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先生與古先生

The social dominance of the gentry class meant that even such potentially disturbing inventions as ... printing (invented 756) ... were kept under control and used simply to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Printing, for example, widened the circle of Confucian literati; it was not employed to bring unorthodox novelties to public attention as happened so dramatically in Reformation Europe.

譯：仕紳階層對社會的壟斷，逼使如印刷術（發明於７５６年）等的發明受到嚴密監控，只能用作鞏固現有的社會秩序。以印刷術為例：它僅僅擴闊了儒家文人的圈子，而沒有如歐洲在宗教改革時期那樣，用作宣傳有違傳統的新思想。

William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Chapter 15

世界最大規模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屆邀請中國為主賓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應邀出席開幕禮。事件引發的種種紛爭，大家可參閱各大媒體的報導（當中德國之聲最為全面），筆者不打算重覆 （當然，某些地方的媒體，必然會隻字不提）。在文化歷史的層面上，卻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十一世紀時的宋朝，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的技術；四個世紀後，德國的古騰堡把這個技術發揚光大。今次書展，可謂畢先生與古先生的一次跨世代交流。然而，印刷術僅是一種工具，東西方的人如何利用它，深遠地影響了兩個社會日後的發展。

先說古先生：他的發明問世後百多年，歐洲爆發了宗教改革。路德 (Martin Luther) 等的教仕，試圖打破羅馬教廷壟斷信仰的局面；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把聖經由只有神職人員才懂看的拉丁語，翻譯為大家都懂看的語文，像德語、法語、荷蘭語以至英語等；於是乎，人人都可以是解經者。古先生的發明，加速了知識的傳播與變革的步伐；繼後，沒有歐洲人能以語言的優勢去壟斷知識，知識透過語言得到普及之後，歐洲文明便開始興起，進而在後來的數個世紀間，征服其他的文明。然而，當同樣的發明來了畢先生的手上，情況就剛巧相反了。

筆者曾引述余秋雨的演說，指自己在幼年時，全個村莊只有媽媽一個人懂寫字。舊時的東方社會（不僅中國，日本也是如此），懂字的人固然不多，懂八股、文言等書體語的人則更少。由書體語寫成的各類典籍，普通黎民百姓根本不懂看，除非有懂看的人願意教他們。有了畢先生的發明，理應有利知識的傳播；然而，《商君書－弱民》有云：「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掌握相關知識與技術的階層，為了宣示權力的正統性，自然不打算教化這一大班目不識丁的人，他們不能增進知識，自然會繼續接受自己的管治。結果是，由北宋到國共政權易手的八百多年間，國人居然沒有利用畢先生的發明普及知識，使一個號稱有三千年文明的地方，來到二十世紀中葉竟然有九成人是文盲；更糟的是，文盲問題，竟然是要等於列強入侵，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時，國人才醒覺是大問題。史學家 William McNeill 的見解，可謂一語中的；原來「鴉片戰爭」的勝負，早在畢先生與古先生之間的比併中分出高下。

歐威爾 (George Orwell) 曾在短文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 中指出，獨裁者可以包容傑出的科學家，卻不能容忍出色的文學家。用這個標準，量度這個社會是否主張獨裁，大家都猜得到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