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講「港男港女」？

電視台再度以「港男港女」為題製作時事節目，一如所料，再次引來激烈辯論；甚至乎有婦女團體發表公開信，抗議節目內容徧頗。當然，一竹竿不能打盡一船人，被訪者在節目中表達的意見，不能完全反映所有「港男」的立場；但每個人選擇什麼生活態度，都是屬於個人的自由，除非它會對別人構成傷害，否則我們根本拿不出什麼理由去干涉。故此，繼續對故事中人評頭品評足，或對節目內容說三道四，說白一點是略嫌多餘。

或者，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是什麼令大眾在近年，對此等議題有如斯大的反應呢？

節目的標題，叫《偷聽男人心》，這給大家的印象是，男人的心在想什麼，他們很不願意透露，說得優雅點，這是種含蓄的表現。要瞭解男人心，決不可堂堂正正問他們，只能旁敲側擊，悄悄地摩過清楚。對的，你可以說是這是男兒缺乏自信所致；那筆者就進一步問：拿走了男兒們信心的，又是什麼呢？

這條問題的答案，每個人都可以很不同；但筆者嘗試把這些原因，歸納為「人言可畏」這四個字：公眾對這些男兒，有某些要求與期望，男兒感到有負這些期望，才不敢讓別人瞭解真實的自己。的確，這個問題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但換個角度看，公眾的期望其實是把兩面刃，它是構成社會核心價值的重要因素，卻同時是壓抑個人本性的枷鎖。當社會愈是強調這些期望，它們對人的思想箝制便愈見厲害，人在這股龐大的群體壓力下，不得不順從這些期望（至少要在表面上）。

就以兩性關係為例：把缺乏吸引力的獨身人仕，動輒冠以「宅男」、「剩女」、「敗犬」等帶着衊視的標籤，似乎是東方社會獨有的現象。這些標籤，把整個社會分化為強勢群與弱勢群；在這類勝者與敗者壁壘分清的社會，人們相處時會充滿着壓迫感，彼此難以作坦誠的溝通，自然很容易產生各種誤解。一個猶如芝麻般的「港男港女」議題，便是這樣愈滾愈大了。

從這個小小的議題出發，我們不難意識到，港人漸漸呈現出自以為是的心態；在遇到困難與衝突時，只懂憑自己立場去作定斷，懶得去顧他人的處境。漸漸地，各階層缺乏交流的意欲，反而開始以猜度、埋怨、歧視甚至責罵，取代對話與諒解。寬一點看，近年香港社會的深層矛盾之所以日漸加深，不就是這個原因所致嗎？要破解這困局，我們能不放棄一己的執着，不再支持別人要服從自己，轉而以一顆包容與開放的心，多點兒設身處地，接納不同的觀點，從而達到真正的和解嗎？要重建溝通的橋樑，我們該齊齊主動行事，還是繼續守株待兔，等待甚至迫令別人先開口呢？

說到這裏，我們還該花時間去談「港男港女」嗎？

Panic and the city

「香港那些女生，實在來得太瘦了。」最近與某位來港工作多年的內地人閒聊，他對時下的「港女」有這樣的評價。

這樣的觀察，不算是意料之外；只需隨便打開一份流行雜誌，便可感受到美容瘦身行業猶如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在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推動以上需求的，想必是公眾害怕「人有我沒有」的心態吧。簡單點兒說，這是種深層的恐懼。

固然，這種深層恐懼是與生俱來，我們根本無可逃避。但客觀的事實是，縱使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位於世界前列，但港人的深層恐懼反而有增無減。在恐懼的驅使下，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一窩蜂現象：爭相豐胸瘦面美白、爭相買鹽抗輻射、爭相搞通識教學、爭相買聲稱可增強幼兒腦力的奶粉等。其實，只要大家肯停一停、想一想，便不難察到這些行為之荒謬；但大家寧可繼續以上的羊群心態，都也沒有膽量去破謬，我們不是可以說，這個城市的人已經被深層恐懼所支配嗎？

活在此等社會的人，會為求擺脫恐懼而依附某些權威或信念，無法發展出獨立的人格與思考能力。只要你有本領操控這些信念，成為權威的話，其他人便會順從於你，你便能在團體裏呼風喚雨，甚至取得近乎絕對的權力。因此不難想像，不管這些社會在表面上有多民主，在骨子裏還是渴望專權統治的。一個對權力這東西缺乏免疫能力的地方，能否達成民主的宏願，實在不言而諭。

要應付以上的恐懼，我們要拿得出一份勇氣，如實地認清並面對它，不要試圖否定或打壓它，避免因反應過敏而受它操控。如是者，我們才能脫離它的支配，恐慌才有望終結。否則，接踵而來的恐慌潮只會時刻與我們同在，我們遲早又會淪為國際笑柄了。

Change. Yes we can?

某天逛書店時，看見著名歷史學家奈爾・費格遜（Niall Ferguson）出版了新書《文明︰西方與其他》（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他認為，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近世傲視同儕，靠的是六項「必殺技」：競爭、科學、民主（在政治與經濟的層面上）、醫學、消費主義和工作態度（Work Ethics）。老實說，縱使費格遜還是位傑出的作家，筆者實在無意細閱這本書。問題不在於他的推論是否合理，而是在乎製作這本書背後的動機。

正如筆者以前說過，一切理性行為的背後，都是隱藏着非理性的慾望。就這本書來說，它給予讀者的訊息無非是：世界其他的文明，都沒有咱們的先進，要為人類創造美好的將來，咱們無需吃他們那一套，只需弄好咱們那些價值觀便行了。不管用上的道理何等響亮，也難以掩飾一種排他的思維；故此純粹從製作意圖上看，這本書與《中國不高興》、《國家的品格》等其實沒有分別。這種排他性，令人被自己習慣了的那套價值觀牢牢鎖住，視野也無可避免被縮收窄；這對人類社會是禍是福，實在不言而諭。

也許，某些讀者會反駁說：文明這東西，向來都是汰弱留強的，有以上的排他性，實在是十分正常。但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文明既然是人類為求存活而創造的東西，它無可避免地束縛着人類的本性，但在歷時數千年的潛移默化下，我們不單無法自覺這份約制，還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漸漸地，受到各式各樣文明薰陶的我們，彷彿淪為文明的奴隸；更荒謬的是，我們眼見從古到今，有不知無數的人為了維護自己那套文明而互相廝殺，完全違反了先祖建立文明的原意。

要做回文明的主人，我們不能不摒棄以上非我則他的競爭心態；這樣，我們才能擺脫過往的執着，接受不同的可能性，那時候，人類才能達到根本的脫變。問題是，我們真的願意這樣，還是甘願繼續受到束縛呢？

日本的另類衰退

（註：此篇文章寫於大地震前兩星期，本應是筆者作為《動筆動思考》舊生專欄成立的見面禮；但因報章編排遲遲還未弄好，專欄成立日期一再押後，筆者決定以其他文章替而代之。）

早陣子有一段時間，心情很不佳，胡亂地在ＹＯＵＴＵＢＥ找些搖滾音樂來聽，籍此發泄一下。結果找來的，是自己久違了的日本視覺系組合ＤＩＲ　ＥＮ　ＧＲＥＹ。

老實說，縱使他們的首三張專輯仍舊在我那封了塵的ＣＤ櫃內，我並非特別欣賞他們的音樂。他們初出道時的單曲《殘－ＺＡＮ－》，主音簡直像是一面「索Ｋ」一面唱的。這類型的音樂，想必絕非那些鐘情於ＳＭＡＰ、嵐或ＡＫＢ４８之類的人的那杯茶。

但有趣的是，他們在歐美的搖滾樂界中漸漸打響了知名度，過去多次參與海外的搖滾音樂節，皆獲得當地樂人不少好評；對於完全不刻意唱英文歌的他們來說，這個成績實在是難能可貴。近年，視覺系搖滾的元祖Ｘ　ＪＡＰＡＮ與其得意門生ＬＵＮＡ　ＳＥＡ相繼宣告復合，並矢志向海外發展；對那些多年來不離不棄的忠實粉絲來說，今次確實是久旱逢甘雨。奈何這股來自海外的熱潮，難以替沉寂了十多年的視覺系搖滾在國內重燃生機，特別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

以此為窗口，讓我們窺視一下日本社會另一種形式的衰退。

無可否認，搖滾樂是一種叛逆的象徵，它敢於沖擊既有的思想與價值觀，表達了對自由的渴求。因此在西方社會，不少搖滾樂手與樂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形成一股與保守勢力抗衡的力量。由於搖滾樂或多或少帶着反建制的信念，縱使東方人喜歡聽搖滾樂，卻只有日本能產生出自己的一套搖滾文化。筆者聽了日本搖滾樂凡十餘年，認為他們的製作水平可以直迫歐美頂級搖滾組合，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日本樂隊開始受西方樂界注視。踏進千禧年，日本動漫在世界各地牽起熱潮，扮相與動漫主角很相近的視覺系搖滾樂隊，也開始備受西方樂迷愛戴。在文化層面上，視覺系搖滾確實是日本成功衝出海外的優良產品。

然而回到國內，縱使他們的公演依然場場爆滿，但今時今日，ＪＯＨＮＮＹＳ事務所的藝人與ＡＫＢ４８可謂霸佔了大部份的媒體空間，搖滾樂能在媒體亮相的機會，已經愈來愈少。當然，這種情況在日本並不算稀奇，但日本人厭離搖滾樂似乎已成為大趨勢。要麼在文化層面上，連半點抗爭的精神都拿不出來，要他們破斧沉舟地打破傳統的珈鎖，全面推行艱苦但必要的改革，更是妙想天開吧。難怪不少西方評論預期，日本社會無法擺脫現時的惡性循環。

最近看到一篇報道，指出日本不少在鄉郊生活的青年，寧可放棄遷往大城市賺多點兒錢，也不願意離開自己住慣了的社區與熟悉的朋友；要他們隻身往海外工作，體驗一下不同地方的文化，簡直是天方夜譚。面對以上情況，不少日本企業開始嘗試聘請懂日語的中國人，填補一些以往只開放給日本人的中層職位空缺。在世界的職場上，日本年輕一輩已經淪為電車男般的御宅族，喪失了以往的競爭力；這種退縮的心態，窒礙了國家復甦的進程。

不久前，大前研一在著作《低智能社會》中，指出現今的日本人，開始對國外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漸漸地，日本社會呈現着鎖國的心態。當然，像ＤＩＲ　ＥＮ　ＧＲＥＹ那樣懂得開拓海外市場的人，為數仍然不少；但當他們在國內的知音人買少見少的話，也許真的標誌着，日本要回覆世界第二經濟體系的地位，已是個遙不可及的目標了。

（註：大地震後，看見不少華語媒體盛讚日本人即使身歷浩劫，依然保持良好的秩序與克制的態度，並對他們的災後重建感到樂觀。他們是否刻意壓抑自己的悲傷情緒，筆者無意猜測；但即使準備做得如何萬全，當一場世紀災難來臨時，頓時感到措手不及也是十分正常的。至於那些倖存者能否從此洗心革面，令國家重新振作，仍需拭目以待；但再仔細想想：二十年前的經濟泡沬爆破，不也是帶來災難性的破壞嗎？為何日本人要白白浪費了二十多年，來到今時今日才意識到要改變呢？因此，筆者仍然維持以上較悲觀的推論，才決定繼續刊登這篇文章。）

公然的歧視

筆者的深圳同事，間中要來香港開會或接受培訓。由於大部分人沒有深圳戶籍，以往他們都需要返回自己的原居地，才可申請來港的通行証。幸而他們的故鄉都是在廣東省內，要花的時間不算太多。最近，相關的規定已經放寬，他們要來香港工幹或遊覽會更為方便。

戶籍這東西，是天朝用來限制人民流動自由的手段。然而，當專制王朝壽終正寢後，這種限制並沒有隨即消失。人道是，咱們的人口太多了，不好好管理一下的話，國家便會大亂云云。但放眼一看，不難察覺整個制度之怪異：大家明明在同一個城市居住，國籍又完全相同，但市政府提供的某些福利與服務，沒有戶籍的人就無法享用。戶籍制猶如那些圍繞着圍村的牆一樣，把一個大國分割為數以千萬計的小國；這個號稱大一統的國家，實質是在搞團結還是搞分裂，大家都十分清楚吧。

每逢兩會期間，總看見某些學者提案，呼籲中央政府全面檢討戶籍制，甚至全盤將它廢除；但眾所周知，此等提案通常只會被其他與會者蓄之高閣，甚至被河蟹掉。然而，用國內的政治寒暑表來量度，戶籍問題並非如苿莉花革命或民族衝突問題那樣敏感；即是說，要在國內進行相關討論，還是有一定自由度。但當整個社會，連這小小的自由空間也不懂得利用的話，這是否暗示着，大家心底裏贊成這個怪異的制度嗎？

最近，《經濟學人》專題探討中國戶籍的問題，指出某些地方政府開始以控制人口增長為名，銳意把沒有戶籍的非技術勞工趕走，並提高戶籍申請資格的門檻。整個情況，給我們的印象是：這些欠缺謀生技能的人，咱們沒有責任收容他們，要讓他們享有與自己相同的權益與發展機會，更簡直是妙想天開。更糟的是，社會上肯替這些弱勢群眾說話或做事的人，竟然是寥寥可數；要麼當局的河蟹殺過來，那些群眾更只能啞忍。這不是說明了，大家暗地裏認同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嗎？一個視歧視弱者為常態的國家，是一個懂得互相包容的開放社會，還是一個只會互相仇視的封閉社會呢？那樣的文化，在世界上能有多少的說服力呢？

把視野放回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不妨反省一下：自打回歸後，我們對待所謂「新移民」的態度，與上面比較是否大同小異呢？真心認為當年人大釋法是一種剝削的人，究竟是多是少呢？最近關於「六千元應否派給『新移民』」的爭論，是否揭露我們在心底裏，根本想與那些條件較差的人畫清界線呢？也許，這就是所謂「深層矛盾」的一大根源；問題是，我們會懂得拿得出勇氣去面對，還是繼續以高壓手段把煩惱掃入地氈底嗎？

沒有科學，何以興國？

「我媽買了四十五斤鹽」友人收到位內地人這個訊息後，轉貼到自己的「臉書」上。另一位朋友，則轉載了一幅相片，內地有民眾一下子在超市買了五百公斤鹽，有人把相關的收據拍下來登上網絡。

這次由日本核危機引發的「盲搶鹽」，與２００３年初白醋和板藍根被掃光的情況同出一轍：面對迫切的危機，有人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建議，其他人聽到以後，馬上不加思索地跟隨。莫說專家，即使是稍有常識的百姓，也很容易知道這些建議毫無根據；但大多數人仍抱着寧可信其有的心態，繼續盲從附和。結果謠言迅速擴散，形成一股浩大的盲流，令整個國家淪為國際笑柄。

在舊社會，通訊非常落後，百姓知識水準較低，有以上的情況，絕對不足為奇。但現在可不同了，咱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手機用戶與網民人數更是世界第一，要知道如何正確地防輻射，猶如舉手之勞。然而，咱們竟然拿着這些科學的發明，散佈此等完全不科學的流言，我們不是可以斷定，這是個缺乏科學精神的社會呢？

進一步想，如果連自己的安全與健康，大家都可以如此馬虎草率的話，要面對更複雜的問題時，豈不是更糟糕？這一個半世紀，咱們飽受各種內憂外患所困；但許多時間，咱們總喜歡不求甚解地從西方拿一些東西來亂用，並天真地以為難題從此迎刃而解，但甚少人願意虛心地打好做學問的基礎，虛心探究問題的根源，再作恰當的判斷。不少讀者在初中時，總會在國文課上讀過任鴻雋的《科學的頭腦》吧，但從今次「盲搶鹽」事件來看，真正擁有科學頭腦的國人，究竟是多是少呢？要麼連科學精神都欠奉的話，咱們還能拿什麼來搞所謂「科教興國」呢？

回想鴉片戰爭未發生時，中國與日本同樣施行鎖國政策，洋人只能在指定港口與當地人通商。在日本，有一小撮人對由荷蘭商人帶來的科技用品有濃厚興趣，於是自行鑽研西洋學問，發展出「蘭學」，成為日本日後走向科學化的先驅者。但回到中國，恕筆者孤陋寡聞，我從來沒看過有國人主動學習洋人的各類知識。也許這個小小的差別，已經決定了兩個國家的命運了。

以暴逆暴，何時了？

烏雲密布的２０１０年已成過去。新十年伊始，我們再次見證了人類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道路是艱難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嗎？猜猜吧！
彭定康，《No Exceptions》，轉載自 Project Syndicate，２０１１年２月

在利比亞，反對現政權的勢力向首都步步進逼，效忠卡達菲的民眾則作垂死抵抗。類似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因此在週未時，筆者重溫了一套三十年前的電視劇－ＮＨＫ整整五十套大河劇中，唯一以南北朝為背景的《太平記》。要在這裏描述故事的背景，筆者只能長話極短說。

十三世紀未，日本的鎌倉幕府政權雖然擊退了蒙古帝國的進犯，卻令國家上下元氣大傷，加上由北条氏主政的幕府，變得愈來愈獨裁專橫，弄得民不聊生，推翻幕府的聲音也愈鬧愈響。反對的勢力，集中在兩位關鍵人物手上：一位是後醍醐天皇與他身旁的貴族與土豪，另一位是足利高氏與各地方的領主與武士。１３３３年，兩股勢力結合起來，推翻了鎌倉幕府。北条氏與親信在走投無路之下，最後在東勝寺內集體自盡，情景悲壯無比。

然而，當共同的敵人被消滅後，兩派便開始不和。後醍醐天王親政後，民生搞得比以前還要差；足利尊氏（後醍醐從自己名字「尊治」中摘下「尊」字，贈予足利高氏）多番要求天皇下放權力，讓由他領導的武士階層管理國家；但天皇擔心他會重建幕府，有損自己權力，一直反對建議。不久，舊鎌倉幕府的殘餘勢力在關東發難，足利在起兵平亂後，乘機凝聚地方勢力，迫後醍醐退位。後醍醐在戰敗後，交出象徵皇權的三件神器予繼位的光明天皇，黯然離開京都。然而，後醍醐不甘心於從此歸隱，於是悄悄地糾集支持自己的勢力。當他們匯集到京都以南的吉野時，後醍醐宣告讓出的神器是偽造的，真的仍在他手上，自己仍是正統的天皇。自此直到１３９２年，日本出現了「一天兩帝南北朝」的局面。

表面上，獲足利等領主與武士支持的北朝，在經濟與軍事上都遠比後醍醐的南朝優勝，北朝要起兵吞併南朝，可謂易如反掌。但很快，足利尊氏在治國的方針上，與胞弟足利直義出現嚴重分歧，其後雙方的支持者更挑起內亂；南朝也借着這次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各地戰鬥變得沒完沒了。尊氏為了儘快平亂，更要親手毒殺胞弟。時至今日，足利尊氏依然被不少右翼人仕視為亂臣賊子。

固然，北条氏的下場，實在是罪有應得。然而不管在什麼社會，當極權的統治階層被武力推倒後，當日團結一致的反抗勢力，隨即會互動干戈搞窩裏鬥。說白一點，各方不擇手段地互相廝殺，無非是為求奪取權力，他朝可以為所欲為罷了。問題是，以這種手段取得權力的勝利者，為求鞏固自身的利益，他能夠不設置重重關卡，阻止其他對權力虎視眈眈的人得逞嗎？新的統治者逹到這個目標，他們能夠不實施高壓鐵腕統治嗎？他們為求所謂的和諧，能不把社會的一切戾氣都壓倒嗎？這種管治的手法，不是種下了日後革命的禍根嗎？

因此，眼看獨裁政權相繼倒下，筆者不禁替這些國家的前途感到憂慮。猶如上文的內鬥內訌，相信很快便會活活上演；縱使沒有弄得生靈塗炭，但平民百姓在當前的局勢下，很難相信隧道的盡頭會很快看得見。可悲的是，大家還要再流多少的血，再目睹多少的仇殺，才可意識到做暴力來解決眼前的社會爭端，根本就是抱薪救火呢？一天大家不從權力的魔咒中擺脫出來，上述的惡性循環還有望被打破嗎？

我們的未代港督，在埃及變天後發表了文章，上面的節錄是文章的結尾。這篇文章，可以當成是筆者的回覆吧。不錯，我是悲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