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蝗蟲」，可以嗎？

「買奶粉難，難於上青天！」這個道理我早已領略，但今年撲奶粉的情況每況愈下，簡直是難於上外太空。………而當我在九龍塘，見到路邊有兩個疑似水貨客，身旁有幾大箱我女兒喝的三號奶粉時，很難沒有難以言喻的氣憤。【李臻，《男主播日與夜》，刊於ＡＭ７３０，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肆虐香港及澳門多年的嬰兒奶粉荒，不單沒有消退的跡象，還逐步向世界各國擴散。據聞，「奶粉戰」近月蔓延至德國、荷蘭、新西蘭及澳洲等，多國被迫實施「奶粉限購令」。最近有香港網民，把《希特拉最後十二夜》中元首罵部下的一幕進行二次創作，變成《希特拉都買唔到奶粉》，借此揶揄一番。

眾所周知，以上的現象，是２００８年毒奶粉事件的後遺症。站在內地家長的立場來看，要麼有選擇的話，他們都不打算額外花費，千里迢迢走到異地搶購奶粉。換了是其他的地方，發生同類事件的話，民眾務必都會團結起來，迫使政府從速行動。但現實是，在當前的政治氣氛下，要同樣事情發生在國內，簡直是天方夜譚。就這樣，當廣大的民眾，一方面看見肇事的奶品公司高層沒有被嚴懲，一方面又看見試圖追討責任的家長統統被河蟹之後，都寧願受盡外人的白眼，也要對內地奶粉投下不信任票。導致這個局面，政府固然是難辭其咎。

然而，筆者不排除，不少家長一開始就認為，只需找到途徑，買到外地來的奶粉便可；至於其他同胞是生是死，就事不關己、貴客自理了。換句話說，他們從來就不打算訴之於群眾的力量。這種思維，跟數年前筆者寫過，故鄉的鄉里寧願各自買蚊香蚊帳，也沒想過自行協力搞好村內衛生，令蚊子無法滋生，從而杜絕蚊患有點相近。如是者，政府對民情之莫視，加上國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陋習，便合奏出是次搶奶粉的風潮了。

仔細點看，參與這個風潮的人，雖則表面上無比齊心，但行動背後反映的，卻是一種形同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心態。問題是，災難的源頭，是人禍；要根治人禍，我們能迴避它的根源嗎？但可笑的是，當大家都看見，不僅是黎民百姓，就連稍為有權有勢的人，都沒膽量面對根本的問題，恨不得把家眷（與家財）送到海外，但求一走了之了事，外邦人會認為這個民族，是勇猛無懼還是貪生怕死呢？他們對外表現出來的，會是一份自信還是懦弱呢？他們在海外獲得的，會是崇敬還是蔑視呢？這對國家民族的印象，會是提升還是貶低呢？

時下不少港人，將這些把他方的奶粉買清光的內地人，與把農田的莊稼都吃光的蝗蟲類同。當然，筆者相信，總會有人不甘心被外人看扁，試圖扭轉局面。然而，當那些人的努力，輕則被莫視或嘲笑，重則被鎮壓時，外邦人不是有理由相信，這個民族被當為「蝗蟲」看待，根本就是毫不介意，甚至是心甘情願的嗎？

筆者深信，要打破如斯局面，靠的將會是跨世代的變革，絕非如坊間某些人天真地認為，只要把現世政權與建制推倒便可。雖然任務艱鉅，但不管做什麼事，總要有個開端；但要麼連起步的打算也欠奉，我們還可以説什麼呢？

「同志運動」的「罪」與「罰」

政府應否就性傾向歧視立法，最近成為城中熱話。某些具宗教背景的團體人仕，近日發起反對立法的遊行集會。他們聲稱一旦立法，便會構成所謂的「逆向歧視」云云。他們口中的那套「逆向歧視」，是指某些人若抱持、發表及進行對同性戀者攻擊性的言論及行為時，不應被禁止，否則亦是歧視行為。

奇怪的是，不管歧視是正向還是逆向，始終仍然是歧視。自己歧視別人，就是天經地義，但自己受到歧視，就是罪大惡極。不知道被這班人捧為全知全能、無比慈愛的上主，知道自己某些信徒竟然會抱着這種雙重標準時，會怎麼樣看他們。

歧視之所以出現，是基於某些人的所為（甚至乎是存在），令其他人反感所致。在眾人的眼中，他們受到鄙視，是「罪」有應得，自作自受；換句話說，眾人的歧視，彷彿是對他們的一種懲「罰」。

「罪」的概念，在人類社會早已存在。姑且撇開法律上有關罪行的定義不談，那我們又是基於什麼因素，斷定某些行為是否有「罪」呢？

最簡單的界定，是某些行為是否跟公眾的價值觀相違背。譬如說殺人放火，不論古今中外都是不能容忍的。仔細點看，這種行為，令受害者的生命與財產受到威脅，才會被公眾認為是罪行。伸延這個概念，我們不難察覺到，但凡損害某些人權益的所為（例如詐騙），都被視之為罪行。

好了，假使沒有構成侵害，只是行為稍為礙眼而已，情況又如何呢？要麼是在私人地方發生，而參與者又是你情我願的話，旁人也找不到理由去干涉。至於在公眾地方，就要看行為是否造成滋擾了。問題來了，你感到不合意的行為，我可以認為是十分平常。大大小小的爭議，在世界各地都不時發生。

對的，無止境地討論也不是辦法，到適當時侯，總要作個分界。這條界線，可以從寬，也可以從緊。社會應當怎樣選擇，坦白說真的沒有一套可以萬用的標準。對於發起反立法集會的團體來說，他們心目中的界線，想必是從緊，他們相信，從寬勢必對社會有害。然而，在上篇拙文，筆者已經分析得很清楚，沒有抗爭的社會，比有抗爭的潛伏更巨大的危險；試想想，一個（被）和諧的社會，禁忌例必比有抗爭的多，換句話說，前者必然是從緊，後者必然是從寬的。把這套推論引伸，筆者覺得從緊還是從寬更危險，明眼人一定看得出來。

至於他們說，行為獲得解禁的話，其他人必然會有樣學樣，長遠必定敗壞社會風氣。那基本上是假設，公眾都是不懂分辨青紅皂白。好了，就當認識這個範疇、能夠發表意見的人不多吧；然而，對方的一套到底有什麼不好，他們時不時會利用許多似是而非的邏輯（譬如上述的「逆向歧視」論），並推出諸多與現實生活幾近脫節的假設（例如拙文使用的插圖），務求在群眾間產生不必要的恐懼。試想想，要搞到訴之於恐懼的話，根本無需要用理性去討論，其手段是高明還是拙劣，實在無用多說。

正如誓辭所言，婚姻是兩個人的自願結合，不容有第三者干涉；除非你覺得，雙方是盲婚啞嫁，或者是涉及重婚、假結婚等的行為，否則，兩人是同性還是異性，旁人除了可以說三道四之外，根本沒有合理的理由去阻止。筆者並非特別支持是次「同志運動」，只是對眼前這些搞反平權運動的團體反感而已。

輿論上的「罰」，也許最開放的社會也沒法避免，但至少，法律上的「罰」，是不必要的。

沒有抗爭，反而更危險。

An autocratic system of coercion, in my opinion, soon degenerates. For force always attracts men of low morality, and I believe it to be an invariable rule that tyrants of genius are succeeded by scoundrels. - Albert Einstein
依我所見，壓迫的專權制度即將解體。缺乏道德的人，對權力向來無從抗拒；因此我相信，天才暴君將會由惡棍流氓接班，這將是一套金科玉律。（愛因斯坦）

世界級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最近接受報章訪問，表示時下某些學生沉醉於搞社會抗爭，而忽略學業與研究，是本未倒置；並憂慮長此下去，香港將淪為二等城市云云。此話一出，立時引來多方的熱烈討論。

翻查一下教授的學歷，他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出國留學。當時的美國校園，充斥着各種反越戰的示威與集會，相信教授即使沒有積極參與，也沒可能對相關的活動視若無睹吧！然而此等學生活動，似乎未至於影響到教授的求學過程，也沒有對美國的科研發展構成任何阻礙，更遑論因此而變成二等國家。很明顯，求學問與搞社運，不是完全無法並存；教授今時今日的言論，說服力似乎值得商榷。

仔細再分柝教授的觀點，不禁再引發一些疑問：他言下搞抗爭的學生，想必只佔全個校園裏的一小部份。試想想，他們人丁單薄、又欠缺資源；假使就憑他們如此微弱的力量，就夠拖跨整個社會的話，那麼真正令香港變成次等城市的，到底應該是挑起事端的學生，還是跟公眾的期望有太大落差，弄得眾叛親離的建制呢？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連社會演變的因果關係也搞不清，教授的政治智慧是高是低，各位定必心裏有數。

然而，類似教授的觀點，在其他人口中亦經常出現（譬如早前對記者說，政府「應該規定什麼可以遊行，什麼不能遊行」的成龍博士）。他們普遍覺得，搞社運、搞上街的都是破壞社會秩序，有害無益；某些激進點的，甚至上綱上線地把活動發起人，打成是別有用心、受外來敵對勢力操控的反動分子。這套想法，在這個偽國際都會，的確是有市場的；誰是誰非，大家各有各說法。但筆者今次打算反過來說：要麼就如他們所願，一切的反對聲音都（被）消失的話，一個和諧了的社會，又會是什麼模樣呢？

固然，在這種環境下，各人的耳根都變得清靜，可以專心做事（正確點說，是做領導要你做的事）。領導的決定，可以是對的，亦可以是錯的；問題是，在一個被和諧的社會裏，決定一旦有錯，領導往往無法聽到反對聲音，要他糾正。如是者，整個社會只會在歧途上愈踩愈深；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領導也是同樣受害。

再者，今天你身為領導，就能夠指點江山，把反對的聲音都掩蓋掉。要麼有朝一日，你遭人陷害，不單被褫奪官職，更要成為階下囚；屆時，你還能奢望可以向普羅大眾，訴說自己的冤情嗎？還會有什麼人有膽量站出來，替你主持公道呢？當然，現實情況很少會如此極端；然而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曾經位高權重的人一旦退下，往往連想公開說半句話的權利都被剝奪。當日的施壓者，到頭來反而要受打壓；他們這種行徑，與搬石頭砸自己腳有何分別？如此荒誕的事，敢問有多少執政者希望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最後，要麼眾人都覺得，再聲嘶力竭地向上級反映也是徒然的話，人們就會變得因循苟且，馬虎做事。漸漸地，大家都會深信，只要按本子辦事便成，懶得去尋根問底、追本索源。相反地，那些斗膽對現狀提出疑問（莫說挑戰）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如是者，在這種群眾壓力之下，大家都不求破格立新。身為頂尖科學家的丘教授，到底會認為如此的氛圍下，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會是一種幫助還是障礙呢？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孕育出來的科研成果會是多還是少呢？對自己國家的實力，到底會是提升還是削弱呢？

請留意，在闡釋以上推論時，筆者完全從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發；但事實勝於雄辯，他們一方面口口聲聲說，要大力擁護自己的那一套，但另一邊廂，那套制度卻令他們惶惶不可終日，恨不得把子女與財產移送到自己最蔑視的民主國家。連他們都以雙腿來對這個制度投下誠實的一票，試問局外人還能拿什麼出來替它背書呢？

當然，筆者不能否認，抗爭來得太久太激烈（譬如上篇談過，美國的「財政懸崖」）的話，社會只會裹足不前。但不管你行什麼政治制度，總會有它的副作用；假使用盡人類的智慧，也無法創建出最好的制度的話，我們唯有退而求其次，選一個副作用最少的。一個充滿抗爭的社會有何害處，各位都十分清楚；一個（表面上）沒有抗爭的又如何，筆者都陳述過了。兩害相衡取其輕，那筆者現在問你，哪個更危險？

從一份快餐看民主（續）

Unlike people in up-and-coming economies, Americans are no longer filled with pride over the things their government provides. Instead, a sense of entitlement has taken hold, and politicians lack the courage to tell their voters that the only way to get what they want is to pay higher taxes.
美國人不像活在新興國家的人那樣，再不對政府提供的一切引以為傲。相反，他們認為那些都是應得的；政客們缺乏勇氣告訴選民，加稅是維持他們所需的唯一途徑。（The End of Reason，刊於德國《明鏡周刊》，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每逢聖誕新年期間，金融市場例必交投淡靜；但來到２０１２年年尾，美國兩個財經頻道 Bloomberg 與 CNBC 的記者，卻罕有地忙碌。原因不難理解，是美國的民主與共和兩黨，臨到最後一刻才可制訂解決「財政懸崖」的議案。正如《信報》的莊志雄博士所言，與美國現時聯邦赤字相比，今次這個議案觸及的數目可謂微不足道。但兩黨對這個只夠杯水車薪的方案，依然要拖到懸崖邊沿始能達成共識，實在令外人感到無奈。

德國《明鏡周刊》最近的一篇專題指，２０１１年度的美國國會，只通過了８０項法案，創二次大戰後的新低。眾所周知，這是共和與民主兩黨無法坦誠合作下的結果（當然，跟當下的香港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專題舉了一個事例，加以說明。

有鑒美國學童的癡肥問題日益嚴重，總統奧巴馬打算立法，規定學校飯堂必須把健康食品與垃圾食品分隔，並提高健康食品（特別是蔬菜）在飯餐中的比重。其中一種備受針對的垃圾食品，是薯仔：哈佛的研究發現，薯仔比同等熱量的砂糖，更快提高血糖及胰島素的水平。以往，食物的選擇不多，學生的運動量又足以抵消多餘的糖份，以薯仔為主食無可口非；但時移世易，將故有的飲食傳統套用在現代的生活習慣內，肯定會問題叢生。

計畫一出，瞬即惹來既得利益者－薯仔種植者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自立國以來，吃薯仔就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值；把它跟其他健康的蔬菜分隔，是對薯仔的歧視；又質疑上述的研究人員別有用心；更揚言法案一旦生效，許多學校將無法向學生提供免費午餐。他們接觸州內的參議員，以這些片面之詞游說他；而參議員亦為求保住選票與職位，亦積極拉攏其他議員加入陣營。結果，總統的建議，在國會內被改至體無完膚；一個與總統原意差天共地的法案，更被七成參議員投票通過。政治戰勝了科學，總統也只能無奈接受。

政客們把私利放於公利之上，固然值得批評；但要麼不是公眾過度縱情於垃圾食品，加上對食品商的宣傳攻勢毫無防範，總統當初也不會觸發如此的構想。早前筆者行文，指出如果公眾可以連維持自己健康的責任，都可以假手於別人的話，有朝一日，大家的自由都會受損。按這個道理推想，當今美國民主陷入困局的主因，除了是兩黨在各項議題上各不相讓之外，更是美國上下過份依賴政府，才會誘使政客們紛紛大開空頭支票。

回想兩個多世紀前，立國元勳之一的杰弗遜曾留下名言：自由的代價，是要永遠保持警愓。以這句衡量現今美國民眾的質素是高是低，實在心照不宣。當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也尚且如此時，眼前這個剛經歷一次世紀選戰的半民主社會，情況會是更好還是更差，實在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