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互信的社會

In a low-trust society, the network form of organization would be a formula for paralysis and inaction. Each member of the network, when faced with the need for collective action, would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exploit the network for its own advantage and would suspect the others of scheming to do the same.
在信任度低社會裏，網絡型的組織往往陷入癱瘓狀態。網絡內每個成員，每當需要集體行動時，總會思量怎樣榨取這個網絡來自利，並懷疑其他人也有相同的圖謀。
(Francis Fukuyama, "Trust", p. 203)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發表報告，指社會總體的信任度，已跌至歷史低位。來自七個城市近二千名受訪者之中，超過一半認為坊間大多數人都不可信。

導致如斯局面，高壓專制的政治環境無疑是原因之一，特別是在豆腐渣工程、毒奶粉、高鐵脫軌等事故之中，當公眾若隱若現地看見那些替受害者出頭的人，輕則被河蟹，重則被囚禁時，私底下都會感歎，做好人是沒有好報的。如是者，在公義無法充分體現之下，招搖撞騙之事愈見普及；民眾為求自保，紛紛對陌生人加以嚴防，各階層之間的矛盾，由此也日益加深。

報告公佈後，學者紛紛表示，這是繁華盛世下的一個嚴重警號，當局必須正視。然而，在提出具體方法前，我們不是先要瞭解，人際間的信任，是怎樣得來的嗎？

寫下《歷史的終結》一書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 1995 年出版了一本名為 Trust 的書。福山認為，某種文化內的人的是否互相信任，可以從那些人能否擁有一種名為 Spontaneous sociability 的能力；簡單而言，就是能否無需由家族或國家牽頭，自行組織大小團體來從事商貿、教育、慈善等的事業 。譬如說，十七世紀的荷蘭商人，為拓展遠洋貿易，聯手成立荷屬東印度公司，開創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的先河，便是個好例子。福山發現，只有高信任度的社會，才能發展出龐大的跨區企業；故此荷蘭、瑞士與瑞典等國，即使國力遠遠比不上七大工業國，但它們的誇國企業，足以跟大國的同業週旋。

書內也花了頗多篇幅，分析香港的商貿環境。福山發現，即使是在交易所上市的本地大企業，絕大部分都是由家族擁有和經營的；雖則它們的營運手法、人事架構等都已經十分現代化，但一談到一些舉足輕重的職位，總要由家族成員、近親或差不多視為親人的老臣子出任。如是者，僱主與僱員之間，話到底總是壁壘分明；而家族企業為求確保控制權，往往寧可放棄積極擴張的機會。福山推斷這足以證明，活在香港以至其他華人社會的人，互信程度始終有限。

福山的見解，筆者即管換個角度看。福山言下的低信任度社會，往往代表人民希望一個手執無上權力或龐大財力的人或組織，令所有的人唯命是從。如是者，他們暗地裏都會相信，一旦遇到什麼紛爭，只要把問題交給這個強人，再由他以高壓手段，下令糾正便可。換言之，不同階層的人，根本連溝通的需要都欠奉，更遑論自行走出來平等地對談，籍以求同存異。按以上的推論，再看當下的國情，實在難以相信，情況能在短期內改善。

反觀這個偽國際都會，當我們見到連建制內不同派別的人仕，到現在仍未能達到所謂的「大和解」，除非「阿爺」主動出手，否則無法打破僵局之時，這個社會的信任程度，將會是持續上升還是下降，實在無用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