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夷夏之辨

所謂的「中港矛盾」，近日不單止成為輿論焦論，亦觸動到出席兩會會議人仕的神經。在這個偽國際都會，坊間不少言論，普遍批評那些暴發的內地人，買光了我們的房產、商舖、奶粉、產房床位等等，令本來的港人民不聊生云云。

無獨有偶，以上的現象，並非單止在香港出現。就連一向（表面上）十分和諧的新加坡，竟然可以有三千多人站出來，抗議政府新一份《人口白皮書》，矛頭直指由中國蜂擁而至的移民。看來，港人的反應，絕非僅是單一事件。

無可否認，近十多年，隨着內地人的財富不斷膨脹，他們出外旅行甚至定居的機會亦與日俱增。按他們那套「弱國無外交」的邏輯，自己帶着龐大的經濟利益（至於這些利益從何而來，就另作別論了）走到海外，不是應該獲得多點兒的尊重嗎？但近年的趨勢是，他們愈是在外地散財揮霍，反而愈備受本土人的白眼。這種情況，我們又該如何解讀呢？

不管你來自哪裏，當你身處異鄉時，你立時要面對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與事物。身處陌生之地，難免會不小心碰到一些忌諱。從前，父執輩總會贈我們八字真言：入境問禁、入鄉隨俗，先瞭解當地的風土習俗，再試圖打開溝通的渠道。這些行徑，無非是要向本土人表示友善。除非對方心存不軌，否則都總會抱着主人歡迎來賓的心態，妥善招待我們。

轉過來看國人如何看外邦人，卻又是另一回事。雖則來到二十一世紀，見慣世面的國人已日漸增多，但大部份人對非我族類，依舊會保持距離，更遑論主動接觸與認識他們。某些稍有才學的，更帶着有色眼鏡去看他方的事物，然後向民眾散佈充滿徧見的片面之辭。話到底，古時夷夏之辨的思維，對今天仍然沒有消失。

當然，要長期鎖國是沒可能的；問題是，長期以天朝自居的國人，總是要在迫於無奈之下，才會跟非我族類交往。國人屆時的取態，不外乎有兩種：自己有求時，就千依百順、昨非今是，甚至不惜倒行逆施；到人家找上門時，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說白一點，即是從頭到尾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並跟外邦人畫清界線。試想想，帶着如斯的心態跑到海外，獲得的將會是敬重還是鄙視，明眼人一定非常清楚。

民國初年，魯迅曾說：「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今時今日，這幾句說話仍然鏗鏘有聲。反過來看，時下香港人當中，以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態度看待內地人的是多是少呢？如此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心理，對這個社會的國際形象是好是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