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3日星期一

明治時代的教育家

「我國若要與外國看齊,行文明之政事,當務之急是作育英才。」在《管見》一書中,山本覺馬羅列了他對教育的理念。後來在機緣巧合之下,他認識了剛從美利堅返國,公理會的新島襄牧師,兩人在英雄所見略同之下,創辦了同志社,開校收生,務求春風化雨。但來到這裏,某些高質的讀者可能會問:幕未時代,日本奉行鎖國;那麼,新島襄當初是怎樣去美國呢?對,他是偷走的。

同志社創辦人-新島襄

新婚不久的新島襄與八重
新島襄(1843-1890),原名七五三太(讀音しめた Shimeta),是上野國安中藩(現今的群馬縣安中市)藩士新島民治之子。之前,民治已經有四位女子;據說,在知道香燈有後時,男嬰的祖父興奮得大叫一聲「しめた!(搞定了!)」,在諧音之下,替兒子改了這個名字。成年後,從友人借來的書中,認識了遙遠的西方,一個名叫美利堅的國度。繼後,他到了德川幕府在江戶築地開設的軍艦操練所,研習洋學;期間,某個美國宣教士向他傳道,令他萌生了出國的念頭。

1864年,他與另外兩人愉愉到了北海道的箱館(現稱函館),潛入美國帆船「柏林號」,逃過幕府的搜查,離開日本。他們到了上海後,轉乘另一艘美國帆船 Wild Rover,橫渡太平洋。該船的船長,喜歡稱這位日本人為 Joe;之後,他就沿用這個英文名字,並把自己的日本名字,改為諧音的「襄」。翌年七月,他抵達波士頓,獲 Wild Rover 的船主款待,先後入讀菲利普斯學院 (Phillips Academy) 及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並於1870年,成為首位在美國取得學位的日本人。

受洗之後,他進入 Andover Newton 神學院,打算成為牧師。期間,他認識了首任駐美公使森有禮(後來他在東京創立一橋大學,與新島襄一同成為明治六大教育家),獲後者免去他非法出國的罪名。1872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派出以岩倉具視為首的使節團,前往歐美各國考察之外,亦打算跟列強交涉舊德川幕府簽下的眾多不平等條約。可能是在森有禮的引領下,新島襄成為了使節團的翻譯,與一眾維新元勛周遊列國;隨團期間,他亦負責研究各國的學制,為日後新政府的教育政策、以致同志社的辦學理念墊下基礎。

1874年,新島襄於神學院畢業,隨即嚮應公理會旳招募,回國宣教。翌年十一月,他在橫濱上岸,返鄉三個月之後,就前往京都傳教。在那裏,他認識了山本覺馬,之後的事,上篇拙文已經談過,不再覆述。

順帶一提,現時同志社大學的校園,位處京都皇宮北面;筆者最近遊覽關西時,亦順道參觀一下,並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發現:在皇宮四周,有許多羅馬天主教與新教的教堂;但不要忘記,作為千年古都的京都,佛教的勢力,甚至連織田信長等的強人都要忌之三分。來到今時今日,兩者竟然可以如此融洽地共處,實在值得學習。

由武士到校長-山川健次郎

山川健次郎
新島襄回國的同年,有另一位留學生歸來。他是山本覺馬與八重的同鄉-山川健次郎(1854-1931);在劇中,亦有略略交代他的事跡。

健次郎的兄長山川浩,曾跟山本覺馬在京都共事。到了會津戰爭爆發時,在兵力不足之下,會津藩被迫徵召只有十多歲、僅受過簡單操練的少年入伍,組成「白虎隊」;當時十四歲的健次郎,亦被編入該隊。會津藩戰敗後,他沒有跟隨其他藩士前往斗南,選擇接受公費,與妹妹山川捨松(後來與曾攻打過會津的陸軍大將大山巖成婚,引起一陣騷動)往美國留學。1875年,他在耶魯大學取得物理學學士,隨即回國。同年,他獲東京開成學校(後來被歸併入東京大學)聘用為助理教授,並於三年後獲升格為正教授。東京大學開立後,山川於1888年取得大學首個理科博士學位。1901年,他獲委任為東大第六任校長。

猶記得,劇中的山川健次郎,在歸國後曾對兄長說,自己無意涉足政壇,只想一心研究學問。但正如時下一句口頭禪所說:即使你不想搞政治,政治也會來敲你的門。1903年,日俄戰爭爆發前夕,有七名學者在報章上聯署一封公開信,批評政府對俄羅斯態度軟弱,並指滿州與朝鮮不容有失。戰後,又有學者不滿政府簽訂《朴次茅斯和約》;雖然山川沒有參與聯署,但因他的立場認同主戰的一方,引起了政府的微言,被迫辭去東大校長一職。

幸而於1907年,他獲得九州某財閥的資金,在北九州市創辦明治專門學校(現稱九州工業大學)。1913年,他重返東大,成為第九任校長。翌年,京都大學發生教職員集體辭職,抗議新任校長澤柳政太郎的事件;為化解危機,澤柳被迫離開京大,山川因而臨時兼任兩所大學的校長。一位本應要視死如歸的武士,最後可以歷任數家大學的校長,實在不可思議。

由校長到首相-大隈重信

早稻田大學創人-大隈重信
劇中的新島襄為求籌辦大學,不時四出奔走。幸而在東京,他獲一位政壇巨頭拔刀相助,他就是佐賀藩士出身的大隈重信(1838-1922)。

早年,大隈跟其他藩士一樣,在藩校修讀儒家。但不久,他就對儒家反感,並呼籲教育改革。之後,他轉到蘭學館寄宿,學成後,就轉為教授蘭學。1865年,佐賀藩開設英學墊「致遠館」,請了美國宣教師 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 擔任校長,大隈則出任導師。他從洋人校長身上,認識了美國獨立宣言與新約聖經,對他日後有重大影響。

幕未期間,大隈與其他佐賀藩士積極參與尊王(亦即倒幕)的活動,或許,他從中認識不少長州與薩摩藩士。1867年,他為策動大政奉還,不惜脫藩,隻身前往京都;不料東窗事發,被人押回家鄉,並被罰在家謹慎一個月。當知道幕府兵敗如山倒時,大隈亦回復自由身。

元號改為明治後,大隈獲促成薩長同盟的小松清廉(又名帶刀)推薦,加入新政府,在外交及財政上表現突出。1873年,他接替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出任大藏卿,致力完善國家財政。但繼後,政府要員對立憲的方針出現嚴重分歧:大隈主張效法英國式的議會內閣制,但伊藤博文等的維新元勛則傾向參考普魯士帝國憲法,讓天皇保留較多權力。1881年,大隈遭到整肅,被迫下野,史稱「明治十四年政變」。

下台後,大隈做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組成政黨,以參與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二是與志同道合之士,在當時仍屬市郊的早稻田區開辦東京專門學校,亦即是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有關早大創校,有一段小插曲,下一部份再談)。1885年,伊藤博文成為第一任首相;因為賞識大隈的外交手腕,破例在1888年委任這位政敵為外相。但在翌年,大隈遇到右翼組織玄洋社發動的炸彈襲擊,右腳被迫切除,休養期間,無奈辭任。

1898年,大隈成立憲政黨;同年六月,不僅成為首位並非來自薩摩或長州藩的首相,還組成首個政黨內閣。但因為黨內糾紛,內閣不攻自破,大隈上任僅四個月就辭職了。之後,他除了擔任早大校長,亦積極參與各種文化事業。1913年,政黨不滿維新元勛壟斷政務,發起護憲運動;加上海軍涉嫌收取德國西門子公司的賄賂,首相山本權兵衛黯然下台。大隈臨危受命之下接任,歷時兩年半;到功成身退時,他已年屆七十八,至今仍是年紀最大的首相。

1922年1月10日,大隈在早稻田辭世;七日後,舉行了告別式。據說同時,東京市民自發在日比谷公園,為他舉行「國民葬」,參與人數達三十萬。可想而知,國民對大隈有多少崇敬之心。

鈔票上的肖像-福澤諭吉

鈔票上採用的福澤諭吉肖像
談到早稻田大學的創立,背後的故事十分有趣:話說某出版社,刻意安排兩位早有嫌隙的大人物出席酒會,一位是大隈重信,另一位是福澤諭吉;後者嫌前者是任性的政客,前者則嫌後者只是活在象牙塔。萬萬想不到的是,在半點酒意之下,兩人竟然談得十分投契。期間,大隈說自己很羨慕對方,能對後輩發揮出眾的影響力;福澤回答,你也可以像我這樣的,不如你也辦一所學校吧。就這樣,大隈就萌生辦學的念頭了;之後,兩人亦成為深交。

福澤諭吉(1835-1901),是豊前國中津藩(現在的大分縣中津市)下級藩士之子。據說他出世時,身為儒學者的父親,剛獲得記述清朝乾隆帝法令記錄的《上諭條例》,於是把兒子名為諭吉。在當時人眼中,福澤力排門閥制度、不信神佛、又不遵從孝悌忠信,可謂一名頑童。但他的自學能力極佳,據說單是《左傳》就讀了十一遍。

1854年,他前往長崎遊學,剛巧遇上「黑船來航」。有鑒洋人已來敲門,國家必須加強海防,在兄長的建議下,他留在當地修讀蘭學,籍以學習炮術。但翌年,起初把福澤介紹給炮術師的人與福澤不和,被勒令回鄉。但可能是他覺得,返鄉只會毫無作為,於是私下前往大阪,打算再轉向江戶。在住在當地的兄長勸阻下,他暫且打消念頭,留在大阪某私塾繼續鑽研蘭學。

1856年,兄長身故,他成為氏族的承繼者。但他求學的決心,遠超於接手祖業;在力排家人的反對下,他變賣大部份家產,還清欠債,回到大阪私塾繼續學業。由於身無分文,他一邊做荷蘭語翻譯一邊讀書,翌年更成為塾長。1858年,福澤奉藩主之命,出使江戶。他在築地的寓所畫了一角,建立一所細小的蘭學塾;日後慶應義塾大學,把該年追認為創校的年份。

翌年,他獲任命登上咸臨丸,與勝海舟等人遠赴美國(詳見系列首篇,不再覆述)。這次旅程,他深知荷蘭的國勢已經江河日下,為打開知識之門,學習英語會越顯重要。繼後直到幕府覆亡前,福澤共參與過兩次使節團,到歐洲與美國東岸考察。這些遠洋之旅,成為他日後的巨著《西洋事情》的藍本。歸國後,他把江戶的私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各地藩士紛紛慕名入讀。

明治維新後,來自薩長兩地的元勛獨攬大權,一向主張民權與自治的福澤,多次婉拒加入新政府,專心辦學。1875年,他出版了《文明論之概略》,主張國家脫亞入歐。明治十四年政變後,身為大隈重信盟友的福澤,毅然與政壇中人斷交。翌年,創辦《時事新報》,標榜不偏不黨、公正獨立,據說創刊當日,一千五百份報紙在瞬間售罄。晚年,他致力改革慶應義塾,完善學制,亦努力寫作。1901年,他因腦出血去世;臨終前,他叮囑家人,喪禮期間拒收花束,唯獨是大隈重信這位知己的花,遺屬覺得不好意思不收下。

1920年,慶應義塾、早稻田大學(之前未被官方承認大學資格)跟同志社英學校,攜手獲升格為大學。到了1984年,日本銀行把福澤的肖像,印在一萬日圓的鈔票上,以表揚他對教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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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充份說明早於一個世紀前,日本人已經相信學校不一定要官辦的。時至今日,慶應、早稻田、同志社、加上耶穌會的上智,都是人才輩出的私立大學。反觀對岸的中國,即使是風氣較自由的民國時代,到底有多少的商賈與學者,能拿得出以上人仕的半點能耐呢?

談到鈔票,現時一千日圓上的肖像,是一位名叫野口英世的科學家。他將會是本系列最後一篇的主角。何故會選他?下回揭曉。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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