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是香港人

世紀六合彩，日前哄動全城，巨額彩金，如今亦已經名花有主。其中一位幸運兒，向外界表露了身份；隨後媒體的報導，普遍稱他為「行運阿星」。

「阿星」一詞，是南亞裔人仕中常見的姓氏 Singh 的諧音詞，是香港人的常用辭彙。當然，這個稱呼並無褒貶的含意，但這似乎意味着，我們對這些人其實只是略知皮毛。這有點像南亞最著名的美食－咖喱：大概沒有華人沒吃過，但要他們回答咖喱粉是用什麼香料混合出來的話，想必會難倒不少人吧！

無可否認，他們在香港屬於少數族裔，不管是衣著、語言、飲食習慣等的生活細節，與佔多數的華人差異甚大。但畢竟，他們已經在香港扎根，不少人更已經完全融入主流社會，粵語英語能力幾乎跟我們一樣；但底子裏，我們有否當他們是香港人呢？

最近參與了一次聯校的話劇匯演，大會邀請了「棟篤笑」的能手 Vivek Mahbubani，擔任評判與表演嘉賓。阿Ｖ（他的簡稱）為各學生準備的那場表演，正就是環繞以上的現象為主題，譬如當一般人知道他懂說粵語的時侯，會顯得十分錯愕，他們彷彿認為，阿Ｖ不懂粵語是應份的；結果，當然鬧出笑話連篇吧。還有某些公營部門，把他與喬寶寶相提並論，並以為所有南亞裔男性都會以布包頭（其實只有錫克教徒才這樣）。

當然，也許他為求營造搞笑氣氛，說得稍為誇張，但假使他說的都是事實的話，我們並不感到特別意外。筆者不敢說這算不算是種族歧視，但至少，一種「華夷之辨」的心態非常明顯。從古到今，任何國際都會，都是各民族的大融爐；缺乏這種包容力的社會，能否配得上這個稱號，實在不言而諭。

退一步想，要麼連付足全費來港生孩子的內地人，我們也可以公然鄙視的話，要公眾放下對阿Ｖ等人仕的有色眼鏡究竟是易是難，無需筆者多言吧！

道德的本質與運用

「事實上，整個西方世界弄到今天的一團糟，香港局面的一塌糊塗，說到底，都是由於道德淪亡。」 劉廼強 ，刊於信報，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７日

劉廼強先生最近的撰文，想必會獲得某些衛道之仕的認同。這些人普遍感嘆，近百年西風東漸之勢，令東方人只懂追求物質享受；如此下去，東方文化的固有優良傳統，必然會被沾污。要扭轉頹勢，必須重建一套講求道德的社會倫理價值云云。這些富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論點，聽起來真的十分悅耳，理應可以鼓動全國人民之心。

問題是，什麼是倫理，什麼是道德，你有你的說法，我也有我的立場。人類由古至今，為此議論過不知多少次，也無法得出最終定案；說白點，繼續糾纏下去，只會是浪費時間與精力。這個情況，與筆者上篇拙文所談的「正義」真的很相似；套用相同的邏輯，我們不難推論出，倫理道德的本質，歸根究根也是人的渴望或欲望。

來個這裏，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便出現了：一談到倫理道德，必然聯想到某些自我制約，任何制約，定必是跟欲望對立。把倫理道德說成是渴望或欲望，豈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筆者儘管以宋明理學裏最出名的一句「存天理，滅人欲」為例。贊同這句的人，大概覺得，假如人人都做到「存天理，滅人欲」的話，就可以達到一個理想的世界；仔細一想，這些理想本身不就是一種「人欲」嗎？他們在批評「人欲」的同時，竟然否認自己講的一套同樣都是「人欲」，我們不是可以說，這種作為形同賊喊捉賊嗎？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倡議這套思想的人，其道德水平是高是低，實在不言而諭。

從以上例子，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荒誕的現象：社會上不少人，為求推廣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往往會用上一些與這套價值觀背道而馳的手段；於是乎，有人會以不道德的方式去宣揚道德，也有人以反民主的態度來爭取民主。說穿了，不管是道德還是民主，都是給大家用來沽名釣譽的東西，把這些假面具撕下來之後，一切都是只是一場爭奪權力的遊戲；你取得權力的話，你就是道德，你就是民主，其他人，一就是順從（是否心悅成服則另作別論），不服者，唯有走上抗爭之路。如是者，眾人生生世世都被這個權力的緊箍咒牢牢綁住，無法脫身。

由此，我們很容易看見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些提倡道德倫理的聲音越是響亮，所遇到的反彈往往就越大。即使站出來抗議的人只佔少數，大部分人也會以陽奉陰違的方式作無聲抵抗。愛恩斯坦曾說：愚蠢就是重覆做相同的事，並期望結果不一樣。環觀東西方歷史，都有不少典籍告訴我們，任何以道德為治國之本的圖謀，最終都是失敗收場；大概，那些人或多或少有以上的領悟，才會令這些似是而非的幻想破滅吧。來到今時今日，能否有例外，各位心裏應該有數吧！

公義的本質與應用

美國頭號公敵潛逃超過十年，終於被美軍發現及擊斃；總統隨即向世界宣告，公義已得到彰顯（Justice has been done）。當然，總統是個聰明人，正義由誰彰顯，他不會明確向大家說；但不管你有什麼政治或宗教背景，你總是會相信，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邊吧。結果是，大家各執一詞，一旦談不攏，各方或多或少都要以武力解決：輕則數人頭（不管民主制度有多完善，多數派始終都要向少數派施壓，是種無形的武力），重則斬人頭。類似的紛爭，隨便拿一本歷史典籍都很容易找得到。很明顯，這就是人性。

有趣的是，似乎只有西方社會，會有能耐去找尋公義的定義：古代雅典，哲人蘇格拉底曾鍥而不捨地問人「何謂公義」。來到今天，桑德爾（M. Sandel）教授在哈佛大學創立的「公義」課，啟發了無數莘莘學子。然而，墨子云：一人則一義，十人則十義；說白一點，他們做的事，與傳說裏要把石頭滾上山坡的西西弗斯實在沒有大差別。

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令這些討論沒完沒了呢？筆者推測，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命題：公義的本質。

儘管何謂公義，每個社會的闡釋可以很不相同，但都存在一個共通點：它代表了公眾對一個理想社會的盼望；因此，在本質上，公義其實是種渴望；一涉及渴望，自然談不上什麼客觀標準了。固此，當某人宣稱自己要維護公義時，實質是在說：我是對的，對方是錯的。這種排他性，很容易令人渴望別人服從自己，為求達成願望，難免要對別人施壓。不管你用上什麼的道理，施壓的力度如何，也無法掩飾背後某種暴力的心態。

來到這裏，筆者不禁疑惑：到底古今中外，有多少人意識到公義必然涉及暴力呢？筆者不敢說完全沒有，但似乎沒有人曾白紙黑字寫過。可喜的是，未有人寫過，不代表沒有人知道。

英語裏，政府內負責司法的機關，被稱為 Department of Justice，故名思義，就是負責執行公義的部門。近代的西方社會，很清楚在進行司法程序（亦即尋求公義）時，必須要審慎與客觀，決不可訴之於激情與衝動。筆者無法確實他們背後的目的，也許他們在無意識之間察覺到，公義是很有威力的社會武器，武器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完全取決於使用者的一念之間，要推動社會發展，使用這件武器時必須慎而重之。相反，當公義被濫用時，暴力意識便會膨脹，民眾間很容易發生衝突，甚至造成傷亡；只要看看歷史上型型式式的革命，大家不難體會到有多少人以公義之名來沽名釣譽，甚至互相廝殺。

今回，儘管美軍用上最上乘的裝備，卻要以最原始的武力來彰顯他們心目中的公義，這是否在暗示，人類的智慧正在倒退呢？當筆者看見美國群眾在死訊傳出後，走上街頭慶祝的畫面，心裏不禁問：這種排他的心態，到底是在消除還是助長恐怖主義呢？將來的世界，會是更安全還是更危險呢？原來，公義這東西，可以是十分可怕的東西。

還要講「港男港女」？

電視台再度以「港男港女」為題製作時事節目，一如所料，再次引來激烈辯論；甚至乎有婦女團體發表公開信，抗議節目內容徧頗。當然，一竹竿不能打盡一船人，被訪者在節目中表達的意見，不能完全反映所有「港男」的立場；但每個人選擇什麼生活態度，都是屬於個人的自由，除非它會對別人構成傷害，否則我們根本拿不出什麼理由去干涉。故此，繼續對故事中人評頭品評足，或對節目內容說三道四，說白一點是略嫌多餘。

或者，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是什麼令大眾在近年，對此等議題有如斯大的反應呢？

節目的標題，叫《偷聽男人心》，這給大家的印象是，男人的心在想什麼，他們很不願意透露，說得優雅點，這是種含蓄的表現。要瞭解男人心，決不可堂堂正正問他們，只能旁敲側擊，悄悄地摩過清楚。對的，你可以說是這是男兒缺乏自信所致；那筆者就進一步問：拿走了男兒們信心的，又是什麼呢？

這條問題的答案，每個人都可以很不同；但筆者嘗試把這些原因，歸納為「人言可畏」這四個字：公眾對這些男兒，有某些要求與期望，男兒感到有負這些期望，才不敢讓別人瞭解真實的自己。的確，這個問題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但換個角度看，公眾的期望其實是把兩面刃，它是構成社會核心價值的重要因素，卻同時是壓抑個人本性的枷鎖。當社會愈是強調這些期望，它們對人的思想箝制便愈見厲害，人在這股龐大的群體壓力下，不得不順從這些期望（至少要在表面上）。

就以兩性關係為例：把缺乏吸引力的獨身人仕，動輒冠以「宅男」、「剩女」、「敗犬」等帶着衊視的標籤，似乎是東方社會獨有的現象。這些標籤，把整個社會分化為強勢群與弱勢群；在這類勝者與敗者壁壘分清的社會，人們相處時會充滿着壓迫感，彼此難以作坦誠的溝通，自然很容易產生各種誤解。一個猶如芝麻般的「港男港女」議題，便是這樣愈滾愈大了。

從這個小小的議題出發，我們不難意識到，港人漸漸呈現出自以為是的心態；在遇到困難與衝突時，只懂憑自己立場去作定斷，懶得去顧他人的處境。漸漸地，各階層缺乏交流的意欲，反而開始以猜度、埋怨、歧視甚至責罵，取代對話與諒解。寬一點看，近年香港社會的深層矛盾之所以日漸加深，不就是這個原因所致嗎？要破解這困局，我們能不放棄一己的執着，不再支持別人要服從自己，轉而以一顆包容與開放的心，多點兒設身處地，接納不同的觀點，從而達到真正的和解嗎？要重建溝通的橋樑，我們該齊齊主動行事，還是繼續守株待兔，等待甚至迫令別人先開口呢？

說到這裏，我們還該花時間去談「港男港女」嗎？

Panic and the city

「香港那些女生，實在來得太瘦了。」最近與某位來港工作多年的內地人閒聊，他對時下的「港女」有這樣的評價。

這樣的觀察，不算是意料之外；只需隨便打開一份流行雜誌，便可感受到美容瘦身行業猶如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在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推動以上需求的，想必是公眾害怕「人有我沒有」的心態吧。簡單點兒說，這是種深層的恐懼。

固然，這種深層恐懼是與生俱來，我們根本無可逃避。但客觀的事實是，縱使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位於世界前列，但港人的深層恐懼反而有增無減。在恐懼的驅使下，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一窩蜂現象：爭相豐胸瘦面美白、爭相買鹽抗輻射、爭相搞通識教學、爭相買聲稱可增強幼兒腦力的奶粉等。其實，只要大家肯停一停、想一想，便不難察到這些行為之荒謬；但大家寧可繼續以上的羊群心態，都也沒有膽量去破謬，我們不是可以說，這個城市的人已經被深層恐懼所支配嗎？

活在此等社會的人，會為求擺脫恐懼而依附某些權威或信念，無法發展出獨立的人格與思考能力。只要你有本領操控這些信念，成為權威的話，其他人便會順從於你，你便能在團體裏呼風喚雨，甚至取得近乎絕對的權力。因此不難想像，不管這些社會在表面上有多民主，在骨子裏還是渴望專權統治的。一個對權力這東西缺乏免疫能力的地方，能否達成民主的宏願，實在不言而諭。

要應付以上的恐懼，我們要拿得出一份勇氣，如實地認清並面對它，不要試圖否定或打壓它，避免因反應過敏而受它操控。如是者，我們才能脫離它的支配，恐慌才有望終結。否則，接踵而來的恐慌潮只會時刻與我們同在，我們遲早又會淪為國際笑柄了。

Change. Yes we can?

某天逛書店時，看見著名歷史學家奈爾・費格遜（Niall Ferguson）出版了新書《文明︰西方與其他》（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他認為，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近世傲視同儕，靠的是六項「必殺技」：競爭、科學、民主（在政治與經濟的層面上）、醫學、消費主義和工作態度（Work Ethics）。老實說，縱使費格遜還是位傑出的作家，筆者實在無意細閱這本書。問題不在於他的推論是否合理，而是在乎製作這本書背後的動機。

正如筆者以前說過，一切理性行為的背後，都是隱藏着非理性的慾望。就這本書來說，它給予讀者的訊息無非是：世界其他的文明，都沒有咱們的先進，要為人類創造美好的將來，咱們無需吃他們那一套，只需弄好咱們那些價值觀便行了。不管用上的道理何等響亮，也難以掩飾一種排他的思維；故此純粹從製作意圖上看，這本書與《中國不高興》、《國家的品格》等其實沒有分別。這種排他性，令人被自己習慣了的那套價值觀牢牢鎖住，視野也無可避免被縮收窄；這對人類社會是禍是福，實在不言而諭。

也許，某些讀者會反駁說：文明這東西，向來都是汰弱留強的，有以上的排他性，實在是十分正常。但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文明既然是人類為求存活而創造的東西，它無可避免地束縛着人類的本性，但在歷時數千年的潛移默化下，我們不單無法自覺這份約制，還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漸漸地，受到各式各樣文明薰陶的我們，彷彿淪為文明的奴隸；更荒謬的是，我們眼見從古到今，有不知無數的人為了維護自己那套文明而互相廝殺，完全違反了先祖建立文明的原意。

要做回文明的主人，我們不能不摒棄以上非我則他的競爭心態；這樣，我們才能擺脫過往的執着，接受不同的可能性，那時候，人類才能達到根本的脫變。問題是，我們真的願意這樣，還是甘願繼續受到束縛呢？

日本的另類衰退

（註：此篇文章寫於大地震前兩星期，本應是筆者作為《動筆動思考》舊生專欄成立的見面禮；但因報章編排遲遲還未弄好，專欄成立日期一再押後，筆者決定以其他文章替而代之。）

早陣子有一段時間，心情很不佳，胡亂地在ＹＯＵＴＵＢＥ找些搖滾音樂來聽，籍此發泄一下。結果找來的，是自己久違了的日本視覺系組合ＤＩＲ　ＥＮ　ＧＲＥＹ。

老實說，縱使他們的首三張專輯仍舊在我那封了塵的ＣＤ櫃內，我並非特別欣賞他們的音樂。他們初出道時的單曲《殘－ＺＡＮ－》，主音簡直像是一面「索Ｋ」一面唱的。這類型的音樂，想必絕非那些鐘情於ＳＭＡＰ、嵐或ＡＫＢ４８之類的人的那杯茶。

但有趣的是，他們在歐美的搖滾樂界中漸漸打響了知名度，過去多次參與海外的搖滾音樂節，皆獲得當地樂人不少好評；對於完全不刻意唱英文歌的他們來說，這個成績實在是難能可貴。近年，視覺系搖滾的元祖Ｘ　ＪＡＰＡＮ與其得意門生ＬＵＮＡ　ＳＥＡ相繼宣告復合，並矢志向海外發展；對那些多年來不離不棄的忠實粉絲來說，今次確實是久旱逢甘雨。奈何這股來自海外的熱潮，難以替沉寂了十多年的視覺系搖滾在國內重燃生機，特別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

以此為窗口，讓我們窺視一下日本社會另一種形式的衰退。

無可否認，搖滾樂是一種叛逆的象徵，它敢於沖擊既有的思想與價值觀，表達了對自由的渴求。因此在西方社會，不少搖滾樂手與樂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形成一股與保守勢力抗衡的力量。由於搖滾樂或多或少帶着反建制的信念，縱使東方人喜歡聽搖滾樂，卻只有日本能產生出自己的一套搖滾文化。筆者聽了日本搖滾樂凡十餘年，認為他們的製作水平可以直迫歐美頂級搖滾組合，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日本樂隊開始受西方樂界注視。踏進千禧年，日本動漫在世界各地牽起熱潮，扮相與動漫主角很相近的視覺系搖滾樂隊，也開始備受西方樂迷愛戴。在文化層面上，視覺系搖滾確實是日本成功衝出海外的優良產品。

然而回到國內，縱使他們的公演依然場場爆滿，但今時今日，ＪＯＨＮＮＹＳ事務所的藝人與ＡＫＢ４８可謂霸佔了大部份的媒體空間，搖滾樂能在媒體亮相的機會，已經愈來愈少。當然，這種情況在日本並不算稀奇，但日本人厭離搖滾樂似乎已成為大趨勢。要麼在文化層面上，連半點抗爭的精神都拿不出來，要他們破斧沉舟地打破傳統的珈鎖，全面推行艱苦但必要的改革，更是妙想天開吧。難怪不少西方評論預期，日本社會無法擺脫現時的惡性循環。

最近看到一篇報道，指出日本不少在鄉郊生活的青年，寧可放棄遷往大城市賺多點兒錢，也不願意離開自己住慣了的社區與熟悉的朋友；要他們隻身往海外工作，體驗一下不同地方的文化，簡直是天方夜譚。面對以上情況，不少日本企業開始嘗試聘請懂日語的中國人，填補一些以往只開放給日本人的中層職位空缺。在世界的職場上，日本年輕一輩已經淪為電車男般的御宅族，喪失了以往的競爭力；這種退縮的心態，窒礙了國家復甦的進程。

不久前，大前研一在著作《低智能社會》中，指出現今的日本人，開始對國外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漸漸地，日本社會呈現着鎖國的心態。當然，像ＤＩＲ　ＥＮ　ＧＲＥＹ那樣懂得開拓海外市場的人，為數仍然不少；但當他們在國內的知音人買少見少的話，也許真的標誌着，日本要回覆世界第二經濟體系的地位，已是個遙不可及的目標了。

（註：大地震後，看見不少華語媒體盛讚日本人即使身歷浩劫，依然保持良好的秩序與克制的態度，並對他們的災後重建感到樂觀。他們是否刻意壓抑自己的悲傷情緒，筆者無意猜測；但即使準備做得如何萬全，當一場世紀災難來臨時，頓時感到措手不及也是十分正常的。至於那些倖存者能否從此洗心革面，令國家重新振作，仍需拭目以待；但再仔細想想：二十年前的經濟泡沬爆破，不也是帶來災難性的破壞嗎？為何日本人要白白浪費了二十多年，來到今時今日才意識到要改變呢？因此，筆者仍然維持以上較悲觀的推論，才決定繼續刊登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