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的水準如何，留待觀眾評價好了。筆者愚見認為，八重身為女子，在劇的前半部（維新前）幾乎未踏出過家鄉半步，真正的主角，其實應該是她的兄長山本覺馬（系列次篇有他的生平，不再覆述）。到了後半部，八重搬到京都，事業才真正起飛。整體來看，安排略為有欠完滿。
編導的決定是否恰當，固然見人見智；但筆者覺得，在同等的條件下，可以另有選擇，就是印在一千日圓鈔票上的肖像，同樣來自福島縣的野口英世（１８７６－１９２８）。筆者相信，這位現代日本人幾乎每天都接觸得到的人物，電視臺並非沒有考慮過的。他之所以落選，筆者猜測有三個原因：首先，他生於明治年間，無法把觀眾帶入紛亂的幕末時代。其次，他是平民生身，又未曾參與藩政或國政，對維新的影響微乎其微。最後，看完以下的生平後，也許編導會認為製作費過於浩大，被迫放棄。
矢志行醫
高等小學畢業後，野口到了當日醫好自己的醫院半工讀，用了三年半時間，打好醫學的基礎。期間，他認識了渡部的好友，東京牙科家院的講師血脇守之助。１８９６年，野口向小林校長借了一筆錢，隻身赴京考取醫生執照，在筆試部份合格。但他不善理財，僅僅兩個月就把錢花光了；野口唯有寄住在血脇的宿舍內，邊打工邊進修。由於執照試的後半部，需要臨床經驗，在血脇的安排下，野口轉到濟生學舍（今日本醫科大學）寄宿。翌年，臨床試合格，野口正式成為醫生。
事業轉折
奈何取得牌照後，野口身無分文，加上當時的平民，始終對一位有殘障的醫生有戒心。他唯有放棄個人執業的念頭，在血脇所屬的牙科家院講學之餘，亦在順天堂醫院擔任助手。
１８９８年，他獲順天堂醫院院長推薦，加上傳染病研究所（後來合併入東京大學醫學科）。由於野口精通外語，他主要在所內負責翻譯海外論文，和接待海外學者。同年，他偶然看一部暢銷小說，故事主人翁野野口精作，聰明絕頂，但卻揮霍無度，結果自甘墮落；野口覺得，主角的名字跟自己太相近，為告戒自己，他決定由清作改名為英世。
１８９９年，野口款待由美國到來，賓夕法尼亞大學病理學教授 Simon Flexner；期間，野口向教授詢問出國留學的事宜。但不久，他因為變賣借來的圖書館藏書（可能又是把錢花光的原故），被迫離開研究所；但在所長的介紹下，他轉到橫濱港的檢疫區工作。十月，他收到 Flexner 的來信，得知自己獲邀做研究助理；但因為自己是「月光族」，薪金再多也沒用，他一直為出國的經費傷腦筋。翌年，野口與某女子訂婚，他就拿着這筆嫁妝遠趁美國。（其後在１９０５年，他委託血脇把嫁妝退還，解除婚約。）
海外騰飛
抵達美國後，野口加入 Flexner 的團隊，負責研究血清。他根據結果編寫的論文，廣受美國醫學界讚賞。一年後，Flexner 獲洛克菲勒基金會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招攬，擔任研究主管，野口亦順理成章地過檔，與當時黃熱病的專家，古巴的 Carlos Finlay 共事。但他們的工作，涉及當時仍未明文禁止的人體實驗，除了面臨訴訟外，後世亦有不少爭議。
１９１１年，野口與當地女子 Mary Loretta Dardis 結婚。同年，他宣佈「梅毒螺旋菌純粹培養成功」，奠定自己在西方醫學界的地位；之後，相繼發表有關小兒麻痺、狂犬病等的研究結果，令他享負盛名。
１９１２年，野口的法籍同僚 Alexis Carrel，獲頒發諾貝爾醫學奬。翌年，野口首獲提名競逐該奬；據統計，他合共被提名九次。要麼他能獲奬的話，相信將會是繼１９１３年的泰戈爾後，第二位來自亞洲的諾貝爾奬得主。
１９１５年，野口為探望年老的雙親，短暫回國。經此一別後，他就再沒有踏足祖國半步了。
客死異鄉
１９１８年，洛氏基金會為研製黃熱病的疫苗，派遣野口到當時飽受該病肆虐的厄瓜多爾；由於巴拿馬運河剛剛開通，為制止疫情經商船擴散，野口的工作可謂刻不容緩。繼後，他亦到過墨西哥、秘魯、塞內加爾等國，協助對抗疫情。他的努力，被這些國家高度肯定，他因而獲頒多個名譽博士、名譽軍銜等。
但之後，野口的研究受到不少同胞質疑：例如，他誤以為黃熱病是由細菌而非病毒所致；後人繼而發現，他把黃熱病與鈎端螺旋體病的病徵混淆了，由他研製的疫苗，應該是用作治療後者的。另外，他對小兒麻痺及狂犬病的研究，都被發現有破綻。野口獲諾貝爾奬的機會，可謂煙消雲散。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野口抵達西非黃金海岸（現稱加納）首都阿克拉，採集病源；不久，他就感到不適。起初，不管是他還是同僚，都以為只是小病，痊癒後，他都能如常工作。但到了翌年５月，他的病情突然急轉直下；經詳細化驗後，證實他染上了黃熱病。不久，野口就與世長辭，享年５１歲。他的遺體，並沒有被運回祖國，而且由洛氏基金會安排，葬於紐約市的 Woodlawn Cemetery。
後人評價
野口對血清的研究，至今仍獲肯定；但在其他範疇，他的立論大多被推翻。當年在洛氏基金會的同事說，野口由始至終，對黃熱病的病理只是一知半解，加上他一向謝絕其他研究員複核結果，被指正後又不肯坦然承認及撤回。總括而言，在他們心目中，野口並非一位誠實的科學家。
１９８４年，日本銀行發行新版紙幣時，曾考慮在一千、五千與一萬圓外，加入五萬與十萬圓的鈔票，而當中的五萬圓，將會印上野口的肖像。但這個計畫，後來無疾而終。二十年後，野口才取代文學家夏目漱石，在新版的一千圓紙幣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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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野口為人不懂節儉，科研成果又近乎被全盤否認，為求出國，甚至不惜騙婚。這樣的一個人，還值得把他的肖像放上鈔票上作記念嗎？
人品上，野口的確可圈可點，但純粹從科學角度看，筆者卻另有見解：在科學界，推陳出新實屬家常便飯；野口的工作，雖則大意粗疏，但試想想：在一個西化了僅僅數十年的國家，能夠產生一位當時廣獲歐美業界認同的科學先驅，實屬非常難得。因此，野口的成就，不能被完全抹殺。
以上的故事，暗示了早於一個多世紀前，日本社會上下，已經明白「科教興國」的重要，並積極地身體力行。時至今天，日本在基礎科研上，在世間已具領導地位；二次大戰後，日本共有十六名科學家，摘下諾貝爾獎。相比之下，在福島核危機爆發後，居然會鬧出「盲搶鹽」現象的鄰國，是否有適當的土壤，孕育出如此傑出的科學家，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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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筆者雖會繼續寫「特別企畫」，但再不打算以大河劇為藍本。最後，祝各位新年愉快。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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