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中國文化

在我的家鄉(寧波市餘姚縣橋頭鎮)，曾經出過如王陽明和黃宗羲的偉大文人；但是到了我童年時代，全村裏只有我媽媽一個人懂寫字。
余秋雨，2009 年 3 月9 日在講座《喚醒自己身上的歷史—從我的經歷看當代中國的文化嬗變》的講話

最近認識了兩個新來港的朋友，一位是來自新加坡的同事，一位是來自貴州的學生；他們在香港都生活了半年，大致上已適應了。然而，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粵語非常難學：字的讀音（特別是入聲）還是其次，最麻煩的是許多所謂的「字」，都是有音無字的。例如形容一個習慣用左手的人，普通話會說他是個左撇子，但粵語則是說他是左「jaao1」的；查遍字典，也無法查到一個讀音是「jaao1」的字。左「jaao1」這種稱呼，雖然無從考證是哪時開始出現，但肯定不是近年才流行的「潮語」；那樣，為何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把「jaao1」這個發音編成一個字呢？再者，不僅是粵語，臺灣語也有這個問題；從這一點，可以探討到中國語文和文化的演變歷程。

九十年前的五月，北平（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這場運動，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分水嶺，文言文開始衰微，白話文開始興起。事實上，「文言文」與「白話文」在整個中國語文的系統裏，是各自獨立並存的學科 (Discipline)：「文言文」屬於書面語 (Literary Language)，是達官貴人使用的語言；而「白話文」則屬於口述語 (Spoken Language)，是黎民百姓用的。其實，不論中國或是其他社會，在古代也出現過不同的階層（或階級）使用截然不同的語言的情況。環看歐洲的民藝復興時期，縱使羅馬帝國已經滅亡了近一千年，拉丁文依然是歐洲人主要的書面語，然而拉丁文的使用，只是局限在教會與讀書人階層，一般平民都只懂得本地話 (Vernacular)，其結構可能與拉丁文毫無相干。十六世紀初，路德 (Martin Luther) 展開了宗教改革，為了打破羅馬教延的壟斷，他把《聖經》從只有教士才懂的拉丁文，翻譯為教徒都看得懂的德文。路德此舉，可謂敲響了拉丁文的喪鐘；再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那些本地話就變成了現代的英文、法文、德文等語言。由於本地話是「我手寫我口」的，它的流行令更多人可以吸收新的知識，教育得以普及，民智也得以提高，成為繼後工業革命得以成功的動力。

反觀中國，粵語、吳語、閩語等的地方言話，國人已經用了幾個世紀，但這些方言都只流於口述，似乎很少人會把這些口述的語言化為可以書寫的文字，像上述有音無字的情況，十分普遍；至於那些懂字的人，寫的都是八股文、文言文等，像四大名著般的白話文作品，在「五四」前真的少之又少。這種情況，型成了知識的壟斷，因此一個自稱擁有五千年文明的社會，在 1949 年前，文盲率居然達九成，像余先生童年時的情況，實在比比皆是。更令我們覺得恐佈的是，文盲這個問題，為何居然要等到清未民初（比歐洲多等了三個世紀），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時，國人才醒覺是大問題呢？再者，既然古時懂字的人不多，他們記下來的東西，能否如實地反映古代社會的情況呢？中國文化的神髓，是否被完整地記載在只有少數人懂寫與懂看的古籍上呢？如果不是的呢，我們該當怎樣尋回那些失落了的文化碎片呢？

余秋雨先生提出，現今國人對所謂中國文化的認識正正就是受到以上條件的限制，筆者十分贊同。那麼在今天二十一世紀，我們應當怎樣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呢？筆者嘗試在下一篇文章申論，但肯定地說，我們必該有「重新認識」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