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erminator of Hong Kong

（註：此篇是回應陳雲先生的演說）

我家在沙田，偶爾會到吐露港旁緩跑，每逢週未，總看到一隊穿制服的人在巡邏；他們不是警察、不是民安隊、更不是消防處的救謢員，而是小販事務隊。印象裏，在鬧市中碰到小販事務隊的機會，比碰到警察還要高，彷佛告訴大家，小販比劫匪更十惡不赦；現在，他們連偏遠的單車徑也不放過，誓要對全港所有小販殺無赦。

最近，擦鞋匠李伯的遭遇，再度引起公憤：按法律，李伯的攤檔確實是違法經營的，但畢竟它都存在了十數年，政府卻等到現在才執法，其效率真的值得商榷；加上李伯年時已高，手無寸鐵，卻被執法人員重重包圍，彷彿把他當成通緝犯看待。執法人員在事件中，猶如一群冷血的機械人，只懂按指令辦事，不理會現場情況。再深入分析，這些「機械人」所執行的，是某些法律或政策，它們之所以存在，一定是按以前的社會狀況制訂的；然而任何法律或政策，就如電腦程式一樣，總會因時移世易，漸漸與社會現況脫節，如果屆時當局仍要堅持執法，而不去更新程式的話，就會被批評為不近人情。上述的情況，其實暗示官員與執法者沒有主動體察與聽取用家的訴求，彼此缺乏溝通與交流，以至在撰寫與執行政策時，可以完全不考慮用家的需要與感受；說穿了，是他們的思維變得封閉，感覺變得麻木。小販政策，其實只是個引子，其他的，由保育、運輸、房屋至教育，也出現相似的狀況。假若我們的公僕，都變成了沒有思維與感情的「機械人」的話，即使再聘請多少精英當局長與助理，或搞多少場答問大會與公眾諮詢，也休想能挽回民望與威信。

今年初，徐悲鴻末代入室弟子、中國油畫大師龐均在香港街頭寫生，七天內竟然三度被驅趕；對於即將要建西九文化區的香港來說，真是天大的笑話。數年前，胡恩威已經察覺這個問題，並寫了名叫 Destroy HK （《消滅香港》）的書；我則認為把 Destroy 改為 Terminate 會更貼切：小販事務隊、商場保安、市建局以致領匯等，都是眾多港式 Terminator 的一份子，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殲滅小販、殲滅街頭藝術、殲滅舊建築、殲滅小商戶、殲滅鄰舍關係、殲滅公眾空間、.... 最終，就是殲滅有靈性的香港人，令香港變成「機械人」的世界，與電影情節一樣。

也許，這班 Terminator 在收隊後，會回頭說句：I'll be back。

西九的示範單位

（註：此篇是回應鄧永鏘爵士演說的）

又熱、又髒、又擠，這樣形容週未的旺角街頭，最適合不過。那怕三十六度酷熱高溫，兼而時刻受淋漒水威脅，也阻擋不到大家上街的興致。

中環、銅鑼灣、尖沙咀等地，不是來得太高貴，便是拈了太多外國人的氣；唯獨旺角，完整地濃縮了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文化。它整個社區是由街道組成，既然街道不是私人地方，只要守法，大家做什麼也可以；街道縱然非常狹窄，作用卻如公眾廣場一樣。在西方國家，公眾廣場是沒有人刻意管理的，它就像一張白紙，容許大家塗上各種色彩，許多廣場，如今都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回到旺角，西洋菜街的行人專區成立後，這張「白紙」也隨即變大了；大小政黨、藝團、NGO 等，都走上街頭爭取曝光，令這個「廣場」更添活力。可以說，旺角猶如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圖，好的、壞的、美的、醜的，都毫無修飾地展露給大家看。因為有每位港人的參與，才能令旺角成為一件有靈魂的文化藝術品。

回到西九文化區的議論，假如我們認同它是要展露本土文化特色的話，上述街頭的現況，可謂最好的示範單位了。旺角街頭之所以璀璨，全因沒有人主導經營；發展文化藝術，也要本着相同的信念，因此，硬體建設反而是次要，最重要是有一顆開放與包容的心，讓每個藝團自由地各展所長。但諷刺的是，西九項目之龐大，一定要有人管的，一談到管理，便會產生諸多繁文縟節；某些創新或具爭議的項目，一但未能符合某些要求，都會被拒之門外。在「紅帶」充佈的官僚制度下，藝團失去了發展的主導權，創意也被扼殺。屆時，西九文化區與那些偶爾在週未有表演看的大型商場，根本沒有分別，即使內裏設備再先進，也只是個沒有靈魂的空殼。如何維護藝術發展的自由度，將是對管理局以致 整個文藝界的最大挑戰。

最近，西九管理局要重新招募行政總裁，小弟在此斗膽誠邀有意應徵的人仕，參觀上述的文化示範單位。當然，要把整套文化搬進去是沒可能的，但至少也該在欣賞過這幅清明上河圖後，意識到文化是一門「一管就死」的事業。將來的西九，不僅是一個藝術場地或地產項目；懂得放膽讓藝術人自由發展，才可將西九變成令港人引以為傲的傑作。

「純真傳說」還在嗎？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一名警員在群馬縣替日皇裕仁的坐駕開路時，無意中在某個應該向左轉的路口向前直駛，行程因而略受影響。七天後，該名出錯的警員自殺身亡，縣長與所有重要官員都受到訓斥，縣內所有警察要停薪兩個月，宮內大臣受到國會猛烈抨擊。
譯自 Herbert P. Bix，《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第 197 頁

說真的，縱使聽了日文歌超過十年，筆者一直都不是酒井法子的「粉絲」。不錯，她樣貌甜美，而且形像清純健康；在一眾「電車男」心目中，她簡直是位十全十美的伴侶。但是眾所周知，娛樂圈是個名利場，完全地天真與傻的人，根本沒本事可在圈內打滾那麼久。說穿了，酒井之流的女藝人，其實都是在賣弄純情；典型的港男，會這樣解釋：「梗係啦！咁樣 Sell 得嘛！」；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其實不僅是日本，整個東方社會的人都有某種信念：不管是政客、學者或者明星，凡所有公眾人物，都應該是社會的楷模；故此，他們都要保持白璧無瑕的形像。因此不論是香港的衛詩，還是日本的酒井，一直被發現藏毒，東方社會都會判她們死罪，令她們永不昭生。

猶記得一年前的京奧開幕式，西方媒體對籌委會安排代唱覺得很詫異：幕後代唱的小女孩，外貌倘算端莊，要她站在台上高歌，絕對不是難事。然而，東方社會的人，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決不容許在這個世界矚目的表演中，露出半點瑕疵。於是乎，他們寧可拿一位更漂亮的女孩站台充當洋娃娃，也不准真正的歌手以真功夫示眾。早於二千多年前，在雅典城邦內上演的肅劇 (Tragedy)，已經教導我們人性是沒可能完美的；但是在東方社會，人們情願把不完美的東西都掩飾掉，也要說人性是完美無瑕的。就這樣，東方人習慣了凡事都弄虛作假：君臣假道德，商賈假誠實，兒女假考順，朋輩假信用。一個滿佈虛話謊話的「純真傳說」，就這樣在東方誕生了；酒井的遭遇，則成為這個傳說內一段小小的悲劇。

公平點兒說，西方社會也有賣弄純真的女藝人，但在西方公眾眼中，她們都被貶稱為 Dumb Blonde（頭腦簡單的金髮美女）。一個迷醉於由一群 Dumb Blonde 型造「純真傳說」的「電車男」社會，竟然常常說要與國際接軌，究竟有多少說服力，大家都心知吧！

向「禁毒」說不？

By any sensible measure, this 100-year struggle has been illiberal, murderous and pointless. That is why The Economist continues to believe that the least bad policy is to legalise drugs.
根據任何合理的標準衡量，這次花了一百年的（禁毒）鬥爭是充滿血腥卻徒勞無功的。本刊因此繼續認為，把毒品合法化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How to stop the drug wars》，刊於 The Economist，2009 年 3 月 5 日

毒品問題，今年在這個「國際都會」鬧得滿城風雨，就連日理萬機的特首，也要親自督導禁毒工作。從醫學角度看，毒品確實是危害健康，當局要取締，說是要保障市民安全，其目的是無可口非的。然而仔細一想，危害我們健康的東西，又豈止毒品呢？比方說汽水，幾乎所有醫生與營養師都認為它含太多糖份與添加劑，長期喝會導致痴肥與糖尿病；按照以上標準，如果當局要立法取締汽水，是十分合理的。然而，縱使社會都同意專家的忠告，卻沒有人站出來反對售賣汽水。我們既然能包容汽水，何不以同樣的態度看待毒品呢？

毒品猶如賭博與娼妓，無論政府如何著力打擊都是禁之不絕的；面對如此局面，通常有兩種對策：大部份的政府，都選擇加大力度打擊。然而歸根究底，毒品也是商品的一種，有需求就自然有市場；要根治問題，就得要教育所有人遠離毒品。但現實裏，這也只是空想，連煙也禁不掉的話，何況禁毒呢？既然如此，唯有退而求其次，勸告吸毒者遠離毒犯；香港衛生署開設的美沙酮診所，作用就是如此。歐洲小國荷蘭，做法更為大膽：縱使種植與藏有大麻依然是違法的，但商戶只要遵守某些規則（例如不賣給未成年人仕），當局就不會執法取締。於是乎，荷蘭成為少數容許吸食大麻的國家。多年前筆者看過電視記錄片，指出大麻對身體的傷害比香煙還要少，也許荷蘭人的打算是：大麻只要不濫服，偶爾淺嘗是沒有大問題；我們不取締它，民眾自然不會吸食其他毒品。屆時，相關收入將不會流到毒犯的口袋，而是匯入政府庫房；再者，毒犯收入少了，人數自然會下降，相關的保安開支也能省掉。政府可以利用這筆額外的錢，加強教育公眾各種毒品的禍害，試圖根治問題。

今年三月，英國的《經濟學人》專題探討了這場反毒品的戰爭；上面的引文，就是他們的結論。當然，他們也深知要落實是阻力重重的；但至少，以上結論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毒品問題。所謂「兩害相衡取其輕」，像荷蘭般向「禁毒」說不，你們敢嗎？

生命中不懂承受的重

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約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節（根據和合本翻譯）

頃刻之間，覺得生命其實很沉重。請不要誤會，沉重的是生命而不是生活，我不是不能應付生活上的壓力，而是自覺生命本身是沉重的東西。

儘管我們知道什麼是生物什麼是死物，但到底生命是什麼，人類到了今時今日也無法說得清楚。比方說一個活人與一個死人，他們的化學成份是完全一致，但死人所缺乏的，就是生命；然而這個生命，我們無法在實驗室把它抽出來。科學家會說，所謂生命其實就是意識，在動物界裏，意識是由神經系統主宰的，系統一但停止運作，動物就算是死了。神經系統是透過電流互通訊息，沒有電流，即使系統完整無缺也沒有用。既然如此，我們即管假設生命就是某種電流。電流，是一種能量，姑且撇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說，能量是沒有質量（形）的，有質量（形）的，是我們的肉身。於是乎，無形的生命，被困在有形的身軀內，而且這個無形的意識，還得靠有形的肉身才能維持。

在我們認識的現世裏，一切動物都不是主動希望獲得生命的；我們不能如古巨基的歌那樣「做隻猫做隻狗不做情人」，也不能選擇在何時出世。沒有選擇，許多時侯我們都會討厭，但有選擇又是否好呢？選擇，表示自己要承擔責任，其實是一種壓力；沒有選擇，人反而會覺得放鬆。我們其實是在沒有選擇之下，以人類的身份活在這個世界的，自己是這樣，他人亦是這樣，眾生皆是這樣。瞭解眾生都是「沒有選擇」後，不自覺地會放下固有的執着，心胸變得更廣闊。好點兒修行的人，更會慈悲地對待世間萬物；古時的佛祖與耶穌，近代的德蘭修女等，也許都是因為嘗到生命的沉重，才會開展他們超凡的偉業，留芳百世至今。

二千多年前，耶穌曾背着十字架行苦路，說是要以自己的性命替世人贖罪；佛家則說，眾生都是背着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亦即是肉身。這條苦路，眾生都在「沒有選擇」之下向前走；我之所以覺得生命沉重，正是這個意思。走到盡頭，像耶穌般喊一聲「成了」，之後如何，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知道。這份沉重，不知你領悟到多少？

從書展說起

筆者與眾多「文化人」一樣，對每年一度的書展總是又愛又恨。畢竟，書展是貿發局主辦，在商言商，什麼「推廣文化」、「弘揚知識」等的議題自然不在它們的那杯茶裏。人道是，今年書展被一班「偽模」（南華早報稱她們為 Pseudo-Model ，筆者覺得甚有意思，故將之翻譯）騎劫。這班「偽模」之所以受歡迎，全憑有人願意花錢買她們的性感照，是一群消費者的共同「渴望」；然而，另一群衛道者，以維護道德之名否認消費者的「渴望」，然而這不又是衛道者的「渴望」嗎？在形而上的高度看，這其實是兩種「渴望」的抗爭；問題是雙方的勝敗，是透過什麼方式決定的。

回溯古代雅典城邦，是史上首個推行民主政制的社會。既然城邦的事務是透過一人一票決議的話，你的一票跟我的一票是「平等」的；要公眾都同意自己，講者必須具說服力，因此，雅典公民在年輕時都要學三門基本科：邏輯學 (Logic)，用以明辯是非真假；文法學 (Grammar)，掌握運用語言的法則；修辭學 (Rhetoric)，鍛鍊演說技巧以感染聽眾。這套教育，令雅典能誕生出政治家 (Politician) 的雛型；而演說能力，成為西方政治家必要熟練的，遠的如雅典的伯里克利 (Pericles)、羅馬的西塞羅與凱撒，近的如林肯、邱吉爾、甘迺迪、直至今天的歐巴馬。有適當的土壤，才培育出優質的果實；相反地，在東方社會裏，正就是缺乏這種土壤。

自漢武帝獨專儒術後，東方社會開始崇尚仁政皇道；然而何謂仁政皇道，基本上是各有各的定義。照道理，大家好應該坐下來討論，釐定一些大家都同意的準則，好讓大家都能遵守與監督。可惜的是，儒學同時也主張不講求「平等」的五倫關係，於是乎，道德標準完全是由統治階層單方面決定；百姓一但指責統治者言行不一，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會出來鎮壓。諷刺的是，坊間許多讀書人，經常以衛道之仕自居，譴責在位者放縱私欲；但當有朝一日，那些讀書人進入統治階層後，他們又會用相同的手段，壓制在野的另一班衛道之仕。說穿了，東方人在心底裏，其實都是有口說人沒有口說自己的偽君子；由一群偽君子宣揚的道德標準，究竟有多道德，大家都心知吧！因此，孔孟主張的仁政皇道，來到俗世竟然淪為權力鬥爭中雙方使用的武器與工具。

回到今天，這班反「偽模」人仕之所以被網民唾罵，正是因為他們在骨子裏，都是主張唯我獨專；在此等氛圍下，西方人崇尚的演說技巧，在東方變得無用武之地。也許，東方社會（包括香港）在民主進程上的困局，也是源於這種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