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法治」，你懂多少？

「佔領」事件發生初期，發起人之一的黃之鋒，曾一度被警方扣押。後來，他透過律師入稟法庭，質疑警方的理據，並要求法庭頒發人身保護令。最終法官認為，黃之鋒雖則合法被捕，但拘留時間已超出法例上限，裁定他勝訴，警方要把他釋放。

在英語世界，人身保護令稱為 Habeas Corpus，是拉丁語句 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 的簡稱。經著名法學家 William Blackstone (1723-80) 考證，早於中世紀時，英格蘭已經有不成文的規定，禁止執法者無限期拘留疑犯；當局要繼續扣押的話，就不能不把案件呈上法院，由法官決定是否合理。直到1640年，首部人身保護條例誕生；三十九年後，議會修訂條例，填補某些漏洞，一直沿用至今。

縱使英國至今仍未有成文的憲法，但引述維基百科的記載，前任首席法官 (Lord Chief Justice) 伍爾夫勳爵 (Harry Kenneth Woolf) 在某篇演說中，指出只要把數條重要的法案加起來，已經是憲法的藍本：1215 年的大憲章 (Magna Carta)、1628 年的權益請願 (Petition of Rights)、上述的人身保護條例、1689 年的權益法案 (Bill of Rights)、及 1701 年的王位繼承法 (Act of Settlement)。這些條例，成為了日後美國制訂憲法的基礎。

要留意，那時侯的英國，根本談不上是民主國家，但他們舉國上下早就相信，即使是至高無上的君主，亦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在他們心目中，維護與保障平民的基本權益，是每個為政者的天職；憲法的作用，就是防止統治者濫用權力。恕筆者孤陋寡聞，在別的文化，似乎真的找不出這種的決心。

反之，來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國度，任何要求限制統治者權力的訴求，固然被加以打壓。好了，換着是曾被西方統治過一個半世紀的前殖地，情況應該會好一點吧！筆者的拙作《她只是最後一根蘆葦》，已指出香港的法治根基，比大家想像的脆弱：三年前，教育學院對各中學的通識科老師做調查，有這樣的發現：為解決逼切的社會問題，三成教師認為政府可彈性釋法；為了偵查罪案，一半教師覺得執法者可以截取公眾通訊；為求令疑犯入罪，近四成教師贊成法庭接納非法取得的證據呈堂。

導致以上情況，無非因為在不少人眼中，「法治」的目的，是向犯人用刑，多於是尋求公義（這一點，孫隆基早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說過）。同一個辭彙，兩者的理解居然南轅北轍；連一個偽國際都會也如是，鄰近那個一黨專政的國度的情況如何，實在無用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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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看「佔領」事件

假使，你有一位朋友，初來步到香港。他完全不知道「佔領」事件的來龍去脈，更遑論「藍絲」與「黃絲」之間的瓜葛；看過本地與海外媒體後，更對它們南轅北轍的立論感到困惑。此刻，他走過來問你誰是誰非，你會怎樣回答呢？

當然，你大可以當他一無所知，盡情把自己的主觀判斷，包裝為客觀事實，拿來向他解釋。但除非朋友真的別有用心，否則假以時日，他或多或少能辨別出，你說了多少真話與謊言。為表示中立，筆者打算用一種看起來毫無相干的東西做指標：藝術品的多寡。

一向搵食至上的香港人或許會問，這些賣不到錢的東西有啥用？筆者跟隨多年的人生教練，近月在微博上說，任何形式的藝術，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向大眾說故事。這些故事，有真實的、亦有虛構的；但有趣的是，像科幻小說之類的創作，我們明知沒可能發生，卻又十分受落，何解？縱使它們的背景超乎現實，觀眾卻不難從中尋找到日常生活裏的點滴：有時是人類本性的展現、有時是事情的因果關係。這種虛幻與現實之間的聯繫，令觀眾產生某種共鳴，作品自然一呼百應。相反，要麼箇中內容與現實幾近脫節，甚至乎有違公眾接受的常理的話，上述那種共鳴自然會消失，創作難免會被冷落。

基於以上觀察，我們不難想像，任何優秀的藝術家，都要深入瞭解現實狀態，並敢於把它們呈視在自己的創作上。簡而言之，他個人不相信的東西，絕不會帶入創作內。引伸這個推論，在一場較量之中，要麼某方能產生的藝術品遠比另一方多的話，明辯是非的旁觀者自然可以評估，哪一方實話實說、哪一方滿口謊言，從而決定支持哪方吧。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裏，從事演藝與創作的人，幾乎全部投向反對軍政府的陣營，是個不錯的例證。

早於二次大戰剛結束時，英國作家歐威爾 (George Orwell) 在散文「文學的預防 (The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裏已經斷言：任何意圖替極權者背書、替迫害找籍口與竄改現實的作家，都是步入自毁之路。事隔近七十年，他的一字一句仍然鏗鏘有力；到底這是反映他有先見之明，抑或是人類不懂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實在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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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銅鑼灣（下）

身為卡奈基訓練 (Dale Carnegie Training) 的舊生，筆者是次往銅鑼灣，是出席舊生活動。自著作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推出以來，他的一套人際溝通訓練，深深影響了美國以致全球的職場文化。不久前，Susan Cain 在著作 Quite 裏，質疑他的主張，令人們誤以為滔滔不絕的人、比沉默寡言的優勝，令本身內向的人，要被迫扮成外向。但既然他的書長期暢銷，他的智慧確實值得後人學習。

活躍於一個世紀前的卡奈基，見證了美國經濟的騰飛。要在紐約這個冒險家樂園打滾，你必要有過人的說服力；由卡氏撰寫的課程，正好幫助學員打好基礎。隨着美國經濟逐漸由服務業主導，企業對員工的演說能力亦愈見重視。就這樣，卡氏的學說逐步被確立為金科玉律。

整套訓練的詳情，筆者不打算介紹。但他的理念，在網上很容易找得到，在此覆述也無妨。

待人的基本技巧：
（１）不批評、不責備、不抱怨
（２）給予誠懇的讚許
（３）引發別人的渴望

令人喜歡你的方法：
（１）真誠關心別人
（２）保持微笑
（３）緊記對方的名字
（４）做個好的聆聽者，鼓勵別人談自己的事
（５）談論別人感興趣的話題
（６）衷心讓對方感到他很重要

卡氏的教學要點繁多，抱歉未能盡錄。但經過這晚的活動，筆者重溫了以上的精要之後，再回到「佔領區」時，不禁有另一番體會：事件發生了一個月，「黃絲」與「藍絲」之間持續互相指罵。撇開誰是誰非，筆者又不打算各打五十大板，但雙方有否想過，只需從上述的教誨中抽一兩點出來實行的話，當前的僵局就有望破解呢？

仔細再想，上述的學說之所以能在美國誕生，不就是因為他們舉國上下都相信，不同背景與信念的人，需要一套有效的溝通技巧，從而增進彼此瞭解嗎？美國的企業文化之所以全球通行，不就是因為他們把以上的理念發揚光大，在任何異國文化面前都懂得找出切入點，引起別人的共鳴，從而對自己心悅誠服嗎？經過數十年的洗滌，卡氏訓練的成效已是鐵證如山，自稱擁有六千年文化的民族，為何至今也無法從中學得分毫的功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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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銅鑼灣（上）

週中某個黃昏，要去銅鑼灣赴會，趁時侯尚早，順道到「佔領區」逛一逛。

事件發生了一個月，雖則「黃絲」的熱情未減，但明顯地，參與人數已不如月初時的水平。在對方寸步不讓的景況下，發動「佔領」的人除了等待之外，似乎束手無策。加上「藍絲」不斷透過輿論施壓，區內民眾所承受的壓力勢必有增無減。白一點說，「佔領」的策動人確實進退維谷。

「黃絲」與「藍絲」，哪方理直氣壯、哪方歪理連篇，筆者十分清楚。但不管你的訴求何等合情合理，要麼用上違法的手段去爭取，就不能不惹來爭議。近日，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批評示威者沒有遵從法院的禁制令，繼續霸佔道路。他們的專業意見，筆者不打算質疑；但同時間，執法者涉嫌用私刑對付示威者、又不阻止手執利器的「藍絲」與示威者對恃，他們又沒有發表相關意見。在如此的時勢下，難免被認為厚此薄彼。

換了是其他地方，各方有分歧的話，大可以平心靜氣地對談，尋求共識，達到共贏。奈何這個自稱有六千年文化的民族，各方一旦有異議，總會鬧得水火不容，即使勉強把大家湊合起來，各方也只會口和心不和，繼以事事都陽奉陰違。

導致如斯局面，大概是因為我們對成王敗寇的理念仍然根深蒂固。如是者，但凡有政治上的角力，國人可以不擇手段，甚至連傷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要麼你是財力宏厚、或者人多勢眾，大概你會認為，弱勢者是可以肆意踐踏，為求長治久安，甚至應該把它們連根拔起。被迫入窮巷的一方不想就範的話，唯有以極端手法抵抗，即使最終得不到什麼，也務求造成某些損害，令強者不好過。

可悲的是，在這場零和遊戲之下，人際之間遺下的只會是傷痛、怨憤和恐懼，而不會是體諒、包容和希望。當前的局面，雖然雙方肯定是強弱懸殊，但他們正在做的，無非是拿着刀子直插對方，然後看誰忍不到痛楚而投降而已。不管閣下的立場如何，你也不能不承認，這個城市不單在淌血，而且沒有停止的跡象。

想到這裏，時侯到了，筆者帶着迷茫的心情，離開「佔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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