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試題，揭示了什麼？

內地的公務員考試，據說每年有過百萬人參與。最新一屆考試，剛在月初結束。當中某條試題，要求考生就所謂「黃河精神」申論，及創作宣傳愛國教育的材料。

一看到這裏，腦海立即想起舊社會的科舉制度：皇帝考書生的，不是邏輯思維，也不是專業知識，更不是道德情操，而是你的文筆技巧。只要你有本事，堆砌出一篇富麗堂皇而又毫無實質內容的文章，討得聖上歡心的話，一官半職自然到手。難怪黃仁宇在著作中常常說，在如斯制度下，官員全都不懂「數字管理」，政府管治能力是高是低，實在不言而諭。

好了，咱們廢除帝制專政都一個世紀了，要評核某人是否有能力擔任公職，總要用些較科學的方法吧。什麼是「黃河精神」，已經教人摸不着頭腦了，要為如此空泛的主旨做文章，考生想必會一如上述的書生般，以現代的八股文盡情假大空一番。

當然，文筆好的人也可能是人材，因此，問題不在考生身上。相反，這條題目之能夠在試卷上出現，不就是反映了，出題的人根本欠缺科學精神嗎？沒有科學精神的社會，憑什麼去搞所謂「科教興國」呢？抑或是，一切都只是拿來沽名釣譽，大家其實都是說一套做另一套，根本無意擺脫封建思想的掣肘呢？

平心而論，類似「黃河精神」之類的口號，在內地簡直如恆河沙數；但現實是，口號愈是叫得響亮，我們愈會覺得是空話謊話。這樣的行徑，能成為世界的表率嗎？

被毆打的賽先生

「若果中國的科學界不誠實，將會窒礙它的發展；更令人意外的，是國家的領導層雖然大部份擁有工程學背景，卻沒有正視這個問題。」【取自《經濟學人》(Economist)2010年10月7日】

方是民【筆名方周子】與方玄昌相繼遇襲的消息，在海內外引來不小迴響。人道是，他們專門揭露國內科學界種種劣行，得罪了幾位著名的學者，因而惹來橫禍。奇怪的是，為何一場純粹的學術爭論，最終會流血收場呢？

不管你的理由多麼充分，以拳頭解決紛爭，人家都只會覺得他橫蠻無理，說白一點，這是反文明的做法。假如我們同意，科學是文明的產物的話，我們不是可以說，以暴力解決問題是反科學嗎？一位科學家竟然用上反科學的手段，他還算是個科學家嗎？

轉過來，再看看那兩位遇襲者：據《經濟學人》報導，他們提出的眾多指控，有不少其實是理據不足的。被指控的人，即使提出再多強而有力的証據反駁，他們不單止不會理會，有時還會將罵戰升級，把一些與科學毫無關係的東西都扯出來罵一番【例如人家在美國有教職，就批評他不愛國】，活像文革式的評鬥，務求令對手無法招架。這樣看，以上所為縱使沒有動干戈，也難以掩飾背後一種暴力的心態。

連科學界都不能以科學的態度解決爭議，我們不是可以推測到，這是一個反科學的社會嗎？一個反科學的社會，能憑什麼去搞所謂的「科教興國」呢？更甚的是，英語裏「科學」(Science)一詞，源自古拉丁語裏的 Scientia，意思是「知識」；這樣說，一個反科學的社會，豈不同時是個反知識的嗎？一個反科學反知識的文化，能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

闊一點看，這兩樁事件的終極受害者，並非任何現實的人物，而是當年五四運動時被積極提倡的「賽先生」。這樣想，我們歴時愈一世紀的吶喊，豈不是注定徒勞無功？

和諧，應該是怎樣。

『那些在學府裏教的所謂民族音樂，其實不是真正的民族音樂。』完成了一連兩晚《新視野藝術節》的表演後，朱哲琴(Dadawa)在回答聽眾提問時，有以上的慨嘆。此語一出，立即引來全場掌聲。

近年，她致力蒐集國內各種族的音樂珍寶，今次演出，可謂初步展示她的成果。表演裏，有高唱傳統飛歌的苗族人；有可以一面吹奏樂器『楚吾爾』，一面作傳統喉唱的蒙古樂師；有來自新疆伊犁，世代相傳的冬不拉高手；也有只需要幾片樹葉，就能吹奏不同樂曲的貴州樂師。要求稍高的人，也許對這種大雜燴式的表演有所微言；但當筆者看見，觀眾中有不少是對漢語一曉不通的老外時，便覺得：若果將今次演出，視為展示中國多元文化的一個窗口的話，朱哲琴與她的團隊，確實是做得出色的。

回到她對民族音樂的意見：漢人對其他小數民族的認識，實在非常有限。許多時甚至是，莫說是執政者，即使是黎民百姓，依然視他們為蠻夷戎狄；既然他們仍未開化，他們哪些文化要保留，哪些文化要摒棄，該由我們定斷。朱哲琴以上的發現，實在不是意料之外。

最近在《南華早報》，看到一則發人深省的報導：在內蒙的錫林浩特市，有一座美輪美奐的蒙古族博物館，裏面展出的歷史文物，可謂包羅萬有；可是，館內由文物的介紹說明，到簡單的方向指示，竟然找不到一句蒙古語，當地人還說，要麼你不懂漢語的話，就連洗手間在哪兒也不會知道。

此外，近年內蒙積極發展礦業，令荒漠化變得日益嚴重，昔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歲月，現在幾乎完全絕跡。當今新一代的蒙古人，還能從哪兒認識自己先祖的過去嗎？當自己的文化完全被連根拔起時，他們豈不是連身份也喪失掉？

由此可見，朱哲琴以上的努力，在國內可謂十分難得。今次表演，找到了不同種族的樂師，他們無需要像『春晚』等的文化節目般，或明或暗地要為某些團體組織作宣傳，只要一心一意，演好自己民族的音樂便可。縱使他們的音樂各有特色，樂器的音域各有差異，但也許就是這些不同，彼此才可互補不足，繼而創造出一次精彩的大合奏。

想深一層：台上的演出，不是在示範什麼是『民族融和』嗎？要麼現實世界裏，各民族都可以這樣的話，這不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和諧』社會嗎？『和諧』之所以變成『河蟹』，不是因為某些民族或組織，自以為沒有自己，大家便不懂『和諧』，於是乎施盡手段，迫大家去『和諧』所致嗎？也許，台下那些掌聲，就是大家對以上這種唯我獨尊的『和諧』觀的一種抗議吧。

被「政治化」的語言

據說，直至上世紀初，英國那些精英輩出的私立寄宿學校，學生仍需學習古希臘文與拉丁文等的古典語言。如是者，不管是阿里士多芬尼斯的喜戲、柏拉圖的對話錄、西賽羅的雄辯與演說、還是維吉爾的羅馬史詩，他們都可以直接欣賞得到。但現在，大部份人只能透過翻譯，才能閱讀這些經典名著，翻譯即使做得再好，原文的美感也難以完全保留。這個趨勢，難免有人感到可惜，但上述的古典語言，早在中世紀已經沒有被廣泛使用；莫說平民百姓，就連頂尖的學者，想必也認為這番取捨是必然的。

回到這裏，古人也遺下了不少詩詞歌賦，要保留古代的風韻，用粵語諗必然比用普通話諗優勝。然而，單純以此作理由反對普通話文化的入侵，似乎來得稍為牽強，因為不管什麼國家，為了促進民間交流，必然要訂立一套標準的官方語言。既然粵語沒有被選為官話，為了國民的利益，我們不能不跟從；粵語現時的特殊地位，只不過是受到香港與海外華人的影響而已，當這股勢力由盛轉衰，特殊地位也勢必消失，屆時為此感到可惜的人，將會少之又少。

因此，近月爆發的捍衛粵語運動，決不可純綷從文化角度解讀。

試想像，假如歷史可以逆轉，粵語真的成為了官話的話，大概來到今時今日，北京的年輕人會紛紛走到街頭，抗議北方文化遭到南方人打壓吧！按道理，只要大家願意平心靜氣，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下和談，便可制訂一個大家接納的方案。但在這裏，不管是領導人還是反對者，都渴望個個人都服從自己，並動輒舉起「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道德良心」之類的旗幟，逼使異見者就範。如是者，類似上述的施壓與抵抗，在這個社會可謂無日無之，令一個只涉及生活習慣的問題，很無辜地被「政治化」（筆者極之討厭這個詞語，但來了這裏卻找不到一個更貼切的形容詞）。

以上的一幕小插曲，實在很真切地反映中國的政治；問題是，連一個如此些微的改動，都可以翻起如此大浪，筆者實在很難想像，其他更具爭議的問題會有什麼下場。

河蟹反咬主人？

聲稱是由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撰寫的《六四日記》雖然尚未出版，卻已迅即在華人圈子裏引起激烈討論，有報導甚至說，就連威力強大的「防火長城」，也禁不住這股熱潮。我們作為外人，當然無法確認日記是真是假，最理想，當然是由當事人親自說出口吧。但客觀的事實是，他根本無法這樣做。那就奇怪了，李鵬幾乎是位極人臣，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為何退了休之後，連對大家說半句語的權利也沒有呢？

無可否認，八九年的民運弄得如斯田地，李鵬可算是責無旁貸（特別是宣佈戒嚴）；問題是，他的責任是多是少呢？要知道，國務院總理沒有軍隊的指揮權，要追究屠城的責任，其他領導人一定比他重得多。然而事後，海內外華人竟然齊聲高喊「打倒李鵬」，把矛頭都指向他，難道當事人不會覺得，自己無辜地替其他人背黑鍋嗎？據說，他在功成身退之後，計劃把自己當年的所見所聞公之於世，卻被現今的當權派河蟹掉；在有冤無路訴之下，他有把日記偷運往國外出版的打算，是非常合理的。然而諷刺的是，這隻箝制人民自由的河蟹，不就是由李鵬等的領導人操控的嗎？為何來到現在，這隻河蟹竟然會反過來箝制它的主人呢？製造河蟹的人，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換一個角度看，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裏，類似上述的荒誕劇有可能發生嗎？例如剛下台的白高敦，何曾要卡梅倫首相同意才能出版自傳呢？在這些社會，公職人員在卸任後出版回憶錄，是非常普遍的。當然，內容未必句句都是真話，但至少，這些卸任領導人能讓公眾知道，自己當時是基於什麼考慮來做決策。即使不能還自己清白，但至少也讓大家清楚「已方的故事 (My side of the story)」，自己最終的功過，可以留待讀者判斷。如果說，民主自由是保障人民權益的話，這些卸任的領導人，不是會同樣受惠的嗎？那些口口聲聲對民主制度存疑的人，又有否考慮到這一點呢？

假使你是國家領導人的話，以上兩則故事，你會喜歡哪一則呢？然之後，你又會怎樣選取政治制度呢？

如果我是胡耀邦

「是誰耶？是誰無故弄醒了我耶？我這副老骨頭……啊，不對，骨頭現在都化灰了……我這個老頭子，在九泉之下都超過二十年啦！你們這班人，不是早就把我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嗎？

「啊！對的！你們記得我，也不敢公開紀念我，是嗎？你們的心情，老子十分明白；想當年，咱們也是這樣胡混過日子嘛！你看劉主席，你看華主席，誰敢公開紀念他們耶？比起他們，我也算是幸運得多呢！才幾天前嘛，我跟板橋兄喝過酒賞過畫，他那句『難得胡塗』，我現在才明白它的真正意思呢！

「對！不要扯得太遠！是誰耶？是誰呼喚我的名字耶？……啊！聲音從那裏來的，讓我過去看過究竟。

「咦？為什麼那樣似曾相識呢？……哼！這裏不是中南海嗎？你們這班混蛋，不是老早就對我避之則吉嗎？二十多年前的那筆帳，老子今天也未跟你們算耶！現在還要抬我出來，到底是拿來幹啥？

「啊！我認得你了！我認得你了！老趙隱居前的最後一次露面，你不就是在他的背後嗎？先個月跟他喝過茶，他時時刻刻都談起你呢！對了，現在你已經是國務院總理了嘛！真是十年人事幾番新了。

「現在你在寫文嗎？讓我先睹為快吧……啊，你打算把這東西登在《人民日報》嗎？這可真是不得了呢！……啊！你說最近到過貴州視察大旱的災情，令你憶起二十多年前你跟我到那裏考察的情境嘛？唉！當年咱們經歷過的種種艱辛，現在我仍然是歷歷在目耶！剛剛又發生了大地震，看來今年西南各地的形勢仍是十分嚴峻呢！

「什麼？你在哭？不是嘛！現在你幾乎是位極人臣啦。你只要一聲令下，千千萬萬的人拼死都會跟隨你的指示去幹；要移山，要填海，絕對不成問題，還要哭什麼呢？你在夜闌人靜時，叫我這個老幹部出來，根本幫不到你什麼的。

「老子明白！老子明白！你有許多難言之隱嘛！當年我坐在這裏的時侯，何嘗沒有難言之隱呢？但是在我的年代，單是姓『資』姓『社』問題已經可以爆發大激辯了。現在可不同呢！共和國在你們領導下，什麼奧運、世博、神舟、全都辦得好好的，還有什麼好埋怨呢？

「好了，就當你是真切地關心災區內的老百姓吧！但是二十一年前的今天發生過什麼事，你是最清楚不過耶！在這個敏感的時刻抬我出來，外面的人難道不會質問：咱們這個黨怎樣搞的呢？你憶述我曾經委派你去一些村莊走一趟，還特意叮囑你『不要和地方打招呼』，原因是什麼，你不會不明白耶！回想我的年代，哪一個地方不對中央領導造假耶？難道你現在仍然覺得，咱們的這個脾性還是沒有改善嗎？

「還有，你說在老頭子身上，學會了『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確實讓我感到欣慰；但這種品德，不是每一位幹部都必須具備的嗎？你是否想暗示，在這個點子上，你的知音人實在太少嗎？那就真的可怒也！難道過了差不多三十年，咱們在這方面還是在原地踏步嗎？

「來到這裏，我老頭子真的越想越氣憤耶！你貴為國務院總理，才能在報紙上刊登這篇東西；但如果有平民百姓想公開記念我，你們又會怎樣呢？莫說要拿我出來鞭屍……啊，又錯了，骨都沒有了，還有屍嗎？……莫說要拿我出來批鬥，但難道就連像對你這般，對我有半點兒的稱讚，你們也不容許嗎？你怕他們是在指桑罵槐，但現在你這篇東西，何嘗不是指桑罵槐呢？你們能夠做的東西，老百姓為什麼不能做呢？

「啊！天快要亮呢！老頭子不得不告辭啦！六月時，我會跟老趙南下一趟，到不知是哪處有許多燭光的地方，悼念一下當年的血與淚。畢竟我們來到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故忌的呢！……唉！為什麼咱們要等到百年歸老之日，才可享受半點的自由呢？」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下）

公元３８０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宣佈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對於承諾過「除了我（上帝）以外，不可有別的神」的信徒來說，可謂天大的喜訊。皇帝駕崩後，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邊，在東方的半壁江山，後來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雖然國祚愈千年，但據《羅馬人的故事》的描述，它「沾染東方專制宮廷的氣息，宦官、皇后才是國家的主人，暮氣沉沉」。結果這個老大的帝國，領土與國力不斷被後起的阿拉伯與威尼斯勢力蠶食，最後由鄂圖曼帝國，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現在除了伊斯坦堡的聖蘇菲教堂，與由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下令編制的《羅馬法大典》之外，拜占庭的文化幾乎被徹底湮沒。看來，縱使東西帝國信奉的神完全一樣，信仰也未能拯救拜占庭於危難之中。

回到今時今日，最近與鄧文正博士茶聚時，談起《中國文明的反思》的內容；他說作者許多想法，跟那些在八十年代初從大陸移居美國，並在後來信奉了基督教的華人很相似，就是他們普遍心存「耶教救國」的理想，認為唯有國人全都皈依耶穌基督，國家才有希望重新振作。也許你會認為，筆者在斷章取義，那批海外華人的理想，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在書中一開始，他便搬出中國神話與舊約聖經裏某些相似的情節，拿來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繼而引用許多聖經章節，抨擊自家文化的種種不是。姑且不談進化論與創造論誰是誰非，試問他不相信「耶教救國」的話，又何須要抬聖經出來呢？抬可蘭經不行嗎？

對的，有救國的理想，總好過沒有；但有以上理想的人，對信仰的本質又有多少認識呢？不論任何宗教信仰，要打入一個新的族群，許多時都要作某些改變，適應當地的文化與傳統，才能在新的地方紮根。就以從印度傳入中土的佛教為例：原本是男性的觀音菩薩，來到中土竟然變成女兒身，名氣有時還會超越佛祖；另外，在西方十分盛行的禪宗佛學，更是由中土原創出來的流派。從猶太地區傳到西方社會的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如：例如在天主教聖堂裏經常見到的聖像，其實是有違猶太文化裏不可拜偶像的禁律；建立神像，其實是源自希臘的傳統。好了，假使國人都來敬拜上帝的話，試問他們真的會照單全收西方的那一套，而不會像當年的洪秀全般，偷換某些宗教概念來利己嗎？莫說宗教，單看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窰洞裏有馬列主義」等的史實，就知道西方再優越的學說，來到這裏後會變成什麼的一回事吧。

無可否認，作者說對了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的意識，但有了信仰之後，國家就一定會強大麼？看看連電視也不許人看的塔利班政權，試問哪個社會的宗教意識比他們更強呢？阿富汗在其統治下，除了不斷輸出恐佈分子與毒品外，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說穿了，作者心目中的信仰，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他選嗎？就當筆者說對了吧，但從上面的歷史看，這個在作者眼中異常地偉大的信仰，為何僅僅眷顧從前的西羅馬帝國，而對東方的拜占庭見死不救？「信仰」與「救國」，真的有關係嗎？更可笑的是，書中４１９－４２０頁有這一段：「１９１７年的俄國等，都是因為競選失敗者輸了不認輸，最後發動了革命。由於有基督信仰，有博愛、人道精神，所以競選失敗者願意 ... 輸了認輸，願意保持公平的競選」，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人民不都是信奉東正基督教嗎？難道作者不知道，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敬拜的都是同一個上帝嗎？這樣說，作者豈不是在自打嘴巴嗎？

連對自己景仰的宗教都只是一知半解，筆者只能坦白地說，作者的立論猶如建在沙上的城堡，一點也不紮實。若果類似的「反思」題目，在坊間已經有更好的著作（如孫隆基，黃仁宇甚至易中天）的話，筆者只會覺得，大家無需花時間在這本書上了。

後記：剛在上星期，一件奈人尋味的事情發生了：在內地有局部「落地權」的鳯凰衛視，竟然在節目《開卷八分鐘》裏介紹這本書，有關視頻還上載到鳯凰網；看來這本著作有機會被解禁了吧。然而，節目對著作的描述，說白點是避重就輕。全書裏，作者花了超過四份一的篇幅，分析自晚清至國共內戰為止的近代史，但主持人竟然很不合比例地，僅僅用一兩句說話輕輕帶過。諷刺地，這篇長達一百多頁的《不成功的文明轉型》，是筆者唯一覺得精彩的章節，因為它如實地點出了國人到近代史的許多誤解，還大膽地直言孫中山剛愎自用，對民主政制未能在中國紮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打破了眾人的幻想。讓筆者涉獵多點相關資料後，再回來寫這段被大家曲解了的歷史。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上）

回顧一年前的今日，匯豐股價因為宣佈供股而大幅下滑，到了三月九日的收市，股價更被壓低至三十三元，繼而發生了「青姐之淚」的一幕。在恐慌情緒的支配下，當時大概不會有很多人預計到，匯豐股價會在半年內強力反彈。到了現在，股價守在八十多元的時侯，假若有人站出來反問你「幹嗎不在三十三元買匯豐」時，你會有什麼感覺呢？俗話有云：有早知，無乞兒；評論歷史事件時，若果只以當代的價值觀為依歸，忽視當時的客觀環境的話，這豈不是在做「事後孔明」嗎？

遺憾的是，以「中國禁書」招來的《中國文明的反思》，正是循以上的方向作所謂的「反思」。例如在書中，作者反覆批評秦帝國踐踏人權，加上繼後的朝代沒有汲取當中的教訓，因此鑄成日後中國文明的禍根云云。當然，秦帝國草菅人命，是無容置疑的事實；它在不足二十年後迅速滅亡，不就為應得的果報嗎？作者拿着當今西方社會的人權標準，指責二千多年前的暴政，試問戰國時代的國人，有可能知道在遙遠的西方，有其他的文明出現嗎？即使知道，又能認識多少呢？執著眼前的成敗來抨擊古人的所為，與那些眼見畢菲特、索羅斯等人投資創富，就拿來批評一眾「老散」經常損手離場有何分別呢？這樣說，以上的立論，不就是和上面問「幹嗎不在三十三元買匯豐」的人同出一轍嗎？

再者，人權觀念，莫說中國，在歐洲也是近數百年才萌生的。無可否認，歐洲的政治體制，不容許極權的出現；然而，沒有暴政，不等於沒有暴行：羅馬軍團血洗哥林斯 (Corinth) 與耶路撒冷、中世紀的宗教審判與獵巫行動、殖民主義令土著文化被徹底破壞、以至兩次世界大戰與納綷屠猶等，都是鐵一般的史實；熟悉歷史的作者，為何可以隻字不提呢？作者批評國人報喜不報憂，但他在對待西方歷史時，何嘗不是報喜不報憂呢？

更糟的是，要譴責舊社會的專制暴政，何須要抬洋人的那一套出來替自己背書呢？不止作者，眾多做這種所謂「反思」的國人，都是執着當今西方的文明如何璀璨輝煌，來對自家的文化指指點點。然而，連這班讀過書的人，也要靠眼見別人的成就，才會被動地反省自己的過失的話，一般的黎民百姓，會懂得主動反省嗎？假若有日，中國真的能和平掘起的話，他們是否會停止反思，甚至倒過來對別人的事說三道四嗎？

平心而論，書內的評論手法，在當今的華人知識界裏實在太普遍了，因此恕筆者直言，「禁書」的內容實在只屬陳腔濫調，缺乏新意。但在下篇裏，筆者將會點出書中一個致命的謬誤與空想，足以令筆者認為，此書根本不值一看。

比「艾滋」為禍更大的病

豐田回收汽車的事件，在美國越演越烈，結果上任不足一年的社長豐田章男，在多方壓力下被迫要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汽車因機件故障需要回收，其實並不罕見，技術問題，本應只要技術解決就行了；但豐田忽視這個本應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結果令這家譽滿全球的企業，陷入一場空前的公關大災難。事件之所以鬧大，原因眾說紛紜，但活在東方社會的人，不難理解其背後的「邏輯」：不管是中國、日本或者是韓國人，都傾向刻意隱瞞一些看來不光采的事情；在他們的思維裏，維持公司與國家的聲譽（與自己的飯碗），比保障顧客權益更重要。這次事件，又一次證明日本「脫亞入歐」之說，只是一個從來未實現過的神話。

連高度西化的日本企業也尚且如此，我們自然不難瞭解高耀潔醫生當前的遭遇：在醫生眼中，疾病無國籍民族之分的，預防與監控疾病，比所謂民族國家尊嚴更為重要；若果公眾某些行為，會助長疾病蔓延的話，醫生有責任站出來提醒大家。奈何的是，「艾滋」往往被標籤為是縱欲者才會患的病；在（偽）道德泛濫的中國社會裏，病患者與其家屬必然飽受歧視，無需當權者刻意下手。而身為炎黃子孫的高醫生，還要到處揭露疫情有多嚴重，這種有辱家聲與國體的行為，在國人眼中簡直是天地不容。結果是，高醫生的努力與好意，不但沒有得到欣賞與肯定，反而處處受人白眼。最近看過一篇報導，指在中國仍然有人相信艾滋如感冒般，可透過飛沫傳播；也有人在沾花惹草過後，不斷懷疑自己染上艾滋，縱使翻覆的醫學檢查顯示他們沒有艾滋病毒，也無法平息他們的疑慮。如果高醫生的工作獲得正視的話，試問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會可能發生嗎？表面上，高醫生是受不住當權者的欺壓才被迫出走，但當她的親兒子，也在埋怨母親為自己與國家添麻煩時，她豈能不對自己的國家，感到心灰意冷嗎？

艾滋病毒再利害，我們依然能以藥物控制（縱使不能消滅）；但國人處處避忌不光采的事情，不是反而助長了病毒肆虐嗎？這種逃避的心態，又有什麼藥物可根治呢？現在看來，為禍更大更深的，是艾滋病毒，還是迴避艾滋的心態呢？

「恭喜發財」？

（註：牛年起始時，筆者寫過一篇同名的文章；一年過去，筆者決定重寫一次。）

農曆年既然是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節日，期間大家的所作所為，或多或少可以反映中華文化的特色。

恭喜發財，大家在碰面時例必會說；不管我們最終發財與否，在佳節期間說些「好意頭」的說話，是國人的習俗。然而仔細一看，「意頭」這種東西，似乎只有華人社會才特別重視，莫說大時大節，即使是日常生活裏，我們對「好意頭」實在是趨之若鶩，例如公司在選上市編號時，總會選３或８字。可是事情的吉凶，往往都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一味追求吉利的「意頭」，似乎有點兒不切實際。趁着新年，我們不妨值得探討國人的這種心態。

反觀西方社會的人，聖誕新年裏只會祝對方「佳節愉快」，佳節過後，大家繼續如常幹活，祝福亦隨之過去。但華人社會裏的祝賀說話，可謂五花八門，那些句語，更會滲到歌曲、電視與電影等的媒體裏，務求在節日裏營造一片歡樂氣氛。但對一般人來說，那些如「萬事勝意」、「財源廣進」等的祝願，用英語說真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想得太美了），若有人相信它們最終會靈驗的話，我們除了說他太天真之外，實在沒有更貼切的形容。那麼，這些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祝福語，豈不全都是空話嗎？既然是空話，為何我們仍要樂此不疲地說下去或唱下去呢？沒有強大的誘因，實在沒法解釋這種看起來十分愚笨的所為；也許，那些（空洞的）祝福符合了我們潛意識裏的某種渴望，認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會是美好的。有這種渴望，確是人之常情，但當整個民族都熱切追求「好意頭」，並唱得越來越響亮的時侯，這不是反證了，我們根本無法面對逆境嗎？一個喜歡以一大堆空話，去掩飾眼前困境的民族，給世人的印象，是成熟還是幼稚呢？更糟的是，這種凡事都渴望「好意頭」的心態，令人很容易墮入迷信的陷阱，寧可信片面的空話（甚至謊言），也不信客觀的事實；這樣說，我們豈不是身處一個專門玩「假大空」的社會嗎？連黎民百姓都沉醉於「假大空」的話，當權者能不大搞特搞「假大空」嗎？

不瞞大家，說到這裏，我發覺自己開始討厭農曆年，討厭的不在節日本身，而是以上這些「假大空」的傾向。對我來說，能愉快地渡過這個節日，已經很滿意了，其他的祝願，我只會禮貌地說句「No, thanks （不必了，多謝）」。

痛苦，必要的嗎？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而這痛苦，就叫做革命。
電影《十月圍城》中的對白

電影《十月圍城》，英文名稱是 Bodyguards and Assassins（保鏢與刺客）；在老佛爺眼中，搞革命的孫文醫生確實是眼中釘，不將之除去，他朝必會危害自己的江山，因以派手下刺殺他；為了抗衡那些刺客，才會有保鏢出現。當然，電影內容是虛構的，但故事之條理，中國人不會感到陌生：任何專制的統治者，都會用盡方法打壓政敵；莫說如秦始皇之類的暴君，即使是人人讚許的唐太宗，也要靠殺害親兄弟才能登極。看來從古到今，不管統治中國的君主是好是壞，都不會包容反對自己的人；因此非常諷刺地，在《十月圍城》上映之際，共和國把搞「憲政革命」的劉曉波再度關進獄中。

故然，１９０５年的清帝國，已是病入膏肓，縱使沒有六年後的革命，大概當時也沒有人相信帝國能千秋萬世，即使是頂戴花翎的，也深知事態不妙。修讀醫科的孫文，毅然要替這個病了的國家動一場大手術；如片中所言，他握着的手術刀，叫做革命。然而環觀歷史，革命之形成，往往都是當權者不斷積弱卻又故步自封，反對派才能乘虛而入奪權，其間死傷無法估計。問題是，這些血腥的場面，真的是必要嗎？當權者與反對派，真的無法坐下來坦誠談判嗎？

一百多年後，共和國出現空前盛世之際，劉曉波提出了《零八憲章》；他是否存心打倒當權者，我不作評論，但至少，憲章是他對治國的一點建議；再者他勢孤力弱，又不能像孫文般有龐大的經濟後盾，假如他真的能憑一紙憲章推翻整個政權，出問題的究竟是劉生還是政權呢？然而，當這班從前的反對派，靠革命上台成為當權者後，連一位平民的進諫都不能容忍時，難怪我們又要等到他們由盛轉衰，後人再發動革命，才能解決社會的矛盾嗎？如此當權者與反對派、加害者與受害者不斷循環，上一代人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部付之東流？外間的人，又會認為我們是個包容還是暴戾的民族呢？

１７８７年，美國剛從英國獨立後不久，五十五位來自十二州（羅德島州沒有參與）的代表，齊集費城商議治國之道。經過四個月的辯論與妥協，最終編成了美國的憲法，雖然偶有修訂，但大部份條款仍然沿用至今。那班立國者，證明了欲求文明之幸福，痛苦是可以完全不必要的，自稱有四千年文明的民族，能拿得出他們這份能耐嗎？

市場經濟下的社會主義

上個星期，我在倫敦參加了一次新書發行講座。這本新書的作者是兩位在多年在中國經商的英國人，書名是：《China Counting》，序言中有一句話讓我深以為然：“西方輿論傾向於認為，中國一直在免費乘坐西方的消費列車，但真實情況是，中國一直在補貼西方。”

魏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中國一直在“補貼”西方？》，2009 年 11 月 27 日

中國是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一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較去年有所增長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項成就。但從2010年起，此項成就的代價應會變得更明顯。例如，今年前9個月的GDP增長中，95%是由固定資產投資貢獻的。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中國2009年的增量資本-產出率 (ICOR)——一個衡量資本支出效率的指標，等於年度總投資額除以實際GDP增長——將不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平均水平的一半。言外之意一目了然。

《金融時報》Lex 專欄  ，2009 年 12 月 07 日

公司在深圳有辦事處，由於工作不算太複雜，員工普遍都是大專畢業，大概等於香港的高級文憑。同等的學歷，在兩地的工資差距雖已漸漸收窄，卻仍然顯著。某些商家，總是喜歡憑此等數據，批評港人工資太高；我則反過來想：不能說內地的工資太低嗎？以下對內地經濟的皮毛知識，也許可作為佐證。

今時今日，中國坐擁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龐大的儲備，是長期對外貿易順差的成果。經濟科的基本知識告訴我們，甲國對乙國貿易出超時，甲國貨幣的購買力應當提高；然而，為了保持出口的競爭力，中國不惜把貨幣匯價壓低（當然，還須美國那部發鈔機配合）。結果是，縱使中國工人提高了生產力，卻由於貨幣沒有升值，他們無法以相同的工資享受更大的購買力。那些在外面賺回來的錢，都給封存到外匯儲備去了；而掌管儲備的，自然就是政府與企業（當然包括國企）了。從以上的觀察，也許可略為修正魏城的見解：應該說是，中國的企業主管，透過壓抑勞動成本去補貼西方的消費者；用俗話說，即是慷了工人之慨。稍有工運意識的人，必然會指斥上述的情況是剝削，此等意見，我不打算評論。然而，政府卻又不是完全把這些利益終飽私囊；它賴以還富於民的手段，不是醫療教育等的福利，而是對重點（國內稱為戰略）企業的補貼：例如石油等的能源，要是欠缺補貼，售價不可能那樣低廉，受惠的，有各行各業，也有平民百姓。

照這樣說，國家即使改革開放了三十多年，社會主義的色彩依然濃厚；搞社會主義，以前要靠壟斷生產器械，現在則要靠壟斷財富，有了財富，政府自然可以指點江山，按自己的喜好投放資源，用俗話說，即是只許周官放火。今年初出台的四萬億元刺激經濟措施，勢必令這個火燒得更旺盛；然而，西方輿論開始認為，中國繼續以資本投資而非擴大內需來帶動經濟增長的話，將會導致產能過剩，屆時由工人賺回來的寶貴資源，都被白費在一些多餘（甚至乎沒有實際用途）的建設上。Lex 專欄的見解，或者是危言聳聽，但國家繼續逃避匯率改革，把累積了的財富還給百姓，並容許消費者更積極參與經濟發展的話，經濟學者擔心的經濟失衡情況，恐怕將在不久發生。

稻田上的迷思（上篇）

中國現在意識到，不能再以污染〔環境〕以達至繁榮 ... 中國明白到，再生能源科技將會是未來的趨勢，並開始對太陽能與風能，建立龐大的內需與出口市場。

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Have a nice day，刊於 The New York Times A31 版，2009 年 9 月 16 日

週未，伴着老爸與伯父到他們的故鄉探親。他們的故里，雖不算是窮鄉，但肯定是僻壤：下了長途公車後，還須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在甘蔗田與稻田之間，穿過多少條狹窄又沒有指示的柏油路，才能進村。村裏的人，到今天仍以務農為生，即使其他城市的發展有多蓬勃，故里的變化卻是少得很。整天呆在祖屋裏實在是悶得發慌，因此我去稻田走一趟；在通往稻田的泥路上，多了些數十年前沒有的東西：塑膠垃圾。那些垃圾，是一些村民覺得再無利用價值的東西；問題是，村民不覺得這些垃圾需要特別的處理，任由大自然讓它們自生自滅就罷了。但只要稍有科學知識，都知道塑膠難以被大自然分解，因此這些在路旁的垃圾，可能已被丟掉好幾年了。眼見這個情況，不禁又想起孫隆基博士對中國文化的觀察。

在成名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裏，孫隆基借用了弗洛依德的心理學說剖析中國人的性格。弗氏認為，人的成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嬰兒的「口腔時期」，兒童的「肛門時期」，與成年的「生殖器時期」。小孩在年幼時，父母都要替他們穿尿布，因為他們不知道，隨處便溺會影響衛生；慢慢地，父母會教導子女：人有三急時，一定要忍到上了厠所才能便溺。孫氏則把以上的學說申延：「便溺」是種排泄的行為，把我們不要的東西排出體外；按這個標準，吐痰、打噴嚏、倒拉圾等，都屬於排泄的概念。然而即使來到今時今日，國人仍然慣了隨便吐痰和丟拉圾，以致在歐洲某些旅遊景點，當局竟樹下以中文寫成的「嚴禁隨地吐痰」等的警告板。好了，現在個個都談所謂「文明」，這些壞習慣也在漸漸改善了；然而，那些大量的生活廢物，又有否妥善處理好呢？從新聞報導中，我們知道這些廢物，許多時都是不加任何處理，直接被排到大自然裏的；這樣的話，根本與亂拋垃圾無異。在稻田旁的小路看過的光景，其實僅是冰山一角。

寫下暢銷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弗里德曼，經常遊走中國的大小工廠；他對中國的環保事業寄以厚望，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我跟公司的採購部開會時，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然而，若果國人仍無法脫離孫隆基論述的「肛門時期」的話，即使中國生產的環保設施有多先進，也是得物而無所用；屆時，在我腳下的那些垃圾，依然會留在這條小路上的。憑以上的觀察，我對下個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侯變化會議，真的不敢寄以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