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

被內化的鐵屋

「我今年54歲了,從來沒有見過選票。出於好奇,我詢問了不少人:『你見過選票嗎?』得到的回答大多和我一樣,都不知道選票長什麼模樣,只在電視裡看到這些不知是誰的人拿著選票替我們投票。」余華,《真正的投票,一個遙遠的中國夢》,刊於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年7月18日。
兩年前,筆者談國民教育時,引述過在內地享負盛名的資中筠先生,出席書展期間的講座時的說話:「所謂的『洗腦』,只能在一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人民被禁止遷徙、言論被徹底監控的環境才能成事。莫說是香港,即使是內地也沒可能成功。」然而,要麼老先生知道最近的一則報導【註1】,或許她會改觀。

據德國之聲 (Deutsche Welle) 中文網,引述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一份研究報告,調查中國在2004年推行課程改革前後,學生意識形態的差異。它們發現,那些在課改後入學,接受過新思想政治教材的學生,普遍更認同當今的中國是個「民主國家」、更傾向信任各級政府及執法與司法機關。最令研究員感到驚訝的,是縱使現代的中國學生,比以往有更多機會接觸海內外的媒體與資訊,但官方思想教育的效力,依然絲毫無損,甚至連一向被認為稍有風骨的北京大學,亦無可倖免。

猶記得,內地開始流行互聯網時,不少西方觀察者預言,國家對新聞資訊的壟斷勢必被打破。事到如今,他們的理想似乎都落空。要作個合理的解釋,評論普遍會歸咎於一黨尊政之下,一切訊息發放都被壟斷。然而,如以上所言,要突破眼前的封鎖,現在已絕非難事;譬如,在互聯網上「翻牆」,看一些官方嚴禁的訊息,一般人有心做的話都能做的,無需牽涉高深的技術。要麼枷鎖並非牢不可破,你也無意去掙脫的話,慣於高壓統治的當政者,豈能不肆無忌憚地去施行「洗腦」?

無可否認,即使是西方社會,美國人跟法國人對民主的理念,可以很不一樣;但至少,一張選票是不可或缺的吧。當然,要麼你一開始就聲稱,自己反對民主,就另作別論;但現在,竟然有大作家公開說,自己人到中年也從未見過選票,到底你那一套所謂民主,是名符其實抑或只是A貨,大家都心裏有數。更甚的是,連國內頂尖的莘莘學子,也懶於質疑這套顯而易見的邏輯謬誤,其他範疇裏一些似是而非的詭辯,他們還會有能耐去識破嗎?長遠之言,這對國家會是有益還是有害嗎?

上世紀初,魯迅在《呐喊‧自序》中,把眼下的舊社會,形容為一座密不透風的鐵屋,裏面的人都在熟睡,再不早早衝出去的話,就會窒息至死。他的構思是,只要盡力向屋內的人吶喊,總會有人因而甦醒,步出鐵屋。只要仍有人脫出來,把鐵屋搗破的機會仍會存在。然而,現在看來,這座鐵屋並非牢不可破;反而,是裏面的人沒打算跑出來。看來,即使如魯迅所願,鐵屋最終被砍掉,但每個國人的心裏,依然被一所無形的鐵屋封鎖;簡而言之,鐵屋已經被內化。在一河之隔的香港,要麼我們再不醒覺的話,後果如何,各位都很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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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假若你打算「袋住先」的話

政改諮詢結果揭盅前,「佔中」與「反佔中」陣營之間駡得面紅耳熱。近日,有較溫和的親建制人仕,勸籲大家應該以「袋住先」的態度,先放下提名方法的爭議,儘快落實「普選」(當然,這種「選」是否夠「普」,各位心照不宣吧),免得錯失良機云云。要麼閣下也是這樣想的話,以下一宗與普選完全無關的事例,或許會令你改觀。

香港大學醫學院,在深圳開辦的私家醫院,被揭發遭到合作夥伴拖數,兩年間要墊支近兩億港元,至今一直無法追討。為此,港方多次開會商討對策,有人認為應該直接跟負責官員交涉,甚至把事件提升至中央層面,不果的話,就要審視合作應否中止。然而,亦有人擔心此舉一出,大學在內地的聲譽將會受損,日後校方在內地的活動,也勢必受牽連。

通常,你跟別人合作做生意,事前都會先有協定,列明各方應有的權利與義務。他朝一旦有爭拗,無法以談判解決的話,唯有交由法院仲裁。然而,在一個司法制度不健全的國度,管你在庭內獲判勝訴,裁決往往無法執行,到頭來,你最終仍是輸家。與其如此,寧可自己先退一步,減低自己的損失,讓雙方都有彎轉。在上述的事件中,那些不打算跟對方爭辯的人,抱的應該就是這種心態。

平心而論,經常遊走內地的港人,普遍都有類似的想法:某些事情,明明道理在己方,但在內地人(尤其是官員)面前,總要稍為忍一忍,免得日後惹來麻煩云云。如果涉及的只是小問題的話,你還可以不斤斤計較;但要麼對方接二連三賴你帳的話,情況就可不一樣了。你不據理力爭,實質上就是放棄自衛的機會,在對方眼中,你豈不是可以任由宰割?到了這地步,假若你仍深信,對方日後會兌現承諾的話,局外人到底認為你是務實還是天真,可謂無用多說。

以上這套邏輯,如實地反映在政改問題上務求「袋住先」的人的想法。前車可鑑,如果閣下覺得,現在退一步、他朝就可以海闊天空的話,上述的故事,或許會給你一點啟視(當然,要麼你根本不相信民主政制的話,就另作別論)。剩下來,大家得要撫心自問,為了這份理想,你打算付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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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4日星期一

日漸迫近的文化斷層

近日有些新聞,令港人感到震撼。《主場新聞》的謝幕,事件相信還有後續,稍候再談。今回先談另一則因而被忽略,卻是同等重要的--陳奕迅的暫別。

他公佈的地點(臺灣而非香港)與場合(電台節目而非記者會),確實有點詭異;綜合各媒體報導,事前毫無預警或徵兆。要作如此重要的宣告,事主可以有更恰當的途徑;他之所以出其不意,筆者相信是他希望給自己多點時間,抽離地看看坊間的反應,之後再回港逐一面對。

事主有什麼盤算,旁觀者只能作推測。但依他所言,一年前推出的專輯,銷量連一千張也欠奉,是令他感到意興闌珊的原因之一。不容否認,隨着消費模式改變,全球實體唱片的銷量不斷下滑。但作為粵語樂壇中的「一哥」,他的苦況有更深遠的意義。

消息公開後,各華文媒體紛紛轉載,連內地的「新浪微博」,亦以頭版報導。要知道,即使事主並非主力唱國語歌,亦受到如此注視,大家或多或少清楚,陳奕迅在華語樂壇的地位舉足輕重。事主再三強調,今次是休息而非告別;但筆者深信,再燦爛的事業,亦總有完結的一刻。一旦他抽身而退,我們還剩下多少等同級數的歌手呢?想到這裏,筆者立時感到不寒而慄。

昔日,來自香港的藝人,在華語圈子裏幾乎無人不識。但時移世易,近十年才出道的香港藝人,影響力已經大減。有人歸咎於電視一台獨大、疏於培育人才,亦有人認為是觀眾口味僵化、令製作人員可以不思長進。但姑勿論原因,當陳奕迅那一輩的藝人陸續淡出時,後起之秀能否延續這份輝煌,大家都心裏有數。固然,有人會認為,他們不妨向北望,爭取更大的市場,事實上,成功的例子也不少。然而,先撇開創作空間的考慮,要麼自家的出品不是出類拔萃的話,別人又何來有興趣向你招手呢?

上述的趨勢假使持續的話,不消很久,以香港為基地的粵語演藝界,將會出現斷層。如是者,粵語的影音產品,影響力勢必大打折扣;繼而,其他人認識粵語的誘因,亦隨之而消失。可以想像,粵語在華人社會的特殊地位,隨時岌岌可危。近日,佛山市爆出「推普廢粵」的疑雲,不少人直指當局刻意打壓;但從以上的觀察分析,這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而已。

平心而論,香港的製作昔日之所以能雄霸華人圈子,不過是因為其他地方發展落後而已。如今,隨着這個借來的優勢逐漸消失,我們已不可能再苟且偷安。陳奕迅的暫別,某程度上反而是一個適時的警號,至於時勢能否被扭轉,就要看各位的意志與本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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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8日星期一

試場外的題目,你懂答嗎?(再寫)

一年一度的中學文憑試日前放榜,除了表現優異的「狀元」之外,坊間的焦點亦落在當年組織「反國教」運動的學生身上。其中,發起人之一黃之鋒,被各界窮追不捨之下,才局部透露自己成績。由於成績不算太突出,在未知能否獲院校取錄之下,他做了兩手準備,打算報讀副學士課程。事後,有人揶揄他為社運而荒廢學業,認為他自作自受。亦有人認為,要這群理應受保護的學生,反過來替我們站台,大眾好應覺得羞愧。

整體而言,學生能否入讀某校或某系,成績固然是個客觀的衡量指標,卻絕非唯一基準。回想那場運動,發起人縱使只是仍未成年的學生,資源貧乏之下,卻能做到一呼百應,甚至連所謂「泛民」陣營內的社運老手也望塵莫及。這份成果,肯定優勝過任何一張印滿星星的成績單;要麼他們肯放眼外國的話,即使獲美國長春籐聯盟內的名校取錄,筆者亦不感到意外。

闊一點看,現時本港失業率偏低之下,年輕人即使在試場上不如意,只要抱着「人窮志不窮」的心態,另謀出路也不是難事。奈何的是即使如此,坊間對「一試定生死」的執念,依然根深蒂固,儘管有識之士再多的努力,勸喻公眾「求學不是求分數」,到頭來只會變成對牛彈琴。

年初時,筆者以相同標題行文,指出「試題再艱深,也有個限度的;單憑拿高分的頭腦,就足以應付試場外那個瞬息萬變、許多時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嗎?」假使讀者已在社會做了若干年工作,你不難發覺,在職場上賴以脫穎而出的技巧:待人接物的態度、遇上突變時的應對、如何捕捉時機等等,統統都無法在書本上找到,更遑論編入考試範圍。白一點說,大眾只著眼於考試成績的話,可謂妄顧現實狀況。

歸根究底,在這個偽國際都會裏出現上述的怪現象,都是公眾對教育存有功利的心態所致。某程度上,坊間依然迷醉於昔日「三師」、「四仔主義」那套生活模式的話,是種食古不化的表現。然而,要怪罪於莘莘學子,筆者認為於理不合:要麼不是我們那些長輩造就這個環境,他們又何以認為,走不同的跑要付沉重的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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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天朝」的重臨?

「不僅劉曉波如他所稱的他沒有敵人,許志永本來也不是敵人,郭飛雄、浦志強本來也不是敵人,溫良如唐荊陵同樣也不是敵人,無論他們的個人主張是什麽,他們的行為都嚴格限定於法律框架內,所有手段皆和平合法。把他們當作國家的敵人,不只是對他們的構陷和傷害,對國家自身其實是更大傷害。須知,任何一個正常國家即文明國家,都不會以自己的公民為敵人…………越是把自己的公民當敵人,越等於自證不合法;國家人為製造的敵人越多,其不合法也就越不容爭辯。顯然,這等於道義上的自我摧毀。這條路,能夠走多遠?」笑蜀,《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新反右之路?》,刊於FT中文網,2014年6月26日。
上月中,中共中央紀委駐社科院紀檢組,指出社科院存在四大意識形態問題,其中一項,就是「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事後,副院長兼黨組副書記趙勝軒宣佈,社科院日後「在課題立項、職稱評聘、幹部選拔、成果評獎、經費資助等日常管理中,把政治紀律作為首要考核因素,一旦政治違規,即予否決。」消息一出,網民隨即議論紛紛。

社科院作為國務院屬下、全國最高的學術機構,它的首要識能,肯定是透過細密與精確的研究,替國家出謀獻策。但按以上的基準,一旦研究的過程或結果,被認定為「政治違規」,不管命題有多重要,都一蓋被摒諸門外。至於違規與否,通常沒有清晰的標準來釐清,換言之,一切全靠長官領導們的一念之差。

平心而論,這種情況,在內地官場並非新鮮事;此外,即使政治形勢有多嚴峻,也總會有少數人玩擦邊球,甚至以身犯禁。但畢竟,在他們頭上,有一把隨時會劈下來的刀,管你有再多的能耐,也休想擺脫這個枷鎖。更甚的是,要麼連國家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也不能自由地做研究的話,這對整個國家是有利還是有害,明眼人應該心裡有數。

闊一點看,內地愈來愈多人認為,國家正值空前盛世,咱們已無需再借鑒別國的那一套;某些甚至認為,那些斗膽提出異議的,通通都是替西方國家背書的賣國奴。如是者,國家實力蒸蒸日上之際,國人(尤其是官場內的)對異議卻愈來愈不包容。試問,你有足夠自信的話,會對別人的些微批評如此敏感、恨不得它們速速消失嗎?

笑蜀把當前的景況,跟「反右」相提並論。筆者縱使不敢苟同,亦覺得上述那些國人的心態,跟昔日天朝年代,中土視四方為蠻夷大同小異。民國年間,魯迅曾說:「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來到今天,居然仍是字字鏗鏘,那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可謂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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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靠什麼「打老虎」?

「講到打貪,沒幾位中國領導人會比明朝開國君主洪武帝更狠辣:他在十四世紀登基後,雷厲整治污吏,不僅把他們處決,還剝去他們的皮來做傢俱甚至是稻草人,以儆效尤。」日前,中共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被開除黨籍及送交檢察機關處理。不久,《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 Julie Makinen,就以上述的句子,開始她的專題報導

從古時的天朝,到今日的共和國,每當有新領導上台,總會大幹一番,以建立威信。一般黎民百姓,每當看過貪污瀆職的官員下馬,總會感到無比雀躍,並寄望官場從此有一番新景象。相反,對大小官員來說,現在的處境可謂空前嚴峻,為免遭殃,唯有盡量保持低調。然而,經此一役之後,官場的歪風能否被徹底改寫呢?

首先,歷代的反貪行動,都是由當權者發起;然而,每當上級稍為鬆懈,官員幾乎會故態復萌。這個現象,旁觀者不禁會懷疑,官員不貪污的原因,是真誠地希望遵守法規,抑或是純粹避免被欽差找麻煩,明眼人應該很清楚。說穿了,一切都依然停留在佛洛依德口腔期、只能靠威迫或利誘才可促成改變的局面。

再者,動輒靠當權者的有形之手整治貪腐,每每事倍功半;若果有廣大的民眾協助,任何案件都定必無所遁形。然而,一旦有人公然要求加入監督時,幾乎肯定會惹來當局打壓。最希望他們閉嘴的,固然莫過於涉案官員與他們的同僚;但那些負責查案的,即使公眾的參與對自己有幫助,也會千方百計阻止他們。無他的,今天你能指正貪官,他朝你也可用同樣手法,把我拉下馬。為免除後患,什麼「官員公開資產」等的訴求,統統都休想能通過。

總體上,以上的手段都僅是靠權力來整治貪官,用內地的詞語形容,就是「打老虎」。仔細點看,貪官之所以被視為「老虎」,皆因他們自以為高高在上,可以肆意地為所欲為。要迫他們就範,唯有依靠一個比他們更大的勢力,方能箝制他們。但在過程中,不就是需要一隻更至高無上、威力無比的老虎嗎?問題是,難道這隻大老虎,是不可能腐化的嗎?兩年前發生在重慶的事,大家那麼快就徹底忘記嗎?歸根究底,不透過清晰的法制、公允地懲處貪官、再加上輿論的監察,還有更好的方法根治貪污嗎?可笑的是,當所有法院、執法者、媒體等等,都不得不聽命於這隻特大老虎的話,外間實在懷疑,這個社會是否舉國上下都是喜歡貪污的。

Julie Makinen 最後說,縱使洪武帝的決心無容置疑,但畢竟他沒有觸及到制度的變革,到了未代的崇禎帝時,再有宏心壯志也顯得有心無力,最終導致亡國。當然,歷史不會一五一十地重演,但不從中汲取教訓,後人必然重蹈覆轍。觀乎當屆政府的行徑與民間的反應,借用網上一句「潮語」形容:人類總會重複同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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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7日星期一

99%的自白

六月三十日,筆者收到某銀行的訊息,通知客戶為預防七月二日中環交通癱瘓,將會實行企業應變方案,並附上當日聯絡詳情。據聞,金管局早前要求各銀行,防範所謂「佔中」行動影響日常運作;今回,正是測試的合適時期。結果,一切都安然渡過。

七月一日,遊行備受海內外廣泛關注之際,在地球的另一端,港元在匯市多次觸及兌換保證上限,需要金管局干預。隨後一天,恆指創今年新高,多隻金融與地產股表現優異。這些景象,跟街上示威的情景成強烈對比。

筆者相信,那些肯把錢流進香港的投資者,決不會對當前的危機視而不見。這個矛盾,我們該如何解讀呢?

一個可能的解釋,在於投資者對香港人的印象:觀乎是次遊行,人數雖然眾多,但秩序大致良好,換着是其他社會,如此大規模的反政府活動,不發生搗亂或縱火才怪了。如是者,在投資者眼中,香港人搞的抗爭,再激進亦有個限度,因而繼續對香港市場投下信心一票。假使這是真的話,我們實在值得引而為傲。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你亦可以說港人在爭取民主時,往往投鼠忌器,以致無法集結出一個強大而恆久的勢力,跟建制派周旋。譬如說,遊行結束後,願意繼續通宵留守中環或政總的,連五千個人也沒有,按主辦單位公佈的五十一萬遊行人士計算,百分之一也沒有。其餘99%在遊行後便離開的人,白點說是丟下他們不理。

筆者身為99%的一分子,也承認自己沒有全力投身抗爭的打算。但闊一點想,除了走上街頭高聲吶喊,難道我們就沒有其他方法,跟彼方抗衡嗎?只要我們維持頭腦清醒,對任何糖衣毒藥保持警惕,並懂得莊敬自強,外面的人自然會認為,港人有足夠智慧面對任何挑戰。這股實力,不就是我們賴以吸引各地投資的最大本錢嗎?

筆者明白,以上的立論,難免會有人認為太天真。但至少,筆者並非盲目地樂觀。不同崗位的人,在沒有任何人主使之下,以不同的辦法,對歪理加以防禦;也許,這就是我們獨特的抗爭方式。若果,這亦是我們的最後防線的話,今年的遊行,至少証明了它仍未完全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