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生要做日本人？

「要麼事情發生在歐美民主國家的話，肯定震動全國：執政聯盟就着電視節目的內容，傳召電視台高層閉門質詢。當權者露骨地干預言論與表達自由，理應是一次動搖管治根基的事件。」在日本幾乎無人不曉的時事評論員池上彰，在４月２４日《朝日新聞》的專欄上，以此為開端。事件主角，分別是執政的自民黨，及日本放送協會（ＮＨＫ）和朝日電視（テレビ朝日）兩台的高層。接下來，筆者將集中描述涉及後者的事件。

每逢周日（一至五）晚上，朝日電視都會有新聞節目《報道 Station（報道ステーション）》，除了報新聞外，還會邀請類似池上彰的評論員，深入分析時事；３月２７日晚上的嘉賓，是通產省前官僚古賀茂明。原本，節目安排他講解也門政變後、沙特阿拉伯空襲該國的事件；但他一開始說話，便向觀眾宣佈，受到電視台主席的壓力，當晚將是自己最後一次亮相節目；古賀還把茅頭，指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一般相信，事件起因是１月１３日晚上的節目，古賀看見眾多國人高舉「我是健二 (I am Kenji)」的標語，對在敍利亞被挾持的記者後藤健二表示支持，就這樣說：「多虧安倍首相，令外地人漸漸認為日本跟英美兩國無異。換了是我，我會舉起『我不是安倍 (I am not Abe)』的標語，表明自己立場跟政府不同，希望向伊斯蘭諸國示好。」在三月的節目內，古賀果真在攝影機前，展示 I am not Abe 的標語。

隨後，古賀在《紐約時報》撰文，除了執政聯盟的手法，他亦批評兩家電視台對當權者就範。他繼而向不熟悉日本國情的外國讀者指出，當地傳媒一向沒有歐美同業那般，享有編輯自主，管理層對新聞節目內容說三道四，可謂家常便飯。此外，政府各部門，通常只會向主要媒體放風（當地術語，稱之謂「記者俱樂部」），記者與編輯為求飯碗，寧願幫官員當傳聲筒，也不敢寫一些可能會開罪他們的報導。如是者，一股自我審查的氣氛，就在媒體間形成；難怪據「無國界記者」的調查，日本在新聞自由度的排名近年持續下滑。

還記得，去年在港上映的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飾演記者的玉木宏，質問飾演編輯的香川照之：「記者的職責，不就是向公眾報導真相嗎？」皆因前者發現，官方發佈戰況訊息時，「轉進」一詞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表面上，這代表軍隊完成某地域的戰鬥，繼而推進戰線；但玉木宏一直懷疑，這根本是軍方有意掩飾自己節節敗退的「語言偽術」。當身邊其他人都覺得在非常時期、切忌有影響軍心之舉時，他頓時感到，以往的理想都破滅了。故事雖屬虛構，但也跟上述的實況大同小異。

最近，曾旅居日本的電台主持健吾，出了一本名為《來生要做日本人》的書。坦白說，這類為求在書展時搶佔話題的書，不會是筆者的那杯茶；但這個標題，確實說中了某些人的渴望。在表面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簡直令人夢寐以求；但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一切過份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盡信，細心點看的話，自然會洞悉到，家家有本難諗的經。俗話有云：世間沒有免費午餐；假若眼前這套令人羨慕的一切，是要靠放棄表達自由來換取的話，筆者唯有說，某些基本的原則與信念，自己從來沒打算超越。單純吃喝玩樂的話，筆者絕不介意；但要到他國生活，筆者的想法會截然不同。

漂移都市

年初，筆者獲邀出席一次財經會議。曾參與類似場合的讀者，或許會有這樣的經驗：不管是場內的演說對談，還是場外的寒暄閒聊，通常會以英語進行；來到近年，則多了一群操普通話、自成一角的來賓。反之，像筆者那些講粵語的人，被迫變成小數派。見慣大場面的，或許對以上的現象司空見慣；但仔細再想，難免有另一番感受。

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要在環球金融市場脫穎而出，不能不跟各個經濟大國打交道，吸引他們來港投資。既然人家才是老闆，你要賺他們的錢，唯有按他們的一套去辦事。如是者，並非大部分港人母語的英文與普通話，幾乎是大家從小要訓練的重要謀生工具；此消彼長之下，粵語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被下調。

另一邊廂，那些遠道而來打工的人，只有很少數會把香港視為自己的歸宿；觀乎筆者在會議上碰面的人，應該不會例外。近年，我們稱那些內地來港升學就業、卻未打算定居香港的人為「港漂」；但把這個概念引伸的話，昔日那些殖民地主人，亦算是「港漂」的一種。整個光景，彷彿告訴我們，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向來都是被別人牽着鼻子走；更甚的是，那班近乎處於統治階層的人，一個不喜歡就可以收拾行李回祖家，完全無需對我們負上任何道義責任。

然而，即使明知對方並非完全守信用，但這個偽國際都會的人，除了自求多福之外，似乎就沒有其他法子扭轉乾坤。那些年，不少人因為主權的交替，寧可放棄高薪厚職，舉家移民（當年，少數財力豐厚的，可以只把妻兒送到外國）。今天，眼見老一輩人的擔憂即將全面實現，新一輪的移民潮亦已經興起。白一點說，勢色稍有不對，港人寧可作鳥獸散，也沒打算聯手應對，共同主宰自己命運。

把上述兩項觀察揍合起來，我們不難發現，由殖民地時代至今，統治者都是由外面「漂」進來、而市民則只會向着靠山「移」動。這兩股力量之根深蒂固，正好解釋為何所謂「港人治港」，到今天也仍只是空中樓閣。固然，有讀者會覺得，在經濟大國眼中，你極其量也僅是螻蟻；即使什麼民主自治都能有效實施，但要達到你的理想，恐怕只是一廂情願。這種見解，筆者認為無可厚非。但你肯付出半點負任的話，在別人面前，至少不會被任由宰割；否則，就會像當前那樣，變得無從招架。

人道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活在這裏的人，頂多抱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心態，務求賺了錢以後就離開，衣錦還鄉；直到暴動過後，「香港人」的概念才漸漸成形。經過數十年的種種風雨，到了今日，故態復萌的傾向似乎愈見明顯。在這個「漂」與「移」的氣氛籠罩下，是否不久以後，除了錢之外，大家都懶得關心身邊其他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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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新常態」（下）

「你不愛競爭？但競爭會找上你。」一幅推銷幼兒面試班的廣告，早前成為城中熱話。諷刺的是，縱使輿論紛紛批評廣告內容鼓吹功利、亦對稚童添加生活壓力，但據聞，報讀人數不跌反升。事實勝於雄辯，由此看港人的心態，再清楚不過。

在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驅使家長付鈔報讀的，不外乎五個字：贏在起跑線。然而，這等思維之荒謬，專欄作家利世民在去年已一話道破：「怪獸家長老是說要贏在起跑線，其實他們根本不知『贏』字是怎樣寫。說穿了，他們只是怕輸。羊群在死做爛做的同樣一件事，你又迷迷糊糊跑去一起趁熱鬧，那不是贏。要贏，就要做點與別不同的事，做與別不同的事，就有可能輸。有可能輸，就是香港父母最怕的事。」話到底，經歷過「四仔主義」的學長，深信只要子女遵從自己當年走過的路，事業前途就有相當保障云云。但這套源於上兩三代人的思維，能否應付當前那個日新月異的世界，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筆者相信，那些報讀面試班的家長，學歷普遍不會太低；說他們只是人云亦云之下作決定，似乎不太合理。以他們的見識，大概不會對當前教育界的種種怪象完全不聞不問；但似乎，他們除了繼續精心部署，務求在現況下替子女取得最大利益或保障之外，就沒有其他方法（當然，少數有足夠金錢送子女留學的，就另作別論）；由始至終，他們都沒有打算去改變現狀。俗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憑他們的學識與才智，要開創一條更好的道路，理應不會是天方夜譚。但要麼連他們都無法凝聚出一股改變的力量的話，我們不難想象，類似上述的怪象，只會有增無減。

按以上的觀察，筆者對當前的政改之爭，難免感到悲觀：對一般香港家長而言，子女的升學前途，一定比什麼行政長官選舉更為切身。但要麼在教育問題上，大家都寧可自求多福的話，筆者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誘因，足以令他們肯挺身而出、聯手拒絕連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袋住先」。近一個世紀前，魯迅的小說《故鄉》中有一世：「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似乎在某地，肯開路的人寥寥可數；我們之所以在對手面前毫無還擊之力，這又是一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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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新常態」（上）

內地當局收緊港澳個人遊政策，即時惹來零售業界的回嚮，有人歸咎於年初爆發的「反水貨」運動，亦有人指隨着外國貨幣相繼貶值，匯率跟美元掛鈎的香港在相比之下，吸引力自然大不如前。誰是誰非，留待看官自行判斷好了；但某些事實與立場，我們不能不認清。

水貨客的浪潮，印象中應該是從「三鹿奶粉」事件開始的，由於對國內生產的奶製品失去信心，內地人湧擁購買進口貨，但因為關稅等的種種問題，導致供不應求，在此驅使下，水貨集團自然應運而生。換言之，水貨客所賺的錢，雖未至於是趁火打劫，亦只是拜內地相關配套未完善所賜；只要如實做好質檢、簡化通關程序與收費等，水貨的需求自然大減。白一點說，這一切根本不是憑自身的努力爭取回來的；要麼那些旅遊業界的翹楚，把非常態視為理所當然的話，他們到底是高瞻遠矚、抑或只是投機短視，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平心而論，這種心態並非什麼新鮮事。他們跟不少人一樣，滿頭腦想着如何以最快最簡單的方法，賺最多的錢。那些從內地拖着行李箱來的旅客，帶著真金白銀來港消費，自然獲業界垂青；如是者，整個業界都用盡方法討好他們。平心而論，所以在商言商，這種行徑實在無可口非；但當錢賺得太容易時，往往令人的腦筋變得懶惰，對周邊的變化缺乏警覺。如今，用自作自受去形容他們的景況，大概不會有許多人反對。

香港坊間有一句流行話：綜援養懶人，針對的，是那些不靠勞力糊口、只等別人救濟的低下階層。然而另一邊廂，北大人接二連三的優惠措施，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綜援嗎」？的確，在所謂「中港融合」的主題之下，造就了一批生意人的身家迅速暴漲。問題是，你過份依賴別人給你的甜頭的話，有朝一日，那些好處消失時，除了向對方呼天搶地、搖尾乞憐之外，你還能做些什麼呢？

上述的觀察，跟筆者年初時的拙文《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放棄世界？》有點異曲同功。每當看見香港的商界領袖，在公開場合裏揚揚得意時，筆者實在懷疑，他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增進還是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呢？再看當前的政改，我們之所為在對手面對毫無還擊之力，不是沒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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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後（下）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剛在上月底辭世。他的一生，幾乎可以與新加坡的國運畫上等號。在華人社會間，他確實是位一時無兩的政壇巨人，他遺下的傳奇，或許可以替香港甚至內地作一點啟示。

李氏在十五年前出版的自傳，概括了自己的貢獻：由第三世界躍升至第一世界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立國時，這個位處赤道附近的小島，沒有天然資源，也沒有任何大國做靠山，全憑島內人民的努力，成就出一個舉世無雙的經濟奇蹟。今時今日，該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更難得地在成為西方國家盟友之餘，亦能獲得中國政府的信任。要麼昔日的國父是另有其人的話，實在難以想像後事如何。

當然，要得到任何成果，必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對島內人來說，代價就是放棄決定政治取向的機會，接受一黨獨大，容忍政府箝制異見者；如是者，統治者的有型之手，在生活各環節隨處可見。換了是其他地方，這種執政模式，勢必成為貪污瀆職、以權謀私的溫床；但唯獨是李氏管治下的國家，可以令專權統治與廉潔法治並存。

一貫以來，經濟發達的西方社會，傾向相信法治與民主、自由、平等、發展等密不可分。但新加坡的情況，確實對這套信念構成挑戰；原來，在另一邊的世界，真的有人為求富強，樂於放棄自由，做一個事事聽從於為政者意志的順民。如斯的理念，西方人肯定無法接受，但他們又能取得可觀的成就，不難惹來其他亞洲國家的羨慕。

相比之下，昔日被李氏視為最強對手的香港，近年無論在任何方面，都已被漸漸拋離。縱觀當前的時局，不管政改方案獲通過與否，紛亂的形勢亦難以扭轉；李氏泉下有知的話，想必會暗中嘲笑一番。當然，所謂家家有本難諗的經，眼前彼方的光輝，背後定必隱藏了不少鮮為外人知的問題；但眼見這場勝負已分的較量，筆者不禁有所迷思。

上篇拙文裏，筆者說過，對付大部份香港人來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不被視為關鍵議題」；這個情況，就像把異地來的種子，放到自家的土壤裏，最終無法茁壯成長一樣。新加坡的李氏，對所謂「亞洲價值觀」實在拿捏得很準確，懂得如何從英人的制度中作取捨，當他的理念行之有效時，就會變成一套標準。除非我們有一個具同等魄力的領袖，否則，按港人向來在政治上懶惰與貪小便宜的心態推算，我們最終只會懂得「西瓜靠大邊」，把自行抉擇的權利拱手相讓。

話分兩頭，筆者對新加坡的前景，亦隨着這位政壇巨人的身故，比以往看得較為審慎。沒有李氏的新加坡，島內上還能靠什麼來維繫現況，實在值得我們關注。

半年之後（上）

【按：先個月大部分日子，筆者可以連恆生指數的收市價也無閒留意。之前原本想寫一篇馬雲到港時的演說，作為上則拙文的下集。如今，唯有作罷。】

數年前，電視劇《天與地》被網友封為神劇，除了預視這個偽國際都會的前景，亦出現了不少金句。當中，筆者認為含金量最高的，並非結尾時那幾句關於「和諧」的見解，而是「香港人最擅長什麼？就是善忘。」在上個月最後一個週未，再度印證此句之威力。

半年前最後的週未，「雨傘運動」揭幕。隨着數天，筆者在「臉書」的朋友圈裏，至少有三十位把封面染黑、或掛上黃絲帶，以示對運動的支持、或是對警方處理手法的質疑。但這陣子的熱潮，不消一兩個月便迅速消退，到了臨近散場之日，堅持留守的人已大不如前。撤退之前，他們還說着「我們會回來」、將來的抗爭會以「深耕細作」的方式延續云云。但新年伊始過後，即使新一輪的政制諮詢展開，但莫說稍有規模的集會，就連在各社交網絡上的討論，都比去年少得多。到了運動半週年，參與紀念的人連一千人也欠奉。

先旨聲明，筆者無意作什麼批評，但所謂事實勝於雄辯，不管您有什麼政治立場，上述的景象也需要正視與面對的。長期觀察香港民情的人，對此應該不會感到陌生：簡單地說，用「三分鐘熱度」來形容這種態度，十分貼切。當然，憑此交定港人善忘，或者說港人容易認命，某些人也許會認為過於武斷；但至少，在表面上，這十多年來出現的抗爭運動，許多時侯猶如維港兩岸的煙花那般，只有剎那光輝，無法持之以恆。

導致如斯局面，各方賢達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筆者則認為歸根究底，向來「搵食」至上的港人，對民主體制的渴求並非十分熱切，否則，從前的殖民地政府，根本不可能拖到主權移交之際，才展開議會選舉。只要為政者懂得從善如流，充分掌握民情，致力推進民生，讓人們安居樂業，他們就不會過問，為政者是如何產生的。白一點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不被視為關鍵議題。

在運動半週年的同一時間，有一位昔日立國的元首與世長辭。李光耀與新加坡的歷史，確實值得作為香港日後的借鏡。詳情，留待下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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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在柏油路上盛開的花

按：去年未，換了工作，空閒的時間大幅縮減。下班回家後，往往累得無法集中精神寫作。新年過後，希望情況好一點。謹此向各位致歉。

每年一月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吸引全球政商界領袖與傳媒出席。今年，著名電視主持 Charlie Rose ，邀來一位嘉賓到這個滑雪勝地，做一場訪談；人道是，現場的門票，名符其實被「秒殺」。這位仁兄是誰，相信各位都知道，就是中國首富馬雲。

訪問的內容，網上早有轉載，筆者不再覆述。但闊一點看，縱使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有膽量跟西方媒體即場對談的人，撇除馬雲之後，實在寥寥可數。無他的，在一個黨大於國的社會，一切有權有勢的人，不僅無需賣傳媒的帳，還只會見它們為一部任由自己差遣的宣傳機器而已。故此，像馬雲般能夠在主持面前對答如流、無懼尖銳問題的人，實屬異類。

再者，他多次在公開場合直言，要麼小時候的讀書成績稍為好一點，又或者在找工作時順利一點，自己決不會走上創業之路。加上他並非所謂「官二代」、「紅二代」，憑的只是一個信念，加上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灌溉，方能讓一片本應寸草不生的柏油路上，長出這朵燦爛的花。

當然，你可以說，他的成就，極其量只是二次創新，跟在矽谷叱咤風雲的科網巨企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筆者針對的，並非科技上的高低，而是他身處的環境，根本不適合像他的那種商業模式發展，更遑論可以一躍成為首富。要麼他生於歐美國家的話，成就應該比現在的更大。

然而，國人有句諺語：樹大招風。有幸成為首富的代價，就是遭受各方的批評與攻擊。除了同業之外，最新加入戰團的，竟然是國家的工商總局：由它們出版的白皮書，批評淘寶網站內不僅假貨充斥、就連交易紀錄與顧客評價都可以做假。首富的營商手法是好是壞，各人固然有不同看法，但凡事有果必有因，要麼不是國人都不介意做假、買假，以上的情況又何來會出現呢？

更奈人尋味的是，在白皮書出佈後，總局對這家巨企作出訓示，指出「誠信經營是基礎，要做到勇於擔當、帶頭守法」，又要求他們「守住底線，克服傲慢情緒，因為法律面前，是沒有特殊的市場主體，要做到一律平等」云云。筆者不禁疑惑，講出這些要求的官員，自己到底是切實地以身作則、用行動在群眾間樹立榜樣，抑或是講的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呢？

不少國內網民在評論此事時，都認為總局的舉動，不過是想向這位無需賣當權者帳的人，展示一下官威而已。雖則事件似乎已經不了了之，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稍有影響力的商家，休想不受於官員們的緊箍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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