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9日星期一

如果生命沒有歌

「假如有天,我們再沒有歌可以聽的話,我想大概是因為,人類已經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吧。」本地音樂人盧凱彤,在出席由文藝復興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時,有過這番話。

基金會的牽頭人之一,是盧小姐的半個老闆黃耀明。筆者心想,要麼她知道兩年前「明哥」的一段經歷,也許她會說不出以上的話。那年的暑假,明哥主持過一個講座,跟與會者談音樂、說政治。他說,早前的七一遊行,警方一度禁止參與者玩樂器;加上自己已灌錄好的專輯,在內地推出的計畫一再受阻,令他深深感受到,越來越多人懼怕音樂。

當然,我們仍然看見眾多明星,繼續如常地出唱片、開個唱,而且賺得盤滿缽滿。故此,問題應該不在音樂本身,而在它背後的象徵意義。

人類創造歌曲,是要來表達情感,情感要真摯,歌曲才會動聽。要達到這樣,人需要有勇氣表達感情與思想才行。失去這份勇氣,人的交流會流於表面化,缺乏真誠。如是者,歌曲的內容自然變得乏味。

近年,「香港樂壇已死」的概嘆不絕於耳,有人歸咎唱片公司唯利是圖,也有人抱怨音樂人只懂「食老本」與抄襲。但畢竟,製作音樂,是音樂人與聽眾間的互動過程,有怎樣的聽眾,自然就有怎樣的音樂。時下的樂壇之所以令人覺得懨悶,不就是反映人際間無法坦誠交心嗎?

以上的發現,或多或少反映了港人的內心異常虛怯;就像戶外滿是洪水猛獸等的威脅,大家都要把心扉緊閉一樣。那就奇怪了,香港已是個傲視全球的金融中心,人均入息已直逼甚至超越工業大國,但港人的深層恐懼,反而有增無減,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恐懼的成因,想必不少人會歸咎於政治環境。但畢竟大多數的歌曲,都只是訴說個人情感,即使是最獨裁的統治者,想必也不可能花時間與資源去干涉;換句話說,創作歌曲還是有自由度的。可悲的是,要麼連這僅有的自由,大家都甘願放棄的話,我們不是可以反過來說,港人根本是害怕甚至是討厭自由嗎?假如讀者有看過佛洛姆的《逃避自由》的話,或許我們可以大膽預測,無需等待建制階層的有形之手,社會必然會變得更專制,在民主路上愈走愈歪。這種反自由的風氣,實在值得我們擔憂。

要扭轉局面,我們必須致力維護一個能暢所欲言的環境。法制上的保障固然是關鍵,但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要誠實面對自己,懂得設身處地去思考與感受,才能形造一個鼓勵人說真心話、聽真心話的氣氛。透過歌曲唱出真心話,其實只是一小步;大家都懂得欣賞真話時,誠實的風氣自然會形成;一切不公允的事,都可以迅速曝光,繼而消失。一個名符其實的和諧社會,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以此為基礎,要達至民主、包容、法治等更崇高的價值,不就可以水到渠成嗎?這個容易到人人都有能力做的內心革命,遠比上街遊行或街頭抗爭等的外在革命來得更直接更徹底;讀者假若還是民主信徒的話,你會選哪條路呢?

回想明哥進入樂壇時,本地 Band Sound 可謂百花齊放;各組合都有獨特風格,歌曲題材也很廣泛。但這段黃金時期,已經一去不返。來到現在,有心搞音樂的人,運氣好的都已經往內地發展,其餘的都慘遭投閒置散。好的歌曲,在這偽國際都會已經是買少見少;不消很久,我們就進入一個無歌可聽的世代。一個完全沒有歌曲的城市會是什麼模樣,筆者確實不敢想像。以下這首老歌,或者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繁鬧市 百萬人擦身過
未會想 路過者有故事
人面中 看不到笑臉
每一對眼目內 盡透冷漠
心中空虛 誰又會聽我細訴
心想溝通 誰願講心內熱誠話
幾多虛假 曾令我不再要多說
假裝對話 寧莫說話
(赤道《無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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