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試題，揭示了什麼？

內地的公務員考試，據說每年有過百萬人參與。最新一屆考試，剛在月初結束。當中某條試題，要求考生就所謂「黃河精神」申論，及創作宣傳愛國教育的材料。

一看到這裏，腦海立即想起舊社會的科舉制度：皇帝考書生的，不是邏輯思維，也不是專業知識，更不是道德情操，而是你的文筆技巧。只要你有本事，堆砌出一篇富麗堂皇而又毫無實質內容的文章，討得聖上歡心的話，一官半職自然到手。難怪黃仁宇在著作中常常說，在如斯制度下，官員全都不懂「數字管理」，政府管治能力是高是低，實在不言而諭。

好了，咱們廢除帝制專政都一個世紀了，要評核某人是否有能力擔任公職，總要用些較科學的方法吧。什麼是「黃河精神」，已經教人摸不着頭腦了，要為如此空泛的主旨做文章，考生想必會一如上述的書生般，以現代的八股文盡情假大空一番。

當然，文筆好的人也可能是人材，因此，問題不在考生身上。相反，這條題目之能夠在試卷上出現，不就是反映了，出題的人根本欠缺科學精神嗎？沒有科學精神的社會，憑什麼去搞所謂「科教興國」呢？抑或是，一切都只是拿來沽名釣譽，大家其實都是說一套做另一套，根本無意擺脫封建思想的掣肘呢？

平心而論，類似「黃河精神」之類的口號，在內地簡直如恆河沙數；但現實是，口號愈是叫得響亮，我們愈會覺得是空話謊話。這樣的行徑，能成為世界的表率嗎？

被毆打的賽先生

「若果中國的科學界不誠實，將會窒礙它的發展；更令人意外的，是國家的領導層雖然大部份擁有工程學背景，卻沒有正視這個問題。」【取自《經濟學人》(Economist)2010年10月7日】

方是民【筆名方周子】與方玄昌相繼遇襲的消息，在海內外引來不小迴響。人道是，他們專門揭露國內科學界種種劣行，得罪了幾位著名的學者，因而惹來橫禍。奇怪的是，為何一場純粹的學術爭論，最終會流血收場呢？

不管你的理由多麼充分，以拳頭解決紛爭，人家都只會覺得他橫蠻無理，說白一點，這是反文明的做法。假如我們同意，科學是文明的產物的話，我們不是可以說，以暴力解決問題是反科學嗎？一位科學家竟然用上反科學的手段，他還算是個科學家嗎？

轉過來，再看看那兩位遇襲者：據《經濟學人》報導，他們提出的眾多指控，有不少其實是理據不足的。被指控的人，即使提出再多強而有力的証據反駁，他們不單止不會理會，有時還會將罵戰升級，把一些與科學毫無關係的東西都扯出來罵一番【例如人家在美國有教職，就批評他不愛國】，活像文革式的評鬥，務求令對手無法招架。這樣看，以上所為縱使沒有動干戈，也難以掩飾背後一種暴力的心態。

連科學界都不能以科學的態度解決爭議，我們不是可以推測到，這是一個反科學的社會嗎？一個反科學的社會，能憑什麼去搞所謂的「科教興國」呢？更甚的是，英語裏「科學」(Science)一詞，源自古拉丁語裏的 Scientia，意思是「知識」；這樣說，一個反科學的社會，豈不同時是個反知識的嗎？一個反科學反知識的文化，能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

闊一點看，這兩樁事件的終極受害者，並非任何現實的人物，而是當年五四運動時被積極提倡的「賽先生」。這樣想，我們歴時愈一世紀的吶喊，豈不是注定徒勞無功？

和諧，應該是怎樣。

『那些在學府裏教的所謂民族音樂，其實不是真正的民族音樂。』完成了一連兩晚《新視野藝術節》的表演後，朱哲琴(Dadawa)在回答聽眾提問時，有以上的慨嘆。此語一出，立即引來全場掌聲。

近年，她致力蒐集國內各種族的音樂珍寶，今次演出，可謂初步展示她的成果。表演裏，有高唱傳統飛歌的苗族人；有可以一面吹奏樂器『楚吾爾』，一面作傳統喉唱的蒙古樂師；有來自新疆伊犁，世代相傳的冬不拉高手；也有只需要幾片樹葉，就能吹奏不同樂曲的貴州樂師。要求稍高的人，也許對這種大雜燴式的表演有所微言；但當筆者看見，觀眾中有不少是對漢語一曉不通的老外時，便覺得：若果將今次演出，視為展示中國多元文化的一個窗口的話，朱哲琴與她的團隊，確實是做得出色的。

回到她對民族音樂的意見：漢人對其他小數民族的認識，實在非常有限。許多時甚至是，莫說是執政者，即使是黎民百姓，依然視他們為蠻夷戎狄；既然他們仍未開化，他們哪些文化要保留，哪些文化要摒棄，該由我們定斷。朱哲琴以上的發現，實在不是意料之外。

最近在《南華早報》，看到一則發人深省的報導：在內蒙的錫林浩特市，有一座美輪美奐的蒙古族博物館，裏面展出的歷史文物，可謂包羅萬有；可是，館內由文物的介紹說明，到簡單的方向指示，竟然找不到一句蒙古語，當地人還說，要麼你不懂漢語的話，就連洗手間在哪兒也不會知道。

此外，近年內蒙積極發展礦業，令荒漠化變得日益嚴重，昔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歲月，現在幾乎完全絕跡。當今新一代的蒙古人，還能從哪兒認識自己先祖的過去嗎？當自己的文化完全被連根拔起時，他們豈不是連身份也喪失掉？

由此可見，朱哲琴以上的努力，在國內可謂十分難得。今次表演，找到了不同種族的樂師，他們無需要像『春晚』等的文化節目般，或明或暗地要為某些團體組織作宣傳，只要一心一意，演好自己民族的音樂便可。縱使他們的音樂各有特色，樂器的音域各有差異，但也許就是這些不同，彼此才可互補不足，繼而創造出一次精彩的大合奏。

想深一層：台上的演出，不是在示範什麼是『民族融和』嗎？要麼現實世界裏，各民族都可以這樣的話，這不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和諧』社會嗎？『和諧』之所以變成『河蟹』，不是因為某些民族或組織，自以為沒有自己，大家便不懂『和諧』，於是乎施盡手段，迫大家去『和諧』所致嗎？也許，台下那些掌聲，就是大家對以上這種唯我獨尊的『和諧』觀的一種抗議吧。

沒有 Peacemaker 的社會（續）

在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揭盅前夕，《紐約時報》有一篇奈人尋味的報導：原來某些曾飽受迫害，現時流亡海外的華人，竟然站出來反對劉曉波獲獎，他們的理據是：對當權者不夠強硬、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視而不見、公然肯定共產黨的某些成就等等。

令人憤慨的是，他們的對手明明是完全一樣，理應是志同道合的盟友，為何來到這關口，竟會反睦成仇呢？

不管這群人的理據如何，他們擺出來的姿態是：什麼是人權，什麼是自由，我們有自己的一套，你們順從的話，大家就可以合作；否則，大家唯有各走各路了。某些較激進的，甚至會不惜向同路人施壓，迫使別人就範。正因為這樣，令海外的民主運動搞了二十多年，至今仍然是一盤散沙。

問題是，以施壓解決爭端，會是相信民主自由的人會做的東西嗎？這樣說，這班人豈不是在說一套做一套？還有的是，以上的施壓，當日迫使他們流落異鄉的政權，不就是已經做過了嗎？要麼當日的受害者，不僅沒有從中醒悟過來，反而拿着同樣的邏輯，成為了加害者的話，社會累積起來的忿怒與怨氣，會是日益增多還是減少呢？當執政者或是它的反對者，都期望有異議的人服從自己的話，這個民族的人，豈不是個個都希望當一個暴君？要麼連這班『民主人仕』，在骨子裏竟然有暴君的思維，大家對民主、法治、平等、和平等的理想，不是可以全都丟進廢物箱嗎？

從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感受到，一位像劉先生那般的 Peacemaker，活在一個到處都是暴君的社會，不僅無法獲得支持與肯定，反而會被嘲笑為瘋子。這樣的社會，會明白和平獎的真正意義嗎？不明白的話，那些懂的人又會怎樣看這個民族呢？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下）

『楊經理嘛？他與新的管理層談不攏，上星期辭職了。』

類似的事，在商業社會可謂家常便飯：管理層的決定，你不能不遵循，你覺得不妥當，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向上層反映，他們不接納的話，你唯有作個取捨：留下來的話，你如何不同意也好，也有責任貫徹執行決定，日後有成效的話，你便有權分享，沒有的話，便要共同承擔後果。如果你不願意這樣的話，就唯有另謀高就，反正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然而，你離開之後，你與前僱主便再無瓜葛，想吃兩家公司的茶禮，簡直是妙想天開。

然而，以上的職場常識，來到政壇又變成了另一回事。最近某些人一方面另起爐灶，一方面要保留原有黨籍；他們聲稱，新的爐灶是『社運組織』，本身並非政黨，因此無需退黨云云。筆者心想，任何型式或立場的『政黨』，本質上不是一個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社運組織』嗎？既然兩者沒有明顯差別的話，這班人豈不是在一腳踏兩船？

人道是，他們在原來的政黨鬱鬱不得志，加上有政改方案的爭拗作導火線，令他們萌生去意。這樣說，他們的遭遇跟上面那位楊經理的，實在大同小異。好了，既然你們是反對上層領導，才有以上舉動的話，日後在政治議題上的立場，兩者勢必有衝突。屆時，你們的取向又會是怎樣呢？要麼你們要跟原來的黨對着幹的話，豈不是在逃避身為黨員的責任嗎？假使你們背棄新團體，重投舊愛的話，其他支持新團體的人，豈不是被你們出賣了？

有着以上的矛盾，即使你們的理據多麼充份，理想多麼崇高也好，難免會令外人覺得，你們不過想替自己留一條後路而已。新團體內的其他成員，會覺得這班不願破釜沉舟的人，能承諾付出多少努力去建設它呢？他朝大家一旦鬧翻時，你們又會否一如既往地，只顧自己的利益而抽身離開，把昔日的戰友都丟下嗎？連志同道合的人，你們都未能給予他們信心與承擔，在廣大的選民與公眾面前，你們又會如何呢？缺乏承擔的政治家，他的公信力是高是低呢？

假使讀者中有人對以上的評論對號入座的話，筆者奉勸你盡早向大眾表明自己的選擇；要不然，選民會替你們選擇的。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上）

眾所周知，香港泛民陣營現時的處境，猶如風中殘燭般奄奄一息。然而在大難臨頭之際，他們不單無法凝聚出抵抗的勢力，還要無止境地搞『窩裏鬥』。最新發展是，某黨去信另一黨，要求對方中止與中央政府對話，要麼對方『冥頑不靈』的話，他們便會退出區議會選舉的協調工作。

一聽到『冥頑不靈』四個大字，腦海立刻湧現出改革開放前的大陸。那時，政治鬥爭可謂無日無之，某些被指偏離黨路線的人，一概被扣上『冥頑不靈』之類的帽子。然而，鬥爭都已經結束了三十年，這些猶如紅衛兵批鬥般的措辭，竟會由一位以『民主衛士』自居的人說出口，那班人心底裏渴望的，到底是哪一種政治體制呢？

假使行民主是我們的最終目標，要製訂一個具體的實行計畫，我們不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來協商嗎？協商要做得好，各方不是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包容不同的意見，務求達成共識嗎？然而現實裏看到的是，當遇到爭議時，各方都爭相站在道德高地上，指令其他人服從自己；對方不就範的話，他們就拒絕合作。不管他們的理由多麼充分，這種容不下異己的心態，不是只有獨裁者才有的嗎？以獨裁心態去尋求民主，豈不是在緣木求魚？

由此我們不難預視，來屆的選舉，泛民陣營勢必面臨大敗。筆者感到最洩氣的，並非這個注定的敗局，而是以上的局面，顯示那班聲稱爭取民主的人，根本沒有以身作則，向眾人展示民主可以怎樣落實。如此下去，我們還能對前景樂觀嗎？

被「政治化」的語言

據說，直至上世紀初，英國那些精英輩出的私立寄宿學校，學生仍需學習古希臘文與拉丁文等的古典語言。如是者，不管是阿里士多芬尼斯的喜戲、柏拉圖的對話錄、西賽羅的雄辯與演說、還是維吉爾的羅馬史詩，他們都可以直接欣賞得到。但現在，大部份人只能透過翻譯，才能閱讀這些經典名著，翻譯即使做得再好，原文的美感也難以完全保留。這個趨勢，難免有人感到可惜，但上述的古典語言，早在中世紀已經沒有被廣泛使用；莫說平民百姓，就連頂尖的學者，想必也認為這番取捨是必然的。

回到這裏，古人也遺下了不少詩詞歌賦，要保留古代的風韻，用粵語諗必然比用普通話諗優勝。然而，單純以此作理由反對普通話文化的入侵，似乎來得稍為牽強，因為不管什麼國家，為了促進民間交流，必然要訂立一套標準的官方語言。既然粵語沒有被選為官話，為了國民的利益，我們不能不跟從；粵語現時的特殊地位，只不過是受到香港與海外華人的影響而已，當這股勢力由盛轉衰，特殊地位也勢必消失，屆時為此感到可惜的人，將會少之又少。

因此，近月爆發的捍衛粵語運動，決不可純綷從文化角度解讀。

試想像，假如歷史可以逆轉，粵語真的成為了官話的話，大概來到今時今日，北京的年輕人會紛紛走到街頭，抗議北方文化遭到南方人打壓吧！按道理，只要大家願意平心靜氣，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下和談，便可制訂一個大家接納的方案。但在這裏，不管是領導人還是反對者，都渴望個個人都服從自己，並動輒舉起「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道德良心」之類的旗幟，逼使異見者就範。如是者，類似上述的施壓與抵抗，在這個社會可謂無日無之，令一個只涉及生活習慣的問題，很無辜地被「政治化」（筆者極之討厭這個詞語，但來了這裏卻找不到一個更貼切的形容詞）。

以上的一幕小插曲，實在很真切地反映中國的政治；問題是，連一個如此些微的改動，都可以翻起如此大浪，筆者實在很難想像，其他更具爭議的問題會有什麼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