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應該是怎樣。

『那些在學府裏教的所謂民族音樂，其實不是真正的民族音樂。』完成了一連兩晚《新視野藝術節》的表演後，朱哲琴(Dadawa)在回答聽眾提問時，有以上的慨嘆。此語一出，立即引來全場掌聲。

近年，她致力蒐集國內各種族的音樂珍寶，今次演出，可謂初步展示她的成果。表演裏，有高唱傳統飛歌的苗族人；有可以一面吹奏樂器『楚吾爾』，一面作傳統喉唱的蒙古樂師；有來自新疆伊犁，世代相傳的冬不拉高手；也有只需要幾片樹葉，就能吹奏不同樂曲的貴州樂師。要求稍高的人，也許對這種大雜燴式的表演有所微言；但當筆者看見，觀眾中有不少是對漢語一曉不通的老外時，便覺得：若果將今次演出，視為展示中國多元文化的一個窗口的話，朱哲琴與她的團隊，確實是做得出色的。

回到她對民族音樂的意見：漢人對其他小數民族的認識，實在非常有限。許多時甚至是，莫說是執政者，即使是黎民百姓，依然視他們為蠻夷戎狄；既然他們仍未開化，他們哪些文化要保留，哪些文化要摒棄，該由我們定斷。朱哲琴以上的發現，實在不是意料之外。

最近在《南華早報》，看到一則發人深省的報導：在內蒙的錫林浩特市，有一座美輪美奐的蒙古族博物館，裏面展出的歷史文物，可謂包羅萬有；可是，館內由文物的介紹說明，到簡單的方向指示，竟然找不到一句蒙古語，當地人還說，要麼你不懂漢語的話，就連洗手間在哪兒也不會知道。

此外，近年內蒙積極發展礦業，令荒漠化變得日益嚴重，昔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歲月，現在幾乎完全絕跡。當今新一代的蒙古人，還能從哪兒認識自己先祖的過去嗎？當自己的文化完全被連根拔起時，他們豈不是連身份也喪失掉？

由此可見，朱哲琴以上的努力，在國內可謂十分難得。今次表演，找到了不同種族的樂師，他們無需要像『春晚』等的文化節目般，或明或暗地要為某些團體組織作宣傳，只要一心一意，演好自己民族的音樂便可。縱使他們的音樂各有特色，樂器的音域各有差異，但也許就是這些不同，彼此才可互補不足，繼而創造出一次精彩的大合奏。

想深一層：台上的演出，不是在示範什麼是『民族融和』嗎？要麼現實世界裏，各民族都可以這樣的話，這不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和諧』社會嗎？『和諧』之所以變成『河蟹』，不是因為某些民族或組織，自以為沒有自己，大家便不懂『和諧』，於是乎施盡手段，迫大家去『和諧』所致嗎？也許，台下那些掌聲，就是大家對以上這種唯我獨尊的『和諧』觀的一種抗議吧。

沒有 Peacemaker 的社會（續）

在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揭盅前夕，《紐約時報》有一篇奈人尋味的報導：原來某些曾飽受迫害，現時流亡海外的華人，竟然站出來反對劉曉波獲獎，他們的理據是：對當權者不夠強硬、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視而不見、公然肯定共產黨的某些成就等等。

令人憤慨的是，他們的對手明明是完全一樣，理應是志同道合的盟友，為何來到這關口，竟會反睦成仇呢？

不管這群人的理據如何，他們擺出來的姿態是：什麼是人權，什麼是自由，我們有自己的一套，你們順從的話，大家就可以合作；否則，大家唯有各走各路了。某些較激進的，甚至會不惜向同路人施壓，迫使別人就範。正因為這樣，令海外的民主運動搞了二十多年，至今仍然是一盤散沙。

問題是，以施壓解決爭端，會是相信民主自由的人會做的東西嗎？這樣說，這班人豈不是在說一套做一套？還有的是，以上的施壓，當日迫使他們流落異鄉的政權，不就是已經做過了嗎？要麼當日的受害者，不僅沒有從中醒悟過來，反而拿着同樣的邏輯，成為了加害者的話，社會累積起來的忿怒與怨氣，會是日益增多還是減少呢？當執政者或是它的反對者，都期望有異議的人服從自己的話，這個民族的人，豈不是個個都希望當一個暴君？要麼連這班『民主人仕』，在骨子裏竟然有暴君的思維，大家對民主、法治、平等、和平等的理想，不是可以全都丟進廢物箱嗎？

從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感受到，一位像劉先生那般的 Peacemaker，活在一個到處都是暴君的社會，不僅無法獲得支持與肯定，反而會被嘲笑為瘋子。這樣的社會，會明白和平獎的真正意義嗎？不明白的話，那些懂的人又會怎樣看這個民族呢？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下）

『楊經理嘛？他與新的管理層談不攏，上星期辭職了。』

類似的事，在商業社會可謂家常便飯：管理層的決定，你不能不遵循，你覺得不妥當，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向上層反映，他們不接納的話，你唯有作個取捨：留下來的話，你如何不同意也好，也有責任貫徹執行決定，日後有成效的話，你便有權分享，沒有的話，便要共同承擔後果。如果你不願意這樣的話，就唯有另謀高就，反正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然而，你離開之後，你與前僱主便再無瓜葛，想吃兩家公司的茶禮，簡直是妙想天開。

然而，以上的職場常識，來到政壇又變成了另一回事。最近某些人一方面另起爐灶，一方面要保留原有黨籍；他們聲稱，新的爐灶是『社運組織』，本身並非政黨，因此無需退黨云云。筆者心想，任何型式或立場的『政黨』，本質上不是一個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社運組織』嗎？既然兩者沒有明顯差別的話，這班人豈不是在一腳踏兩船？

人道是，他們在原來的政黨鬱鬱不得志，加上有政改方案的爭拗作導火線，令他們萌生去意。這樣說，他們的遭遇跟上面那位楊經理的，實在大同小異。好了，既然你們是反對上層領導，才有以上舉動的話，日後在政治議題上的立場，兩者勢必有衝突。屆時，你們的取向又會是怎樣呢？要麼你們要跟原來的黨對着幹的話，豈不是在逃避身為黨員的責任嗎？假使你們背棄新團體，重投舊愛的話，其他支持新團體的人，豈不是被你們出賣了？

有着以上的矛盾，即使你們的理據多麼充份，理想多麼崇高也好，難免會令外人覺得，你們不過想替自己留一條後路而已。新團體內的其他成員，會覺得這班不願破釜沉舟的人，能承諾付出多少努力去建設它呢？他朝大家一旦鬧翻時，你們又會否一如既往地，只顧自己的利益而抽身離開，把昔日的戰友都丟下嗎？連志同道合的人，你們都未能給予他們信心與承擔，在廣大的選民與公眾面前，你們又會如何呢？缺乏承擔的政治家，他的公信力是高是低呢？

假使讀者中有人對以上的評論對號入座的話，筆者奉勸你盡早向大眾表明自己的選擇；要不然，選民會替你們選擇的。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上）

眾所周知，香港泛民陣營現時的處境，猶如風中殘燭般奄奄一息。然而在大難臨頭之際，他們不單無法凝聚出抵抗的勢力，還要無止境地搞『窩裏鬥』。最新發展是，某黨去信另一黨，要求對方中止與中央政府對話，要麼對方『冥頑不靈』的話，他們便會退出區議會選舉的協調工作。

一聽到『冥頑不靈』四個大字，腦海立刻湧現出改革開放前的大陸。那時，政治鬥爭可謂無日無之，某些被指偏離黨路線的人，一概被扣上『冥頑不靈』之類的帽子。然而，鬥爭都已經結束了三十年，這些猶如紅衛兵批鬥般的措辭，竟會由一位以『民主衛士』自居的人說出口，那班人心底裏渴望的，到底是哪一種政治體制呢？

假使行民主是我們的最終目標，要製訂一個具體的實行計畫，我們不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來協商嗎？協商要做得好，各方不是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包容不同的意見，務求達成共識嗎？然而現實裏看到的是，當遇到爭議時，各方都爭相站在道德高地上，指令其他人服從自己；對方不就範的話，他們就拒絕合作。不管他們的理由多麼充分，這種容不下異己的心態，不是只有獨裁者才有的嗎？以獨裁心態去尋求民主，豈不是在緣木求魚？

由此我們不難預視，來屆的選舉，泛民陣營勢必面臨大敗。筆者感到最洩氣的，並非這個注定的敗局，而是以上的局面，顯示那班聲稱爭取民主的人，根本沒有以身作則，向眾人展示民主可以怎樣落實。如此下去，我們還能對前景樂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