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放棄世界？

近日在微訊上，看到一則消息，指國內電影《智取威虎山》，高據當地票房榜首。單看片名，相信它是改編自文革時期的樣板戲，因此，本應沒有什麼值得留意。但當有人告訴筆者，電影是由香港導演徐克執導時，頓覺有需要深究。

曾幾何時，像大導演之類的香港電影人，幾乎雄霸整個華語電影市場。但隨着本地票房萎縮，加上內地把「合拍片」剔除於進口配額限制，誘使他們紛紛北上發展。憑藉他們的實力，要再創高峰本應不是難事；但眾所週知，在當前那套審查機制下，難免局限了他們的發揮空間。結果，為求保證過關，他們往往側重於內地觀眾的口味；在顧此失彼之下，國外票房自然大不如前。如今，這套《智取威虎山》，跟早前陳可辛的《中國合夥人》，已幾乎不考慮海外的收入。用時下的流行語形容，他們徹低實現了「中港融合」。

畢竟，拍電影終歸都是一盤生意，哪裏較容易賺錢，他們自然往哪裏走。然而，凡事有得必有失，按上述的觀察推斷，國內與海外票房，有時猶如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當然，少數如《一代宗師》的製作，仍可在兩地賣過滿堂紅；但在迫不得已要取捨之時，大概他們會選擇前者。此等決定是否明智，留待諸君判斷好了；但闊一點看，以上的現象反映着一種心態的轉變。

曾幾何時，香港人深知自己身處彈丸之地，要發展，就不得不跑出去。憑着靈活的腦筋、出色的眼界與超卓的毅力，令昔日的小漁港一躍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商貿中心。但好景不常，一場亞洲金融風暴，加一次「沙士」人禍，幾乎摧毀了過去幾代人努力建立的根基；為求力挽狂瀾，北大人相繼把 CEPA（當中包括上述放寬「合拍片」限制的措施）、自由行與國企上市集資等的優惠，「恩賜」給這個南方的小特區。但賺錢賺得太容易，往往令人養成依賴的習慣，只懂取悅某種顧客、懶理其他市場的潛力，結果大家把愈來愈多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裏。

最近，長實與和黃兩家巨企宣佈重組，規模之大，幾乎空前絕後；消息一出，即時惹來香港首富是否打算撤資的疑雲。姑勿論「超人」的舉動背後有什麼動機，觀乎他近年的大型投資，集中在兩個主題：成熟市場的基建項目、及將來有望主宰全球的科技大趨勢。白一點說，當其他富豪都像上述那些電影人那樣，迷醉於單一市場、舊式「食糊」的辦法時，「超人」的眼光已經聚焦到他身後數十年的世界了。與其猜測他是否用腳投票，我們是否更應該問，為何這個聲稱與紐約和倫敦齊名的都會，無法再成就多一位如此高瞻遠矚的人呢？

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貪圖眼前的方便、放棄整個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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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也不發聲，你會嗎？

「早前，我坐過一班（中國）國內航班。我留意到在前方的銀幕上，放映着一部某位民族英雄如何獨力對付入侵日軍的電影；然而，似乎沒有一位乘客觀看。不少寧可拿着自備的手提裝置，欣賞荷里活電影。」居港數十載的英語作家 Nury Vittachi，最近在《紐約時報》行文，向海外讀者講解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上述那句，是文章的結尾。

差不多同一時間，網上流傳一份聲稱是國家廣電總局發出的清單，列出今年哪些題材的節目不准播、哪些反而要多播云云。姑勿論指令之真偽，當中的細節跟當前領導層的主旋律十分脗合；按此推算，Nury 在飛機上看到的電影，定必被視為展示愛國情操之作，肯定屬於被重點宣揚之列。然而，觀乎乘客的表現，到底國家這套「標準」是廣受認可、抑或是被大眾當作耳邊風，實在十分清楚。

在互聯網的世代，民眾要取得資訊，已經無需透過特定的渠道；加上盜版猖獗，令內地人已經可以不費氣力，就可以觀賞自己喜歡的電影。簡而言之，官方自建國以來訂立的審查制度，效用已逐漸消失；但他們不僅拒絕與時俱進，規管力度反而有增無減，在局外人眼中，整個現象實在不可理喻。近日發生的《武媚娘傳奇》事件，是個活生生的實例。然而，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環境下，縱使一切猶如國王的新衣，大家除了繼續陽奉陰違之外，似乎再沒有辦法去改變現狀。

闊一點看，類似的怪象，在鄰近地區實在比比皆是。簡而言之，即使官員的所為跟民眾的期望相距甚遠，為免日後惹麻煩，他們往往敢怒而不敢言；漸漸地，他們會覺得，再繼續爭取也是徒然，繼而放棄；如是者，當局自然可以更肆無忌憚。

回到香港，在「佔領」事件期間，不少人（尤其是學者）正就是以這套「怕麻煩」的邏輯，即使明知當前的方案只屬Ａ貨，也寧可把茅頭指向示威者。他們認為，現在不「袋住先」，以後就恐怕沒有機會。然而，要麼你的立論，是單純受到恐懼驅使，而不是在經過反覆思量之後，相信它合情合理、能有效解決問題的話，很顯然，你根本不是心悅誠服。凡事有果必有因，要麼你甘願倒果為因的話，難道你樂於看見一個當權者愈來愈可以為所欲為的局面嗎？抑或你早己像上述那些飛機乘客那樣，只求自我感覺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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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沒有歌（再寫）

「現在的華人網民，有不少，只是不斷的重覆看類似的東西：如韓劇的絕症三角戀宮闈奇情，又或是重覆的去聽一些唱得差不多的『好』的國內或香港歌手的表演。直至某天，大家都忘記了一件事：原來，用歌聲感動人心的方法，有很多種。」健吾，《下年比，今年好》，刊於日經中文網，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５日

（按：聖誕期間，一班久久沒會面的中學同學，在 Whatsapp 群組內互相問侯；當中某人一句「大家都唔後生了，最緊要都係健康」提醒了筆者，我們開始步入「去白事多過去紅事」的年紀。言猶在耳之際，伴陪着筆者一輩港人成長的配音員林保全，在毫無先兆之下離世。縱使不少人對他依依不捨，但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某些事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張敬軒的一曲《青春常駐》，大致可以總結我們的感受。）

在本地樂壇還有「四大天王」的年代，筆者曾看過數場紅館演唱會。主唱是誰，已經記不起了，但有一點觀察，筆者卻是印象深刻：不管台上的是哪位歌手，他（她）都會穿一身華麗閃爍的服飾、跟一群舞蹈員載歌載舞、請一兩位好友作嘉賓、跟揮動着螢光捧的觀眾一唱一和等等；簡而言之，模式幾乎完全一樣。大概是這個原因，由那時起，筆者就放棄聽粵語流行曲。

那些年，筆者由於已略懂日語，因此開始嘗試聽日語歌。初初入門，自然選了深得香港樂壇愛戴、多首歌曲被改編作粵語歌的「安全地帶」。後來，某電台新增了日本音樂節目，由於主持人曾旅居當地，因而較為清楚當地人的音樂口味。要知道，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這一類節目猶如天降甘霖；雖則它不足一年就結束，卻成為了筆者無價的啟蒙老師。經主持人的介紹，筆者方才明白異地的音樂，無管在歌曲的種類、歌詞的題材、編曲的技術等等，跟粵語歌簡直是天與地之比。

到了筆者第一次遊日本，是參加旅行團去的。在一個連 MP3 也未曾普及的時代，筆者的隨身行李中，仍有一部雷射唱片機，放進裏面的，是 BOOWY 的精選碟 THIS BOOWY 。在旅途上，跟旅遊巴司機寒喧時，他很驚訝為何一個國外人，會認識這隊對日本搖滾樂影響深遠、但早已解散的樂隊。小弟回答，自己一向喜歡聽氷室京介，知道他以前是 BOOWY 的主音之後，就透過網購買下這張精選碟。恰巧地，這隊 BOOWY 跟「安全地帶」同在 1982 年出道，但似乎絕少港人知道，前者對樂壇的貢獻遠高於後者。最近，本身是韓裔人士的 BOOWY 成員布袋寅泰，宣佈進軍 K-POP，替新晋男團 INFINITE 作單曲，可見他在海外的地位。

先個月，是黃霑（原名黃湛森）離世十週年的紀念。在臨終前一年，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寫下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近日，有電視台就着當中提出的論點，一連兩集再探粵語樂壇為何一沉不起。節目的內容，筆者不打算覆述；但自己以上的經歷，或許可以替讀者提供一個另類的答案。

過去數年，筆者反覆說過，香港人口味之僵化與狹隘，令製作人養成了「食老本」的壞習慣；在如斯的氣氛下，整個業界自然不思長進，導致製作質素無法提升，形成惡性循環。昔日，要獲得海外資訊的成本高昂，民眾不敢貿然作新嘗試，固然情有可原；但來到現在，互聯網已經讓我們很容易接觸不同的文化。要麼我們依舊畫地為牢，拒絕擴闊視野、從而開拓新領域的話，樂壇將會朝什麼方向走，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闊一點看，在其他範疇上，港人亦出現類似的情況。借用健吾兄所言，如果「好」只得一種、「正確」只得一種、「前途」只得一種的話，大概無須等待當權者的有形之手，我們早已踏進邁向極權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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