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仔箱」悟出的二三事（上）

去年底，港台《鏗鏘集》專題探討過香港電視業的發展，指出時下的年輕人，越來越不滿現時一台獨大的局面。筆者沒意評論誰是誰非，但覺得事態的發展，或多或少可以預見香港的將來。

香港的電視台，除了坐擁所謂「慣性收視」的「三色台」以外，其餘的頂多都只能錄得微利，某家甚至要長期虧本，一旦股東停止注資，隨時連工資也不能發。無可否認，過時的廣播政策，是導致如此局面的重要因素，但要把責任全歸究於政府與電視台，又是否恰當呢？從前沒有衛星與付費電視，大家無奈地只能選四個頻道（或者如筆者般，乾脆不看）；但現在縱使頻道數量倍增，「慣性收視」的現象依然健在，要是沒有足球直播作號召，還會有多少港人有興趣裝付費電視呢？僵化的配套政策，加上僵化的觀眾口味，電視台製作的節目，會是多姿多采還是千篇一律呢？連最為大眾化的娛樂節目，社會都可以「是是但但」的話，我們還能憑什麼，去搞所謂的「創作工業」呢？

宏觀點看，電視在眾多文化產業中，最為深入民心，用國內時下的口吻說，它是一項重要的「軟實力」。曾幾何時，香港這項「軟實力」雄霸華語世界，但昔日的光輝，來到今天已不復再。最諷刺的是，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大陸，電視人也能盡用僅有的創作空間，製作新穎的節目。無可否認，他們只能在特定的鳥籠裏發揮，但至少，他們都有努力過。各省衛星電視台間的激烈競爭，令製作人不得不攪盡腦汁，嘗試新的點子；湖南衛視之所以能異軍突起，也是這個原因。按以上趨勢進測，粵語節目的地位，遲早會被普通話節目取代；這樣說，所謂「邊緣化」的現象，早已在文化的層面上實現了。我們如果再不醒覺，設法扭轉局面的話，香港對大中華以至世界的影響力，又會變得怎樣呢？

從以上現象看，香港人畫地為牢的心態，已經漸見明顯；我們還能憑什麼，去自稱所謂的「國際都會」呢？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下）

公元３８０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宣佈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對於承諾過「除了我（上帝）以外，不可有別的神」的信徒來說，可謂天大的喜訊。皇帝駕崩後，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邊，在東方的半壁江山，後來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雖然國祚愈千年，但據《羅馬人的故事》的描述，它「沾染東方專制宮廷的氣息，宦官、皇后才是國家的主人，暮氣沉沉」。結果這個老大的帝國，領土與國力不斷被後起的阿拉伯與威尼斯勢力蠶食，最後由鄂圖曼帝國，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現在除了伊斯坦堡的聖蘇菲教堂，與由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下令編制的《羅馬法大典》之外，拜占庭的文化幾乎被徹底湮沒。看來，縱使東西帝國信奉的神完全一樣，信仰也未能拯救拜占庭於危難之中。

回到今時今日，最近與鄧文正博士茶聚時，談起《中國文明的反思》的內容；他說作者許多想法，跟那些在八十年代初從大陸移居美國，並在後來信奉了基督教的華人很相似，就是他們普遍心存「耶教救國」的理想，認為唯有國人全都皈依耶穌基督，國家才有希望重新振作。也許你會認為，筆者在斷章取義，那批海外華人的理想，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在書中一開始，他便搬出中國神話與舊約聖經裏某些相似的情節，拿來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繼而引用許多聖經章節，抨擊自家文化的種種不是。姑且不談進化論與創造論誰是誰非，試問他不相信「耶教救國」的話，又何須要抬聖經出來呢？抬可蘭經不行嗎？

對的，有救國的理想，總好過沒有；但有以上理想的人，對信仰的本質又有多少認識呢？不論任何宗教信仰，要打入一個新的族群，許多時都要作某些改變，適應當地的文化與傳統，才能在新的地方紮根。就以從印度傳入中土的佛教為例：原本是男性的觀音菩薩，來到中土竟然變成女兒身，名氣有時還會超越佛祖；另外，在西方十分盛行的禪宗佛學，更是由中土原創出來的流派。從猶太地區傳到西方社會的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如：例如在天主教聖堂裏經常見到的聖像，其實是有違猶太文化裏不可拜偶像的禁律；建立神像，其實是源自希臘的傳統。好了，假使國人都來敬拜上帝的話，試問他們真的會照單全收西方的那一套，而不會像當年的洪秀全般，偷換某些宗教概念來利己嗎？莫說宗教，單看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窰洞裏有馬列主義」等的史實，就知道西方再優越的學說，來到這裏後會變成什麼的一回事吧。

無可否認，作者說對了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的意識，但有了信仰之後，國家就一定會強大麼？看看連電視也不許人看的塔利班政權，試問哪個社會的宗教意識比他們更強呢？阿富汗在其統治下，除了不斷輸出恐佈分子與毒品外，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說穿了，作者心目中的信仰，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他選嗎？就當筆者說對了吧，但從上面的歷史看，這個在作者眼中異常地偉大的信仰，為何僅僅眷顧從前的西羅馬帝國，而對東方的拜占庭見死不救？「信仰」與「救國」，真的有關係嗎？更可笑的是，書中４１９－４２０頁有這一段：「１９１７年的俄國等，都是因為競選失敗者輸了不認輸，最後發動了革命。由於有基督信仰，有博愛、人道精神，所以競選失敗者願意 ... 輸了認輸，願意保持公平的競選」，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人民不都是信奉東正基督教嗎？難道作者不知道，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敬拜的都是同一個上帝嗎？這樣說，作者豈不是在自打嘴巴嗎？

連對自己景仰的宗教都只是一知半解，筆者只能坦白地說，作者的立論猶如建在沙上的城堡，一點也不紮實。若果類似的「反思」題目，在坊間已經有更好的著作（如孫隆基，黃仁宇甚至易中天）的話，筆者只會覺得，大家無需花時間在這本書上了。

後記：剛在上星期，一件奈人尋味的事情發生了：在內地有局部「落地權」的鳯凰衛視，竟然在節目《開卷八分鐘》裏介紹這本書，有關視頻還上載到鳯凰網；看來這本著作有機會被解禁了吧。然而，節目對著作的描述，說白點是避重就輕。全書裏，作者花了超過四份一的篇幅，分析自晚清至國共內戰為止的近代史，但主持人竟然很不合比例地，僅僅用一兩句說話輕輕帶過。諷刺地，這篇長達一百多頁的《不成功的文明轉型》，是筆者唯一覺得精彩的章節，因為它如實地點出了國人到近代史的許多誤解，還大膽地直言孫中山剛愎自用，對民主政制未能在中國紮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打破了眾人的幻想。讓筆者涉獵多點相關資料後，再回來寫這段被大家曲解了的歷史。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上）

回顧一年前的今日，匯豐股價因為宣佈供股而大幅下滑，到了三月九日的收市，股價更被壓低至三十三元，繼而發生了「青姐之淚」的一幕。在恐慌情緒的支配下，當時大概不會有很多人預計到，匯豐股價會在半年內強力反彈。到了現在，股價守在八十多元的時侯，假若有人站出來反問你「幹嗎不在三十三元買匯豐」時，你會有什麼感覺呢？俗話有云：有早知，無乞兒；評論歷史事件時，若果只以當代的價值觀為依歸，忽視當時的客觀環境的話，這豈不是在做「事後孔明」嗎？

遺憾的是，以「中國禁書」招來的《中國文明的反思》，正是循以上的方向作所謂的「反思」。例如在書中，作者反覆批評秦帝國踐踏人權，加上繼後的朝代沒有汲取當中的教訓，因此鑄成日後中國文明的禍根云云。當然，秦帝國草菅人命，是無容置疑的事實；它在不足二十年後迅速滅亡，不就為應得的果報嗎？作者拿着當今西方社會的人權標準，指責二千多年前的暴政，試問戰國時代的國人，有可能知道在遙遠的西方，有其他的文明出現嗎？即使知道，又能認識多少呢？執著眼前的成敗來抨擊古人的所為，與那些眼見畢菲特、索羅斯等人投資創富，就拿來批評一眾「老散」經常損手離場有何分別呢？這樣說，以上的立論，不就是和上面問「幹嗎不在三十三元買匯豐」的人同出一轍嗎？

再者，人權觀念，莫說中國，在歐洲也是近數百年才萌生的。無可否認，歐洲的政治體制，不容許極權的出現；然而，沒有暴政，不等於沒有暴行：羅馬軍團血洗哥林斯 (Corinth) 與耶路撒冷、中世紀的宗教審判與獵巫行動、殖民主義令土著文化被徹底破壞、以至兩次世界大戰與納綷屠猶等，都是鐵一般的史實；熟悉歷史的作者，為何可以隻字不提呢？作者批評國人報喜不報憂，但他在對待西方歷史時，何嘗不是報喜不報憂呢？

更糟的是，要譴責舊社會的專制暴政，何須要抬洋人的那一套出來替自己背書呢？不止作者，眾多做這種所謂「反思」的國人，都是執着當今西方的文明如何璀璨輝煌，來對自家的文化指指點點。然而，連這班讀過書的人，也要靠眼見別人的成就，才會被動地反省自己的過失的話，一般的黎民百姓，會懂得主動反省嗎？假若有日，中國真的能和平掘起的話，他們是否會停止反思，甚至倒過來對別人的事說三道四嗎？

平心而論，書內的評論手法，在當今的華人知識界裏實在太普遍了，因此恕筆者直言，「禁書」的內容實在只屬陳腔濫調，缺乏新意。但在下篇裏，筆者將會點出書中一個致命的謬誤與空想，足以令筆者認為，此書根本不值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