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計後果，誰付代價？

每逢佳節，少不免要在外面吃喝玩樂。雖則筆者不像那些做銷售的友人那樣，要經常到處交際應酬，但最近也出席了某機構為客戶而設的宴會。為免遲來的客人錯過某些佳餚，宴會是以自助餐的形式進行。

對向來精打細算的香港人來說，能在數小時內嘗盡各國美食的自助餐，的確十分吸引。以前曾聽過電台主持說，即使是消費情緒最低落的「沙士」時期，頂級酒店的自助餐在週末時依然高朋滿座。用俗語說，自助餐完全體現港人「方便抵食夾大件」的核心價值。

但近年來，筆者逐步跟這套價值唱反調，如非必要，真的再不希望吃自助餐：管食客的胃口有多大，也無法吃盡每一道菜式，不難想像，不少食品最終只會被丟掉。廚師以至農夫、漁民、運輸人員等等的心血，也隨之而赴之東流。但在普通人的眼中，像筆者這種「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情操，恐怕只會被嘲笑為曲高和寡。

香港這個城市，近乎三步一便利店，五步一茶餐廳，七步一超市，十步一酒樓。不論是親自下廚，還是出外用饍，選擇都多得很。無可否認，這的確是一種恩惠，但久而久之，大家都會覺得一切都是必然的。如是者，即使是最偏遠的便利店，亦能找到只消數天便會過期的三文治與麵包；再僻靜的超市，也能買到各類新鮮的蔬果。

然而，這種便利帶來的代價，就是令香港的廚餘問題日益嚴重。兩年前《鏗鏘集》的專題報導，指港人每天製造的廚餘多達三千公噸。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每天超過二百萬元，屈指一算，即是每年超過七億元。無須很久，本地的堆填區就會飽和。然而，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自己看不見，就不覺得是大問題。可想而知，關心這問題的人寥寥可數。

以上的情況，也許給乎我們一點啟示：我們為求獲取一時的方便，往往要最為勢孤力弱的人物承受帶來的苦果，要麼這不是任何人，最後就輪到大自然了。從這個方向分析，當今世間各種的糧食、能源、環保等的議題，無不是由以上的思維引發。要扭轉局面，我們就不能不意識到，上述的弱者並非可以任由我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只有把兩者帶到一個平等的地位，大家才能開展真誠的交流，恃強凌弱的事方能徹底避免。

奈何的是當下所見，客觀實在的科學論據，居然經常要讓路給朝秦暮楚的政治風向。不管是當下這個偽國際都會，還是執世界經濟牛耳的工業大國，要凝聚一股足以改變形勢的力量，依然十分艱鉅。要麼人類社會繼續拒絕以上的醒覺，付出一些必要的麻煩的話，也許到了最後，未來的人類都被先人製造的污染物溺斃。

「未日」之後－《少年ＰＩ的奇幻漂流》後感

由李安執導，改編自暢銷小說的電影《少年ＰＩ的奇幻漂流》，聖誔期間在世界各地上映。人道是，這將會是「下一部《阿凡達》」，是否言過其實，留待各位判斷；但從它已在來屆金球獎取得三項提名（縱使呼聲肯定被大熱門的《林肯傳》所蓋過），也證明了這部電影備受業界賞識。筆者非影評人，無謂在此班門弄斧作預測了。

整體來說，電影十分忠於原著；兩者的主軸，表面上是主角歷時二百多天的大海漂流，實際上卻是他尋覓神的過程。他生於印度家庭，從小便接觸印度教中眾多的神明，但聽了無數的典故與傳說後，仍未能令他解開對神的疑惑。長大了以後，他除了印度教外，也信奉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他父親則奉勸他，盡信所有宗教，與什麼都不信，其實沒有差別。

在深信現代科學的父親眼中，一切的宗教都不過是人類尋求心靈慰藉的工具。但有趣的是，即使一個一個古代的神話與教條，都被科學逐個擊破，人類對宗教的渴求，始終沒有完全消失。類似主角的情況，相信並非十分罕見。那樣說，宗教現在能夠滿足的，又會是什麼渴求呢？

筆者儘管以近日最流行的話題－世界未日－為起點，嘗試解答。未日者，即是終結之日。在古代，西方的柏拉圖，與東方的佛佗，都無獨有偶地指出，萬物有起必有終，有生必有滅。作為萬物之一的人類，也是無法倖免；身為血肉之軀，大家自然對生感到欣喜、對死產生畏懼。生，並非由自身主動控制；死，又無法用科學等途徑避免。於是乎，一種對生與死的執念，就在人類的腦海中形成了。

宗教之所以在當今再沒有神話傳說的世界存在，正是為求解開甚至解脫這種執念。但不論是神，但是所謂的造物者是否存在，用科學是無法解答的；宗教則會對你說，不要問，只要信。這樣說，我們不難推測， 主角再努力地尋覓，最後也只是徒然。

遇上海難後，主角在汪洋中漂流了二百多天，與他相伴的，是頭隨時令他喪命的老虎。其間，主角除了把老虎馴服之外，更親歷無數的奇幻景象。主角其後對打算以這此寫書的作家說，整件事令他徹底相信神的存在。闊一點看，像愛恩斯坦那樣頂尖的科學家，也寧可相信神的存在，正是他們相信在這個浩瀚的宇宙，能夠孕育出一個懂得認識與欣賞整個宇宙的生物體，絕對不是一種巧合，必定是某些更高等的東西從中作梗。

恕筆者冒昧，即使他朝我們果真找到答案，似乎也只是僅僅滿足了小數人的求知欲；對普通人來說，不管答案是怎樣，生活還是要過下去。來到這裏，想必會有讀者認為，筆者主張無神論；筆者只能說，自己傾向相信阿里士多德對神的闡釋：全知全能的神，根本不會對一個充滿缺陷的世界有任何興趣。換句話說，有神抑或是無神，實際的分別根本不大；坊間的討論，坦白說只是庸人自擾。篇幅所限，筆者對神的立場陳述到此為止，日後有機會，也許會另外行文專題探討。

稍為轉轉話題，在這個「上帝已死」的年代，生命還會有什麼意義呢？電影的結尾，似乎道出了答案。主角與老虎，最終在墨西哥沿岸登陸，當時主角已經非常虛弱，只能目送跟自己相依為命的老虎，頭也不回就走進附近的森林，並從此消聲匿跡。說到這裏，主角十分感觸地說：人生在世，要捨棄的東西何其多，但最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往往沒有機會好好地來個道別。對經歷過親人離世的主角來說，整個故事的意義就只有兩個字：珍惜。

來到這裏，筆者想起日本茶道以至禪學的至高境界：「一期一會」，一生僅此一次機會。眼前一切，轉瞬即逝，我們再依戀，也要無法將之挽留。過去的事無法改變，將來的事又無法掌握，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當下。

在剛過去的冬至，所謂由瑪雅人預視的世界末日沒有來臨。但即使末日真的來到，筆者只會說，從頭到尾，自己的存在、以至人類的文明，都不過是宇宙間一顆極為渺小的灰塵，即使有幸讓我們逃過這劫難，我們也無法改變有生必有死的事實。要麼這個劫難是整個地球的共用命運的話，筆者會甘於接受。

討厭的，是政治，還是人？

Dear Mr. President
Come take a walk with me
Let's pretend we're just two people and
You're not better than me
I'd like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if we can speak honestly

「敬愛的總統先生，跟我出外走一趟吧！就當我倆只是個普通人，你跟我無什麼分別吧！假若我倆可以說真心話，我想問你幾條問題。」２００６年，美國女歌手 Pink 推出專輯 I'm Not Dead，除了那首諷刺「頭腦簡單的金髮美女」的單曲 Stupid Girl 之外，專輯內最多人談論的歌就是這首 Dear Mr. President 了。

她想問總統的，都是些簡單的問題，例如：你看到街上的露宿者時，有什麼感覺？臨睡前，你會為哪些人祈禱？我們都在哭的時侯，你怎樣安睡？但到了最後，她以這一句作結：「敬愛的總統先生，你可沒打算跟我出外走一趟的，對嗎？」

固然，女歌手到底是坦率希望與總統對話，還是僅僅借着歌曲提出某些控訴，我們無謂猜測。但要麼沒有適當的社會氣氛作配合，大家都只會覺得，這種身份懸殊的交流，只是癡人說夢，而這首歌想必也無法問世。

的確，假使閣下曾在彼邦生活過的話，你也會察覺到那邊的人，上至國家政要，下至普通平民，都相信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放在陽光下談論的。如是者，大家心裏沒有太多忌諱，可以盡情地暢所欲言。一個開放的社會，就這樣誕生了。

要維持社會開放，法制上的保障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大家不去透過踐踏別人，來獲得權益。譬如在論壇中，某人故意把聲音擴大，把其他人的發言都掩蓋掉，或以行政手段阻止異見者擠身現場，參與討論；表面上，那人是行使言論自由，但他的行徑，卻是扼殺別人的發言權。類似的情況一旦變為常態，自由的根基只會被摧殘。

不幸地，在眼前這個所謂「國際都會」，正被這種只許自己喧嘩、不許別人說話的社會氛圍所籠罩。漸漸地大家都只感到，整個社會再無真誠的對話，只剩下嘈雜的吵架，令人生厭。難怪某位土生土長的創作歌手，在看見坊間對某些公眾議題爭拗不休，無法達到共識之後，留言說自己「討厭政治」。然而，跟上述彼岸的情景比對一下，我們不禁疑問，為何人家談政治，可以輕鬆到憑歌寄意，我們卻是除了指責與謾罵之外，就什麼都沒有呢？那到底是政治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呢？

試想象，要麼你身邊都是吵耳的雜音的話，即使你平時多麼的溫文平靜，也難免會感到煩燥與疲倦。這個城市的政治風景，正朝着這個令人不安的方向進發。問題是，當不管是建制派抑或反對派，都巴不得希望異見者收聲，以求半點表面上的清靜的話，我們不難預見，類似事主的事例只會愈見普及；這到底是禍是福，實在無用多言。

港（講）人病

猶記得，今年夏季，美國某時裝品牌，在中環畢打街開設旗艦店。為隆重其事，大會安排了十多位健碩的半裸男模，站在店外做宣傳。無用多說，這班男模吸引一眾路人，爭相跟他們拍照，當中又以女仕佔多數。某些男仕隨即在討論區與社交網站內，批評此等女仕雙重標準：女仕跟男模合照，男仕就不得有半點怨言；相反，男仕跟女模合照，卻立即被標籤為猥瑣、不雅與賤格，男仕想講半句話，也不得要領。

誰是誰非，筆者覺得無謂爭論；但從這件事，反映了某些港人的行為傾向：同一件事情，他們認為自己做就是天經地義，別人做卻是萬萬不可。時下不少為人詬病的所謂港男港女爭議，很大程度是這種心態所推動的。

引伸以上的見解，我們不難察覺到，類似的心態，在這個城市比比皆是。例如不少支持建制的人仕，經常埋怨坊間輿論充斥着濃厚的「民粹主義」；但諷刺的是，他們背後希望的，不外乎是搞「官粹主義」或者是「商粹主義」。「官粹」或「商粹」就是有益，「民粹」就是有害；此等只許周官放火的思維，實與上述港男港女的行徑不相伯仲。

簡單點說，以上的行徑，都是有口講別人，無口講自己。筆者儘管把這種心態，稱之為「講人病」。拿着這套標準，去看這個所謂「國際都會」的大小事，頓時發現無論是達官貴人，抑或市井平民，患上這種「講人病」的竟是多不勝數。把它改稱為「港人病」，也沒有不妥。

上述的發現，筆者儘管這樣歸納：在這些人的心目中，覺得某些事自己可以盡情做，但別人卻不許做；又或者自己可以選擇做或不做，但別人卻沒有選擇。這些心態的背後，是要顯示自己高高在上，別人只能唯命是從；說白一點，在能力範圍內，大家都渴望唯我獨專，可以指點江山。

引伸這種思維，我們不難作個推論：在上述那些人心目中，保持與彰顯自己的權威，比什麼求同存異更重要。不難想象，每當有爭端時，各方輕則各說各話，重則互相指罵甚至動武。可以預視，每當遭到挑戰時，此等社會的人到底會選擇衷誠合作，還是明知大難臨頭也繼續一盤散沙，實在無用多說。

醫治上述「港（講）人病」的最佳疫苖，就是「將心比己」，切身處地瞭解對方處境，從而達至和解，好讓彼此放下歧見，推動社會前進。俗語有云「苦口良藥」，從現實的狀況推測，肯服用這劑良藥的人到底是多是少，明眼人一定有分數。

她只是最後一根蘆葦

早前卸任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臨別前以「前所未見的暴風雨已經出現」來形容本港司法界的前景。那邊廂，律政司前司長，批評法院在審理涉居港權的案件時「犯下錯誤」，指香港法律界，包括法官對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缺乏認識云云。雙方的舌戰，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筆者並非法律界中人，求學時代讀過的法律課都只是僅僅合格；自問即使再在此議題上插嘴，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幫助。

先稍為岔開話題。香港經常受颱風吹襲，故此不時會有暴風雨。為減低損失，我們投入了無數的資源，去修渠、建擋土牆、改善樓宇結構等。由此可以推斷，港人的防御意識非常深厚，因而到颱風真的來臨時，類似桑迪橫掃美國東岸，令紐約市幾近癱瘓的情況根本不會出現。

然而，對退休法官口中的那場「暴風雨」，我們又可否拿得出相同的能耐呢？恕筆者直言，坊間對房屋、通脹等切身問題的關注程度，肯定比什麼司法獨立、法治精神大得多。也許孫隆基博士真的說對了，號稱三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心理上仍然處於弗洛伊德的口腔期。

好了，就當市井之徒學識不深，無法下個判斷吧。但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情況又會好一點嗎？一年多前一段不太矚目的新聞，給了大家一點啟示。

香港教育學院，曾經發問卷給所有中學的通識科教師，調查他們對於人權與法治的態度；當中有２５５間中學，近八百人回覆。筆者相信，這次調查已經涵蓋了各類背景的中學，故此我們無法懷疑教院以偏蓋全。以下節錄了當中三條問題的發現：

• 問題５５：為了解決逼切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政府可彈性解釋法律－－近七成教師說可以。
• 問題５９：在審判重要案件時，法官應跟從行政機構的意見－－超過八成教師說應該。
• 問題６１：在特訂情況下（例如針對黑社會活動），警方為求搜集證據，可以拷問罪犯－－超過六成教師說可以。

假使法律可以任由政府彈性解釋的話，法律還有存在的價值嗎？倒不如政府對全世界說，自己就是法律吧！法官只需遵從政府的意思判案的話，我們還要法官審案來做什麼嗎？不如乾脆回到封建皇朝時的衙門，未見官先打三十吧！最後，警方有權嚴刑逼供的話，它跟黑社會又有何分別呢？

教人憂慮的是，受訪的都是為人師表；要麼在這些原則上，他們都把關不力的話，試問由他們教導的下一代，會變成怎麼模樣呢？說穿了，這個社會的法治根基，比各位想像中更脆弱；無需一場「暴風雨」，只要幾下雷聲就足以令它完全崩塌。

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從這個角度看，前司長的發言，也許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而已。

（註：請按此閱讀香港教育學院關於上述調查的新聞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