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6日星期一

「鐵炮」的守護者-會津的山本家族

上篇拙文,雖以幕未為主題,筆者卻先以兩個多世紀多的戰國時代作起點,指出洋人對日本的影響力,即使在太平盛世時亦未完全消失。當時除了蘭學之外,另一樣重要的遺產,就是鐵炮(即是我們稱的洋槍)了。

戰國時代的火繩銃
鐵炮如何傳入日本,眾說紛紜;一般人認識的,是引自一部名為《鐵炮記》的記載:在1543年(明代嘉靖22年),有一艘中國商船在九州以南的種子島擱淺;船上,有兩位葡萄牙的教士,手持兩支鐵炮。島主對這件器具十分好奇,於是把它們買下,並指使工匠嘗試復製它們;經過多番努力,總算有點成效。之後,島上來了兩位賓客,一位是來自大阪以南堺市的商人,另一位是來自高野山根來寺的僧人。他們各自把鐵炮的技術帶返原居地;到了戰國時代中後期,堺市與根來寺同時成為生產鐵炮的基地【筆者按:主張不殺生的佛門,居然有寺院以生產鐵炮而聞名於世,實在不可思議】。

對於意圖稱霸天下的諸侯來說,鐵炮可謂一份天賜的大禮。當中,把這種新武器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要算是織田信長了:在1575年的長篠之戰中,織田軍以三千支鐵炮,擊潰當時天下最強的武田軍(黑澤明的《影武者》,就是以此仗作結)。據說,在鐵炮的故鄉歐洲,要等到拿破崙展開遠征時,才出現如此大規模的部槍隊。用青出於藍勝於藍去形容日本人的造炮技術,一點也不誇張。

然而,精通劍術的武士階層,很快便察覺到鐵炮一旦盛行,勢必動搖他們的社會地位。加上戰亂已近乎平息,為免他朝有人起事,百姓都被禁止管有鐵炮。眼見如斯局面,一般人都相信,鐵炮術勢必走向衰微,最後會失傳。譬如對岸的中土,明朝大將袁崇煥,使用兩支由西洋購入的紅衣大炮,不僅擊退進犯的後金軍隊,還令後來被追封為清太祖的努爾哈赤陣亡。奈何之後,幾乎沒有國人對這些西洋武器感興趣,技術隨之被荒廢。兩個世紀後,太平軍之亂爆發,不管是肇事的太平軍,還是鎮壓的湘軍,用的是居然還是刀、劍、弓箭等的武器。

但奇怪的是,直到「黑船來航」前,仍然有少數人致力保存造炮之術;其中之一,就是今年大河劇《八重之櫻》主角新島八重的娘家了。

家鄉歲月

本篇主角-山本覺馬
新島八重(1845-1932),本姓山本,生於會津國(後稱福島縣)。父親權八,早年跟隨山本良高學習炮術;也許因為權八表現優異,加上良高膝下無子,於是把女兒佐久許配給權八,並安排他入贅,承繼祖業。在當時世俗人的眼中,八重是位「惡女」;這不表示她待人接物欠佳,而是反映她勇於打破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譬如從小開始,她就質疑為何身為女子,就不能學炮術。但筆者選來的主角,並非八重本人(原因留待系列未篇解釋),而是她的兄長山本覺馬(1828-1892)。

覺馬四歲便懂得諗唐詩,在藩校嶄露頭角。二十二歲時,覺馬獲舉薦往江戶,入讀佐久間象山與勝海舟等人開的私塾,不單令他大開眼界,亦令他深知自己的故鄉實在十分落後。期間,他認識了一位生於但馬國(現今兵庫縣北部),名為川崎尚之助(1836-1875)的同窗。覺馬學成回鄉時,尚之助亦隨之而搬到會津,寄住在山本家。

不久,覺馬便開始在藩校教授蘭學,但此舉觸動了藩內保守派的神經,不單把他趕出校,還被罰在家禁足達一年。幸而,隨着藩主松平容保銳意改革軍隊,覺馬從新被重用。1862年,會津藩被幕府指派為京都守護,松平容保要率領藩士與軍隊,由會津搬到京都。山本覺馬亦跟隨大隊同行,大概在出發時,他萬萬也想不到,之後自己再沒有踏足家鄉半步。

出師京都

覺馬的主君-松平容保
幕未的京都,治安敗壞,會津藩難得肯接受這份苦差,自然深得孝明天皇的愛戴。覺馬除了在軍中教授砲術之外,亦趁機在京都開設洋學館,廣納五湖四海的藩士。但會津藩的得勢,打亂了朝廷兩大勢力—長州藩與薩摩藩互相制衡的局面。翌年,一向行動激進的長州藩,有藩士企圖借天皇往大和國(後稱奈良縣)參神之際,來一次脅天子以令諸侯,借天皇之名來推翻幕府。但計畫很快曝光,薩摩藩與會津藩,聯手策動後稱「八月十八日政變」的兵變,把長州藩趕出京師。頓時處於劣勢的長州藩,繼後甚至向京都出兵,意圖直搗皇宮,「營救」天皇;結果,這場後世稱為「禁門之變」的戰事,長州藩不僅戰敗,還被宣告為朝敵。

在這場戰鬥期間,覺馬的眼晴受了傷,經診斷後,方才知道自己患上了當時是不治之症的白內障。為免家業失傳,他寫信回鄉,建議妹妹八重嫁給川崎尚之助,好讓來自異地的後者名正言順成為藩士。二人同意之後,於1865年結婚。翌年,覺馬獲派往洋人的通商港長崎,除了與洋人商討購買新型的火槍之外,亦順道接受西洋醫生的診斷;當知道連他們都束手無策時,覺馬只能無奈接受將會失明的事實。

被禮待的戰犯

覺馬回到京都不久,政局就發生巨變:首先,將軍德川家茂與孝明天皇相繼離世;其次,在包括坂本龍馬等土佐藩士的斡旋下,長州藩與薩摩藩訂下盟約。連串事件,對幕府與會津藩甚為不利;很快,當新任將軍德川慶喜宣佈還政於天皇後,幕府就開始兵敗如山倒(詳見上篇,不再覆述)。1868年,戊辰戰爭爆發,覺馬因為幾近失明,沒有隨大軍應戰,卻在寓所附近被薩摩兵捉拿,被關到薩摩藩邸的囚室。

身為敵軍之將,覺馬深知自己兇多吉少;幸而,可能因為他開設的洋學館,曾經有薩摩藩士入讀過,在他們的游說下,覺馬暫可免於一死。覺馬於是把握時間,在獄中寫下一部名為《管見》的書,詳細列明自己的治國理念,希望後世可以採用;當中的建議,有倡議三權分立、普及教育(特別強調女子亦應接受教育)、促進對外通商等。輾轉之間,這部書落在西鄉隆盛等維新元勛的手中,眾人紛紛盛讚覺馬的遠見。他被移送到仙台藩邸的病院,翌年獲釋。

會津之戰
戰後的會津若松城

然而,覺馬的故鄉會津,此刻卻在水深火熱之中。勝海舟促成江戶無血開城後,效忠舊幕府的會津成為了眾矢之的。在配備優良的新政府軍之下,會津根本無力抵抗,八重眼見己方勢孤力弱,主動自薦上前線;會津藩雖以守舊見稱,但在此非常時期,不能不把她納入部隊內。八重對鐵炮的知識,對藩兵的幫助可謂不輕,有傳,新政府軍的主將大山巖,就是中了她的彈而受傷的。可惜敵眾我寡,覺馬的父親權八不幸陣亡;最終,會津藩被迫俯首稱臣。

戰後,會津藩士在被短暫拘留,不久便獲准在本州最北的下北半島建立斗南藩;川崎尚之助雖然跟着大隊遷移到新領土,卻不知何故沒有要求妻子八重隨行。不久,這班藩士發現,下北半島是一片不毛之地,冬季十分寒冷,環境嚴峻;加上兩年後,政府宣佈廢藩置縣,昔日雄心壯志的藩士,因而紛紛四散。更遭的是,川崎在跟外國商人交易期間被指詐欺,面臨訴訟;為免連累斗南藩主及家人,川崎不僅獨力承擔責任,還跟八重離婚。之後,他搬到東京獨居,等侯判決期間,不幸患上肺病去世。

至於八重,則與娘家到了米澤暫居。後來,覺馬的門生找到她們,並呈上覺馬的家書,吩咐她們搬到京都居住。事隔九年,覺馬終於可以跟母親和妹妹重逢。

京都新天地

京都「女紅場」遺址紀念碑

元號由慶應改為明治後,覺馬被委任為京都府廳的顧問;眼見國家遷都東京後,京都市面漸見沉寂,他向知事槙村正直建議,舉辦日本首個博覧會,吸引海內外商人前來。奈何他弄傷了脊髄,此後半身不遂。另一方面,妹妹八重終於獲得讀書的機會,在稱為「女紅場」的學校寄宿,繼後更成為舍監。

1875年,覺馬認識了美國公理會(日本稱為「會眾派」)的哥頓 (Marquis Lafayette Gordon) 牧師,後者送了一部由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以漢文寫成的《天道溯原》給覺馬。首次接觸基督教的覺馬,隨即大為感動,並相信這個來自海外的信仰,有助國家邁向未來。之後,另一位公理會牧師拜訪覺馬,他就是打算在京都開辦學校新島襄(他的事跡,留待下篇詳談);二人理念相近,因此一拍即合,覺馬更主動把剛從薩摩藩買下、昔日拘禁過自己的藩邸捐給新島。翌年,新學校落成,並按覺馬的意見,把辦學機構命名為「同志社」。

然而,山本家逐漸靠攏外來教會的舉動,加上妹妹決意與新島襄再婚(她因而被女紅場辭退),難免惹來保守派的口舌。1877年,覺馬與槙村知事不和之下,辭去京都顧問一職。但兩年後,他參與首次地方議會選舉,不僅當選為議員,其後還被推舉為首任議長。其間,槙村知事意圖繞過議會,向市民加收地租;但在法治意識日益加深的環境下,此舉勢必遭到議會反彈;為免被彈劾,槙村唯有收回成命。翌年,覺馬辭任議員與議長,退出政壇。

餘生

同志社大學內的克拉克記念館 (Clarke Memorial Hall),亦是教堂所在
繼後,新島襄為把同志社英學校升格為大學,不時遊走各國籌募經費。覺馬亦積極運用影響力,把餘生貢獻給同志社。此外,他亦出任京都商工會議所會長;但不久,就爆出了繼妻時榮與別人有染的傳聞;為此,二人被迫離婚。

1890年,新島襄不幸因心臟病發離世,覺馬臨時接任同志社總長。兩年後,覺馬亦逝世,被葬於京都東部若王子山的同志社墓地內。他與妹夫攜手創辦的學校,要等到1920年才獲升格,成為現時在關西僅次於京都大學的同志社大學。

一位生於落後地區的人,縱使歷盡失明與肢體殘障的打擊,亦無損他的雄心。他在獄中寫下的《管見》,更成為明治維新得以成功的一部重要指南,實在值得欽佩。反觀對岸的滿清,筆者相信有不少讀書人,擁有如覺馬般的眼界;但在封閉的極權統治下,他們的努力最終都枉費。覺馬死後兩年,甲午戰爭爆發,滿清嘗到慘痛的教訓,那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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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所言,下篇將會談到新島襄;但筆者先預告,他並非唯一主角。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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