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新作

蟄伏五年後，村上春樹的全新長編小說《1Q84》終於在 5 月 29 日推出。村上表示此作是向《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致敬，因此命名名《1Q84》（在日語裏，Q 與 9 同音）。筆者不算是村上迷，也不打算花 4000 日圓（330 港元左右）買來先睹為快；但據 Amazon Japan 宣稱，它們己經收到逾一萬個預訂申請了。相信不久之後，臺灣會推出中文譯本了。

惻忍之心，人皆有之？

蒙上眼睛 就以為看不見
捂上耳朵 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 創痛在胸口
還要忍多久 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 可以洗盡塵埃
如果熱血 可以換來自由
明天能記得 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都看到 歷史的傷口
《歷史的傷口》歌詞選段

回顧在二十年前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運動，其實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眾多風波之一；相比起土改、反右、大饑荒與文革，那場運動的受害者人數遠遠少得多。由於正席主權移交，當時香港人對北京城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視；事件最終悲劇收場，最感傷痛的也莫過於香港人。事過景遷，現在我們又聽見某些人說當年的「鎮壓」不算是「屠城」；又說要不是當局行動果斷，現在的經濟成就必然泡湯；又說大家該忘記以前的傷痛，一同向前面的好風光看云云。展望將來故然是無可口非的，但忘記傷痛又是必要的嗎？

傷痛者，任何正常的人都不願意碰到，然而我們乃血肉之軀，與生俱來我們都能知道痛楚。從另一方面看，傷痛教導我們要慈悲為懷，凡事要顧及別人的感受，因為縱使傷痛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也感同身受；孟子曰「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這份惻忍之心，正是所謂的良心或良知。然而這份良心或良知，在非常時期會被嚴重扭曲：在西方社會，最著名的要算是納粹屠猶 (Holocaust) 了，當時不少西方人雖然反對納粹主義，但對猶太人被集體屠殺卻視若無睹；戰爭結束後，西方社會（甚至梵蒂岡教廷也如是）群起對事件致歉，他們並不是支持以色列人立國，而是對當年自己泯滅良心的行為懺悔。為了教導子孫不要忘記暴行，西方人很著力保留屠猶的遺跡與史料，現在都成為遊客的觀光點。然而來到東方社會，情況可以完全相反：筆者曾引述日本戰時的內大臣木戶幸一的說話：「日本（戰後）的經濟成就，全拜原爆所賜。」，試問西德與日本的經濟同在二次大戰後掘起，難道西德的經濟成就全拜納粹統治所賜？假使某位西德官員發表類似的言論，輿論一定會迫他／她下台，然而在東方社會，他／她不但不會被責罰，而且隨時可以升官發財。

也許，孟子的教誨其實是一個大諷刺：要是他覺得大部份人都有良知的話，他何須寫下「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呢？正如廣告說「某某牌好，人人皆知」，如何某牌真的人人皆知的話，又何須賣廣告呢？東方人在面對傷痛時，普遍以為只要蒙上眼睛、捂上耳朵與閉上嘴巴，它就會消失，說穿了，其實是逃避，根本是懦夫所為；德國議會議長在北京黨校的發言，正是對這種懦弱行為的一種恥笑。更甚的是，這種逃避令東方人對傷痛感到麻木，就像日俄戰爭時，某些中國人目睹同胞被殺時就手旁觀一樣，繼後周樹人到日本留學，觀看有關的幻燈片時，覺得國人的心靈患了重病，這個重病，正是上述的麻木感。東方人對傷痛的麻木感，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犯上泯滅良心的罪行，大至日軍侵華、十年文革，小至豆腐渣工程、劣質食品藥品等。與周樹人的意願完全相反，東方社會喜歡用筆寫的謊言掩飾血寫的事實，猶如終日以鴉片麻醉自己的人一樣，根本不知道自己滿身都是歷史的傷口，所以也不打算去根治它們。因此，孟子很不幸地身處一個磨滅良心良知的修羅場；而他的八字真言，竟然是要在被視為「蠻夷之地」的西方社會才能實現起來。

從以上的標準，再看時人如何評價中國近代的天災人禍，很快便知道誰是勇者誰是懦夫；究竟國人中勇者還是懦夫佔多數，大家心照不宣吧！西方社會有句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袖手旁觀」，如今國人時常抱怨世風日下道德淪落，也許以上的觀察正是箇中因由。

一個喜歡扭曲真相的文化

德國聯邦議會議長沃爾夫岡﹒蒂爾澤 (Wolfgang Thierse) ... 應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演講時，回絕了中國官員要求他指責日本不反省過去的罪行，並要求中國方面正確對待自己的過去。 ... ［蒂爾澤］明確指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要求他國反省其罪惡過去，最好的方法就是這個國家自己以身作則，深刻反省本身的痛苦過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站在道德的高度上，令對方感到羞愧，而後懺悔。
《德國聯邦議長在北京直言令中方不快》，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中文網站，2005 年 04 月 28 日

某天在看 Discovery Travel & Living 頻道，看到主持 Samantha Brown 參觀德國紐倫堡市 (Nuremberg) 的「正義宮殿」(Justizpalast)；「宮殿」的職員介紹說，當年審訊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就是在這裏發生的。大審過後，西德政府繼續使用這座法庭，直到十多年前才停用，把它變成博物館。這座「宮殿」，除了供遊人參觀外，還教世人永遠不要忘記納粹政權當年的暴行。與「紐倫堡審判」同時期發生的，是聆訊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地點就在 JR 市谷驛 (Ichigaya Station) 附近的防衛省內，但是原來的建築物，相信已經被改建了；此外，當年收押戰犯的巢鴨監獄，戰後給徹底拆毁，變成香港遊客經常留連的池袋 Sunshine City。同一場戰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可謂完全相反的處理方法，由此可見，日本「脫亞入歐」之說，其實只是一個假像。

磨滅歷史的真相，可謂東方文化的特長，在日本彼岸的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不說遠的，就說汶川地震一週年，中央與四川政府，至今仍未兌現承諾，發表調查「豆腐渣校舍」的調查報告。所謂調查，是要重建事件發生的經過，找出導致事件發生的因素，從而釐清各方在事件上的責任。然而來到東方社會，因為人際關係不講求平等，官員就是百姓的家長，民間嘗試做調查，形同孩子調查自己父親有否犯過法似的；在講求「百行以孝為先」的儒家思想裏，是忤逆的行為，被家長（官員）懲戒是天經地義之事。難怪眾多在地震中罹難兒童的家長，不斷尋求上訪北京的機會，卻遭到地方政府極力阻撓。筆者曾撰拙文，指出東方人在崇尚「孝」的社會氛圍下，寧願相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漸漸地，真相就會被磨滅，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就洗腦 (英語的 whitewash) 了。因此常言道所謂「歷史自有公論」、「要以歷史為鑑」等的口號，全都是空話，如果連所知的歷史都是假的話，還拿什麼歷史來鑑呢？蒂爾澤的言論，或多或少是對充斥着空話與謊話的東方文化的一種蔑視。

北京民運二十週年前夕，趙紫陽前總理的回憶錄悄悄地面世了。猶記得趙老先生去世不久，香港傳媒訪問了查良鏞先生；他難忍滿腔熱淚，激動地說：「他終於自由了」。查先生的淚，是一種悲哀，更是一種解脫；難怪鐘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在中國以外的華文社會做為暢銷書了。假如你有來生，你會怎樣選呢？

永不能自立的人

［日皇裕仁對麥克亞瑟］聲稱，整體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準不高，缺乏宗教意識 ... ［日皇］向麥帥坦承，日本人像小孩，不夠鎮定與盲從，一向只會模仿外國榜樣。
賀柏特·畢克斯《裕仁天皇》第 526 頁，臺灣時報出版

（近兩三星期忙得連思考的時間也欠奉，敬請原諒）

成龍博士在博鰲論壇上的偉論，引起的爭論至今仍未休止。最令筆者感到奇妙的是，在西方社會，明星偶像通常都是維護弱勢社群權益的先鋒，例如美亞花露 (Mia Farrow) 呼籲全球關注達爾富爾 (Darfur) 地區的人權問題，U2 主音 Bono 則支援非洲地區對抗貧窮與艾滋病；但來自東方的成龍博士，卻做去與他們相反的事情。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詩人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曾有一句明言：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不能相遇)，也是不無道理的。

話說回頭，博士認為「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聽下來就似一位大家長，覺得自己的子女永遠都長不大，總需要自己插手管管。其實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例如多年前吳邦國曾說「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來自中央的授予，中央給多少特區就有多少」，活像爸爸對孩子說，我給多少零錢，你就能花多少錢云云。其實不僅是中國，即使是經歷過明治維新，在表面上脫亞入歐的日本，其最高統治者裕仁天皇，也是當自己的子民是小孩子般管教的。不錯，整個東方式的人倫關係，是不講求平等的：儒學提倡的五倫中，君臣與父子是最不講平等的，夫妻與兄弟也因受諸多世俗的制約，想平等一點也不行；而最能體現平等的朋友關係，竟然被排在最後。難怪一些讀滿了「番書」的國人，總覺得自己想做任何事都受到許多掣肘，覺得很不自由。

相反地，追求平等的權力與義務，是西方社會的傳統，早於 1215 年（南宋嘉定八年），英格蘭人便制訂了《大憲章》(Magna Carta)，要求王室放棄部分權力，接受王權受法律的限制。在東方人眼中，此舉可謂大逆不道；但主張平等的西方人，卻認為保障臣民的權益，是國王的天職，也最能確認國王權力的正當性 (legitimacy of authority)。當然，五倫關係在西方一樣存在，但西方人認為，小孩子總有一天會長大，成年之後，大家便是對等了，以後我自己可以判斷是非，不需長輩們說三道四，長輩做錯了事，後輩更會勇於彈劾他們。最極端的例子，是西方某些年輕人在成年後，當父親只是一位朋友，而父親也樂乎接受，認為此舉是孩子成長的證明。簡單來說，西方文化所追求的，就是一種自立的精神，從這份自立精神，衍生出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等的價值觀。因此在西方人眼中，東方人從不抗拒強權，面對壓迫也只會逆來順受，如同小孩一樣，是一群沒有獨立自主能力的民族；魯迅先生經常在著作中點出的「中國病」，正正就是這種心態。

雖然坊間許多人批評博士的意見，但平心而論，筆者認為他說出了殘酷的事實。現今的西方人，普遍以為東方社會只要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就能富強起來，但從以上的觀察，看來這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當然，筆者不會替任何強權者背書，但那些崇尚民主法治的東方人，如果沒有意識到東方人沒有自立精神，從而想辦法扭轉這個局面的話，他們即使再怎樣地抗爭都是徒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