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變成犀牛的人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吶喊》中的自序

上幾篇談八九民運的文章，筆者都把矛頭指向當年的施暴者或替其背書的人，今回筆者要「倒戈」了。大家不要誤會筆者要玩「忽然愛國」，或做所謂「平衡各方意見」，而是認為許多聲稱抗拒當權者的人或組織，連自己的敵人在哪兒也搞不清；再如此下去，整個民族日後都只會重蹈覆轍，完全無法脫離歷史的懲罰。

猶記得六十年前，毛潤之在天安門城樓高呼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國人滿懷希望，以為自己民族終有出頭天了。繼後發生的事，令不少有志之仕失望甚至絕望；當然，事後大家都指摘當權者或在旁助紂為虐的人，但仔細再想，隔岸觀火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嗎？英語裏有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置身事外」，不幸地，這句說話在中國（不管是舊還是新）完全應驗，對此感受最深的，要算是文革時期的巴金了，他隨後寫下《隨想錄》，記錄了自己與沉默的大多數，如何對天天在身旁發生的慘案袖手旁觀。類似的場面，魯迅在看日俄戰爭幻燈時也曾目睹過，隨後他出版了小說集《吶喊》，意在喚醒國人的心靈，以上的自序，充分表達他對國人這種情況的忿恨。

奈何魯迅與巴金要面對的，是一個對傷痛完全麻木的民族（詳見拙文）；自古以來，國人對於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傷痛都是不看、不聞與不說。別人遇到不平事，即使怎樣呼冤都不會有其他人願挺身而出，漸漸地，國人學會了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久而久之，正義就不能被伸張，所謂公德或良心也蕩然無存。這種情況，其實早在舊中國已經出現了，因此國人對傷痛的麻木感，才是那班主張平反民運人仕的真正敵人；若我們繼續逃避這個問題的話，即使政權易手多少次，情況也只會是一樣。

最近，梁文道先生在報上刊出了評論，擔心這場風暴不僅不能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他曾看過《百年孤寂》，才會就這本小說的結局套用在自己的文章內。筆者則覺得梁道長太理解國人的習性了，只要國人繼續逃避傷痛，像我們這一類人，恐怕會成為荒誕劇《犀牛》中沒有變成犀牛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