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utocratic system of coercion, in my opinion, soon degenerates. For force always attracts men of low morality, and I believe it to be an invariable rule that tyrants of genius are succeeded by scoundrels. - Albert Einstein世界級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最近接受報章訪問，表示時下某些學生沉醉於搞社會抗爭，而忽略學業與研究，是本未倒置；並憂慮長此下去，香港將淪為二等城市云云。此話一出，立時引來多方的熱烈討論。
依我所見，壓迫的專權制度即將解體。缺乏道德的人，對權力向來無從抗拒；因此我相信，天才暴君將會由惡棍流氓接班，這將是一套金科玉律。（愛因斯坦）
翻查一下教授的學歷，他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出國留學。當時的美國校園，充斥着各種反越戰的示威與集會，相信教授即使沒有積極參與，也沒可能對相關的活動視若無睹吧！然而此等學生活動，似乎未至於影響到教授的求學過程，也沒有對美國的科研發展構成任何阻礙，更遑論因此而變成二等國家。很明顯，求學問與搞社運，不是完全無法並存；教授今時今日的言論，說服力似乎值得商榷。
仔細再分柝教授的觀點，不禁再引發一些疑問：他言下搞抗爭的學生，想必只佔全個校園裏的一小部份。試想想，他們人丁單薄、又欠缺資源；假使就憑他們如此微弱的力量，就夠拖跨整個社會的話，那麼真正令香港變成次等城市的，到底應該是挑起事端的學生，還是跟公眾的期望有太大落差，弄得眾叛親離的建制呢？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連社會演變的因果關係也搞不清，教授的政治智慧是高是低，各位定必心裏有數。
然而，類似教授的觀點，在其他人口中亦經常出現（譬如早前對記者說，政府「應該規定什麼可以遊行，什麼不能遊行」的成龍博士）。他們普遍覺得，搞社運、搞上街的都是破壞社會秩序，有害無益；某些激進點的，甚至上綱上線地把活動發起人，打成是別有用心、受外來敵對勢力操控的反動分子。這套想法，在這個偽國際都會，的確是有市場的；誰是誰非，大家各有各說法。但筆者今次打算反過來說：要麼就如他們所願，一切的反對聲音都（被）消失的話，一個和諧了的社會，又會是什麼模樣呢？
固然，在這種環境下，各人的耳根都變得清靜，可以專心做事（正確點說，是做領導要你做的事）。領導的決定，可以是對的，亦可以是錯的；問題是，在一個被和諧的社會裏，決定一旦有錯，領導往往無法聽到反對聲音，要他糾正。如是者，整個社會只會在歧途上愈踩愈深；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領導也是同樣受害。
再者，今天你身為領導，就能夠指點江山，把反對的聲音都掩蓋掉。要麼有朝一日，你遭人陷害，不單被褫奪官職，更要成為階下囚；屆時，你還能奢望可以向普羅大眾，訴說自己的冤情嗎？還會有什麼人有膽量站出來，替你主持公道呢？當然，現實情況很少會如此極端；然而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曾經位高權重的人一旦退下，往往連想公開說半句話的權利都被剝奪。當日的施壓者，到頭來反而要受打壓；他們這種行徑，與搬石頭砸自己腳有何分別？如此荒誕的事，敢問有多少執政者希望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最後，要麼眾人都覺得，再聲嘶力竭地向上級反映也是徒然的話，人們就會變得因循苟且，馬虎做事。漸漸地，大家都會深信，只要按本子辦事便成，懶得去尋根問底、追本索源。相反地，那些斗膽對現狀提出疑問（莫說挑戰）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如是者，在這種群眾壓力之下，大家都不求破格立新。身為頂尖科學家的丘教授，到底會認為如此的氛圍下，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會是一種幫助還是障礙呢？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孕育出來的科研成果會是多還是少呢？對自己國家的實力，到底會是提升還是削弱呢？
請留意，在闡釋以上推論時，筆者完全從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發；但事實勝於雄辯，他們一方面口口聲聲說，要大力擁護自己的那一套，但另一邊廂，那套制度卻令他們惶惶不可終日，恨不得把子女與財產移送到自己最蔑視的民主國家。連他們都以雙腿來對這個制度投下誠實的一票，試問局外人還能拿什麼出來替它背書呢？
當然，筆者不能否認，抗爭來得太久太激烈（譬如上篇談過，美國的「財政懸崖」）的話，社會只會裹足不前。但不管你行什麼政治制度，總會有它的副作用；假使用盡人類的智慧，也無法創建出最好的制度的話，我們唯有退而求其次，選一個副作用最少的。一個充滿抗爭的社會有何害處，各位都十分清楚；一個（表面上）沒有抗爭的又如何，筆者都陳述過了。兩害相衡取其輕，那筆者現在問你，哪個更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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