壞，會津藩難得肯接受這份苦差，自然深得孝明天皇的愛戴。覺馬除了在軍中教授砲術之外，亦趁機在京都開設洋學館，廣納五湖四海的藩士。但會津藩的得勢，打亂了朝廷兩大勢力—長州藩與薩摩藩互相制衡的局面。翌年，一向行動激進的長州藩，有藩士企圖借天皇往大和國（後稱奈良縣）參神之際，來一次脅天子以令諸侯，借天皇之名來推翻幕府。但計畫很快曝光，薩摩藩與會津藩，聯手策動後稱「八月十八日政變」的兵變，把長州藩趕出京師。頓時處於劣勢的長州藩，繼後甚至向京都出兵，意圖直搗皇宮，「營救」天皇；結果，這場後世稱為「禁門之變」的戰事，長州藩不僅戰敗，還被宣告為朝敵。

在這場戰鬥期間，覺馬的眼晴受了傷，經診斷後，方才知道自己患上了當時是不治之症的白內障。為免家業失傳，他寫信回鄉，建議妹妹八重嫁給川崎尚之助，好讓來自異地的後者名正言順成為藩士。二人同意之後，於１８６５年結婚。翌年，覺馬獲派往洋人的通商港長崎，除了與洋人商討購買新型的火槍之外，亦順道接受西洋醫生的診斷；當知道連他們都束手無策時，覺馬只能無奈接受將會失明的事實。

被禮待的戰犯

覺馬回到京都不久，政局就發生巨變：首先，將軍德川家茂與孝明天皇相繼離世；其次，在包括坂本龍馬等土佐藩士的斡旋下，長州藩與薩摩藩訂下盟約。連串事件，對幕府與會津藩甚為不利；很快，當新任將軍德川慶喜宣佈還政於天皇後，幕府就開始兵敗如山倒（詳見上篇，不再覆述）。１８６８年，戊辰戰爭爆發，覺馬因為幾近失明，沒有隨大軍應戰，卻在寓所附近被薩摩兵捉拿，被關到薩摩藩邸的囚室。

身為敵軍之將，覺馬深知自己兇多吉少；幸而，可能因為他開設的洋學館，曾經有薩摩藩士入讀過，在他們的游說下，覺馬暫可免於一死。覺馬於是把握時間，在獄中寫下一部名為《管見》的書，詳細列明自己的治國理念，希望後世可以採用；當中的建議，有倡議三權分立、普及教育（特別強調女子亦應接受教育）、促進對外通商等。輾轉之間，這部書落在西鄉隆盛等維新元勛的手中，眾人紛紛盛讚覺馬的遠見。他被移送到仙台藩邸的病院，翌年獲釋。

會津之戰

戰後的會津若松城

然而，覺馬的故鄉會津，此刻卻在水深火熱之中。勝海舟促成江戶無血開城後，效忠舊幕府的會津成為了眾矢之的。在配備優良的新政府軍之下，會津根本無力抵抗，八重眼見己方勢孤力弱，主動自薦上前線；會津藩雖以守舊見稱，但在此非常時期，不能不把她納入部隊內。八重對鐵炮的知識，對藩兵的幫助可謂不輕，有傳，新政府軍的主將大山巖，就是中了她的彈而受傷的。可惜敵眾我寡，覺馬的父親權八不幸陣亡；最終，會津藩被迫俯首稱臣。

戰後，會津藩士在被短暫拘留，不久便獲准在本州最北的下北半島建立斗南藩；川崎尚之助雖然跟着大隊遷移到新領土，卻不知何故沒有要求妻子八重隨行。不久，這班藩士發現，下北半島是一片不毛之地，冬季十分寒冷，環境嚴峻；加上兩年後，政府宣佈廢藩置縣，昔日雄心壯志的藩士，因而紛紛四散。更遭的是，川崎在跟外國商人交易期間被指詐欺，面臨訴訟；為免連累斗南藩主及家人，川崎不僅獨力承擔責任，還跟八重離婚。之後，他搬到東京獨居，等侯判決期間，不幸患上肺病去世。

至於八重，則與娘家到了米澤暫居。後來，覺馬的門生找到她們，並呈上覺馬的家書，吩咐她們搬到京都居住。事隔九年，覺馬終於可以跟母親和妹妹重逢。

京都新天地


京都「女紅場」遺址紀念碑

元號由慶應改為明治後，覺馬被委任為京都府廳的顧問；眼見國家遷都東京後，京都市面漸見沉寂，他向知事槙村正直建議，舉辦日本首個博覧會，吸引海內外商人前來。奈何他弄傷了脊髄，此後半身不遂。另一方面，妹妹八重終於獲得讀書的機會，在稱為「女紅場」的學校寄宿，繼後更成為舍監。

１８７５年，覺馬認識了美國公理會（日本稱為「會眾派」）的哥頓 (Marquis Lafayette Gordon) 牧師，後者送了一部由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以漢文寫成的《天道溯原》給覺馬。首次接觸基督教的覺馬，隨即大為感動，並相信這個來自海外的信仰，有助國家邁向未來。之後，另一位公理會牧師拜訪覺馬，他就是打算在京都開辦學校新島襄（他的事跡，留待下篇詳談）；二人理念相近，因此一拍即合，覺馬更主動把剛從薩摩藩買下、昔日拘禁過自己的藩邸捐給新島。翌年，新學校落成，並按覺馬的意見，把辦學機構命名為「同志社」。

然而，山本家逐漸靠攏外來教會的舉動，加上妹妹決意與新島襄再婚（她因而被女紅場辭退），難免惹來保守派的口舌。１８７７年，覺馬與槙村知事不和之下，辭去京都顧問一職。但兩年後，他參與首次地方議會選舉，不僅當選為議員，其後還被推舉為首任議長。其間，槙村知事意圖繞過議會，向市民加收地租；但在法治意識日益加深的環境下，此舉勢必遭到議會反彈；為免被彈劾，槙村唯有收回成命。翌年，覺馬辭任議員與議長，退出政壇。

餘生


同志社大學內的克拉克記念館 (Clarke Memorial Hall)，亦是教堂所在

繼後，新島襄為把同志社英學校升格為大學，不時遊走各國籌募經費。覺馬亦積極運用影響力，把餘生貢獻給同志社。此外，他亦出任京都商工會議所會長；但不久，就爆出了繼妻時榮與別人有染的傳聞；為此，二人被迫離婚。

１８９０年，新島襄不幸因心臟病發離世，覺馬臨時接任同志社總長。兩年後，覺馬亦逝世，被葬於京都東部若王子山的同志社墓地內。他與妹夫攜手創辦的學校，要等到１９２０年才獲升格，成為現時在關西僅次於京都大學的同志社大學。

一位生於落後地區的人，縱使歷盡失明與肢體殘障的打擊，亦無損他的雄心。他在獄中寫下的《管見》，更成為明治維新得以成功的一部重要指南，實在值得欽佩。反觀對岸的滿清，筆者相信有不少讀書人，擁有如覺馬般的眼界；但在封閉的極權統治下，他們的努力最終都枉費。覺馬死後兩年，甲午戰爭爆發，滿清嘗到慘痛的教訓，那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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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所言，下篇將會談到新島襄；但筆者先預告，他並非唯一主角。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四之二】

維新的先驅－佐久間象山與勝海舟

前言：去年，筆者就當時的ＮＨＫ大河劇《平清盛》寫過一連四篇，今年再接再厲。行將完結的大河劇《八重之櫻》，主角是會津藩砲術師山本權八的長女、後來與兄長山本覺馬及繼夫新島襄創立同志社大學的新島八重。故事橫跨幕未與明治時代，當中某些人物與章節，值得現代人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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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０年，在繁榮的南蠻之國，有眾多天主教教士，起程前往世界各地，宣揚福音。當中某位，打算以遙遠的『日出之國』，作為自己的目的地…………」驟眼看，這像是西方某歷史劇或記錄片的場面；但查實，這是年初時富士電視臺的重點時代劇《女信長》的開頭。故事明明僅在日本發生，編劇卻先把觀眾的視線帶到數千里外的歐洲，或多或少證明了，當時洋人對日本的貢獻，至今依然獲得肯定。相比之下，一海之隔的天朝大國，有否以同等的氣量看待「洋鬼子」，可謂高下立見。

十六世紀，日本進入戰國時代；為求擴張勢力，群雄都要出盡奇謀去富國強兵。從歐洲遠渡而來的宣教士（主要來自葡萄牙），正好填補了他們的技術盲點（詳情留待下篇詳談）。但好景不常，到了豐臣秀吉幾近一統天下，天主教開始被排擠甚至打壓，教士也陸續撤離。取而代之的，是只談生意、不談宗教的荷蘭人。在江戶時代，幕府奉行鎖國政策，荷蘭人只能在九州長崎附近，一個名為出島的人工島活動。繼後的兩個世紀，洋人在日本的影響力愈見衰微。

相傳是平賀源內的圖像

但奇怪的是，縱使兩地人民的交流幾近絕跡，日本卻依然有讀書人，致力鑽研由荷蘭人帶來的知識，發展出「蘭學」。當中最著名的，要數十八世紀中葉的平賀源內了：成功複製静電產生裝置的他，為求更深入學習蘭學，寧可放棄氏族的承繼權，獨自搬到長崎居住。反觀對岸的清帝國，洋人同樣只可在指定的港口（廣州）與華通商；但恕筆者孤陋寡聞，當時國人對西洋學說，一點兒興趣也欠奉。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小小的差別，彷彿鑄定了兩者日後的命運。

１８５３年，發生所謂的「黑船來航」，由佩里率領的美國艦隊，駛入江戶灣，向幕府呈上總統親筆的國書，要求締結邦交。翌年，兩國簽訂條約，日本開放箱館（後稱函館）與下田兩港，予美國船隻停泊，鎖國政策從此結束。眼見清帝國已遭西方列強蹂躪，幕府深知無法坐以待斃；在其麾下，有兩位合適之材，就是此篇的主角：佐久間象山（１８１１－１８６４）與勝海舟（１８２３－１８９９）。

兩人身世

佐久間象山

先說前者，佐久間原名啟之助，因崇敬南宋儒學家陸九淵，取其外號「象山」。他出身於信濃國松代藩（現在的長野縣長野市附近），自少飽讀詩書，才學出眾。十七歲接替父親成為家督，三年後，更獲藩主真田幸貫賞識，指派他成為自己繼任人的導師；奈何父親年時已高，象山上任僅兩個月就離識。兩年後，父親去世，象山完成了喪事後，獲派往江戶，跟隨當時首屈一指的儒者佐藤一齋，學習程朱理學。由偏遠的深山，移居到䌓盛的大都會，確實令象山眼界大開；他亦是從那時起，接觸西洋學說。學成後，他在江戶開設「象山書院」，教授儒學。

到了１８４２年，真田幸貫獲德川幕府委派，擔任海防掛【題外話：信濃國位置深山，藩兵可能一世人也未見過海洋，卻被幕府安排負責海防，實在十分奇怪】；象山亦被安排，到當時的首席兵學專家江川英龍學習。江川精通西洋砲術，對象山做成莫大的思想衝擊；自此，他方才明白自己的國家有多落後。之後，他除了向主君呈上廣受讚賞的「海防八策」之外，亦開始在私塾內教授蘭學與研究西洋學說。其中一位受啟蒙的門生，就是比他年輕十二歲，原名勝安芳的勝海舟了。

勝海舟

勝海舟的家系，本應十分寒微：祖父是個瞎子，因為從事當年只許盲人做的高利貸，賺下大量財富。他用了一筆錢，買下某個幕府下的御家人的姓氏，籍以提升社會地位。至於海舟的爸爸，是祖父的三子，早年被送到另一御家人之下做養子，改姓勝。小時侯，曾在江戶城跟十一代将軍德川家齊之孫一橋慶昌玩耍；可惜後者英年早逝，令海舟失去被提攜的機會。後來，他學習劍術與蘭學。在象山書院裏，海舟深得象山的知遇，跟他進修西洋兵學。

開國之後

到了洋人來敲門，兩位主角自然成為幕府重青的對象。奈何在１８５４年，佩里的艦隊回到日本呈交國書時，象山旗下的門生之一，被後人視為攘夷派精神領袖的吉田寅之助（號松蔭），私下潛入美國軍艦時被捕。受此事誅連，象山被迫離開江戶，返回松代蟄居。其他門生，雖則不受影響，但曾經人才輩出的象山書院，亦隨之而人去樓空。

幸而，當時主張開國的幕臣阿部正弘，呼籲公眾不論身份貴賤，都向幕府提交海防的建議。結果，海舟的提案深得阿部賞識，獲提拔進入位於長崎的海軍傳習所。由於長崎鄰近薩摩，海舟亦不時與藩主島津齊彬和眾藩士來往，對日後的事態發生有深遠影響。

咸臨丸

１８６０年，幕臣根據與美國的協議，派遣節使團前往華盛頓。三位節使，登上美國軍艦出發；而幕府則以護航為由，派出先前在荷蘭訂製的咸臨丸隨團。至於海舟，則與隨團翻譯中濱萬次郎（又稱約翰萬次郎）、及後來成為大教育家的福澤諭吉（他的事跡，繼後會簡述）等人上船，横越太平洋。兩艦抵達三藩市後，眾人逗留了一個月；之後，節使繼續行程，而海舟等的隨行者則返回咸臨丸歸國。

波折重重

兩年後，他獲提升為軍艦奉行；他有見神戶水深港闊【註：七個世紀前，平清盛已經有此觀察，詳見去年的拙文，不再覆述】，主張在該地開設海軍學院，獲幕府將軍接納。１８６４年，學院落成，接收了不少來自薩摩與土佐的脫藩者，其中一位，就是坂本龍馬了。

可惜在同年，象山先生突然死於非命。事緣當時的將軍繼任人一橋慶喜（後稱德川慶喜），欣賞象山的才學，把他的罪名解除，並邀請他來京都商議開國的策略；但在半路中途，象山被尊皇攘夷派的志士伏擊，身中多刀喪生，享年五十四。

翌年，京都爆發禁門之變，長州藩起兵造反失敗，被宣告為朝敵。海舟雖則遠在神戶，亦竟然被某些莫須有的罪名牽連，被罷免官職，海軍學院也隨之而解散。據說，因為此事，令坂本龍馬萌生推翻幕府的念頭。

幸而，也許海舟早已覺得，在當下的環境下，被貶只是家常便飯；因而不單沒有氣餒，還趁蟄居期間飽覽群書。期間，他在大阪遇上薩摩藩士西鄉隆盛；兩人的交流雖只屬蜻蜓點水，但他朝卻避免了一場迫在眉睫的血戰。

幕府末路

後人描繪「大政奉政」的情景

兩年後，海舟獲准復職，責任與長州藩交涉停戰。奈何當時，幕府是在戰事失利，才以將軍德川家茂去世為借口，尋求停火。在長州軍的先進裝備與訓練以下，幕府軍顯得無從招架；世人幾乎肯定，幕府日後再難以主導國政。為化解僵局，土佐藩藩主山內容堂，根據坂本龍馬等人的提案，倡議德川家先把政權奉還給天皇，繼而召開會議，讓德川宗家與各藩主共同議政。德川慶喜推測，自己先退一步，倒幕派就沒有借口生事，同時可讓幕府重整實力，於是接納建議。就這樣，歷時兩個多世紀的幕府政權就此告終了。

但慶喜的計算，很快便全盤崩潰：首先，薩摩藩士接連在江戶城放火，籍以挑釁幕府；果然，幕府中了圈套，派兵襲擊薩摩藩邸。其次，一直努力從中斡旋的坂本龍馬，被親幕府人仕殺害，令立場較溫和的土佐藩，不得不全力站在倒幕的一邊。西方諺言有云：離了手的骰子，已是無法收回；到了１８６８年，戊辰戰爭就展開了。

在以薩長為主力的新政府軍的槍炮之下，幕府可謂兵敗如山倒。德川慶喜在倉皇之際，竟然丟下效忠自己的軍隊，獨自乘船逃到江戶，部隊士氣受到重創，紛紛倒戈。兩個月後，新政府軍抵達駿府（後稱靜岡），準備在新曆４月７日，向江戶發動總攻擊。但不管誰勝誰負，江戶城肯定會生靈塗炭。

無血開城，及之後

後人描繪勝海舟與西鄉隆盛會談的情況

慶喜登陸江戶後不久，海舟躍升為陸軍總裁；但當時的情況，猶如在鐵達尼號即將下沉時被委任做船長那樣。在眾叛親離之下，慶喜終於知道大勢已去，唯有向新政府恭順，並指派海舟與新政府交涉。新曆４月５日，離總攻擊只餘兩日，海舟會見了參謀西鄉隆盛，商討投降的安排細節；翌日，隆盛宣告軍事行動終止。江戶城內數以百萬的性命，因此得以倖存。

無血開城之後，元號由慶應改為明治，江戶改名為東京，成為國家的新首都。至於海舟，依然獲新政府重用，出任多個軍事要職、元老院議員等。但也許海舟始終覺得，自己是拜舊幕府的恩惠，才能有現今的地位；因此，他致力協助舊幕臣，讓他們免於晚年生活潦倒。

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爆發，戰敗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在稱降後自殺。在舉國為勝利歡騰之際，海舟卻逆其道而行，在報章刊登丁氏的悼文。在海舟眼中，日本不宜跟從西方列國，對清廷巧取豪奪，反而應該與對方攜手，力抗西方的殖民主義。可惜在國內，他的知音人實在不多。１８９９年，海舟在沐浴期間突然腦出血，不省人事，兩日後離世，終年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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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甲午戰爭，不少國人認為，日本軍隊船堅炮利，加上清廷腐敗不堪，是勝負的關鍵。但從上述的故事看，早在「黑船來航」前，日本人已很清楚西洋炮術之重要。下一篇出場的家族，就是與之有關的。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四之一】

令人憂慮的似曾相識

「中國新領導人表現出的決心，總讓我想起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特性，一位歷史學家評論說：『他希望根本性的變革，但他也希望維持不變。他視德國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巨人，他為外交政策設立新議程，他領導下的德國第一次成為了海軍強權。但同時，他緊緊抓住古老的習慣與制度。他相信自己權力來源於前現代的普魯士專制理念。』歷史的類比常缺乏意義，威廉二世的結局已眾所周知，它不一定會在此刻中國重演，卻在這一片歡呼中提醒我們歷史的另一種可能。」許知遠，《「改革」的新衣》，刊於ＦＴ中文網，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數週前，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的英美媒體相繼報導，同業彭博通訊社為免觸怒北京當局，臨時抽起一篇有關中國首富與國家領導人之間關係的專題稿件，責任的編採人員，都被勒令休假甚至停職。據聞，彭博的總編輯說，不收起稿件，通訊社可能隨時被逐出國境，情況猶如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外地媒體為求留守，被迫作自我審查一樣。回應查詢時，彭博通訊社只說報導未完成，否認封殺傳聞。事件詳情，本地的主場新聞已有節錄，筆者不再覆述。

人道是，紐約時報與彭博通訊社在去年，先後報導溫家寶與習近平的家族資產分佈；之後，兩家機構的駐華記者，都被當局刁難。雖則事情真假，我們無法判決，但要麼屬實的話，我們也不感到意外。通訊社的做法是否防阻新聞自由，大家可以各有看法。但此事，卻令筆者想起幾件表面上毫無關連的事。

首先，因工作關係，筆者年內不時與金融機構的主管接觸，雖則它們的業務與規模各有不同，但一談到國內業務時，卻異口同聲地跟筆者吐苦水：縱使它們仍然看好後市，但作為外資公司，擴充業務前要先向內地的分公司增資。奈何當局審批申請遲遲未有結果，令它們一籌莫展。

其次，內地官方媒體，今年接連有針對外資企業的負面報導：星巴克貴價、三星手機頻頻當機、葛蘭素史克行賄等等。早陣子，則有蘋果電腦貴價、沃爾瑪及家樂福的食品質量等的報導。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面對這些指控，它們幾乎無從招架。雖則無法排除它們經營不善的嫌疑，但那些報導的目的，到底是真心從消費者的利益着想，還是借此打擊它們的聲譽，可謂不言而喻。

最後，就是筆者在年內介紹過，李世默君的《黨的生命力》、與在十八大會議流出的紀錄片《較量無聲》。近來，內地批評西方社會的製作愈來愈多、措辭也愈來愈強硬。當然，所謂家家有部難諗的經，彼岸的問題，不見得比我們的少。但上述信息的製作人，往往把別國某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無限擴大，並將之上綱上線，力證西方文明開始敗壞腐化，咱們無必須跟隨學習。

（據聞）通訊社編輯，把中國的現狀與納粹德國相題並論；專欄作家許知遠，近日則說新任國家領導人，令他聯想到一個世紀前罷免「鐵血宰相」卑斯麥、將國家推向戰爭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至於筆者，就覺得裕仁天皇登基初年，舉國仇視西方的日本，跟國家現況有幾許相似。當然，你可以說以上的都是片面之辭，但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空穴來風之事幾乎沒可能發生。把上述事件作個歸納，不對國家領導班子骨子裏怎樣看西方社會有相近的分析。

日前，有關防空識別區的爭議，頓時令東亞變成時事焦點。所謂借古鑑今，要麼上述的意見，都無獨有偶地把現政權跟昔日挑起戰爭的國家類比的話，這種令人憂慮的似曾相識，日後或許會爆發某些無法收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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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佳節臨近，姑且暫時把時事放下。今年餘下四篇，會有「特別企畫」。）

是理想，還是空想？（新編）

某位親建制政黨的立法會議員，最近在「非是簿」上發帖，說日前黨主席與學生座談時，曾說「普選不能保證最能幹的人當選」，她對此言深感認同。帖子出了一分鐘，就有人這樣回應：連閣下都當選，還有什麼能保證呢？據說，這張帖很快便被「蟹」了，箇中因由，留待各位猜想了。

平心而論，不管是古今中外，人民都期望統治者有卓越的才幹，引領國家前進。這種想法，固然無可口非；但大家有否想過，要成為統治者，靠的應該是什麼方法呢？黨主席的言論，彷彿暗示着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可能會把平庸的人送入政府內。然而，我們在史籍裏不難發現，在沒有民主的世代，中外出現過無數的庸君、昏君、甚至暴君。既然有沒有普選，社會精英都沒有掌權的保證，黨主席刻意突出普選無法讓精英執政，充分暴露了他骨子裏對選民智慧的懷疑。

姑且不評論他的立場是對是錯，他的理念，在儒家文化圈內其實十分普遍。《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上，有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活在此等社會的人，普遍認為勞心者就是國家的精英，由他們治國，勞力者就要聽他們的指點。至於這批精英如何獲得治權，反而是次要。於是乎，人們都只記得唐太宗的治世無比輝煌，而避開談及他若非先對兄長施毒手，根本無法登極。如是者，只要能把結果做好，用上什麼途徑也可以；白點兒說，甚至乎不擇手段也沒相干。

至於什麼的政治體制，能滿足黨主席的理想，留待各位有識之士去提議了。但闊一點想，自人類文明開始至今的數千年，有眾多的先賢構想過無數的藍圖，卻總是被認為不切實際，最終只能成為教科書的材料。筆者自問才學遠遜與他們，因此覺得在這裏班門弄斧可謂白費心機。那麼，問題出在哪兒呢？

無論是什麼社會，公眾普遍都認為，社會內的問題，需要一個稱為「政府」或「議會」的東西去解決。但久而久之，這些機構不僅無法排難解憂，自己反而會變成問題的源頭，實在是天大的諷刺。三年多前，筆者在《一位選民的自白》中，已說過坊間的想法並非必然；當然，筆者明白當時提出的理想，許多人會覺得是天方夜譚。要麼建制有必要存在的話，我們唯有退而求其次，不要讓它幹太多事；它的權力愈小，它能製造的麻煩亦愈少。要達到這目的，我們必須要時刻保持警惕，謝絕建制對我們的種種誘惑；要培育此等信念，大眾必須要探信，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處理；當大家都習慣了不假借外力來作定斷時，建制自然變得可有可無。

可悲的是，把以上的推論，跟時下所謂「泛民」陣營的主張作個比對的話，筆者實在懷疑這個偽國際都會，到底有多少人覺醒到，自己追求的一套只會令民眾的責任感日益低落呢？

一群老外的一席話

「雖然偶爾會聽到政治改革的說法，但這似乎是指反腐敗運動，以及加強政府問責的承諾。沒有人提到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正相反，習近平顯然決心要維持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我帶著對習近平改革計劃的一絲疑慮離開了北京。很難想象，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對立政治黨派，也沒有真正獨立的機構來約束共產黨官員，反腐敗運動如何真正獲得成功。」【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Gideon Rachman，《中國能再次證偽質疑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日】

中共三中全會日前閉幕，會後通告普遍令外界失望；簡而言之，可以用「雷聲大、雨點小」一句來形容。當然，也有聲稱熟悉國情的人認為，現時公佈的，只是行動的綱領，執行細節，還需留待稍後出佈出台。誰是誰非，像筆者那樣的塘邊鵝根本無從過問；但從以下講的事，或許說明了坊間事前的預測，一開始已注定是空想。

兩星期前，筆者獲邀出席一個研討會，主題是亞洲的企業重組市場。請來的講者，有律師、會計師、銀行家、經濟師等，雖則大部分都是老外，卻都已經在亞洲打滾至少十年。人道是，今屆三中全會的地位，可望跟落實改革開放的十一屆（１９７８年）、鄧小平南巡後的十四屆（１９９３年）等相提並論，國家有望在往後有一番新景象。然而，在台上的那班老外，卻異口同聲地表達另一番見解。

在他們眼中，國人口裏說的、跟實際做的，可以差天共地。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任何的改動，只要一觸及某些官員或部委的既得利益，必然會引起反彈，以致事倍功半。因此，他們善意地勸籲台下聽眾，不要受外圍那些雜音影響。白一點說，那就是俗語所言：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心無力。台上的言論，令筆者不禁回想，當年與魯迅十分友好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寫下《中國人的性格》時，亦有近似的發現。事隔一世紀，一句「江山易改、品性難移」，足以概括。

至於現時雷厲展開的反貪腐風潮，台上的老外都注意到，涉案的主要是地方官員，很少波及到中央領導的層面。當中某位甚至直言，一切都不過是現屆領導弄出來的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鞏固自己的權力。的確，無論是新中國還是舊中國，你總會發現，只要你有本事，討得領導層的歡心，管你再貪贓枉法，外人也無法奈你的何，即使東窗事發，所受的懲處亦截然不同。近期最佳的例子，莫過於當年高調地唱紅打黑的薄熙來了。如是者，所謂的打貪，往往淪為鏟除異己的武器；抱着如斯心態，到底能否根治問題，可謂不言而喻。

當日的重頭戲，是一場「中國牛」與「中國熊」的辯論；牛方代表，是研究機構 GaveKal 的創辦人 Louis-Vincent Gave，至於熊方，則是《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 (Gordon Chang)。在地方債、公共財政、貨幣政策等的議題上，他們的觀點有時甚至可以用南轅北轍來形容。但當有台下聽眾問，假使只能落實一項改革，他們會怎樣選擇時，他們卻齊聲說，沒有政治改革、沒有完善法治、沒有言論自由，將來肯定會遇到瓶頸。至於成事的機會有多少，他們都只是笑了一笑，沒有回答。兩位本來對立的講者，最後竟會英雄所見略同，實在不可思議。

研討會散場後，筆者不禁覺得，台上的雖是老外，卻比任何人更確切地瞭解國情。順帶一提，主辦人為英語欠佳的內地人，準備了普通話的即時翻譯，但據筆者粗略估計，服務幾近無人使用。當然，筆者相信不是沒有內地人與會，只是他們無需翻譯而已。但由此推論，會上那些苦口婆心的提議，到底有多少被國人聽入耳朵，實在無用多說。

還可能受騙嗎？

筆者每天上下班，必然路過某楝新穎的商廈。每週，總有一兩天的清早，有一大群內地人在門外排隊，等侯上樓。驟眼看，他們的衣着、舉止、談吐等都參差不齊，又沒有導遊替他們指路，不似是跟隨遊行團觀光購物，亦不像是受僱於同一機構。在他們周圍，有數位穿西服，相信是工作人員，維持秩序；在他們的職員證上，印上相信是該機構的名字。筆者嘗試在牆內與牆外的搜尋器上翻查，都找不出半點端倪。

直至上週，一批內地人跑到銅鑼灣某商廈，一家香薰傳銷公司的總部抗議和搗亂，才知道兩者原來有密切聯繫：上述的那家機構，其實是該公司的一支銷售團隊。在國內，搞傳銷是違法的，因此公司利用中港之間的法律差異，要求所有交易都在香港完成。事件詳情，請看《蘋果日報》及《羊城晚報》的報導，不在此覆述。

稍稍看過網上有關那家公司的帖子，發現它在國內早已聲名狼藉。假使受害者所言屬實的話，整個銷售模式，形同一場龐茲騙局。當然，作為局外人的筆者，無法知悉箇中真偽；但要麼事情是在香港發生，他們大可以向警方報案，繼以循法律途徑追討。現行法例的阻嚇性是否足夠，留待專家評論好了；但筆者嘗試從別的角度作分析。

曾幾何時，香港某些不良商家，搞過「層壓式銷售」，每宗個案的細節雖有分別，但策略卻是大同小異：就是先以巨額的銷售僱金或分紅招攬會員，再而趁他們參與所謂的培訓時，游說他們簽下巨額訂單，買下轉售價值極低的產品。為求回本，他們唯有介紹其他人加盟；白一點說，就是把自己的損失轉嫁給他人。俗語有云：便宜莫貪；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任何表面過份美好的糖衣，我們都要加倍留神，提防內藏毒藥。只要大家都保持警惕，未待執法人員到來，騙徒早已因為無人上釣而絕跡。

奈何的是，在一個遍地謊言的國度，人們對分辯事物的真偽，向來都是十分馬虎。上述的那些受害者，想必當初都是誤信親友的推薦，又或者對肇事者的宣傳深信不疑，因而墮入圈套。問題是，只要你稍有好奇心，根本不難在網上找到相關的受害個案，從而引起戒心。要麼在此背景之下，上述那家機構依然客似雲來的話，我們不就是可以斷定，他們都是甘願受騙的嗎？

更糟的是，假如連最切身的金錢問題，都可以掉以輕心的話，其他如民生、經濟、以至政治等的大議題，大家還拿得出多少的能耐，去認真學習、思考與討論呢？望着眼前這批陸續被引領上樓的內地人，筆者不禁疑惑，從他們身上，是否已經反映出整個國家的命運。

一百年了，沒有長進（再寫）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國內流傳着一套名為《較量無聲》的紀錄片。據說，該片由國防大學製作，並有解放軍總政治部、總參謀部及中國社科院參與。影片批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方位對中國社會展開滲透，意圖對人民進行思想改造，籍以顛覆政治架構。為加強影響力，西方國家銳意在中國境內培育所謂的「代理人」，借他們的影響力來掌控輿論。近年國內甚至香港的種種事端，都是由西方國家幕後策動。最後，影片提醒觀眾，八十年代的蘇聯，就是因此受西方國家的影響，主動放棄冷戰思維，因而導致解體；在前車可鑑之下，國人決不可重蹈覆轍。事後，被點名為「代理人」之一，內地知名經濟學者茅於軾表示，以「一笑置之」的態度去看待此等意見。

熟悉國情的，對此等言論可謂司空見慣，特別是共軍取得政權後，採取與西方國家敵對的方針。問題是，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外交早已正常化的今時今日，此等思想還有多少市場價值呢？更糟的是，為維持本國匯率競爭力，中國不惜大舉買入美債。那些支持上述冷戰思維的人，為貫徹他們的相念，是否應該要求財政部與人民銀行，一口氣拋售手上的美債，令人民幣大幅升值，把出口商的利潤都一筆勾銷，兼而令數以億計的人失業呢？想到這裏，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固然，以上那些所謂的陰謀詭計是假是真，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但要麼你一開始，就把所以自家的問題訴之於陰謀論，那是否表示着，你連半點自省的意欲都欠奉嗎？再者，那些宣揚陰謀論的人，抬出的佐證通常都是缺乏真憑實據，外邊人一看，會覺得你的立論可信嗎？要麼你一開始就以非黑即白的態度去看待異國文化，別人會相信你是如實認識（遑論虛心學習）他方的情況嗎？動輒把稍有異議的人打成為妖魔鬼怪，別人還會相信你是心胸廣闊、開於包容嗎？更搞笑的是，他們言下那些滲透、培育代理人、思想教育等的所為，不就是他們理應最壇長的把戲嗎？言下之意，是否反證了他們技不如人呢？

筆者認為，與其把以上的信念標籤為「冷戰思維」，不如把它們跟百多年前盲目排外的義和團相提並論。早前，筆者以相同的標題行文時，曾引述資中筠先生的說話：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憑這副德性，在世間獲得是會是崇敬還是鄙視呢？

沒有被「河蟹」的一篇文

「要用開槍的方式讓一個女孩子閉嘴，這當然是懦弱，也是殘暴和專制的行為，因為無法從精神上摧毀對方。使用這樣的方式的人很多，就好像不久前在肯尼亞商場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這些人試圖用暴力迫使別人認同自己的信仰，用暴力消滅他們眼中的異教徒。這樣的事情，在宗教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太多次，即便人類發展到今天，同樣的思維，依然存在於很多人的腦中。」閭丘露薇，《面對這樣一個勇敢的女孩》

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已先後公布；事前被視為和平獎得主熱門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落選，筆者不感到意外。反而，內地知名女主播，行文介紹她的事跡，還被內地報章轉載，更令筆者感到奈人尋味。

眾所週知，巴基斯坦人向來重男輕女，盲婚啞嫁之事，即使到今時今日仍很普遍。其實，不止是馬拉拉，想必有不少當地人，都覺得這套傳統落伍兼荒謬，但礙於龐大的壓力，才會敢怒不敢言。仔細分析，壓力之所以存在，不外乎是保障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他們無法以理服人，才會用上最原始的手段，迫其他人就範。馬拉拉所做的，就是呼籲其他女子讀書，以知識與學問裝備自己，抗衡由施壓者強加給她們的枷鎖。不難想像，此等行徑立時觸動了當權者的神經，恨不得要她閉嘴。

回到女主播身處的國度，雖則面前的是無比的盛勢，但異見者所感受到的壓迫，比以往有過之無不及。人道是，為建構所謂的「和諧社會」，再些微的威脅都不容忽視；如是者，他們相繼被滋擾、恐嚇、監視、軟禁、甚至拘留，其他人都不敢伸出援手。他們跟馬拉拉，雖則身處在截然不同的環境，面對的處境卻有幾分相似。

馬拉拉遇襲後，性命危在旦夕，幸獲安排到西方國家接受治療，大致上已經康復。其後，她接連獲邀出席各種會議及講座，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許。那邊廂，那些同意接受表面上是「保外就醫」、實際是被放逐的異見者，踏足西方國家後，雖則得不到像馬拉拉那樣的禮遇，仍可成為各媒體的焦點。按女主播的國家的標準，他們都是勾結外國勢力、企圖干涉咱們內政、背後有着不可告人的企圖云云。故此，一則介紹別國爭取平等自由人仕的文章，理應逃不出當局的審查。

不管是古今中外，社會各界沒可能沒有衝突。問題是，要麼大家都相信，只要把不同的聲音都消滅，就可以化解爭議的話，眾人還會打算以才學與知識，說服其他人支持自己嗎？活在此等社會的人，民智到底是高是低呢？由此衍生出的政治體制，會是包容開放，還是專制封閉呢？大家還要再看見多少的慘案，方能醒覺到以上的思想盲點是不能迴避呢？

姑勿論女主播有否含沙射影之意，這篇沒有被「河蟹」的文章，實在太有趣了。

從「公仔箱」悟出的二三事（新版）

免費電視頻道的爭議，不僅沒有因政府宣佈「原則上同意」（要注意，這並非「正式」，未來一切仍有待當局法落）向兩家新經營商發牌而平息，而且還愈演愈烈。平心而論，當局錯失機會去宣佈一個可以贏盡掌聲、殺傷力又有限的決定，實在值得商榷。但看到坊間對落選者的熱切盼望，又感到稍為過火。

固然，本港電視業之所以變成一台獨大，政府確實責無旁貸。但作為私營機構，電視臺為求提昇收視（從而增加收入），沒可能把觀眾的口味置之不理。如是者，電視臺與觀眾之間，形成了一種互動。節目要造得出色，製作人必須要搞盡腦汁，而觀眾亦需懂得欣賞，質素才會拾級而上。反之，要麼雙方都是馬馬虎虎的話，整個行業只會陷入惡性循環。

週日時，在健吾兄的「非是簿」上，轉載了一篇留言。發帖人在酒家用餐時，在電視看到某公益團體的籌款晚會，當他對演員們被蹂躪感到厭惡之際，旁人卻勸他不如好好欣賞他們放下身段、以博取更多善款的努力。先撇開誰是誰非，類似上述的「慈善秀」，我們已不清楚看了多少年，簡而言之，內容近乎千篇一律，稍有要求的觀眾，定必被悶出鳥來。面對如斯局面，居然還可以用逆來順受的態度去接受，我們還能不相信，觀眾的口味已經僵化嗎？在這種環境下，製作人還會有誘因去推陳出新嗎？長此下去，業界還能不以為，只需繼續「食老本」，就可以胡混過關嗎？

三年前，筆者曾以相同的題目行文；時至今日，情況依舊。無疑，不管新經營商的背景如何，將來多了選擇，總是件好事。但不要忘記，在此之前，幾乎所有付費頻道的經營者，都是長期虧損，即使有足球直播作號召，亦僅夠杯水車薪。假使觀眾們都是精益求精的話，試問那種情況有可能發生嗎？

現時，坊間都把希望，放在那家未獲發牌的公司身上；這種想法是否符合實際，留待各位定斷；筆者不懷疑他的能力與熱誠，只是不敢對他期望過高而已。但闊一點看，在一個因循苟且的社會搞影視之類的創意工業，到底是可以達到平地一聲雷的效果，還是你有再好能耐，都只會是泥牛入海呢？

抑或是，我們把他看得太重要嗎？

筆者在某個網上的會計師群組，一直留意某位同行，他雖稱不上是「梁粉」或建制派的支持者，卻對泛民陣營的政客們，一向都毫不客氣。然而到了最近，他卻一反常態，表示自己實在看不過眼某些學者，僅着眼於馬斐森的國籍和語文能力，就覺得他毫無資格勝任港大校長。

校方的決定是否恰當，留待專家評價好了。先撇除政治考慮，站在港大的立場，最理想的校長人選，當然是位學歷豐厚、擅長與各界打交道、致力提升學術水平；要麼是本地人，就更加值得慶賀。但不難想像，此等人才，許多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再者，即使真的那樣幸運，人家亦未必有接任的打算。在現任校長行將卸任之際，校方無奈要在某些條件上作取捨，實在情有可原。

作為本地的頂尖學府，港大校長一職誰屬，自然廣受關注；但講到程度，確實是世間罕見。想當年，工黨貝理雅掌政時的英國，保守黨前黨魁彭定康接任牛津大學校長時，可曾見過英倫舉國上下熱切討論呢？

筆者明白，兩宗事件不能混為一談。但不管什麼院校，校長的職責是帶領學校取得更好聲譽，吸引世間賢達前來求學或任教。管他的能耐再好，對校外的影響力往往微不足道。當然，有人會反指：直接的影響也許欠奉，但一位卓越的校長，往往能啟發眾多莘莘學子，將來他們投入社會，所發揮出的力量，絕對不容忽視。問題是，單靠校長一己之力，而沒有其他條件配合的話，學校又焉能造到人才輩出、舉世讚賞呢？

其實，上述的反常現象之所以出現，原因不難理解：近年，公眾不斷慨嘆，舊時的所謂「核心價值」，開始逐步被蠶食；為求力挽狂瀾，大家把盼望都放在新任的校長身上。然而，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要麼社會內大部分人，都對現況得過且過、逆來順受的話，我們何需把萬般的希冀，投射到這位繼任人身上呢？要靠一位管理象牙塔的人去扭轉乾坤，責任是否太沉重呢？關注者對他的期望，有多少是切合實際的理想、多少僅屬一廂情願的幻想呢？

是他的能力備受質疑嗎？是遴選機制出了問題？抑或是，出問題的其實是整個社會呢？

二十一世紀的夷夏之辨（再寫）

今年內地的十一黃金週，適逢《旅遊法》正式落實，不少海內外的媒體，都有作相關報導。綜合它們所見，可以用「好壞參半」一詞概括：旅行社今後不能再強迫團員在指定地點購物，無疑是項德政；但它亦同時規範旅客的行為，禁止他們「作出不文明行為」，卻因為沒有界定執法權誰屬，被指形同虛設。

近年，隨着國人收入增加，出國旅遊的機會亦不斷提高。但當中某些劣行，例如塗污旅遊設施、在公眾地方隨便喧嘩、甚至當街讓小童便溺等，卻嚴重影響國人在海外的形象。問題是，以法律去解決，成效又會是怎樣呢？

回想從前，每逢出國，父執輩們總會贈予我們八字真言：入境問禁、入鄉隨俗；先瞭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再嘗試打開溝通的大門，讓對方覺得自己受到尊重。但畢竟，旅行是項花費不菲的活動，當有經濟實力的人，到訪較為落後的地方時，難免會對諸多事情都覺得看不順眼；更會有少數人覺得，既然咱們付鈔到來，你們好應該將就一下咱們。如是者，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對彼邦的人產生歧視，更遑論跟他們交流。

也許，某些人會這樣說：所謂人生路不熟，在異地與當地人保持距離，實屬情有可原。然而在今天，隨着旅遊資訊的質與量逐步提升，要事先作準備已不再是難事。但要麼你一開始就，沒打算認識異國之人與事的話，即使有再優質的材料，亦是無用武之地。的確，世間大概只有中國旅客，會在跑到外地之後依然堅持要吃唐餐。更甚的是，海內外媒體對內地旅客的負面報導，大部分都是皆因他們把自己家裏某些所為，在異地一五一十做出來，完全沒顧及旁人的觀感。由此評估，此等人對異國文化的興趣是濃是淡，可謂不言而喻。

闊一點看，上述的現象，是否引證了來到今時今日，國人在骨子裏仍然存在「夷夏之辨」的天朝心態？單靠法律去阻止，效果會是一針見血還是事倍功半呢？

「小學雞」社會

「曾經有一種很變態且惡毒的想法：希望有一個像０５橫掃美國的颶風卡特里娜，或是０９年蹂躪台灣的颱風莫拉克，能到維多利亞港走一趟，給一眾把打風等同放假的香港人，狠狠地摑下一記耳光。然而卻又擔心，背後付出的代價，是我們那狹小脆弱的肩頭，無法擔當。天兔，到底應感謝你，還是要怪責你對那些不識死、把星光行外弄得比維園花市更熱鬧的香港人，那麼寬容？」引自撒拉夫的博客，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

中秋佳節，適逢颱風「玉兔」前來「到賀」。人道是，這是今年全球威力最強的颱風，加上預測路徑跟當年的溫黛與荷貝相近，全城上下都不敢怠慢，嚴陣以待。結果，雖則八號風球高懸，但城內的風力和雨勢都比預計弱。天文台的決定，又一次備受質疑。

然而，在全球眾多地方裏，也許唯獨是活在香港的人，每當颱風吹襲時，不單無需即時回家戒備，還可以趁機約朋友看戲、吃飯、打麻將等等。跟其他地方相比，這確實是種福氣，不應視作為理所當然。不管颱風威力是強是弱，對大部份人的生活肯定構成不便；因此，在理想的情況下，打風的次數愈少愈好。

奈何的是，在這個偽國際都會裏，有不少人僅着眼於颱風帶來的非常規假期，因而恨不得有多點風暴襲港。最近，在網上廣泛流傳一套電視新聞的截圖，受訪的相信是小學或初中生；他們在颱風期間接受街訪，表示除了十號風球之外，更渴望有龍捲風、黑色暴兩等的惡劣天氣。眾所周知，他們渴望的不外乎一天半天的休假，讓自己可以暫時放低學業、盡情玩耍而已。

此等心態，用時下一句潮語「小學雞」形容，最為貼切。簡而言之，他們但凡遭到問題時，只從自己的利益着想，不顧及客觀的實際情況，更遑論理會他人的觀感。可以想像，要他們主動多角度分析，探究事物的因由和真相，抑或嘗試易地而處，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誠意，幾乎是天方夜譚。

帶着以上發現，再看日前某中央命官，對香港實行的「限奶令」大動肝火，大家不難意識到，上述的「小學雞」心態，已經擴散到什麼程度。問題是，在一個「小學雞」佔多數的社會，公眾間一旦有異議，為求令更多人支持自己，各方靠的會是理性討論、尋求共識，還是只能訴之於最原始的手段，用盡威迫與利誘來攏絡人心呢？由此衍生出的政治體制，會是趨向自由、開放與包容，抑或是專橫、封閉與排他呢？

更糟的是，要麼連這個已相對見識廣博的都市亦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豈非更不堪設想？憑這種德性跑到海外，獲得的會是尊崇還是鄙視呢？

當「和理非非」被嘲笑時

恕筆者愚昧，自己到了近來，才知道泛民陣營中某政黨，被某些人（特別是年輕的）以「和理非非」一詞揶揄；所謂「和理非非」，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簡稱。固然，該黨在爭取民主上是否稱職，大家可以各有說法；反而，那些把「和理非非」視為貶義的人，更值得正視。

要速成某些變革，我們不外乎採取兩種方法：一是透過游說，在各方心悅誠服之下，取得最大共識；一是某方充當至高的領導者，指令他人遵從自己的指示。上述那班人對「和理非非」的取態，幾乎肯定他們覺得前者是沒可能的。至於後者，則是因人而異：有的果真相信，自己那一套無出其右，你照單全收的就是盟友，稍有異議的話，就唯有各走各路。其餘的，就是俗稱的為反而反，只求打擊對手、抬高自己而已；白一點說，就是毫無建樹。

相比之下，他們至為仇視的那群建制中人，很明顯是深信並奉行後者的。來到這裏，試想像以下的比喻：假如面前有火災，即使沒有水，你亦不會用火去撲滅它。換言之，要解決當前的問題，你大概不會用上跟它本質一樣的方法。諷刺的是當下所見，某些反建制人仕，居然用上建制打壓異見者的口吻與手法，來批評甚至攻擊所謂的「和理非非」。驟眼看，他們豈不是認為，火是可以用來救火嗎？至於那些嘲笑「和理非非」的人，雖則未至於在旁煽風點火，但也豈不是在無意之間成為幫兇嗎？

平心而論，那些「和理非非」陣營中人的表現是好是壞，確實值得商榷。但撇除這點，他們背後的信念，不是跟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等和平倡議者的主張同出一轍嗎？要麼某個社會裏不論是當權者還是反對者，都認為變革與和平是水火不容的話，它最終能夠帶給世界的，會是希望與歡欣、還是傷痛與怨恨呢？可以選擇的話，你會渴望在此等社會終老嗎？

日漸盛行的單邊主義－記「九一一」十二週年

香港各院校新學年伊始，接連爆出教員處分行為差劣的新生，引來諸多議論。坊間普遍認為，指此等行徑過於嚴苛，有損學生專嚴。但冰封三尺非一天之寒，要麼不是近年學生愈來愈不懂自重，教員根本沒打算花時間去管束他們。如是者，雙方陷入惡性循環，彼此愈見疏離。

再講誰是誰非，筆者已覺得於事無補。但歸根究底，事情弄得如斯田地，都是一方目中無人，完全忽視另一方對自己的觀感，彼此關係才逐步被摧殘。要化解僵局，兩方都必需互相尊重與體恤，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誠意，才可有機會破冰。

奈何的是，環觀四周，不同階層的人要對話，變得愈來愈艱巨。先說近的，什麼中港矛盾、業主與蝸居族的衝突、建制與泛民陣間的撕裂與內鬥，鬧過不停。跑出香港，看看各大民主國家，不難察覺到，要凝聚共識變得愈來愈艱巨（年初時，筆者談及的美國財政懸崖，是個好例子）；另一邊廂，面對浪接浪的示威與抗議，當權者頻頻需要維穩甚至鎮壓，疲於奔命。再到外交舞台，最近愈演愈烈的敘利亞危機，已淪為列強互相角力的戰場；可憐當地平民，時刻受戰火威脅，孤立無援，前路茫茫。

以上列舉的事例，雖然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但背後的意義，卻是同出一轍，就是大家都愈來愈趨向各說各話，懶理他人所想；簡而言之，就是「單邊主義」。記憶所及，這是在「九一一」恐襲過後，美英兩國不顧盟友反對，一意孤行所謂的反恐戰事，繼而衍生的詞彙。諷刺的是，對潛在恐襲者發動攻擊，與對他們施行恐怖主義無異；白一點說，就是抱薪救火，不單無法根治問題，還往往令西方國家在這些人的形象大打折扣，效果適得其反（三年前，筆者已就相關議題行文，不再複述）。

記不起哪個時侯，看過一部關於人腦構造的記錄片或文章。原來人腦的某個部分，給予一種其他動物少有的能力，就是感應或體會別人的感受。作者還指出，愈有智慧的人，他的這種能力亦愈高。想到這裏，再回頭看這個單邊主義日益盛行的世界，筆者頓時感到啼笑皆非。俗語云：劣幣驅逐良幣，筆者不禁懷疑，人類是否已漸漸踏入退化之路。

由「黑哨」看「中國夢」

兩星期前，筆者借林丹與李宗偉對決的一幕，指出不論運動員的級數如何，定必要「在公平的環境下，憑超卓技術與毅力獲勝，才是實至名歸。」言猶在耳之際，剛剛在遼寧省揭幕的全國運動會，發生懷疑黑哨事件：男子七人欖球決賽，由香港隊對山東隊；前者在領先五分之際，在臨完場前兩分鐘竟然被吹罰八次，令後者可以後來居上奪金。至於女子決賽，由北京隊對山東隊，前者在上下半場分別被判兩張黃牌，深深不忿之下，決定消極作賽，任由後者達陣，結果以０比７１大敗。

熟悉「國情」的，對以上事件應該不會感到陌生。近十多年來，國內足球由球會班主、裁判至球員密謀造假之聲，可謂此起彼落。近年國足成績之所以劣績斑斑，不能說與此沒有關係。

能夠在頂級賽事中力壓群雄奪標，無疑是每個運動員的最大夢想。要成真，不管你實力高低，都要遵守相同的規則。試想想，假使比賽規則，分明是優待某些選手的話，其他參賽者的夢想，勢必被徹底粉碎。

離開體壇，回歸現實；今時今日，「中國夢」之聲響遍神州大地。無可否認，隨着經濟質實力不斷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亦日漸提升。但獲取任何東西，總要付出代價；國人常掛在嘴邊的，是所謂的「國進民退」。這個現象，實在不難理解：整套遊戲規則，都是替少數特定企業度身訂造；久而久之，它們把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都牢牢控制。反之，那些有雄心與實力，打算循正規的新來者，要麼不主動走出去打關係，將來不但會處處碰壁，還隨時被政府各部門以各種籍口查三查四，要你知難而退。漸漸地，眾人的心裏，都深信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才是王道，由此衍生的問題，實在多不勝數。

人道是，新領袖班子上台後，銳意改變以上的情況。但恕筆者直言，要一個壟斷所有政治議題的組織去搞反壟斷，將會是事半功倍還是事倍功半，實在無用多言。當大家都認為，實現自己的夢，是可以把別人的夢任意踐踏的話，未來呈現世人眼前的「中國夢」，到底是個充滿生機與希望的人問樂土，還是個可以肆意爾虞我詐的修羅場，明眼人想必十分清楚。

不重視新聞工作的社會，會是怎麼樣？（再寫）

「為什麽政府出手整治網絡言論的效果總是適得其反：一個社會的言論越不自由，政府公信力越差，謠言越多。當然，更不用說這樣的政府透明度低，公權濫用的機會多，其中包括封鎖新聞、掩蓋真相的權力，而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不少小道『謠言』真的成了『遙遠的預言』。」【北京大學憲法學　張千帆教授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對於像筆者那樣，不時留意日本入門網站的人來說，不難察覺到近日華語媒體引述自所謂「日本新聞網」 （域名 ribenxinwen.com，有別於東京電視臺旗下的 Japan News Network）的報導，跟日本國內的焦點新聞有很大出入。後來，有人在報紙投稿，指出那個沒有提供日語新聞的網站，並非由當地媒體主理。再看維基百科的記載，說該網站的負責人，是一位名為徐靜波的中國記者（與透過 whois 功能得出的域名登記資料大致脗合）。新聞工作者在未經查證下，就以為該網反映日本社會的實況，公信力又一次備受質疑。

奈何的是，華語媒體誤報新聞，在這個互聯網近乎無遠弗屆的年代，依然屢見不鮮。最新一宗，是內地官媒把色情影片的截圖，當成是外國死囚行刑實錄，製作新聞圖輯。在網上討論，有人揶揄官媒記者可以名正言順，一邊工作一邊看Ａ片，簡直是份夢寐以求的優差。

在言論沒有自由的國度，新聞向來只被視為宣傳工具，消息是真是假，人們都不敢去過問。但來到有新聞自由的地方，情況又有否改善呢？先看臺灣，電視台的新聞報導，花邊趣聞、飲食娛樂等的資訊，佔了不少篇幅，令局外人覺得，正經的家國大事都是乏人問津。至於香港，撇除政治取態的因素，在讀者收入不斷萎縮之下，新聞從業員的待遇自然首當其衝。兩年前，記協揭發有同業的薪酬，竟然低於法定工資保障的水平，實在聞者心酸。不難想像，新聞質量勢必受到衝擊。

昔日，筆者借坊間對某「新聞之花」辭任主播的討論，指出大眾對新聞質量，向來都是不甚講究。昔日的觀察，來到今天仍然適用；由此推斷，即使有新聞自由，眾人都不懂好好運用。闊一點看，新聞的價值，在於向公眾展現社會真實的一面；要麼在這方面，大家都可以馬馬虎虎的話，在其他的範疇，取態亦會類近。在這種氛圍下，人們在遇到似是而非的事情，還會去鍥而不捨地尋求真相嗎？缺乏這股決心的人，還會有能耐去運用智慧，把謠言或謊言撕破嗎？活在此等氛圍的人，還會花時間去認真地思辯，打好做學問的根基嗎？

把以上的見解，套用到張教授的發現，筆者不禁慨嘆，未待統治者的有形之手，大眾其實早已棄械投降。白一點說，一群不肯面對真相的人，到頭來只會活在虛妄與浮跨之中。所謂一葉知秋，憑這副德性去追求所謂的「中國夢」，到底最後會變成什麼，明眼人定必心裏有數吧。

他的風度，為何別處看不見？

世界羽毛球錦標賽，日前在廣州舉行。男單決賽，又見林丹與李宗偉正面交鋒。李宗偉先取第一盤，其後林丹追回第二盤。來到決勝時，由於上場比賽在苦戰下方能晉級，李宗偉開始出現疲態；到了尾段，大腿更開始抽筋，連站立也感到困難。此時，縱使林丹已經奪標在即，也走過對面半場問侯這位老對手；最後，李宗偉無奈宣佈退出，繼以被工作人員抬上擔架，離開球場。那邊廂，林丹雖則成功衛冕，但面上的喜悅沒有像去年奧運摘金那般強烈。

兩位頂尖的對手，可謂不相伯仲；能夠在寸土必爭的大賽中擊敗對手，固然雀躍萬分。反之，要麼對手在場上未能傾盡全力，無奈把獎牌拱手相讓的話，雖未至於勝之不武，亦總會感到美中不足。對於以爭標為首要任務的職業選手來說，確實有點吊詭。

但畢竟，對他們而言，場內誰勝誰負固然重要，但他們都清楚，觀眾更期待自己全力以赴，積極拼搏。在公平的環境下，憑超卓技術與毅力獲勝，才是實至名歸。相反，要麼一開始，某方已經贏在起跑線（譬如使用禁藥、獲得特殊待遇等），或向對手作不君子行為，企圖影響他的發揮等，觀眾難免會覺得，比賽已失去了本來的意義，繼而紛紛離場。簡而言之，競賽的過程，比結果更受人重視。

以上的信念，驅使各體育總會在制訂運動員守則時，都把維護體育精神視為重任。無需訴之於在什麼道德高地，單循商業角度也不難瞭解它的價值：運動項目是否受歡迎，取決於它對公眾的吸引力；站在觀眾的角度，一場勢均力敵的賽事，肯定比一場強弱懸殊的更值得花錢與時間看。如是者，賽事的主辦者絕對有誘因，確保比賽適當地緊湊。在這種環境下，選手自然有更大的決心去精益才精，當愈多人這樣做，賽事的整體質素亦能獲得提升。

反過來想，假使某人在獲勝後，隨即宣佈以後再沒有比賽，把後來者的爭標機會都搶走；又或者用盡旁門左道，把有能力挑戰自己的對手趕出賽場，你又會怎樣看待他呢？當然，在運動場上，這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奈何的是，在某些其他的競爭領域，確實有不少人為求自身利益，在站上之後，恨不得把潛在的競爭者趕盡殺絕。試想想，競爭一旦消失，技術的磨練已變得不必要；屆時，局內人的水平與質素會是上昇還是下降，可謂心照不宣。

環觀四周，心存以上想法的到底是何許人，無需筆者多言，相信各位都心裏有數吧。想看到他們展現出「超級丹」的風度，簡直是癡人說夢。說穿了，活在此等社會的人，向來都沒膽量跟對手堂堂正正地比試。外間那些真金不怕洪爐火的高手，會對他們予以崇敬還是鄙視，實在不言而喻。

當「通識」僅是為眼前需要

飲譽香港學術界的呂大樂教授，最近獲邀亮相電視節目，論盡時下「怪獸家長」、「港孩」等的教育怪現象。期間他透露，自己在大學除了任教主科之外，亦曾在通識部開辦一個以體育文化為主題的課程。他本應以為，既然不少年輕人喜歡看體育直播，或多或少會對譬如英超何以譽滿全球、倫敦如何形營造溫布頓效應等的題目感到好奇。奈何的是，有列席的學生反問教授，上了他的課，對自己的學業成績有啥好處。教授唯有語重心長地解釋，益處固然沒法即時兌現；但假以時日，你有機會跟老闆或生意夥伴一起看球賽的話，要麼你瞭解的比別人都多，別人定必會對你另眼相看。

上述的情況，在這個偽國際都會並非什麼新鮮事。先個月，中學文憑「放榜」，記者採訪某位女「狀元」【題外話：在科舉制度已被廢除一個多世紀的今日，坊間居然沿用相關的詞彙，到底大家的骨子裏是與時並進還是因循守舊，實在無用多說】。被問到考通識科的心得時，她說「每天讀報，從多角度分析時事」；然而，記者再問她近日鬧烘烘的「佔領中環」時，她卻說自己不瞭解事件，無法評論。姑勿論她是否刻意避開敏感話題，整件事給公眾的印象就是，通識科當初標榜的什麼擴闊視野、批評思維等等的理想，不過是大家用來沽名釣譽的把戲；考試完畢、交出試卷之後，一切學過的東西，都被遺留在試場裏。

以上的事例，呂教授歸咎於港人過於急功近利、只着眼於即時效益所致。這種見解，確實無用置疑；但筆者嘗試從另一角度，作更深入的探討。上述兩位當事人眼前要面對的，同樣是學業上的需要，假若不迅速應對，隨時危及事業前途。換言之，他們之所以跳出框框，涉足主科以外的知識，完全是出於被動的。教授言下的現象，就是由這種風氣逐漸形成了。

闊一點看，一個對汲取知識如此消極的社會，人們的眼界會是遠大還是淺窄，可謂不言而喻。要促成變革，靠的會是理性討論分析、發掘箇中的危與機、從而令各方心悅誠服，還是向異見者施展威逼或利誘，務求令對方向自己屈服，實在無用多說。屆時，社會將會趨向開放、自由、包容，還是封閉、專制、排他，已是呼之欲出。此等社會對外人的吸引力到底是強是弱，大家都心裏有數吧。

平心而論，要麼連現時這股「偽通識」風氣都欠奉的話，情況可能會更壞。然而，當像呂教授那般具真才實學的人的努力，都被莘莘學子忽視的話，也許假以時日，無需等待某些勢力的有型之手，這裏將會循一個令我們擔憂的方向，與北方那邊融合。

當「歷史」淪為工具

「政府與政黨高層缺乏歷史感與認知，簡直令我感到憤慨。缺乏思考的人，最好不要再玩弄憲法了。」年屆七十二的動畫大師宮崎駿，在新作《起風了（風立ちぬ）》上畫兼參議院選舉在即之際行文，對執政的自民黨打算修改戰後憲法，有以上的觀點。

這齣以零式戰鬥機設計師堀越二郎為主角的動畫，適逢在紀念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期間公映，可謂別具意義。每年到了盛夏，東亞各國總會弄得鬧烘烘，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唇槍舌劍一番。三年前，旅居日本二十多年的英國每日電訊報 (The Daily Telegraph) 記者 Julian Ryall，訪問當地一個名為「向世界宣揚史實會 (Society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的責任人茂木弘道。該會會員先後撰寫文獻，堅稱盧溝橋事變是由中方首先挑起、南京屠殺是由共產黨捏造的宣傳技倆、美國蓄意誘使日本攻擊珍珠港等等。最後，茂木說：「每個國家，都有權循自己的方針解讀歷史。皆因日本戰敗，世人才把責任強加上我們身上。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要透過展示個別的事例，挑戰坊間的常識。」

以上的言論有否曲解史實，各人總會有自己的觀點；反而，筆者覺得最為關鍵的，是背後一套「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邏輯：在他們眼中，「歷史」不過是彰顯自己名正言順、兼而鞏固統治地位的器具，只要有本事擊倒對手，一切是非黑白都會由我定斷，別人認為是曲的東西，我也可說成是直的，被征服者根本無從反抗。如是者，史書上寫的是真是假，根本不會有人關心，更遑論致力還元與保存歷史真相，好讓後世人學習並汲取教訓。

從以上的發現，我們不難推論，當某個社會的人愈是傾向以「歷史」來榮耀自己的話，處於弱勢的一群，輕則被冷落，重則被欺壓，總言之，就是被否定。更甚的是，要麼弱者自覺翻身無望的話，他們難免會漸漸相信，只要稍有機會扭轉局面的話，再骯髒的手段都可以用上。屆時，一切對自由、正義、平等之類的追求，都被迫要靠邊站。外間對這個社會將會是敬重還是鄙視，實在不言而喻。

回想八年前，時任德國聯邦議會議長的蒂爾澤 (Wolfgang Thiese)，獲邀在北京的中央黨校演講。台下問他，如何看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對發動戰爭深感懺悔。他不單婉拒了譴責日本的請求，還語重深長地指出，任何國家在要求別國反省之前，最好先以身作則、樹立榜樣，才能獲得更多人信服；要麼對方依然一意孤行的話，就只會遭到世人白眼。據說，此言一出，席間立即有人感到不爽。此等人的嘴臉，跟上述日本右翼人仕作個對照，到底是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明眼人定必心裏有數。

當專業無法再「專業」時

細閱近日有關陳茂波事件的爭論，筆者不禁概嘆，自己是個不合格的會計師。猶記得，在大學主修會計時，筆者考得最差的主科，是商業法律與公司法（特別是後者，幾乎要重讀），皆因要牢記一大堆案例，再把它們適當運用在手頭的個案上；對筆者而言，這些都是苦差。今次事件，當事人是對是錯，你不得不從法律的角度，拆解交易的各項細節，再剖析它們會否有違法之嫌。這種分析，需要對相關的法規有深入的認識；筆者在久疏戰陣下，在熱烈的討論中竟然無言以對，實在倍感汗顏。

以上的行徑，坊間一般稱之為「專業精神」：憑着豐富的知識與經驗來分析與判斷事件、繼而找出解決方案。過程當中，儘可能保持獨立客觀、懂得權衡輕重、以事實為依歸、對事不對人、不畏於發現與透露真相。這樣，外人才會覺得你不偏不倚，值得信任，放心把一些難題交由你處理。上述的特質，在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等的業界守則內都可以找得到，因為他們都清楚，這就是整個行業賴以為生的重要基礎。

今次事件，當事人是對是錯，日後自有定斷。但奈何的是，某些所謂的專業人士，用以偏蓋全的手法來混淆視聽，企圖顛倒是非黑白；到有人站出來指正時，又再會有反對者跑出來，質疑其另有圖謀、居心可測。白一點說，此等討論已愈趨主觀，為的已不再是尋找真相，而是要赤裸裸地打擊對手。這跟上述的那份「專業精神」，實在差天共地。

上述現象，公眾普遍會以「政治化」一詞來形容：分析問題時，總是先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要麼形勢有利於對方的話，即使無法抬高自己，亦要用盡方法貶低他們。在如斯環境下，一切專門的技術與知識，都只會淪為打擊異見者的武器（甚至是刑具）；活在此等社會的人，再不會把追求真才實學加以重視。繼續沿這個方向走，專業界別的公信力還可剩下多少，各位都心裏有數吧。

平分而論，對同一件事各執一詞兼而互不相讓，無論古今中外都時有所聞；現時的情況，又未至於十分惡劣。但當愈來愈多的議題，都變成由政治先決的話，一切所謂的專業精神，都只會被忽略甚至冷落。屆時，社會將巡着進步還是退步之路前行，實在不言而喻。

仍未完全過氣的 J-POP（續篇）

上篇拙文，引述過麻生香太郎的《誰能拯救 J-POP》一書。他認為，J-POP 衰落的另一原因，是樂隊「シャ乱Q」的主音つんく：1997 年，他參與東京電視台的「真人秀」節目 ASAYAN，籍着舉辦歌唱大賽發掘新人。當時勝出的，是平家充代（平家みちよ，後因健康欠佳而淡出樂壇）；至於某些表現突出的落敗者，後來獲つんく招攬，成立了「モーニング娘。（早安少女組）」。繼後數年，她們幾乎橫掃整個娛樂圈，而つんく亦因為要全力做監製，在 2000 年暫停了「シャ乱Q」的活動。到了 2004 年，她們盛極而衰，而 J-POP 亦隨之而走下坡。

筆者即管以 2000 年，作為「J-POP 黃金時代」的分水嶺，尋找在該時段之後，一些值得注視的樂人。

	（１）家入レオ：看過她亮相電視的話，你未必敢相信，她今年才從高校畢業。在鏡頭前，她澎湃得來又能收放自如，聲線清楚有力，表現雖不算出眾，卻給人一種什麼都恰到好處的感覺。絢香與眾多「高登仔」至愛的 YUI，是她在「音楽塾ヴォイス」的師姐，走的路線亦頗近似。
	（２）NICO Touches the Wall：今年，一眾新生代搖滾樂團都推出專輯。當中表現較全面的，是這隊四人組合。所謂全面，是不能一味只靠轟快歌來激發聽眾情緒。專輯《Shout to the Walls!》內收錄的單曲《夢１号》，是首不俗的中板歌。 【P.S. 隨便評評其他的組合：9mm Parabellum Bullet，以強勁節奏為主打，仍需點磨練；One OK Rock、[champagne] 與 MAN WITH A MISSION，略嫌他們的歌詞內太多英語，失去了 J-POP 的特質。】
	（３） back number：另一支矚目的搖滾樂隊，是這支三人組。據主音清水依與吏透露，他在中學時代心儀過一個女同學，但她卻喜歡另一位搞樂團的男生。清水心想，要麼自己也組織一支更好的樂團，說不定她會回心轉意；就這樣，back number 就誕生了。也許因為這個背景，令他們的歌曲往往以失戀為題。今年這首《高嶺の花子さん》，MV 在臺灣拍攝，起首的結他部份令人印像難忘。
	（４）May J.：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伊朗人（跟 Texas Rangers 的投手 Yu Dervish 剛好相反），單看相貌，你可能以為她是模特兒。自小學習聲樂，宇多田光是高她五屆的學姊，2006 年出道，被譽為擁有天使般的歌聲。因早前參與電視節目中的卡拉ＯＫ環節時表現超水準，徇眾要求下推出這張翻唱歌專輯。當中，她選了學姊的首本名作《First Love》，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另一佳作，是一青窈的《ハナミズキ》。把此專輯當作發燒天碟來欣賞，亦未嘗不可。
	（５）サカナクション：絕對是今年至為熱切期待的組合。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年初到 SMAP x SMAP 演出新曲《ミュージック》時，音樂與燈光互相配合，效果一流。單單聽他們的音樂，不足以領略他們的實力。
	（６） 加藤ミリヤ×清水翔太：世間大概只有華語樂壇，才會大量充斥着針對唱Ｋ一族的男女合唱歌；反之，在卡拉ＯＫ文化發源地的日本，這類歌確實不多。近年的異例，是這兩位Ｒ＆Ｂ歌手。2009 年共同推出單曲《Love Forever》，在網上音樂平台極受歡迎；之後，他們幾乎每年合作一次。今年推出這張《Love Story》，水準亦不俗。
	（７） SCANDAL：INDIES 年代已來過香港獻技，因此港人對她們早已不陌生。三月在老家大阪舉行首次動員過萬人的表演後，推出這張單曲《会わないつもりの、元気でね（我們不會再見的，保重了）》。歌詞故事性十足：一男一女在過路口分手，女的心情仍在掙扎之時，男的已率先在綠燈時起行，並揮着手說保重。以上內容，令人回想起前輩 Princess Princess 當年的名作《M》。順帶一提，全女子搖滾組合，在西方十分罕有，但在日本卻不是新鮮事；近年另一隊較活躍的，是「チャットモンチー（Chatmonchy）」。
	（番外編）Luhica：因首張單曲《独り言花（獨言花）》成為護髮產品的廣告歌而成名。現時仍是高校生，當日在老師的鼓勵下參與試音大賽，意外地合格。最終垂青她的，竟然是在樂壇近乎呼風喚雨的秋元康；他說，聽過數百段試音聲帶，唯獨她的歌聲令人一聽難忘。但有趣的是，兩人至今只有聲音上的交流，仍未曾正式會面。近日，有關廣告亦在香港播出，但配上的是英語歌詞，感覺略為失色。畢竟她仍在求學，日後會否全心進軍樂壇仍屬未知數，因此未計入筆者的推薦名單。

今年，「シャ乱Q」宣稱為紀念結成二十五周年而復合；但恕筆者武斷，今次幾乎是つんく正式向秋元康俯首稱臣的舉動。

仍未完全過氣的 J-POP

「毫無疑問，今時今日的 K-POP 是完勝 J-POP吧！」某位年輕同事在午飯期間，談起月初在啟德舉行的《香港巨蛋音樂節》時，有這樣的一句。他是位 K-POP 的粉絲，對未能購票參與盛會仍然耿耿於懷。筆者問他：K-POP 有什麼誘人之處。型男索女多的是，個個都能歌善舞，即使不懂韓語，光看賣相也夠吧，他答道。筆者心想：這樣說，你追求的，不過是 eye candy（範指視覺上極度吸引的東西），而非好音樂吧。

的確，近年韓國音樂積極向海外發展，風頭漸漸蓋過全球第二大音樂市場的日本；不少港人耳熟能詳的韓星，在日本都可以賣個滿堂紅。筆者偶爾在週日下午，看過韓國音樂的電視節目，發覺雖然製作悅目、演出精彩，但絕大部分登場的，都是跳舞組合或偶像歌手，彼此的風格，雖非千篇一律，亦可謂大同小異。看得久，難免覺得有點乏味。當然，具名氣或高質素的搖滾樂團、唱作人甚至獨立音樂人，當地亦有不少，只是未為我們所知而已。

另一邊廂的 J-POP，二十年前創造過一段黃金時代，受歡迎的單曲與專輯，動輒銷量過百萬。但來到今天，除了已經淪為「搖錢樹」的 AKB48 之外，再無人做到昔日的佳績（連 Johnny’s 旗下 SMAP、嵐等的藝人也做不到，實在費解）。此消彼長之下，J-POP 是否已變得一文不值呢？

年初，日本的資深音樂人麻生香太郎，出了一本名為《誰能拯救 J-POP》的書，頗受矚目。麻生把 J-POP 的積弱，歸咎於幾個因素；當中排第一的，是 SONY 為求保住 WALKMAN 產品的銷量，遲遲不把旗下 SONY MUSIC 的出品，放上蘋果的 iTunes 發售，錯失了擴展銷售渠道的機會。其次，是簡稱 JASRAC 的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對收取歌曲的二次使用費過份執着（舉個例，各大網上歌詞庫，是不容許用戶把歌詞從電腦抄下來；這種安排，可謂日本獨有）。其餘的，還有「韓流」與智能手機之興起、壓縮技術的進步等等。歸納以上的發現，是各大唱片商未能在這個無需購入實體 CD 或 DVD 就能欣賞音樂的年代，作適當部署所致。

麻生作為業內人仕，自然傾向從商業角度看問題。但單單以銷量下滑，就認為 J-POP 無藥可救，未必過於武斷。正如筆者兩年前的拙文《日本的另類衰退》所言，日本不少樂人，已著手向海外發展（現已不僅限於搖滾組合），而且成績不俗，只是未如韓國的那樣進取而已。反過來說，筆者同事的見解，似乎更加反映了，坊間對音樂的認識依然膚淺，不難想像，口味自然十分狹窄。

純以質素而論的話，經歷過 J-POP 光輝歲月的筆者，近大半年涉獵了不少「後黃金時代」的音樂人，發覺他們的水平並無明顯下滑。下篇文章，筆者將略略挑選一些出色的給各位。

「退縮主義」在香港（下）

近年，在書局的暢銷書一欄裏，多了一類新的書種，就是投考各類公務員職員的秘訣心得、模擬試題、面試須知等的指南。雖則此現象，在國內、臺灣甚至日本等地早已出現；但這類書籍之所以受歡迎，或多或少反映港人對求職就業的取態。

小時候，聽過這樣的俗語：若要生活好，嫁個消防佬。的確，在大部份人心目中，公務員薪高粮準，是一份夢寐以求的優差。那些年，職場的空缺不多，有這種心態無可口非。但時移世易，香港現時的失業率，幾乎是全球主要城市中最低，在這個幾乎衣食無憂的時代，竟然仍有人熱衷於尋找所謂的「鐵飯碗」，實在值得深思。

仔細點看，不難理解到坊間覺得，「鐵飯碗」有什麼吸引之處：首先，是易請難送，除非你涉及刑事責任或嚴重失職，否則管你表現再差、效率再低，上司也很難奈你的何。其次，部門作為法定機關，向來只有別人賣你的賬，無需自己去討好對方。最後，當然是「樹大好遮蔭」，管外面風雨飄搖，對自己的職位也毫無影響。

筆者無意籍以上的發現作任何抨擊，只是想從這些特質，帶出一種行為傾向：在選擇就業時，眾人都寧可安落地留在溫室內，也不打算流點兒血汗，跑出去打拼。在一個受保護的環境裏，尋求上進的誘因與決心將會日漸消失，不難想像，人的競爭力亦隨之下滑。跟上篇拙文引述林行止先生所言作個比對，原來在香港呈現「退縮主義」的，並非只局限在俗稱「富二代」的階層。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到最後，不管是窮是富，都只懂坐食山崩，令這裏淪為一個對世間無關痛癢的地方。

當然，現時的情況，未至於像全國十分一勞動人口是公務員的希臘那般嚴峻。但我們繼續活像伊索寓言中的兔子那樣，滿以為自已坐擁種種優勢就鬆懈起來的話，原先被大幅拋離的烏龜，遲早會以令你意想不到的速度迎頭趕上。

「退縮主義」在香港（上）

基於對後輩的愛，為免他們多勞少得，缺乏世界視野、保守因循的第一代發展商，因此不會鼓勵後代去從事邊際利潤較低的行業，他們的後代看在眼裏，物業以外行業哪會看得上眼，用大力去經營一些回報遠遠低於合法賣發水樓的生意，精明之士又豈願為之？……結果掌握最多經濟資源最優人力資源的香港商界精英的後代，除了物業發展（包括「回國投資地產」），寧可學飲紅酒吸雪茄，什麼都不想做；多年下來，「不願」變成「不會」，這正是香港商業競爭力大不如前的底因！（《林行止專欄》，刊於《信報》，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

在這個偽國際都會，由「獅子山下」的年代起，港人但凡累積到少許財富，總有打算染指房產市場。這股強勁的剛性需求，除了令房價有實質支持之外，亦令連帶的各行各業受惠，推進經濟運行。今時今日，你隨便找一份報紙，總會找到一兩則本地樓市的消息；此外，要查詢各屋苑的成交詳情、最新估值、價格走勢等的資訊，簡直易如反掌。恕筆者孤陋寡聞，上述的現象，確是世間罕見。

買房的目的，不外乎自住、收租或轉售套利。前者雖涉及財富管理的考慮，但歸根究底都是一種消費；至於後兩者，則肯定是投資。任何投資，都是風險與回報之間的博弈。民間智慧有云，有「磚頭」在手，即使外面風大雨大，都有一筆穩定的租金收入旁身。從這個角度看，港人之所以投資房產，大多出於避險的考慮。引伸以上發現，我們不難推斷，大部份港人的投資取態，都是覺得只要有實質的資產在手，回報怎樣也在所不計。

然而，無論古今，總會有某些不安於因循苟且的人，渴望開創事業。要麼本錢不足的話，大可以透過舉債，甚至邀請創投基金入股，讓彼此各取所需、互惠互利。要成就一盤新的生意，創業者與出資者都要獨具慧眼，發掘合適的機會，在準確地盤算成功的機會後，再運用相關的技術與知識放膽投入資源、時間與人力，讓它能開花結果。簡而言之，靠的是非凡的智慧。換句話說，某個社會愈專重智慧，有創業決心的人便愈多；肯嘗試的人愈多，該地的經濟自然愈見繁榮。上述那套「買樓收租」的經營模式與之相比，可謂高下立見。

帶着以上的觀察，再看「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先生近日所言，我們不難推斷，真正危害香港競爭力的，是一股甘於畫地為牢、繼續守株待兔，不願運用頭腦（或是把資源交給他們）、積極擴展與提升影響力的「退縮主義」思維。環觀中外歷史，任何古文明之所以盛極而衰，往往是人民生活過於安逸，以致在巨變中被吞沒所致。從這個角度看，縱使末日未至於即將來臨，我們已不自覺地跌入通向衰落的不歸路。

絕望者的吶喊

NOW新聞截圖

行政長官主禮演藝學院的畢業禮，遇上以不雅手勢表達抗議的畢業生，在「七一」遊行之前，成為城中熱話。坊間的評價毀譽參半：有人直斥肇事者欠缺禮貌，亦有人盛讚他們有如對民望低企的長官的一次當頭棒喝。

誰是誰非，筆者實在沒興趣插嘴討論；但可以較為肯定的是，他們的舉動，並非出於一時衝動。所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要麼他們認為，形勢仍有轉機的話，他們也沒打算以如此強烈的方式，在長官面前喝倒采。

也許，某些讀者會這樣反駁：政府在施政時處處碰壁、以致民望盡失，就是因為你們這班黃毛小子諸多刁難，才弄得寸步難行。你不讓政府有喘息的時間，它又能怎樣推行政策去服務你們呢？

固然，有部份針對政府的批評，已達到人身攻擊的地步。但凡事有果必有因，要麼不是政制中人，逐步蠶食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在先，要麼不是他們為求擴展勢力，先不惜代價去收買支持，再而用盡旁門左道去排斥異見者，彼此間的成見與矛盾，能夠不日益加深嗎？在這種氣氛下，難怪坊間愈來愈多人（特別是前路茫茫的青少年），相信如非採取激進手段，對手根本不會理會自己的訴求。

從以上的角度看，把這班對長官不敬的青年標籤為「絕望者」，不算過份。他們這次所為，或多或少是被趕入絕境前的吶喊。換言之，這種吶喊聲之多寡，是社會是否充滿希望的重要指標；以此為標準，到底這個偽國際都會，是遍佈機會還是步入死胡同，實在不言而喻。

是技窮了吧

２００３年的「七一」遊行，是近代本港政治發展的分水嶺。今次適逢十週年，呼籲民眾參與遊行的聲音，在各大社交平台中此起彼落。為抗衡這股勢力，在遊行前一個月，各親政制組織與商戶，相繼宣佈在當日推出購物優惠、舉辦戶外表演和演唱會等等。他們的盤算是，只要這些活動夠吸引力，就能打消市民上街的意欲。

坊間評論，普遍深信以上活動，背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所謂的「維穩」。眾所周知，「維穩」即是維護社會穩定，概念源自內地。當局用的，不外乎是兩種手段：一是打擊小數異端份子，好讓他們無法生事；二是對大部份民眾輸送小許利益，籍以拉攏他們站在自己這邊。簡而言之，一是威迫，二是利誘。過去數篇拙文，筆者反覆指出，這兩種手段看似完全對立，效果卻是完全一樣，就是在無需以理服人之下，令對方順從自己。

在香港，威迫往往涉及刑事責任；建制派普遍用上的，是所謂「蛇齋餅粽」的利誘策略。上述的舉動，活像告訴大家，只要我能大灑金錢，把某些人從那邊廂拉過來，我就達到目的了；至於他們是否對我心悅誠服，反而變得次要。雖則主辦遊行團體的訴求合理與否，故然見人見智；但要麼你覺得他們有欠妥當的話，你也應該據理力爭吧。白一點說，這跟本就是迴避問題；這對化解當前的困局，有多少實質的幫助，明眼人都心裏有數。

以上的情景，不禁令人跟父母管教兒女相提並論：年幼時，他們不太懂事，你一手蘿蔔、一手棒子，要他們聽教聽話，雖非完全恰當，亦尚算情有可原。但當他們稍為長大，心智漸趨成熟之際，你仍深信只要把他們好好餵飽，對方就會收口的話，這只會令他們覺得，自己從來沒獲得尊重。就這樣，兩代之間形成了洪溝，互信亦蕩然無存。

筆者推測，絕大部份參與遊行的人仕，若果可以選擇的話，都不打算在炎炎夏日，汗流浹背地走到街上示威；只要建制中人肯正視問題，願意跟對方講道理的話，上街人數自然會大減。但他們在過去十年的對策，就是透過不斷打經濟牌，來繼續玩拖字訣。時間一早，民眾就會漸失耐性，屆時你推出再多的好處，不單得不到成果，還會惹來更大的反彈，弄巧反拙。白一點說，靠錢收買回來的支持，到底是固若金湯還是脆弱不堪，實在無用多說。

闊一點看，要麼一個泱泱大國，除了靠威迫與利誘，就拿不出其他途徑來維繫民心的話，這是否反映着，整個建制已經技窮了嗎？

先不要自我作賤吧

「真不能不服日本人，學成歸來，他們開在本國的法國菜館和意大利菜館全都有板有眼，水準很高，甚至摘下不少米芝蓮星星。相比之下，今天在香港得星的西餐廳裏有多少位華人大廚？能在歐洲頂級食肆裏學藝的華人又數得出幾個呢？」【梁文道，《廚房裏的「足球小將」》】

「＄１２８一碟餐蛋飯？不是嘛！」最近，某酒店內的餐廳，聲稱自己的午餐肉內含高價的金華火腿，替餐蛋飯標了一個驚嚇價。眾多的回嚮中，筆者覺得凌國楓的這幅漫畫最有意思。

市場經濟的運作，向來都是只要彼此你情我願，交易就成事；除非當中涉及詐騙、勒索或壟斷等的情況，否則價格並無合理與否之分。在餐飲業，漫畫的內容反映着一種現象：用相同的材料，只要你弄的是日本菜，總可以比中國菜賣貴一點。套用財經界的詞彙，前者比後者呈現溢價。

有趣的是，以上的現象，並非僅僅在香港發生：踏進歐美大小城鎮，不難察覺當地人眼中的唐餐，總被標籤為平價快餐、味精多、有欠衛生等等。相反，一談到日本菜，就聯想到健康、清雅、精緻等等。難怪當地許多的所謂日本餐館，都是其他亞裔移民拿來掛羊頭賣狗肉。

那麼，日本菜能夠提供什麼，令中國菜難以匹敵呢？

筆者推測，關鍵在於日本人深信，用餐絕非僅僅為求充飢；由餐館佈置、食材選配到烹調功夫，都力求一絲不拘、精益求精。即使不是高價的餐館，吃的亦非山珍海味，依然能給人一份優雅的感覺；消費者認為值得以鈔票予以肯定的，正是這份獨有的匠心獨運。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們在烹調異國的菜式時，同樣能體現這份精神。難怪米芝蓮指南中的三星級餐廳，日本的總數居然比老家法國還要多。

要打造以上的形象，舉國上下都需要拿出一份追求卓越的精神。反觀我們的飲食文化，依然停留在「平靚正抵食夾大件」那種即時官能享受，直到近年，才有小部分人開始着重食材以外的配套。 清代文人袁枚筆下的《隨園食單》，有過一句：「廚者偷安，吃者隨便，皆飲食之大弊。」；要改變唐餐在別國人的形象，廚子與食客都需要互相鞭策，務求力臻完美。當他們都感受到這份努力時，自然就漸漸對我們反觀。

筆者不敢奢望，形勢能在短時間內逆轉，但至少，我們也不應該再作賤自己吧。

是腦袋過敏了

許多年前，看過一則電視新聞，報導香港哮喘會，在世界哮喘關懷日主辦的活動。參與的家長們，普遍認為時下空氣有欠清新，為免年幼子女患上哮喘，應當減少他們戶外活動的次數。在旁的醫生一聽，隨即糾正這種謬誤：哮喘的成因，是免疫系統反應過敏所致；限制幼兒出外，他們接觸致敏原的機會亦較小，令免疫系統錯失學習與適應的機會，反而推遲了發育的時間。一旦環境突變，身體就難以迅速應對，增加了患哮喘機會。

的確，活在落後地區的人，體內的抗體確實比發達地區的多。原因不難理解，前者時刻面對各類病原的威脅，免疫系統弱一點也不行。的確，人體的構造十分奇妙：要小孩茁壯成長，你萬不可能把他們放在一個形同溫室的環境，要放膽讓他們往外跑，方能全面發展，有能力應付各種挑戰。

把以上的觀察，套用到人的心智發展，同樣合適：見識愈多的人，遇到陌生的事物時，很少會動輒大驚小怪。按此道理，再看近日坊間對某位有易服癖的男仕，亮相電視節目時的反應，不禁有點令筆者啼笑皆非：衣着品味的好壞，每個人的標準可以很不一樣；事主的打扮縱使突兀，但至少沒有冒犯他人之意。但節目一播出，觀眾便猶如手指遭火燙一樣，本能地表示厭惡，部份更向當局投訴。說白一點，此等回應實在是有點小題大做吧。

闊一點看，小至個人身體，大至社會國家，能令其產生過敏的事物是多是少，可作為它們內在健康與否的指標。放眼看這個偽國際都會的人，骨子裏到底是見識廣博、有容乃大，還是民智未開、心胸狹隘，各位必然心裏有數吧。當這股風氣漸漸成型之時，要造就社會變革、推陳出新究竟是易是難，實在不言而喻。

就連這種民主，他們也不接受。

今年起，各主要股票市場，都錄得不俗的升幅；唯一斯人獨憔悴的，相信是中國內地了。曾幾何時，只有內地居民方能參與的Ａ股市場，令海外投資者既羨慕又妒忌。然而好景不常，近年內地股市的表現，竟會跟經濟增長背道而馳，令一眾關注者家大惑不解。這個形勢，就連官員也心感無法就手旁觀。近月，各大官媒相繼發表文章，質疑股市表現不濟的原因，是外資大戶誇大某些問題，把散戶嚇退，然後幕後大手執平貨所致。

屈指一算，內地金融市場自１９９０年草創至今，已逾二十年；但跟歐美相比，仍然非常稚嫩。歷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每隔一段時間，任何市場都無可避免陷入恐慌，出現暴跌。股災的成因，各有不同；但總體來說，都是反映經濟各環節問題叢生，日積月累之下，令危機猶如雪球般愈滾愈大，最終釀成雪崩。要杜絕隱患，只需正視當前的症狀，並妥善地根治它們便可。至於別人的指指點點，大可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來應對，無需格外緊張。

回頭看官媒上述的指控，雖未至於完全子虛烏有，但在缺乏實際數據佐證之下，真確性不禁備受質疑。細心點看，此等口吻，跟他們聽見外邦人某些批評時，就動輒指摘對方別有用心、背後有不可告人的圖謀之類的回應十分類似。姑勿論人家的理據是否中肯，如此的反應，難免令外人覺得，他們連丁點的異見也聽不入耳。

某個股市，張三看漲，李四則看淡，實在正常不過；但你希望人家把鈔票投資在你身上的話，你總要花點心思游說他們，讓對方心悅誠服吧；當被說服的人愈來愈多，那些依舊懷有疑心的，要承擔的代價自然愈來愈高。當然，即使你有再好的能耐，有時也難以挽回對方的信心；要扭轉乾坤，你不能不易地而處，試圖瞭解對方的疑慮，繼以攜手把它們破解，達至雙贏。反之，要麼你一開始就深信，對方心存陰謀詭計，甚至把彼此的歧見，定性為敵我矛盾來加以打壓的話，要重獲別人的信任到底是易是難，實在不言而喻。

用別的角度看，金融市場的表現，可以說是投資者的信任投票；換言之，各地市場的競逐，跟一場選戰可謂大同小異。股價的升與跌，跟政壇上各黨派的起與落亦是分別不大。但上述官媒的反應，活像那些選舉失利後不服氣的侯選人那樣；說穿了，這根本是輸打贏要。由此推算，眼前這個宇宙最強的政黨，骨子裏對民主政制是褒是貶，明眼人應該十分清楚吧。至於那些仍抱有一絲希望的，也許是時侯重新審視一下了。

淺談華人的勞資關係（下）

踏入六月，又令筆者憶起職場生涯中一次影響深遠的決定。

月初某個早上，一位友好的銀行家來電，說我任職的公司上了頭條。事緣公司的控股權將有重大變動，但談判尚未結束之際，就被傳媒率先披露；涉及的上市公司，唯有被迫向交易所申請停牌。數天後，交易各方聯署公告，只待各自完全所有法律程序，就會依計行事。

作為打工仔，最關心的莫過於自己的飯碗。雖則完成交易過程需時，但筆者在反覆思量之後，深感與其等到大限之日，才被人任由處置，倒不如未雨綢繆，率先發掘別處有什麼適合自己的職位，兼而鍛練面試技巧，防患於未然。經過多番嘗試，來到變天前兩日，獲另一公司邀請作最後面試；完畢後，筆者深信獲聘機會甚高。

股權易手之日，新股東的代表即時進駐，並向每位員工發信，交代去留。少數不幸遭解僱的，跟共事多年的同僚拍照與道別後，就無奈地收拾細軟，悄然離開；部分憂慮前途的，情緒更變得激動。筆者有幸，跟大部份人一起獲邀轉職；但它們開出的待遇，跟上述那家公司差距不少。盤算過之後，筆者毅然向代表說，自己選擇離職；當時不少同事，都對此感到錯愕。翌日，筆者最期待的畫面終於出現，在拿過遣散費、代通知金與其他額外津貼後，就立即轉到先前面試成功的公司報到。

事後，不少昔日的同事覺得筆者有先見之明；但換個角度看，假使你是認真看待自己的事業的話，面對此等切身的轉變，你豈能掉以輕心呢？正如昔日的「打工皇帝」張永霖所言，一位優秀的員工，好應該瞭解老闆那盤生意是靠什麼賺錢；換句話說，即使沒打算創業，打工仔也要顯示出半分企業家的眼界，老闆才會對你另眼相看。憑着這副眼光，你不難察覺僱主的業務，以至行業的前景是好是差，從而作適當的部署。

帶着以上立論，再回顧剛獲平息的碼頭工潮，難免會有另一番體會。雖則筆者同意，員工的待遇有欠妥當；但要麼他們幹了那麼久，也未能察覺到行業前景形同陷入死胡同的話，筆者實在無法相信，工人如今的遭遇，半點責任也無須承擔。須知道，每個行業，都有它的盛與衰，管你有再多的能耐，在大環境的轉變下，極其量只可螳臂擋車。要麼你打算跟那班拿到鐵飯碗的人那般，只求安安穩穩，對以上問題視若無睹的話，對外面某些一閃即逝的上位機會，你定必會白白錯過，這對你事業發展是好是壞，自然無用多說。

話到底，在職場上最能保障你的，終歸都是你自己。也許你會覺得，工會、政黨等的組織，可以替你出頭；但它們的介入，僅僅是拖長轉變帶來的陣痛而已。無論如何，諸位也必須清楚，轉工與轉行，從來都是重要的決定，切忌草率魯莾行事。筆者謹以前後兩篇拙文，在職場上與各位共勉之。

淺談華人的勞資關係（上）

身為會計界中人，偶爾會造訪一些行內的網上論壇。上月某張帖子，惹來廣泛討論：事主最近到一家成衣採購公司見工，與他面談的，相信是東主的兒子。入職者需為會計界公會會員，要經常往返港深兩地，但車費一概不得拿回公司報銷；此外，除了國內的春節長假之外，所有香港的「紅假」都要上班，一週六天，沒有長短週，八時半上班，七時下班，月薪港幣一萬六千元。

看畢之後，想必不少人會以「刻薄」、「使人唔使本」等言辭來形容僱主。但筆者去年的拙文《怪獸社會》中的觀點，到今依然適用：「假使你具備所需的能力，而又能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的話，除非另有原因，否則你根本不會對這份工有任何興趣。市場的力量，定必會令僱主調整薪酬與期望，才能吸引人應徵，無需旁觀者多花唇舌。」

不管你活在什麼社會，僱傭關係向來都像周瑜打黃蓋那般，需要一個願打，另一個願捱，才能成事的。聽到這裏，也許讀者會隨即這樣反駁：那些年，《半斤八兩》的歌詞，道盡所有打工仔的遭遇：「出咗半斤力，想話攞番足八兩，家陣惡搵食，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筆者的觀察，似乎僅是一廂情願而已。的確，昔日勞工的選擇不多，往往被迫肉隨砧板上，任由僱主宰割。但時移世易，隨着商貿急速發展，工種的分類愈趨複雜與仔細，僱員打工的選擇也隨之增加，轉工亦成為家常便飯。

但在現實裏，像上述那家公司那般，不時與員工根根計較的老闆，在華人社會中又的確比比皆是。此等公司，不管規模大小，都有個同通點：能做決策的，總會是家族成員，其他的伙計，只要唯命是從便可；兩者之間，似乎被一道無形的牆阻隔着。如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著作 Trust 裏所言，除了政府有份參與的公營企業之外，華人社會的經濟幾乎全數由家族企業主導。東主把權力高度集中，雖則表面上方便管理；但家族以外的員工無法獲充分授權，令他們即使心懷雄心壯志，亦失去協助東主擴充業務的誘因。不難想像，在意興闌珊之下，他們最終會另謀他就，甚至自立門戶。但諷刺的是，這些人做了老闆之後，當初他們所受的遭遇，又會重複發生在自己的伙計身上。如是者不斷循環，企業難以進化成具有高質素管理團隊、業務遍達全球的龐大跨國公司。

當然，以中小企為骨幹的華人經濟體，在急劇轉變的營商環境中，往往表現出強大的適應力，亦是它的優點之一。問題是，管你有多少能耐，終歸都要被外來的大企業牽着鼻子走。要麼我們對僱傭關係的認識，未能作根本的突破的話，或許一切所謂復興或和平掘起的理想，都僅僅是空想而已。

沒理你感受的，又何止是他們？

港女的思考藝術＃３２--她大聲的問你：「你有冇顧過我感受呀？」的時候，她肯定沒有顧及你的感受。（取自健吾的「非是簿」網頁）

在「非是簿」某討論區，有一位活躍成員最近牛一，收到各方好友的祝福之後，發了圖中這張道謝的帖子。筆者推測，事主是位在職場上初出茅廬的青年人，有感自己再努力賺錢，也難以負擔高昂的房價，因以借機宣洩一下而已。雖則不論男女老幼，多數都不會認真看待自己的生日願望，但事主的這個心願，實在值得斟酌。

回想９７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本地房價由高峰持續下滑，到０３年沙士期間，樓市更陷入谷底。受此拖累，本地經濟萎縮，企業相繼倒閉或裁員，即使保得住飯碗的，沒有被減薪已算十分幸運，更遑論升職加人工。那邊廂，自歐債危機爆發後，西班牙的房價大幅回落；連鎖效應，令該國的失業率攀升至現時的２７％，雙失青年隨處可見，情況嚴峻。有了以上那些活生生的例子，筆者不禁懷疑事主有否想清楚，他的願望假使成真的話，自己將會因而得益還是受害。

然而，類似事主這種心態，在八、九十後的社群內並不罕見。那一輩的人，普遍飽受學歷高、工資低、向上爬的機會愈見渺茫等問題所困擾。他們渴望本地房價下調甚至崩盤的心情，實在情有可原。但肯定的是，他們必然跟身為業主的一群正面對立；很明顯，他們在表達訴求時，並無考慮對方的感受。

筆者並非執著於誰對誰錯，只是想借以上的事例，帶出坊間一種行為傾向。不管您身處什麼社會，不同階層難免會有衝突；問題是，要麼人人都只顧各說各話，彼此的矛盾只會日益加深。要化解僵局，不外乎靠兩種手段：一是各方透過和談，達致共識；或者是某方充當話事人，指令他人就範。對以上那些只顧自己、不理別人的而言，他們選擇的會是前者還是後者，實在呼之欲出。

從以上觀察推論，時下由港孩、怪獸家長、港男港女、強國旅客等牽起的投訴文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正好反映抱着上述行為傾向的人日益增多。有了這個背景，也許最近政府官員被要求在製訂政策時，需顧及毗鄰地區人民感受，僅僅是這個大型主旋律下一個小小的變奏而已。當這種風氣漸漸滲透各階層時，社會將會邁向包容與和睦，抑或狹隘與偏激，實在不言而喻；屆時，政治氣氛會日趨民主還是極權，各位都心裏有數吧。

一百年了，沒有長進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由六四事件遇害者親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去信即將首度官式訪華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小弟覺得臺灣的譯名更有親切感），呼籲他敦促北京政府釋放異見者劉曉波。

姑勿論丁君的訴求合理與否，上述的事，立時令人聯想到古時飽受屈辱的婦人，一見到朝廷命官的轎子就不惜冒死攔路擋駕，懇請大人主持公道的景象。

來了今年，這股向美國總統「上訪」的風氣，不單沒有跡象消失，還蔓延到其他地區。譬如早前鬧得滿城風雨的奶粉荒，就有港人到白宮的網站聯署，要求美國政府介入。早陣子的馬來西亞大選，又有不滿結果的選民向白宮申訴。一時之間，美國總統猶如變成了青天大老爺，成為無助的百姓尋冤得雪的最後希望。

在外邦人眼中，要別國的元首插手自家的爭端，坦白講簡直是荒謬之極。那樣，導致以上現象的，又會是什麼原因呢？

站在官僚的角度，他們最關心的，莫過於自己的仕途。黎民的福祉，固然是關鍵，但上頭的好惡，更直接影響官運。所謂山高皇帝遠，沒有上頭的監督，官僚乾脆可以為所欲為；對他們不滿的百姓之所以上訪，無非是捕捉這種心態。換言之，要他們深切反省自己的所為，非要令他們感受到相當的壓力不可。

從上述的觀察，我們不難進一步引伸：以天朝自居的國人，往往要等到內外形勢交困，陷入危急存亡之秋的時侯，才會認真反思自己的缺失，並放眼認識他方的長處。如是者，在一個多世紀前，列強接二連三進犯之際，清廷上下才急於展開洋務運動，務求改革國家。但在受壓之下得出的解決辦法，話到底都只是治標而不治本，一旦列強稍為收斂，國人又再故態復萌；結果不單賠上皇朝與江山，還令國力被大幅拋離，淪為別國眼中的病夫。

百多年後，國家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少稍有學識的人（譬如數篇前筆者提過的李世默君），眼見來自他邦的壓力有所舒緩之際，便開始趾高氣揚，急不及待跑出來自吹自擂，盡數別人的不是，並叫國人無需再聽他方的那一套。姑勿論經濟成就輝煌與否，一個只會在別人的威脅之下，方能促成任何改變的民族，在異地所獲得的到底是尊崇還是鄙視，各位都心裏有數吧。

去年年終，年屆八十三的資中筠在某演講中說：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老先生的說話，一矢中的地解釋了為何國人愈有錢，反而愈受別國人民歧視。某些有心人，立即會把責任歸咎於現世的政權；筆者則感嘆，要麼舉國上下都傾向這樣的話，管你再搞多少次革命，再多一百年後，國人都只會是原地踏步的。

走，是唯一辦法嗎？

不知各位讀者，有否留意到近來身邊漸漸多人，表示有想過離開香港、另謀他鄉。固然，跟八十年代的移民潮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而現時聲稱有此打算的，雖未至於存心開玩笑，亦未顯得十分認真。但正當香港的人均收入與財富，足以跟工業大國媲美之際，居然開始有人萌生去意，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背後原因，不少人例必會本能地歸咎於「北大人」的有形之手。無疑，為求自身利益，他們對香港的事務特別緊張。但想深一層，他們要份外操心的，又豈止這個彈丸之地呢？相比起國防外交、城鄉發展、整治貪污等的重任，他們真的打算花同等的資源與時間，去兼顧一個已具備良好（如非完善）制度與基建、財政又完全獨立的特別行政區嗎？

當然，有人隨即會這樣修正：俗話云，皇帝不急、奴才先急。真正令人反感的，是那些執着某些雞毛，就以為是令箭去指點江山的人；他們為求獲取歡心與支持，往往對異見者毫不手軟，表現得比建制中人更偏激。由於他們壟斷了下情上達的渠道，圈外人的聲音都被排擠。用「狐假虎威」來形容他們，確是十分貼切。

看見如斯局面，難怪愈來愈多人認為，要麼不採取更激進的手段，「北大人」根本不會聽自己的訴求。如是者，他們不斷把聲音擴大、把抗爭行動升級。隨後，某些支持建制的又有樣學樣，更多次到對方的活動中「踢館」。就這樣，社會上的噪音愈鬧愈大，真誠討論的空間卻不斷縮窄。

但仔細地看兩邊陣營，又不見得他們十分團結。首次七一遊行至今相隔近十年，泛民陣營依舊是一盤散沙，一談不攏就互相指罵；那邊廂，建制派賴以維持聲望的，不外乎是民眾對泛民之厭惡，以及就連他們都公開承認的「蛇齋餅粽」策略。換言之，坊間對他們的支持，是出於消極而非積極；其根基是雄厚還是脆弱，實在無用多說。

總括以上觀察，這個偽國際都會之所以弄得如斯田地，無非是各方從頭到尾，都不懂如何看待異見者；到了迫不得已的關頭，不解決分歧不可的時候，唯有訴之於最原始的手段：一是威迫、二是利誘。坦白點說，當某個社會愈來愈依賴這些方法來維繫的話，它到底是步向進步繁榮還是傾頹衰落，也是心照不宣。

筆者作為眾多被夾在雙方之間的市民之一，向來尊重別人去留的決定。筆者絕無酸葡萄的思維，但想深一層，即使你有幸能跑出去，亦不見得從此你就能一勞永逸。所謂家家有本難諗的經，他鄉的新問題你一樣要面對。現實的經驗會告訴你，當初你期待的冀望，許多到最後都只會淪成空想。說到底，當前這股疑幻似真的移民潮，或多或少反映着某些人一遇上困難，就打算逃之夭夭。可悲的是，當抱着如斯心態的人日漸增多時，他鄉的人會覺得我們是齊心協力、無懼挑戰，還是一有麻煩就各散東西呢？他們對我們的品格，會是推崇備至還是暗中蔑視呢？

如何以上的文字，真的有人對號入座的話，筆者希望閣下三思：走，真的是唯一辦法嗎？

如何以上的文字，能引起閣下共鳴的話，筆者又希望您想想：要令打算走的人打消念頭，我們欠的是什麼的？筆者認為，是互相包容，而不能是單向的。不知您的高見如何？

如果生命沒有歌

「假如有天，我們再沒有歌可以聽的話，我想大概是因為，人類已經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吧。」本地音樂人盧凱彤，在出席由文藝復興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時，有過這番話。

基金會的牽頭人之一，是盧小姐的半個老闆黃耀明。筆者心想，要麼她知道兩年前「明哥」的一段經歷，也許她會說不出以上的話。那年的暑假，明哥主持過一個講座，跟與會者談音樂、說政治。他說，早前的七一遊行，警方一度禁止參與者玩樂器；加上自己已灌錄好的專輯，在內地推出的計畫一再受阻，令他深深感受到，越來越多人懼怕音樂。

當然，我們仍然看見眾多明星，繼續如常地出唱片、開個唱，而且賺得盤滿缽滿。故此，問題應該不在音樂本身，而在它背後的象徵意義。

人類創造歌曲，是要來表達情感，情感要真摯，歌曲才會動聽。要達到這樣，人需要有勇氣表達感情與思想才行。失去這份勇氣，人的交流會流於表面化，缺乏真誠。如是者，歌曲的內容自然變得乏味。

近年，「香港樂壇已死」的概嘆不絕於耳，有人歸咎唱片公司唯利是圖，也有人抱怨音樂人只懂「食老本」與抄襲。但畢竟，製作音樂，是音樂人與聽眾間的互動過程，有怎樣的聽眾，自然就有怎樣的音樂。時下的樂壇之所以令人覺得懨悶，不就是反映人際間無法坦誠交心嗎？

以上的發現，或多或少反映了港人的內心異常虛怯；就像戶外滿是洪水猛獸等的威脅，大家都要把心扉緊閉一樣。那就奇怪了，香港已是個傲視全球的金融中心，人均入息已直逼甚至超越工業大國，但港人的深層恐懼，反而有增無減，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恐懼的成因，想必不少人會歸咎於政治環境。但畢竟大多數的歌曲，都只是訴說個人情感，即使是最獨裁的統治者，想必也不可能花時間與資源去干涉；換句話說，創作歌曲還是有自由度的。可悲的是，要麼連這僅有的自由，大家都甘願放棄的話，我們不是可以反過來說，港人根本是害怕甚至是討厭自由嗎？假如讀者有看過佛洛姆的《逃避自由》的話，或許我們可以大膽預測，無需等待建制階層的有形之手，社會必然會變得更專制，在民主路上愈走愈歪。這種反自由的風氣，實在值得我們擔憂。

要扭轉局面，我們必須致力維護一個能暢所欲言的環境。法制上的保障固然是關鍵，但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要誠實面對自己，懂得設身處地去思考與感受，才能形造一個鼓勵人說真心話、聽真心話的氣氛。透過歌曲唱出真心話，其實只是一小步；大家都懂得欣賞真話時，誠實的風氣自然會形成；一切不公允的事，都可以迅速曝光，繼而消失。一個名符其實的和諧社會，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以此為基礎，要達至民主、包容、法治等更崇高的價值，不就可以水到渠成嗎？這個容易到人人都有能力做的內心革命，遠比上街遊行或街頭抗爭等的外在革命來得更直接更徹底；讀者假若還是民主信徒的話，你會選哪條路呢？

回想明哥進入樂壇時，本地 Band Sound 可謂百花齊放；各組合都有獨特風格，歌曲題材也很廣泛。但這段黃金時期，已經一去不返。來到現在，有心搞音樂的人，運氣好的都已經往內地發展，其餘的都慘遭投閒置散。好的歌曲，在這偽國際都會已經是買少見少；不消很久，我們就進入一個無歌可聽的世代。一個完全沒有歌曲的城市會是什麼模樣，筆者確實不敢想像。以下這首老歌，或者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繁鬧市　百萬人擦身過
未會想　路過者有故事
人面中　看不到笑臉
每一對眼目內　盡透冷漠
心中空虛　誰又會聽我細訴
心想溝通　誰願講心內熱誠話
幾多虛假　曾令我不再要多說
假裝對話　寧莫說話
（赤道《無言者》）

他人之苦，責任誰屬？

四月十五日，世界兩端同樣發生恐怖襲擊，一宗有三人遇害，另一宗則超過三十人罹難。然而，世人對前者之關心，遠超於後者。原因不難理解：前者發生在美國，後者則在伊拉克。在各社交網站內，有少數人發帖，直斥各大媒體厚此薄彼。

然而，站在編輯的立場，媒體版本的取材，定必是按受眾的口味來作取捨吧。既然看的大多來自歐美等的工業國，美國的恐襲亦順理成章地成為頭條。說穿了，不管你是什麼民族，似乎都只會關心自己周圍的事。

媒體的取態如何，筆者不打算評論。但曾幾何時，報章或電視的新聞報導中，總有一兩段來自中東的消息，而且十居其九都是武裝衝突。來到今時今日，竟然淪為一個乏人問津的區域，令人不禁嘆息。

仔細點看，世人之所以關注中東局勢，無非因為區內大部分國家都盛產石油；一旦出了亂子，隨時會觸發類似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令全球經濟陷入停頓。但人道是，隨着美國近年積極發展開採頁岩氣的技術，使這個全球最大石油消耗國，不單逐步實現自給自足，甚至有望成為淨出口國。既然無需依賴中東進口的原油，該區發生什麼事也彷彿跟我無關吧。

來到這裏，少不免想起三屆普立茲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的觀察。十多年前，他寫下《凌志與橄欖樹》一書時，就是留意到時至今日，仍會為一株橄欖樹誰屬而拼過你死我活的中東各國，基本上跟全球化進程絕緣。到了寫《地球是平的》時，他更直言石油對中東來說，是咀咒多於是祝福：各國只要繼續有石油開採，統治階層就無需改革政制、促進商貿、鼓勵投資、推廣教育。結果令佔全球五分一人口的伊斯蘭世界，貿易額僅佔全球百份之四；要麼撇除石油相關項目的話，相信分額會更少。坦白點說，用「窮得只剩下石油」去形容它們，一點都不過份。

試想想，石油除外的出口少之又少，人民教育水平亦不高；這些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會是舉足輕重還是無關痛癢，實在不言而喻。當地人民的生活，是否值得外邦人欣羨，也是無用多說。加上各方勢力只要稍為談不攏，便動輒訴之於暴力，難怪世人對區內的大小流血事件，漸漸感到厭倦甚至麻木。簡單而言，該區局勢慘遭冷落，應該是西方媒體主管還是區內統治階層的責任，已是呼之欲出吧。

當然，筆者清楚，無論責任誰屬，受害是終歸都是平民百姓。可悲的是，要麼連當地稍有影響力的人，也無法協力制止綿延不絕的武鬥的話，我們投入再多的同情與關心，也只會是枉費的。

執正語言，不如執正思維（新版）

【筆者按：上週的大新聞，莫過於「鐵娘子」的辭世。她的生平與遺風，好應該評點一下。但心想，有此打算者，坊間比比皆是，自己的見解，又不比他們高明。故此唯有放棄這念頭。】

踏入四月，又是中學文憑試的季節。某電視台的時事節目，最近集中報導考生準備國文科試卷的情況。人道是，去年該卷的合格率，是四個核心科目中最低的；前車可鑒，今年不管是考生還是學校，統統不敢鬆懈、積極備戰。然而，從早前模擬考試的成績看，考生的表現似乎仍未有顯著改善。

問題的成因，各方面眾說紛紜。有人歸咎於新制不再要求學生閱讀範文，令課程缺乏焦點，教師與學生頓時感到無所適從；有人則批評當局用了考英語的思維來編國文試卷，令它變成四不像。筆者非教育專家，考試的技術細節，留待他們仔細討論。然而，有些基本的因果問題，我們不能不先搞清楚。

語言的基本功能，是傳達想法與情感；按此推斷，語言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差不多七十年前，歐威爾 (George Orwell) 在散文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政治與英文語文）中，已講得清楚不過：懶於思考的人，用語自然會馬虎；而粗疏地用語，又會令人變得更愚笨。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我們不能不下苦工，令思路變得清晰，用語更為精準。

奈何的是，這個偽國際都會，被一股所謂「一試定生死」的風氣所籠罩。大部分學生之所以學習語文，不過是為求應付考試，滿足入讀大學的門檻而已；至於試卷不考的範圍，他們都懶得理會。不難想像，這個態度猶如畫地為牢；在如斯背景下，學生的語文根基是強是弱，實在無用多說。

還不止，在節目中受訪的一名考生，表示作文試卷最難應付，皆因沒有標準答案云云。這種擔憂，實在不算十分罕見。問題是，他朝你踏足社會，想應徵一份待遇不俗的工作的話，你總要有一手像樣的文筆，把諸多的資訊和意見整合，再向他人發表吧。你的職位愈高，你就愈難找到一個現成的葫蘆，讓你依樣來畫。當考生們的這種風氣，透過歐氏言下的循環滲透到整個社會時，民智將獲得提升還是貶低，也是不言而喻。

諷刺的是，針對歐氏的見解，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早已有辦法解決。當年的學生必修的，是兩門現代仍很實用的學問：修辭學，透過合適的言語表達，增加說服力；辯證學，分析別人的言辭，找出箇中真偽。辯證為盾，修辭為劍，他們就在不同的場合中互相切磋，鍛鍊語文與腦筋。如是者，兩地人才輩出，成就出至今依然為人頌讚的文明。跟當下所見比對一下，筆者實在懷疑，我們是否已踏上了退化之路。

也談貪污

三年多前，筆者有過兩篇《稻田上的迷思》；當中描述過，自己跟一大班鄉里在祖屋晚飯的情景。其間有段小插曲：電視的新聞報導，播出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的相關消息。鄉里們一聽，隨即感到十分雀躍，高度肯定他「唱紅打黑」的功績，並預視重慶市的貪污問題將會從此消失。筆者則坐在旁邊偷笑，不打算插咀之餘，對家母輕輕說了兩個字：天真。時移世易，到現在終歸誰更天真，已經無用置疑。

上篇拙文，筆者點評過李世默的《黨的生命力》；文中，他花了不少篇幅，談到國內的貪污問題。李君承認，情況一旦失控，隨時令中共賠上江山。然而，他並不認同這跟一黨專政有直接關係；據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對全球各國貪污狀況的調查，像希臘、印度與菲律賓等推行議會民主的國家，情況比中國更嚴重。為根治問題，他建議立例保障記者正當報導的權利，使它們成為監督官員的關鍵【當然，在這個國家，寫得再漂亮的法規，最終能否有效落實，大家都很清楚吧】；另外，亦應增加選拔官員的透明度和引入公開競爭，促進黨內民主【但屆時遇到的阻力是大是小，也是不言而喻】。

坦白點說，李君的提案，每逢春季的人大政協會議期間，總有某些較開明的委員，在大會或小組討論期間拿過出來。但眾所周知，獲接納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坊間不少人，會立即把問題歸咎於專權統治；然而，李君引述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調查的發現，同樣不能忽視。要對症下藥，又應該用上什麼靈丹妙藥呢？

所謂貪污，就是誘使別人替自己做點事。但想深一層，假使你的理由充分，對方又十分認同的話，根本無必要使出此等旁門左道。換言之，貪污的存在，意味着雙方的立場或觀點或多或少有落差。要收窄分歧，你可以積極游說對方；但是，如果你欠缺令別人信服的理據，又或者對方根本是冥頑不靈的話，你再花唇舌也只是花費心機。屆時，唯有訴之於最原始的手段，給對方某些好處，好讓對方即使不認同自己，也照樣就範。

按以上觀察，我們不難推斷，貪污是一種無需運用腦筋，又可以令別人聽從自己的手段。說穿了，其實是反智的象徵；要杜絕其根源，就需要提升民眾的智慧。來到這裏，一般人會立時這樣聯想：只要用心搞好教育，不就是水到渠成嗎？那只說對了一半。蕭伯納的明言說：假知識比無知更危險；要麼整個社會都是充斥着假知識的話，管你寒窗苦讀幾十載也是徒然的。可以想像，假若整個社會都是崇尚求真與求實，努力破除虛話與謊言的話，在每個人的腦袋裏，自然會產生出對付貪污的抗體，即使在龐大的利益之下，立場亦不輕易動搖。

反觀李君言下的那個美麗祖國，儘管魯迅、巴金之輩的文人，疾呼了一個多世紀，國人大多仍像筆者的鄉里那樣，不加思索就對某些傳言深信不疑，而且主動地以訛傳訛的話，筆者實在很難相信，李君之流的人再想出更好的處方，也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

「愛國」人仕，請你們解釋一下。

「許多發展中國家已意識到，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對這些彷徨者來說，中國的成功無疑更具有啟發性。中國的崛起與西方民主國家的衰落，向全世界提供了鮮明的對照。當然，中國模式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取代西式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模式包裝成普世通用的典範，也不會對外輸出。但中國的模式足以啟發各國思考，如果一國政治制度不契合本國的文化、歷史條件，結果一定是水土不服。中國模式的意義，不在於向世界各國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靈丹妙藥，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二十四年前，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預言民主將一統天下，慨歎歷史從此終結，世界陷入一片靜寂。現在看來，福山是杞人憂天，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李世默（Eric X. Li），《黨的生命力 (The Life of the Party)》，刊登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號《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三年前，筆者在評論新書《中國文明的反思》時，曾有過這樣的一句：「連這班讀過書的人，也要靠眼見別人的成就，才會被動地反省自己的過失的話，………假若有日，中國真的能和平掘起的話，他們是否會停止反思，甚至倒過來對別人的事說三道四嗎？」。想不到，來到今年年初，有人把筆者的預言付諸實行。事件主角，是私募基金「成為資本」（Chengwei Capital）的創辦人李世默。李君在美國的權威政論刊物《外交事務》行文，反駁西方以至國內學者對中共一黨專政的抨擊。

在李君眼中，中共是當今世間最講求能者居之的政權：基層幹部之間在政績上的激烈比併，其他國家根本望塵莫及；這種內部競爭，確保中共能夠積極革新，以適應時代轉變。此外，他亦指出，國民現時享有的言論自由，絕對比以往大幅增多：例如在互聯網上批評政府，已無需擔心遭到報復【那樣，連實質行動也欠奉，僅僅在網上傳閱《零八憲章》的劉曉波又如何呢？】；而且，每年在各地，抗議某些地方政策的大小示威已達數以萬計，大部份都獲和平解決【至於用上什麼「和平」手段，就另作別論了】。最後，李君斷言，西方的民主政制，現今已經弄得破爛不堪【奇怪，為何此等口吻，在當年侵華的日本帝國亦出現過呢？】；憑着近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跟西方繼後只會各走各路。

姑勿論李君是否身為現行體制下的得益者，才會替政權背書；筆者覺得他絕非受人指使，把一大串自己半信半疑的理念搬到紙上。他的言論，可謂道出了不少中共言下「愛國人仕」的心聲；當然，事後也惹來不少批評。筆者從來都認為，評論要做得好，決不能採取非黑即白的心態。在拙文《沒有抗爭，反而更危險》中，筆者提出過，不管是民主還是其他政治體制，必然有它的副作用。摒除先入為主的成見來看，李君縱使有避重就輕之嫌，但他的確下了不少功夫，羅列多方面的數據來佐證，整體立論尚算紮實；否則，根本不會被編輯看得上眼。

然而，即使筆者有能耐，照單全收這篇文章，但眼見國內一些顯然易見的現象，深感難以用他的立論來解釋。

首先，在《外交事務》的網上討論區中看，留言者對李君的批評多、讚許少。可以想像，他的言論，在彼岸的知音人可謂寥寥可數；但文章照樣被刊登，想必是實踐言論自由的精神吧。反過來，假如像福山之流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人仕，打算向中國各大時事刊物投搞，替他們那套多黨民主議會制辯護的話，你猜會有什麼遭遇呢？只需看看三年多前，《南方周末》專訪奧巴馬總統的稿件，被中宣部扣起，弄得編輯要在報紙上開天窗以示抗議，自然不言而喻。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你行的那一套果真無懼考驗的話，又何需對別人的指點如此緊張呢？

其次，就連國內官媒也承認，政府近年用於維穩的支出，增幅比國防大得多。所謂維穩，就是應對國內種種可能導致動盪的事端。這個現象，彷彿暗示着國內的形勢猶如草木皆兵，未待境外的敵對勢力前來進犯，政權隨時被自己人圍堵似的。稍有頭腦的人，也發覺到這跟李君言下的好風光互相矛盾。敢問李君之流的愛國人仕，如何把兩者之間的洪溝攙合起來呢？

最後，在２０１１年，招商銀行與貝恩策略顧問公司 (Bain & Company) ，共同訪問國內擁有至少一千萬元人民幣資產的人仕，發現當中達六成受訪者，考慮或已著手辦理海外投資移民手續。要留意，那些富起來的人，不少想必跟李君一樣， 是現況下的受惠者；要麼連他們都恨不得要另謀出路的話，是否代表他們看得出某些鮮為人知的隱憂呢？這個發現，不是與李君描述的美好前途大相逕庭嗎？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篇幅有限，李君在取捨之下把以上的問題略過；但假使連這些無需嘔心瀝血地想出來的反證，你也無法招架的話，你的思路是周密還是粗疏，你的說服力是強是弱，大家都心裏有數吧。

筆者無意上綱上線，把附和李君的都打成是「五毛」或「土共」。但面對上述的疑問，「愛國」人仕，請你們解釋一下。

側面看所謂的「法治社會」

兩則駭人聽聞的謀殺案，近日成為公眾茶餘飯後的話題。無獨有偶，兩宗案件裏，遇害的同樣是雙親，兒子都因懷疑涉案而被捕。詳細案情，相信讀者已經十分清楚，筆者不再複述。然而，坊間各媒體在事後的報導與公眾的反應，卻值得我們深思。

除了電台與電視之外，幾乎所有的華語媒體（此乃拾陶傑之牙慧也），都以「逆子弒父」來做報導的標題。這種辭令，彷彿把讀者從二十一世紀，帶回到封建帝制的年代；在儒教至上的氛圍下，任何斗膽傷害親父的人，都會被認定為不孝與忤逆，在社群間永不超生。

請不要誤會，筆者並非要為干犯此等罪行的人開脫；只是覺得，公眾對類似這些倫常案件的看法，往往會流於感情用事。如是者，事主在被送上法院前，坊間彷彿已定斷他們應有此報，恨不得對他們施行刑罰似的。

在香港，每逢有重大案件宣判時，法院通常都會把判決書放上網站，供公眾參閱。在判辭中，法官會首先簡報案發經過，然後陳述自己有什麼重要考慮，再逐點作深入分析，羅列自己參考過什麼案例，在剔除所有合理的懷疑後，最後再根據案情的輕重、事主的背景等因素，處以適量的刑罰。可以想像，在一個法治社會，要把疑犯送入牢獄，絕非一件兒戲之事。

仔細點看，上述整個審案過程，猶如醫生根據舊有病例與觀測症狀，替病人診斷一樣，需要一副理性、嚴謹、講求科學的頭腦。因此無獨有偶地，世間那些具完善法制的社會，在科學的範疇上同樣有顯著的成就。簡而言之，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決不會動輒訴之於公眾一時一樣的好惡。

把以上的標準，放到這個建制中人搞官粹、靠選票餬口的就搞民粹的偽國際都會，到底在不久的將來，這個社會在面前這條法治之路上，將會是平穩前進還是愈走愈歪，實在不言而喻。

二十一世紀的夷夏之辨

所謂的「中港矛盾」，近日不單止成為輿論焦論，亦觸動到出席兩會會議人仕的神經。在這個偽國際都會，坊間不少言論，普遍批評那些暴發的內地人，買光了我們的房產、商舖、奶粉、產房床位等等，令本來的港人民不聊生云云。

無獨有偶，以上的現象，並非單止在香港出現。就連一向（表面上）十分和諧的新加坡，竟然可以有三千多人站出來，抗議政府新一份《人口白皮書》，矛頭直指由中國蜂擁而至的移民。看來，港人的反應，絕非僅是單一事件。

無可否認，近十多年，隨着內地人的財富不斷膨脹，他們出外旅行甚至定居的機會亦與日俱增。按他們那套「弱國無外交」的邏輯，自己帶着龐大的經濟利益（至於這些利益從何而來，就另作別論了）走到海外，不是應該獲得多點兒的尊重嗎？但近年的趨勢是，他們愈是在外地散財揮霍，反而愈備受本土人的白眼。這種情況，我們又該如何解讀呢？

不管你來自哪裏，當你身處異鄉時，你立時要面對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與事物。身處陌生之地，難免會不小心碰到一些忌諱。從前，父執輩總會贈我們八字真言：入境問禁、入鄉隨俗，先瞭解當地的風土習俗，再試圖打開溝通的渠道。這些行徑，無非是要向本土人表示友善。除非對方心存不軌，否則都總會抱着主人歡迎來賓的心態，妥善招待我們。

轉過來看國人如何看外邦人，卻又是另一回事。雖則來到二十一世紀，見慣世面的國人已日漸增多，但大部份人對非我族類，依舊會保持距離，更遑論主動接觸與認識他們。某些稍有才學的，更帶着有色眼鏡去看他方的事物，然後向民眾散佈充滿徧見的片面之辭。話到底，古時夷夏之辨的思維，對今天仍然沒有消失。

當然，要長期鎖國是沒可能的；問題是，長期以天朝自居的國人，總是要在迫於無奈之下，才會跟非我族類交往。國人屆時的取態，不外乎有兩種：自己有求時，就千依百順、昨非今是，甚至不惜倒行逆施；到人家找上門時，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說白一點，即是從頭到尾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並跟外邦人畫清界線。試想想，帶着如斯的心態跑到海外，獲得的將會是敬重還是鄙視，明眼人一定非常清楚。

民國初年，魯迅曾說：「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今時今日，這幾句說話仍然鏗鏘有聲。反過來看，時下香港人當中，以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態度看待內地人的是多是少呢？如此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心理，對這個社會的國際形象是好是壞呢？

民主是可怕的，對嗎？

「中國沒可能出現自由民主體制，否則它將會崩潰。……為使國家現代化，共產黨領導會嘗試一切辦法，但多黨制一人一票的選舉，肯定不在考慮之列。理由有二：中國共產黨深相它們必須獨攬大權，方能確保穩定；另外，它們在骨子裏甚為懼怕，多黨制帶來的動盪，會令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權。」出自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新書，由《時代週刊》節錄。

「我聽見許多華爾街人仕，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推崇備至：『它們要推行政策的話，不消一天就行了；咱們則要在參眾兩院反覆辯論…』。我則想說，對在中國生活的中國人來講，他們最想要的是什麼呢？不是飲食、不是起居、是民主。我知道不少人對此（民主）有負面意見，但不要忘記，在八千里外，中國人民是看着它、渴望它的。」ＳＯＨＯ中國行政總裁張欣在接受美國ＣＢＳ《６０分鐘》訪問時的發言。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年初時提出「佔領中環」行動，呼籲發起非暴力的民眾運動，迫使政府兌現承諾，落實２０１７年普選行政長官。發起人的盤算是，先由約一萬名先鋒牽頭，長期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政經中心；時間一久，就能凝聚出一股不容忽視的群眾力量，令建制中人無法再玩拖字訣。提議一公開，隨即引來廣泛的討論，在主流的媒體上也有報導，筆者不再覆述。

這個偽國際都會的民主進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直只能以「龜速」前進；不少評論都把矛頭，直指當年主權移交談判時，把港人意見摒諸門外的中英政府。但仔細再想，要麼港人果真對民主十分熱衷的話，任何像現在那樣只得半桶水的方案，即使勉強能胡混過關，亦勢必遭到強烈反彈。回想２０１０年，五位立法會議員以辭職發動所謂的「五區公投」；結果他們雖然順利重返議會，但行動惹來的回響，卻遠遠不及七一遊行、反國教活動等那樣強烈。說穿了，對普羅大眾來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都不是重要的議題。試想想，連稍有點自由的地方也尚且如此，筆者不禁覺得，張欣女仕對國人民主訴求的闡釋，未免過於單純了。

也許，與其再構思如何加快民主進程，我們不妨反過來問：到底有什麼因素，令公眾對民主有如此冷漠的態度？談到這裏，想必令不少人隨即想到，李光耀資政最近的言論。無可否認，李資政可謂一語中的；但凡是有果必有因，簡單地把李資政言下的恐懼，說成是中國民主化的阻力，未免流於膚淺。再深一層看，造成這種恐懼的，又會是什麼原因呢？

在上一篇拙文，筆者引用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對華人社會營商環境的分析，指即使如香港那般西化的地區，民眾的互信程度依然偏低。福山引用杜維明的學說，認為這跟儒家學說重視孝道，提倡「家天下」的心態有莫大關係。

這個觀點，筆者嘗試這樣演繹：在家裏面，但凡有衝突時，各方總會把問題交由長輩（亦即上級）處理，而除非紛爭大得難以收拾，長輩通常都本着「一人少一句，家和萬事興」的原則，替各方擺平。表面上，事件似乎就此了結，但站在後輩（下屬）的立場，自己之所以放開爭執，不過是服從長輩的意願（即是盡孝道）而已；至於同輩之間是否心悅誠服，認同對方的想法，反而變得次要。既然萬大事都可以由長輩出頭定斷，久而久之，系統內各派別都認為，跟對方溝通是多餘的，更遑論什麼求同存異、達致共識。更糟的是，要麼長輩有任何不測，累積下來的不滿更會在瞬間爆發，導致家變，直到有接班人冒起，充當長輩的角色為止。

當「家天下」的心態，在華人社會力久不衰時，我們不難想像，在營商甚至治國的理念上，必然會受到影響。的確，只需看香港市民，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習慣把三千里外的中央政府稱為「阿爺」時，確實可見一斑。在不同階層壁壘分明互不交心的形勢下，假使大家沒有一個強大專制的領導在頭上的話，出亂子只是遲早的事。如是者，李資政言下對民主的恐懼，不僅在領導階層形成，在平民百姓身上亦同時出現。

基於上述的觀察，實在不難推測，除非我們致力擺脫「家天下」的枷鎖，否則以上的恐懼只會繼續困擾着每個人；即使換上哪個組織執政，結果都只會是大同小異。想到這裏，實在令人哭笑不得：自封建帝制終結、新文化運動開始計，我們談了這個問題不知多少年；來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紀，居然還要老調重彈，我們不是可以大膽地認為，情況已經無藥可救嗎？故此，縱然筆者並不反對「佔領中環」，但不管策動人想得何等周密，亦難以對前路感到樂觀。

或許，對這個民族而言，民主比洪水猛獸更可怕吧，對嗎？

沒有互信的社會

In a low-trust society, the network form of organization would be a formula for paralysis and inaction. Each member of the network, when faced with the need for collective action, would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exploit the network for its own advantage and would suspect the others of scheming to do the same.
在信任度低社會裏，網絡型的組織往往陷入癱瘓狀態。網絡內每個成員，每當需要集體行動時，總會思量怎樣榨取這個網絡來自利，並懷疑其他人也有相同的圖謀。
(Francis Fukuyama, "Trust", p. 203)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發表報告，指社會總體的信任度，已跌至歷史低位。來自七個城市近二千名受訪者之中，超過一半認為坊間大多數人都不可信。

導致如斯局面，高壓專制的政治環境無疑是原因之一，特別是在豆腐渣工程、毒奶粉、高鐵脫軌等事故之中，當公眾若隱若現地看見那些替受害者出頭的人，輕則被河蟹，重則被囚禁時，私底下都會感歎，做好人是沒有好報的。如是者，在公義無法充分體現之下，招搖撞騙之事愈見普及；民眾為求自保，紛紛對陌生人加以嚴防，各階層之間的矛盾，由此也日益加深。

報告公佈後，學者紛紛表示，這是繁華盛世下的一個嚴重警號，當局必須正視。然而，在提出具體方法前，我們不是先要瞭解，人際間的信任，是怎樣得來的嗎？

寫下《歷史的終結》一書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 1995 年出版了一本名為 Trust 的書。福山認為，某種文化內的人的是否互相信任，可以從那些人能否擁有一種名為 Spontaneous sociability 的能力；簡單而言，就是能否無需由家族或國家牽頭，自行組織大小團體來從事商貿、教育、慈善等的事業 。譬如說，十七世紀的荷蘭商人，為拓展遠洋貿易，聯手成立荷屬東印度公司，開創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的先河，便是個好例子。福山發現，只有高信任度的社會，才能發展出龐大的跨區企業；故此荷蘭、瑞士與瑞典等國，即使國力遠遠比不上七大工業國，但它們的誇國企業，足以跟大國的同業週旋。

書內也花了頗多篇幅，分析香港的商貿環境。福山發現，即使是在交易所上市的本地大企業，絕大部分都是由家族擁有和經營的；雖則它們的營運手法、人事架構等都已經十分現代化，但一談到一些舉足輕重的職位，總要由家族成員、近親或差不多視為親人的老臣子出任。如是者，僱主與僱員之間，話到底總是壁壘分明；而家族企業為求確保控制權，往往寧可放棄積極擴張的機會。福山推斷這足以證明，活在香港以至其他華人社會的人，互信程度始終有限。

福山的見解，筆者即管換個角度看。福山言下的低信任度社會，往往代表人民希望一個手執無上權力或龐大財力的人或組織，令所有的人唯命是從。如是者，他們暗地裏都會相信，一旦遇到什麼紛爭，只要把問題交給這個強人，再由他以高壓手段，下令糾正便可。換言之，不同階層的人，根本連溝通的需要都欠奉，更遑論自行走出來平等地對談，籍以求同存異。按以上的推論，再看當下的國情，實在難以相信，情況能在短期內改善。

反觀這個偽國際都會，當我們見到連建制內不同派別的人仕，到現在仍未能達到所謂的「大和解」，除非「阿爺」主動出手，否則無法打破僵局之時，這個社會的信任程度，將會是持續上升還是下降，實在無用多說。

阿信與獅子山

三十年前的四月四日，日本的ＮＨＫ電視台首播一套晨早電視劇（日語俗稱為「朝ドラ」）；逢星期一至六，早上八時十五分播出，每集只有十五分鐘，歷時長達一年。令人驚訝的是，該劇縱使不是在黃金時段播出，卻竟然能做出超過５０％的平均收視率；請留意，這是平均值，不是最高值，因此十分難得。還不止，後來該劇在海外多國播出，同樣大受歡迎，並成為外國人最熟悉的日本電視劇。今年年未，該劇將會搬上銀幕，某些當年的演員，也會在新的電影版中亮相。

這套電視劇，香港人應該不會太陌生，就是《阿信的故事》了。故事由明治未年，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阿信起初只是個徧遠村莊的窮家女，為了生計，被迫離鄉別井，到外地打工；後來歷盡起起跌跌，又飽經天災與戰火的蹂躪，憑着無比的堅毅不屈，屢次逆境自強，到了晚年，終可建立一個小小的零售業王國。阿信的一生，可謂近代日本發展的縮影。

劇集首播時，正籍日本經濟實力最鼎盛的年代，企業紛紛向外擴張，累積大量財富，開始與西方工業國的大集團並駕齊驅。共同創造這份成就的，正就是一眾抱着阿信這份精神的人。經歷過「獅子山下」的港人，縱使對箇中某些歷史情節僅是一知半解，亦能在劇中找到不少共鳴。當年由鄭國江填詞的主題曲，當中幾句「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從來沒抱怨半句，不去問理由」，不少港人至少仍能琅琅上口。

奈何好境不常，踏入九十年代，日本的資產泡沫終歸爆破，之後，就進入迷失十年與二十年。當年叱吒全球商貿的企業，即使避得過倒閉的命運，亦已經元氣大傷。更甚的是，自此之後，新一代的日本人寧可瑟縮於自己熟悉的環境裏，成為所謂的「御宅族」，也不再積極向外擴張。從前的阿信精神，慢慢地變成絕響，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回到當前的香港，人道是，這個所謂的國際都會，風光僅是流於表面；在全球爭相量寬之下，物價爬升得比收入快。換句話說，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正在倒退。固然，社會並非必然只會進步，當逆境來臨時，大家都拿得出昔日「獅子山下」精神的話，理應可以渡過難關。然而在現實世界，卻是各走極端：一方面，有人不思長進，明明有機會也不懂把握；但另一邊廂，有人蹤使持續自強不息，卻仍未能大幅改善生活。也許，在如此的環境下，不管是阿信還是獅子山精神，早已經過時了。

【註：據日語版「維基百科」引述原作者橋田壽賀子的說話，指自己是參考了大榮集團（ダイエー）創辦人中內功的個人奮鬥史來編寫故事的，而非大部份香港人認為，是以八佰伴創辦人和田一夫的故事為模範。事實上，在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大榮的知名度遠比八佰伴優勝，而真正令後者揚名立萬的八佰伴沙田店，要到《阿信》在日本首播一年之後才開業。】

時代的灰燼【《一代宗師》後感之二】

「宮家無後了。」當年宮二為求奉道，把自己的一撮頭髮削去，並放它在蠟燭上燒一燒，然而把它收藏在一個小盒子裏。到她在異地含鬱而終之際，宮二吩咐隨從福星，把自己這份唯一的遺品交給葉問。葉問打開盒子，發現裏面有少許灰燼，是燒過的頭髮造成的。

如上篇所言，宮二縱使在決戰中打敗馬三，但除了能令自己了結心事之外，甚麼也得不到。其後，她南下香港，為了貫徹奉道時的誓言，她只以行醫為生，沒有把六十四手傳給後人，就連一心苦侯的葉問，也只能望門輕嘆。宮二身故後，六十四手可謂跟隨着它最後的傳人一樣，長埋於歷史的塵土中。

觀眾看見宮二遺下的盒子，難免會跟《東邪西毒》中嫂子（張曼玉）臨終前，托黃藥師（梁家輝）交給歐陽峰（張國榮）的一埕「醉生夢死」酒作個比對。當然，後者是電影的主線，其重要性跟前者差天共地；但兩件物品的意義，卻都是叫對方不要忘記自己，可謂異曲共功。

葉問與宮二間的情緣，是由金樓上的鴻門宴開始，兩人之間的拳來腳往，與其說是比武，倒不如說是一場探戈。之後，宮二隨父親回到北方的老家，葉問為求再次領教對方的六十四手，本應打算帶同妻子一起北上，卻因為戰火，計畫被迫取消。之後發生在兩人身上的事，可謂一言難盡，到再度相遇時，他們的臉都告訴着對方：歲月不留人。除了無盡的感慨，實在拿不出其他言辭形容那時那刻的心情。

這次重逢的背景，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這又教人聯想到大導演的《花樣年華》、《２０４６》甚至是《阿飛正傳》。在他的鏡頭之下的舊香港，即使是橫街窄巷也顯得別有韻味；但這些醉人的景緻，都是襯托着每個角色對一段未盡如意的情緣之感慨。再深刻的邂逅、再上乘的武功，在時代的巨輪底下，通通都只能像宮二盒中的灰一樣，成為時代的灰燼。也許就是這份情懷，《東邪西毒》的英文名稱，恰巧就是 Ashes of Time 吧。

步出戲院，回到街上；近日有報導說，不少在旺區屹立多年的老店，敵不過大幅加租的壓力，相繼結業。俗語云：一雞死、另一雞鳴，新舊交替，本來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環觀古今中外，有特色的城市都能給予足夠的時間與耐心，讓各種生活的回憶沉澱與發酵，從而成為獨當一面的文化都會。反觀當前的香港，當我們不斷目睹愈來愈多的舊事物，連根也未紮穩就被收割時，我們還可以剩下什麼的回憶，令這個所謂的國際都會發展出自己的文化呢？連「見自己」也欠奉，何來「見天下」與「見眾生」呢？

【註：關於《一代宗師》，筆者本應打算寫三篇的，奈何最後一篇該怎樣寫，到現在仍未有定案。故此，筆者打算下週另闢新題材，暫時把第三篇放下。】

南與北【《一代宗師》後感之一】

【註：人道是，讀評論王家衛電影的文章，往往比看他的大作更精彩，皆因箇中的情節，可以引起近乎無邊無際的聯想。筆者接下寫的，不能算是影評，只是借題發揮，談別的東西而已。】

「拳有南北，國有南北嗎？」在電影《一代宗師》裏，南渡佛山金盆洗手的宮寶森對葉問說，自己當年聽過葉雲表的這番話之後，就讓他當上中華武士會的首任會長。心水清的觀眾，很快便察覺到這個所謂金句，是根據六祖慧能的明言「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衍生的二次創作。

佛教禪宗的祖師慧能，生於盛唐，距今超過一千年。據《六祖壇經》記載，來自廣東雲浮的慧能，打算拜五祖弘忍為師，卻被大師反指：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獦獠」者，是古代對嶺南人的貶稱；無需清楚其解釋，只要留意到二字都是從犬字部，就知道當時中原人懷着什麼態度去看南方人。撇開弘忍有否涉及歧視不說，中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可謂源遠流長。

《一代宗師》的上半部，就是以上述的文化之爭為主線：在金樓裏，宮寶森與隨從說的都是官話，葉問與燈叔等人說的則是粵語，雙方分庭抗禮、壁壘分明。宮寶森本想借這次南來的機會，把南北兩派的武術來個統合，卻被大師兄丁連山善心提醒：切忌橫柴入灶、操之過急。即使如宮寶森那樣德高望重，單憑他一己之力，又豈能替這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來個了結呢？

上半部的高潮，當然是宮寶森與葉問的對決（至於後者與宮二的切磋，則是下半部的開始，另篇詳談），兩人比試的不是拳腳，而是想法，彼此的對弈，但求見好就收、點到即止。這跟葉問在開場時的獨白「功夫，兩個字，一橫一直；錯的，倒下，對的，站着」成強烈對比。但看深一層，錯的一方，不會永遠被標籤為失敗者；對的一方，又不會永遠被稱為勝利者。這種比併，可算是君子之爭；用現代的詞語說，就是富體育精神的公平競賽。

可惜，自此之後，以上的風度便成為絕響：馬三向日本人投誠，師傅勸他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卻反過來被徒弟施下毒手。宮二力排叔輩的阻止，誓要奉道報父仇；結果宮二雖然如願以償，但同時也身受重傷，除了平伏心底的那道烏氣之外，根本贏不到什麼來。這場決戰，關乎彼此間的名譽與榮辱；但事後，即使是勝出的一方，也頓時發覺自己失去的，竟然比得到的多，實在是無比的諷刺。

回到現在，近年，愈來愈多港人，對來自大陸的文化衝擊產生反感，並擔心遲早一天，香港獨有的特色會漸被吞噬。然而，想深一層，環顧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此起彼落，某些由盛轉衰，實在是十分自然的事。兩套文化一旦有交流，少不免會有角力；問題是，隨後是否就如亨廷頓博士（Samuel Huntington）所言那樣，衝突勢在必行的呢？各人心裏的答案，可能很不一樣；但筆者相信，決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態度來做判斷。

引伸以上的比喻，文化的較量，有時會像宮寶森與葉問這般的高手過招，有時則像宮二與馬三那樣的拼死決戰。假若是前者的話，雙方都不會把輸贏視為一種包袱，不管誰勝誰負，大家事後都會努力檢討改進、精益求精，務求知己知彼，日後能百戰百勝。當眾多江湖中人，都抱着相同的態度修煉的話，習武者所專注的，只會是自己的修為，不再是如何打擊對手。屆時，整個武林的水準與地位都能得以提升，聲望也得以愈打愈響。

要達到這個境界，需要的是一顆寬宏大量的包容之心，把勝負的執念都拋開；缺乏這顆心，管你的功夫有多上乘，也無法獲得萬人景仰。問題是，不管是香港還是大陸，能拿得出這種氣量的人是多是少呢？連彼與此都只是一知半解，試問又怎能追求日益精進呢？一味只懂靠「食老本」或「銀彈戰術」來推廣自己那一套，在外間的說服力是高是低呢？

也許，我們真的活在一個再無宗師的世代吧！

不做「蝗蟲」，可以嗎？

「買奶粉難，難於上青天！」這個道理我早已領略，但今年撲奶粉的情況每況愈下，簡直是難於上外太空。………而當我在九龍塘，見到路邊有兩個疑似水貨客，身旁有幾大箱我女兒喝的三號奶粉時，很難沒有難以言喻的氣憤。【李臻，《男主播日與夜》，刊於ＡＭ７３０，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肆虐香港及澳門多年的嬰兒奶粉荒，不單沒有消退的跡象，還逐步向世界各國擴散。據聞，「奶粉戰」近月蔓延至德國、荷蘭、新西蘭及澳洲等，多國被迫實施「奶粉限購令」。最近有香港網民，把《希特拉最後十二夜》中元首罵部下的一幕進行二次創作，變成《希特拉都買唔到奶粉》，借此揶揄一番。

眾所周知，以上的現象，是２００８年毒奶粉事件的後遺症。站在內地家長的立場來看，要麼有選擇的話，他們都不打算額外花費，千里迢迢走到異地搶購奶粉。換了是其他的地方，發生同類事件的話，民眾務必都會團結起來，迫使政府從速行動。但現實是，在當前的政治氣氛下，要同樣事情發生在國內，簡直是天方夜譚。就這樣，當廣大的民眾，一方面看見肇事的奶品公司高層沒有被嚴懲，一方面又看見試圖追討責任的家長統統被河蟹之後，都寧願受盡外人的白眼，也要對內地奶粉投下不信任票。導致這個局面，政府固然是難辭其咎。

然而，筆者不排除，不少家長一開始就認為，只需找到途徑，買到外地來的奶粉便可；至於其他同胞是生是死，就事不關己、貴客自理了。換句話說，他們從來就不打算訴之於群眾的力量。這種思維，跟數年前筆者寫過，故鄉的鄉里寧願各自買蚊香蚊帳，也沒想過自行協力搞好村內衛生，令蚊子無法滋生，從而杜絕蚊患有點相近。如是者，政府對民情之莫視，加上國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陋習，便合奏出是次搶奶粉的風潮了。

仔細點看，參與這個風潮的人，雖則表面上無比齊心，但行動背後反映的，卻是一種形同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心態。問題是，災難的源頭，是人禍；要根治人禍，我們能迴避它的根源嗎？但可笑的是，當大家都看見，不僅是黎民百姓，就連稍為有權有勢的人，都沒膽量面對根本的問題，恨不得把家眷（與家財）送到海外，但求一走了之了事，外邦人會認為這個民族，是勇猛無懼還是貪生怕死呢？他們對外表現出來的，會是一份自信還是懦弱呢？他們在海外獲得的，會是崇敬還是蔑視呢？這對國家民族的印象，會是提升還是貶低呢？

時下不少港人，將這些把他方的奶粉買清光的內地人，與把農田的莊稼都吃光的蝗蟲類同。當然，筆者相信，總會有人不甘心被外人看扁，試圖扭轉局面。然而，當那些人的努力，輕則被莫視或嘲笑，重則被鎮壓時，外邦人不是有理由相信，這個民族被當為「蝗蟲」看待，根本就是毫不介意，甚至是心甘情願的嗎？

筆者深信，要打破如斯局面，靠的將會是跨世代的變革，絕非如坊間某些人天真地認為，只要把現世政權與建制推倒便可。雖然任務艱鉅，但不管做什麼事，總要有個開端；但要麼連起步的打算也欠奉，我們還可以説什麼呢？

「同志運動」的「罪」與「罰」

政府應否就性傾向歧視立法，最近成為城中熱話。某些具宗教背景的團體人仕，近日發起反對立法的遊行集會。他們聲稱一旦立法，便會構成所謂的「逆向歧視」云云。他們口中的那套「逆向歧視」，是指某些人若抱持、發表及進行對同性戀者攻擊性的言論及行為時，不應被禁止，否則亦是歧視行為。

奇怪的是，不管歧視是正向還是逆向，始終仍然是歧視。自己歧視別人，就是天經地義，但自己受到歧視，就是罪大惡極。不知道被這班人捧為全知全能、無比慈愛的上主，知道自己某些信徒竟然會抱着這種雙重標準時，會怎麼樣看他們。

歧視之所以出現，是基於某些人的所為（甚至乎是存在），令其他人反感所致。在眾人的眼中，他們受到鄙視，是「罪」有應得，自作自受；換句話說，眾人的歧視，彷彿是對他們的一種懲「罰」。

「罪」的概念，在人類社會早已存在。姑且撇開法律上有關罪行的定義不談，那我們又是基於什麼因素，斷定某些行為是否有「罪」呢？

最簡單的界定，是某些行為是否跟公眾的價值觀相違背。譬如說殺人放火，不論古今中外都是不能容忍的。仔細點看，這種行為，令受害者的生命與財產受到威脅，才會被公眾認為是罪行。伸延這個概念，我們不難察覺到，但凡損害某些人權益的所為（例如詐騙），都被視之為罪行。

好了，假使沒有構成侵害，只是行為稍為礙眼而已，情況又如何呢？要麼是在私人地方發生，而參與者又是你情我願的話，旁人也找不到理由去干涉。至於在公眾地方，就要看行為是否造成滋擾了。問題來了，你感到不合意的行為，我可以認為是十分平常。大大小小的爭議，在世界各地都不時發生。

對的，無止境地討論也不是辦法，到適當時侯，總要作個分界。這條界線，可以從寬，也可以從緊。社會應當怎樣選擇，坦白說真的沒有一套可以萬用的標準。對於發起反立法集會的團體來說，他們心目中的界線，想必是從緊，他們相信，從寬勢必對社會有害。然而，在上篇拙文，筆者已經分析得很清楚，沒有抗爭的社會，比有抗爭的潛伏更巨大的危險；試想想，一個（被）和諧的社會，禁忌例必比有抗爭的多，換句話說，前者必然是從緊，後者必然是從寬的。把這套推論引伸，筆者覺得從緊還是從寬更危險，明眼人一定看得出來。

至於他們說，行為獲得解禁的話，其他人必然會有樣學樣，長遠必定敗壞社會風氣。那基本上是假設，公眾都是不懂分辨青紅皂白。好了，就當認識這個範疇、能夠發表意見的人不多吧；然而，對方的一套到底有什麼不好，他們時不時會利用許多似是而非的邏輯（譬如上述的「逆向歧視」論），並推出諸多與現實生活幾近脫節的假設（例如拙文使用的插圖），務求在群眾間產生不必要的恐懼。試想想，要搞到訴之於恐懼的話，根本無需要用理性去討論，其手段是高明還是拙劣，實在無用多說。

正如誓辭所言，婚姻是兩個人的自願結合，不容有第三者干涉；除非你覺得，雙方是盲婚啞嫁，或者是涉及重婚、假結婚等的行為，否則，兩人是同性還是異性，旁人除了可以說三道四之外，根本沒有合理的理由去阻止。筆者並非特別支持是次「同志運動」，只是對眼前這些搞反平權運動的團體反感而已。

輿論上的「罰」，也許最開放的社會也沒法避免，但至少，法律上的「罰」，是不必要的。

沒有抗爭，反而更危險。

An autocratic system of coercion, in my opinion, soon degenerates. For force always attracts men of low morality, and I believe it to be an invariable rule that tyrants of genius are succeeded by scoundrels. - Albert Einstein
依我所見，壓迫的專權制度即將解體。缺乏道德的人，對權力向來無從抗拒；因此我相信，天才暴君將會由惡棍流氓接班，這將是一套金科玉律。（愛因斯坦）

世界級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最近接受報章訪問，表示時下某些學生沉醉於搞社會抗爭，而忽略學業與研究，是本未倒置；並憂慮長此下去，香港將淪為二等城市云云。此話一出，立時引來多方的熱烈討論。

翻查一下教授的學歷，他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出國留學。當時的美國校園，充斥着各種反越戰的示威與集會，相信教授即使沒有積極參與，也沒可能對相關的活動視若無睹吧！然而此等學生活動，似乎未至於影響到教授的求學過程，也沒有對美國的科研發展構成任何阻礙，更遑論因此而變成二等國家。很明顯，求學問與搞社運，不是完全無法並存；教授今時今日的言論，說服力似乎值得商榷。

仔細再分柝教授的觀點，不禁再引發一些疑問：他言下搞抗爭的學生，想必只佔全個校園裏的一小部份。試想想，他們人丁單薄、又欠缺資源；假使就憑他們如此微弱的力量，就夠拖跨整個社會的話，那麼真正令香港變成次等城市的，到底應該是挑起事端的學生，還是跟公眾的期望有太大落差，弄得眾叛親離的建制呢？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連社會演變的因果關係也搞不清，教授的政治智慧是高是低，各位定必心裏有數。

然而，類似教授的觀點，在其他人口中亦經常出現（譬如早前對記者說，政府「應該規定什麼可以遊行，什麼不能遊行」的成龍博士）。他們普遍覺得，搞社運、搞上街的都是破壞社會秩序，有害無益；某些激進點的，甚至上綱上線地把活動發起人，打成是別有用心、受外來敵對勢力操控的反動分子。這套想法，在這個偽國際都會，的確是有市場的；誰是誰非，大家各有各說法。但筆者今次打算反過來說：要麼就如他們所願，一切的反對聲音都（被）消失的話，一個和諧了的社會，又會是什麼模樣呢？

固然，在這種環境下，各人的耳根都變得清靜，可以專心做事（正確點說，是做領導要你做的事）。領導的決定，可以是對的，亦可以是錯的；問題是，在一個被和諧的社會裏，決定一旦有錯，領導往往無法聽到反對聲音，要他糾正。如是者，整個社會只會在歧途上愈踩愈深；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領導也是同樣受害。

再者，今天你身為領導，就能夠指點江山，把反對的聲音都掩蓋掉。要麼有朝一日，你遭人陷害，不單被褫奪官職，更要成為階下囚；屆時，你還能奢望可以向普羅大眾，訴說自己的冤情嗎？還會有什麼人有膽量站出來，替你主持公道呢？當然，現實情況很少會如此極端；然而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曾經位高權重的人一旦退下，往往連想公開說半句話的權利都被剝奪。當日的施壓者，到頭來反而要受打壓；他們這種行徑，與搬石頭砸自己腳有何分別？如此荒誕的事，敢問有多少執政者希望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最後，要麼眾人都覺得，再聲嘶力竭地向上級反映也是徒然的話，人們就會變得因循苟且，馬虎做事。漸漸地，大家都會深信，只要按本子辦事便成，懶得去尋根問底、追本索源。相反地，那些斗膽對現狀提出疑問（莫說挑戰）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如是者，在這種群眾壓力之下，大家都不求破格立新。身為頂尖科學家的丘教授，到底會認為如此的氛圍下，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會是一種幫助還是障礙呢？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孕育出來的科研成果會是多還是少呢？對自己國家的實力，到底會是提升還是削弱呢？

請留意，在闡釋以上推論時，筆者完全從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發；但事實勝於雄辯，他們一方面口口聲聲說，要大力擁護自己的那一套，但另一邊廂，那套制度卻令他們惶惶不可終日，恨不得把子女與財產移送到自己最蔑視的民主國家。連他們都以雙腿來對這個制度投下誠實的一票，試問局外人還能拿什麼出來替它背書呢？

當然，筆者不能否認，抗爭來得太久太激烈（譬如上篇談過，美國的「財政懸崖」）的話，社會只會裹足不前。但不管你行什麼政治制度，總會有它的副作用；假使用盡人類的智慧，也無法創建出最好的制度的話，我們唯有退而求其次，選一個副作用最少的。一個充滿抗爭的社會有何害處，各位都十分清楚；一個（表面上）沒有抗爭的又如何，筆者都陳述過了。兩害相衡取其輕，那筆者現在問你，哪個更危險？

從一份快餐看民主（續）

Unlike people in up-and-coming economies, Americans are no longer filled with pride over the things their government provides. Instead, a sense of entitlement has taken hold, and politicians lack the courage to tell their voters that the only way to get what they want is to pay higher taxes.
美國人不像活在新興國家的人那樣，再不對政府提供的一切引以為傲。相反，他們認為那些都是應得的；政客們缺乏勇氣告訴選民，加稅是維持他們所需的唯一途徑。（The End of Reason，刊於德國《明鏡周刊》，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每逢聖誕新年期間，金融市場例必交投淡靜；但來到２０１２年年尾，美國兩個財經頻道 Bloomberg 與 CNBC 的記者，卻罕有地忙碌。原因不難理解，是美國的民主與共和兩黨，臨到最後一刻才可制訂解決「財政懸崖」的議案。正如《信報》的莊志雄博士所言，與美國現時聯邦赤字相比，今次這個議案觸及的數目可謂微不足道。但兩黨對這個只夠杯水車薪的方案，依然要拖到懸崖邊沿始能達成共識，實在令外人感到無奈。

德國《明鏡周刊》最近的一篇專題指，２０１１年度的美國國會，只通過了８０項法案，創二次大戰後的新低。眾所周知，這是共和與民主兩黨無法坦誠合作下的結果（當然，跟當下的香港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專題舉了一個事例，加以說明。

有鑒美國學童的癡肥問題日益嚴重，總統奧巴馬打算立法，規定學校飯堂必須把健康食品與垃圾食品分隔，並提高健康食品（特別是蔬菜）在飯餐中的比重。其中一種備受針對的垃圾食品，是薯仔：哈佛的研究發現，薯仔比同等熱量的砂糖，更快提高血糖及胰島素的水平。以往，食物的選擇不多，學生的運動量又足以抵消多餘的糖份，以薯仔為主食無可口非；但時移世易，將故有的飲食傳統套用在現代的生活習慣內，肯定會問題叢生。

計畫一出，瞬即惹來既得利益者－薯仔種植者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自立國以來，吃薯仔就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值；把它跟其他健康的蔬菜分隔，是對薯仔的歧視；又質疑上述的研究人員別有用心；更揚言法案一旦生效，許多學校將無法向學生提供免費午餐。他們接觸州內的參議員，以這些片面之詞游說他；而參議員亦為求保住選票與職位，亦積極拉攏其他議員加入陣營。結果，總統的建議，在國會內被改至體無完膚；一個與總統原意差天共地的法案，更被七成參議員投票通過。政治戰勝了科學，總統也只能無奈接受。

政客們把私利放於公利之上，固然值得批評；但要麼不是公眾過度縱情於垃圾食品，加上對食品商的宣傳攻勢毫無防範，總統當初也不會觸發如此的構想。早前筆者行文，指出如果公眾可以連維持自己健康的責任，都可以假手於別人的話，有朝一日，大家的自由都會受損。按這個道理推想，當今美國民主陷入困局的主因，除了是兩黨在各項議題上各不相讓之外，更是美國上下過份依賴政府，才會誘使政客們紛紛大開空頭支票。

回想兩個多世紀前，立國元勳之一的杰弗遜曾留下名言：自由的代價，是要永遠保持警愓。以這句衡量現今美國民眾的質素是高是低，實在心照不宣。當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也尚且如此時，眼前這個剛經歷一次世紀選戰的半民主社會，情況會是更好還是更差，實在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