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口何時見「飽」期

[習近平]在離開墨西哥前對中國駐墨西哥使館人員、中資機構和華僑華人代表發表講話時指出，「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中國)說三道四。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可說的。」（明報，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

記者轉個話題問2012政改方案，曾憲梓一聽到政改，就話﹕「唔講呢啲事，唔係時候，要食飽先得。」（明報，２００９年１月７日）

在我上班的那楝辦公樓，地下大堂有一家三文治店，每逢午飯時間，店內總迫滿人，但有趣的是，店內客人大多都是「鬼佬」，一般唐人除非是趕時間貪方便，否則都不會光顧它。我問過同事箇中的原因，他們普遍都嫌店內的三文治「凍冰冰」，很難入口。的確，「洋鬼子」的食品，是很難符合國人口味的，因為即使生活環境如何惡劣，國人對一日三餐仍然非常講究，材料不能不新鮮，還不能不「趁熱食」。因此國人無論身處世界任何角落，總喜歡到當地的唐餐館吃一頓熱飯，感受一點「自家人」的溫暖。

猶記得上世紀三十年代，曾留學日本的蔣委員長，看見日本人只用冷水洗臉，又不介意吃冷飯，而中國人卻必燒水洗臉，餐餐都要吃熱飯，認為國人貪圖逸樂，於是推行「新生活運動」，試圖改變國人的習慣。結果如果呢？到了今天，我們還可聽到某些旅遊日本的華人，說吃不慣用冷飯做的車站便當。三十年後，委員長的宿敵老毛，也曾疾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姑勿論這句說話是對是錯，但「革命」是崇高的政治理想，「請客吃飯」則是世俗的原始慾望，為何中華民族能把這兩種價值完全相反的東西放在一起，真是令人困惑不解。孫隆基在其大作中，認為國人的心理仍然停留在佛洛依德學說中的「口腔時期 (Oral Stage)」，就如嬰孩般，肚子餓便大吵大鬧，只要餵飽他們就會安靜了；因此，上述兩句說話背後的邏輯是不難理解的。雖知「洋鬼子」的心理，已經進化到「生殖器時期 (Genital Stage)」，他們認為迷醉於飲食是七宗罪之一，靈魂將無法得救；因此國人這套吃飽了就該收口的理論，洋人是「吃不消」的。

最近的新聞說，香港的人口達到七百萬了。我有一個奇想：假如每個香港人都走出戶外，向着天空張開自己的口的話，這七百萬張「人口」，將會是一次很壯觀的行為藝術。拙文的標題，轉化自白居易《燕詩》中旳一句「黃口無飽期」，並特意在「飽」字加上引號；「飽」，不是指肚子飽，而是知悉自己仍迷戀在嬰孩時期。畢竟，太鐘情於飲飲食食的民族，是不會產生出自立、自由、人權等成年人才有的意識；沒有這些意識，國人是無法在世間振翅高飛的。

真正的「豆腐渣工程」

中國（註：當時還是清朝）也驟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艦，購買大炮，這種不顧國內情況而濫用財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對的。這些東西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錢可以購買，是有形事物中最顯著的，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的。 .... 某人主張尋求文明應先取其外形，但一遇到障礙，則又束手無策；我的主張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礙，為汲取外形文明開辟道路。.... 某人並非厭惡文明，只是愛好得不如我殷切，議論還不夠透澈而已。
－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第二章

北京央視新大樓的大火，在海內外引起了激烈的議論。事實上，自申奧成功後，北京興起了一場建摩天樓的熱潮：「鳥巢」體育館、「水立方」、國家大劇院、首都機場三號樓、以至央視新大樓等；頓時間，北京成為了世界知名建築師的表演舞台。不管是政府還是商家，似乎都不惜工本地為北京來一次型像大改造；但某些施工人員，擅自燃放特大禮花彈，結果一幢造價過十億的電視文化中心，就此毀於一夜。

雖然福澤諭吉已經仙遊一個世紀，但他以上的觀察，在今時今日的中國仍然有效；福澤的論點，奠下「明治維新」成功的基礎，也宣告了滿清「洋務運動」的失敗。滿清的北洋艦隊在軍備（硬體）上冠絕亞洲，但兵部疏於維修艦隻，士兵缺乏訓練與紀律（軟體），結果在甲午戰爭前中，被軍備較差但管理完善的日本海軍徹底擊潰。以一台電腦作比喻：中國雖然用作了最上乘的硬體，裝上的卻是過時的軟體；因此真正的「豆腐渣工程」，不是在眼見的那些崩塌了的校舍或橋樑上，而是在國人的思想與精神上。這個答案，日本人已經在一個半世紀前想通了，但回來再看今次大火，國人究竟有否反省過呢？

《文明論概略》，嚴格來說是一本「反華書籍」，因為它認為儒學無助強國。北京的商務印書館，曾在 1959 年把它收錄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內，但可能因經歷過多次政治風波，要等到 2007 年才重新發行。去年九月，我無意中在深圳某書店發覺此書，當時書架上還有五本；三個月後重遊故地，書架上只剩下一本，而另一家出版社，最新推出了插圖版，加入了一些日本歷史的背景資料。看到這本書的銷程，我心裏確實有點欣慰，但願越來越多國人，有勇氣探討與糾正自己腦袋裏的「豆腐渣工程」。

一張信用卡的背後

（資本主義的發展，）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其中趨向能用數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從我們前述的三個條件下造成：此即資金廣泛的流通，產業所人顧用經理，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這三個條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沒有法律在後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騙(fraud)假冒(forgery) 和侵吞挪用錢物(embezzlement)的各種措施，在這時期被重視。
-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

每逢週未，偶爾到旺角或銅鑼灣的街頭走一趟，都會看到不少申請信用卡的流動攤位；途人想申請，手續非常簡單，只需要提供身份證，與在表格上填寫個人資料就行，連入息證明也不需要（皆因有信貸資料庫），等一兩個星期後，一張新卡就到手了。整個過程，看上來好像很兒戲，但銀行既然不是善堂，在發卡前一定有衡量過風險，才會接受申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令銀行那樣迅速地審批申請呢？

信用咭，是由英文字 Credit Card 翻譯過來的；Credit 一字，除了解作「借貨」外，也有「信用」或「信譽」的意思。無論在何地，任何商貿活動都是建基於互信：信賣方準時付貨，信買方準時付款。但如何確保對方守信呢？西方人傾向先小人後君子，在交易前先訂下合約，羅列買賣雙方的權責，日後若有什麼爭論，就把合約呈上法院，由法官定斷誰是誰非。西方社會的合約精神，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而慢慢地，合約精神就變成了法治精神。正如黃仁宇所說，法治精神是「數字管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它令商人可以量度交易風險，既然風險能夠被量化，自然能鼓勵商人擴展業務，提升營運效率，就像上述發卡的銀行一樣。

現今某些香港民主派人仕，堅信法治精神是保障人權與自由的崇高價值；但從以上的觀點來看，實在是一場美麗的誤會。真正推動法治精神的，其實是商貿活動；既然最近中國已經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的話，筆者對中國的法治之路，並不感到太悲觀，當然，要花的時間是很長。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撒下種子，等待雨水的降臨。

生命中必須承受之苦 (The must-bearable bitterness of being)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痛苦是必然的，忍耐是自願的。)
- 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二月八日，終於正式地完成了第一次馬拉松，時間是三小時五十二分，算是不俗了。比賽前，大老闆問我今次訂下了什麼目標，當我坦白地說：「我其實沒有訂下目標，能跑畢全程已經很高興了。」她卻有點愕然地問：「既然是比賽，總得有個目標吧！」老實說，今次參賽，我只是想「享受」賽事，自己既然不是職業運動員，跑步無非只為強身健體，成績如何並不太重要。當然，馬拉松對身體的負荷絕對不輕，因此我花了半年練習，為求鍛練體力與意志。

比賽當日，我懷着輕鬆的心情起步；但當跑到三十公里時，我開始覺得疲倦，大腿越跑越痛，漸漸落後給其他人。其實在練習時，我也有這個情況，並考慮過放棄。但偶然看見村上春樹以上的一句話，我頓時發覺：每個人的一生，不可能永遠只有甜美的事情，某些時刻，總要有一些必須承受之苦，偶然的苦澀，是對自己的磨練，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能承受苦澀，是成長的見證；猶如品嘗一杯冰涷的啤酒，吃苦反而變成了「享受」。憑着這個信念，我開始邊停邊走以避免抽筋，當越過維園終點時，我簡直有重生的感覺。

漫長的一生，猶如一場超長途的馬拉松；最後以夏韶聲的歌《交叉點》的尾部作結。

苦困皆自願
心願自信定能圓
不理多辛酸
祗管耕耘成敗不去算
今天陽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從麻將悟出的一些事情

新春期間，親友間難免會麻將耍樂一番；麻將既然是國人主要消閒活動之一，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國人的處世哲學。有趣的是，國人打麻將雖然打了數百年，但直至十多年前，我們還沒有一套全國通行的麻將規則。於是乎，廣東人打牌有廣東人的規則，四川人打牌也有四川人的規則；而且即使同是廣東人打牌，有些人會「三番起糊」，有些人會不玩「槓牌」等，真的名符其實地「一副麻將，各自表述」。

反觀西方社會，各式各樣的遊戲都有明確的規則，於是乎玩橋牌時，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泰國人都採用相同的規則。其實，不論是遊戲或是生活其他細節，西方人總會把該做與不該做的事寫下，製訂「成文法」（拉丁文稱為 lex，是英文字 law 「法律」的字根）。在古代希臘，編寫「成文法」被喻為人類最崇高的事業；不久之後，羅馬人從希臘學會了這項習慣，並將之發揚光大，形成了現今西方社會的法治精神。「法律」一經製訂與通過，隨即全國通行，不管是君主還是庶民，都必須遵守。再看中國社會，人民有法不依的情況，非常普遍；於是乎，當國人在生活上遇到問題時，總喜歡繞過法律，直接與相關的單位負責人商議商議，而且通常都在餐桌之上；酒杯之間，一切法規與命令都隨之拋諸腦後，型成各處鄉村各處例的局面。從以上打麻將的例子，我們不難想像國人根本不重視法治精神。

一個半世紀前，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論》中談到：「仿效西洋建築鐵橋洋房容易，改革政治法律却難」，並主張日本的變革之路，要先取難後取易。明治維新的成果，大家都有目共睹；中國要走上真正強國之路，非要不打破這個改革的瓶頸不可。

香港人，你還能夜郎自大到何時？

去年年尾，公司的深圳辦事處舉行週年晚會，我獲邀出席；因為是在週五晚上舉行，而且只是聯歡性質，我打算當日先回家換套便服再赴會(因為公司沒有「週五便服日」的習慣)。誰知當我與幾位同事談到這裏時，一位老同事笑着對我說：「深圳的治安那樣差，你是不是打算全副武裝上去呢？」雖然明知她只是開玩笑，我卻仍覺得很氣憤，令我氣憤的不是她的說話，是其背後表現出的一份無知。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最近接受電視台訪問，憶述改革三十年間國內的變化時說：改革初期，香港人在內地擁有絕對優勢，當時他提出許多關於土地審批、法規甚至拍賣的建議，內地政府都照單全收。然而時移勢易，他慨嘆自己現今在內地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再回到那位老同事的說話，其實反映着她與梁振英一樣，留戀着以前的「好日子」，仍然認為內地是落後的地方。然而，這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真正貢獻，在於令國民擴闊視野，吸收外國的技術與知識，漸漸地，內地人再不需要以香港作為邁向世界的門戶。當外國的航空公司，增加飛往京滬的班次卻減少飛往香港的班次時，當外資銀行，擴展在內地的業務卻縮減在香港的業務時，我們還能像以前那樣夜郎自大，看扁內地人嗎？

最近，內地與臺灣開展了「三通」，香港作為兩岸中介人的「歷史任務」勢必進一步衰微；如果我們再不訂出新的「歷史任務」，香港的衰落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