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寫出友共鳴》看外傭官司

「你一生養育過無數白人孩子，但自己的兒子卻要假手於別人照顧，你對此有何感受？」今年在美國非常賣座的電影《寫出友共鳴 (The Help)》，最近在香港上映。一心想成為作家的白人主角 Skeeter，訪問黑人 Aibileen 時，有這樣的一問。

故事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國南部；稍為對美國歷史有認識的，都知道這個稱為 Deep South 的地方，有歧視有色人種的傳統：立國初年，它們為了堅持奴隸制度而與華府決裂，觸發了所謂的南北戰爭。眾所週知，由林肯總統領導的北軍，取得最後勝利；然而之後，白人對黑人的態度，仍然沒有改善。到了１９５６年，黑人女子 Rosa Parks 坐巴士時，因為拒絕讓座與白人乘客而被捕，一位名為馬丁路德金的牧師，發起抵制巴士公司的運動，揭開了全國黑人爭取民權運動的序幕。剛剛大學畢業的 Skeeter，毅然要對抗這套根深蒂固的傳統，可想而知，要承受莫大的壓力。

至於在白人家庭打「住家工」的 Aibileen，工作性質與我們的家務助理有點相近，當地的詞彙，稱呼這種人為 The Help，Skeeter 寫的那部書，正是以她們的故事為中心。遇着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她們自然會向主角大吐苦水，特別是僱主各種尖酸刻薄的所為。為免掃各位的興，電影內容的複述到此為止。

電影看罷，步出影院後，筆者本應也沒有太多的感想。但到了下大雨的週日，在街上看見一群又一群的外籍傭工，為了避雨而瑟縮在天橋底，與鄉里聊天玩耍的情景，Skeeter 的那句問題，不禁又在心頭湧出來。眼前的那群人，不就是為求多賺點兒錢，離開親生的骨肉，來到這裏照顧我們的小孩嗎？原來，滿以為只會在小說出現的場景，竟然就在自己身邊活活上演。

既然在現實生活，The Help 多的事的話，那我們身邊又有多少人，願意充當替他們發聲的 Skeeter 呢？

最近，有關外傭居港權的官司，在社會引起廣泛爭議。由於政府很大機會上訴，最終誰是誰非，日後自有定斷。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那些替外傭打官司的團體，統統被抺黑甚至批鬥；這個形勢，令稍為有同情心的人也為之卻步。更糟的是，那些人的咀臉，竟然跟電影裏那些白人僱主不謀而合。筆者很清楚，兩種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但這不是至少引證了，兩者的排外心態如出一轍呢？

再者，法律的問題，沒理由不循法律的途徑解決，要麼判決會導致某些嚴重後果，立法會就有責任修訂法律，必要時，可提呈人大釋法（緃使筆者覺得沒有必要，因不涉及國防或外交；但在《基本法》下，這仍是一個選擇）。既然在現有的法制下，問題不致於無法解決，那些走上街頭搞抗議的人，說白一點只是在做秀；而他們試圖以搞民粹來左右判決，更顯示了他們在骨子裏對法治精神有多尊重。

深層點看，香港人對待弱勢的小數族裔，到底是盡法子瞭解他們的處境，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還是抱着「眼看不見就是乾淨」的心態，有意無意地與他們保持距離，透過這次爭議，已經向全世界表露無遺。說穿了，這個披着「國際都會」外殼的都市，對待外族人時，從來都是採取「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態度，不覺得他們與自己對等，說白一點，就是歧視弱者。對的，那些名符其實的國際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但至少，它們不似得我們那樣露骨。以上的現象，給外國人留下的是好的還是壞的印象，實在不言而喻。

平心而論，一個城市的國際地位是高是低，經濟、政治等的因素也許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它能否給乎大家希望。一個民風尚且保守落後的美國南部，尚且可以找到 Skeeter、Rosa Parks 或馬丁路德金等為弱勢族群發聲的人；要麼有這份雪中送炭精神的人，不僅無法獲得尊重，還會被眾人咒罵的話，這豈不是反證了，香港連美國南部也不如？抱着這種心態，還想與紐約倫敦齊名？

龍珠與香港

還記得，第一次去歐洲做背囊客，目的地是波蘭。復活節當天，身在沿海城市格但斯克（Gdansk）。波蘭是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在這些大時大節，多數店舖都關了門；少數的例外，是火車站旁的書店。雖然明知看不懂波蘭語書籍，也儘管入內逛逛；結果在暢銷書欄內，發現一套香港人非常熟悉的漫畫：《龍珠》。翻開幾頁後，不禁有所感慨：《龍珠》的主角孫悟空，是參照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創作的。今時今日，跟「鬼仔」談孫悟空的話，他們懂不懂那位由石頭爆出來，在水簾洞長大，曾經大鬧天宮，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最後跟隨唐僧取西經的「馬騮精」呢？

鳥山明開始創作《龍珠》，是１９８４年，還記得，當年許多中小學生，是它的忠實擁躉，某些更冒着給老師撞破的膽子，把漫畫帶到學校與好友分享。那時還是個小夥子的筆者，除了覺得武打內容精彩之外，實在看不出其他東西。年紀大了，偶爾在付費頻道翻看重播，方能對這套名作有新的體會。

眾所週知，《龍珠》的故事內容，匯集了許多中國文化的元素；但當中最具影響力的，竟然是七八十年代的港產功夫電影。最明顯的，要算是孫悟空單挑紅帶軍的一幕了：為了営救被脅持在塔頂的村長，悟空要把塔內每一層的敵人逐個擊倒。心水清的觀眾，一定知道這是李小龍《死亡遊戲》的橋段。此外，「天下一武道會」的開場片，與嘉禾電影的開頭幾乎完全一樣，而由龜仙人假扮參賽的角色，名叫 Jackie Chun，香港譯作「秦龍」，與 Jackie Chan 成龍對影成雙。其餘的點滴，在作品內到處都見得到，筆者無法盡錄。看來，《龍珠》與香港的流行文化，有着莫大的關係；這也證明了這個東方荷里活的魅力，連日本也感受得到。

然而無獨有偶地，《龍珠》在１９９５年完結時，武打片也日漸走向衰微。問題是，沒有了《龍珠》，日本仍然有其他優秀的漫畫，但沒有了武打片，香港電影還剩下什麼呢？失去了這個亮點，香港電影業的光芒也隨之而黯淡起來。歸根究底，是我們滿以為觀眾的口味，永遠只會停留在感觀上的刺激，於是把太多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以致弄得如斯田地。

最近，《桃姐》一片揚威海外之後，又再聽到不少「振興港產片」的呼籲；然而，只需看聯手泡製這齣電影的，都是八十年代的電影人，就知道本地電影業是何等地花果凋零。好的故事，在大家身邊,多的是，然而，我們有沒有適當的人才，把它們發掘出來，進而製作出膾炙人口的作品呢？政府那筆為數不菲的「電影綜援」，到底有否針對這個根本問題呢？在這些問題仍未能解決之際，筆者實在不敢寄乎厚望；也許，這段黃金歲月，會繼續成為日本人抄襲的對象。

從一盅兩件說起

「香港這個地方也就是以低俗為主題的氣質為本，香港以低俗為榮，盲目相信只有低俗才有『市場』，有『市場』就是對的，絕對的對。」取自《東宮西宮ＴＶ》，２０１１年９月４日。

公眾假期，跟友人到某家著名的點心店下午茶，由於它連續兩年摘下「米芝蓮之星」，慕名而來的食客實在多不勝數。由於友人沒有吃午飯，我們叫了的點心實在頗多；結賬時，每人花費大概是一百元。離開時，我跟友人說：以這個價錢，就能享受米芝蓮星級食府，世界上可能只有香港，才有這個機會。

平心而論，那兒的點心，的確很美味，但同樣質素的食品，不難在其他店子找得到；說它值一顆星，個人實在不敢茍同。洋人的口味，往往與我們很不一樣，單看新聞網站把皮蛋列為噁心食品之一，就可見一斑。但姑勿論怎樣，當財金界中人，都把境外人民幣債券稱為 Dim Sum Bond 時，至少證明了，嶺南人一盅兩件的飲食文化已經是遠近馳名。

有趣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要一嘗「米芝蓮之星」的滋味，難免要大破慳囊。就以隣近的日本為例，人均一萬日元已經是最低消費，而且日本菜往往比西菜昂貴。然而來到香港，事情卻剛好相反。似乎，就連洋人也認同，走平民大眾化路線，是香港的特色。

一講到「平民化」，想必不少人會加入價值判斷，認為是低俗的代名詞。然而仔細一想，所有文化由「庸俗」走向「精緻」，需要非常長時間的沉澱與過濾，沒花上一個世紀，根本幹不出什麼來。回想一個多世紀前的歐洲人，同樣覺得紐約是個俗不可耐，只是給人賺快錢的英雄地。時至今日，一眾紐約品牌雖已經街知巷聞，但跟倫敦、巴黎、米蘭等的相比，格調上仍然差天共地，要搞東施效颦，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要突圍而出，唯有以「負擔得起的奢華 (Affordable Luxury)」為招來，穿起它們，即使未能高貴脫俗，至少也不會太失禮。

來到香港，以前只是個中轉貿易港，不管是唐人還是洋人，都是抱着過客的心態；直到四十多年前，本土意識才漸漸冒起。換句話說，本土文化的基礎，根本沒有時間去打穩，要跑到外面「充大頭」，只會充當國際笑柄。既然連開花結果也談不上，發展機會仍然是有的，故此筆者的看法，倒沒有《東宮西宮》那般悲觀。

當然，文化要朝什麼方向發展，留待專家去議論好了。但要做得好，最需要的又是什麼呢？

就以弄點心為例：材料、火候、時間等固然必要，但沒有師傅的技巧與心思把它們串聯起來，我們也無法一嘗美食。技巧，需要知識與經驗去培養；心思，則需要一份精益求精的熱誠。以上這套，同樣適用於於文化其他環節的發展，即使不刻意走高檔路線，我們也能在世間登大雅之堂。

問題是，當這個社會漸變得反智，人們對文化、政治等課題變得「是是旦旦」時，這對長遠發展是好是壞，實在不言而諭。 這種惰性，管你再大灑金錢建多幾個西九文化區，也是於事無補的。

利己，為何不可？（武昌首義的反思）

武昌首義，快將踏入一百週年，在大中華各地，有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曾聽過一位內地人這樣揶揄：各地都爭相慶祝，是否暗示着大家都渴望另一次革命呢？

由中英戰爭（所謂的「鴉片戰爭」，不過是反對開戰的英國人對此的一種嘲諷而已）到申亥革命，前後共六十九年，其間，滿清政權能夠洗心革面、發奮圖強的機會，簡直多不勝數；很可惜，他們把光陰都浪費了。俗語云：堡壘最容易由內部攻破（由於搞不清出處，只能視它為俗語），滿清政權要麼稍為爭氣點兒，革命黨人根本沒機會成功。要正確認識這場巨變，與其表揚起事者（與勝利者）的愛國情操，不如反思建制為何失敗，來得更有意義。

環觀大小歷史書籍，多數把種種亡國原因歸納為「腐敗」二字，統治階層以自身的短期利益為先，妄顧國家與社群的長遠利益，令有心救國的有識之士意興闌珊，即使反對暴力抗爭，也無耐地加入革命的行列。那樣說，滿清無法逃過覆亡的一劫，實在是咎由自取。

要杜絕腐敗，良好的監督制度固然重要。但仔細一想，靠外力來阻止腐敗，必然需要政治權力為後盾；不管權力是怎樣產生，它都要透過高壓手段來進行監督。一旦連這個權力都變了質，反腐敗運動只會淪為統治階層打壓異己的工具，喪失本身的功能。不難斷定，這手法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

也有人覺得，腐敗是由人的貪念所致的話，那乾脆令大家無物可貪不就行嗎？古代的斯巴達，也曾有類似的嘗試；由古時的柏拉圖到近代的盧梭，不少思想家對「斯巴達式」的生活推崇備至。但斯巴達滅亡後，它的生活方式也隨之消失；很明顯，不論古今中外，大家也不相信這是行得通的。仔細點看，倡議「斯巴達式」生活的人，不就是試圖否認人本身是貪心的嗎？有這種妄想的人，豈不都是在撒謊嗎？由謊話建構出來的政治理念，是結實還是浮虛，各位心照不宣吧。

既然貪念是與生俱來，那我們何不老實一點，給大家自由發揮的機會嗎？

來過這裏，自然想起亞當・史密的名句：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時，往往使他們更能促進公眾的利益。當然，史密的大前題是：利己，是可以的，但透過損人來利己，或防礙別人利己，卻萬萬不可。這樣的社會，容許每個人各展所長，提升個人以至社會的生活水平；固然，這會導致汰弱留強，但與此同時，也促進了改革與創新。這種社會氣氛，鼓勵眾人作多元發展，大家追求的東西不一樣，衝突的機會亦自然減少。那樣，我們還需要透過激烈的革命，來擺平彼此的爭端嗎？

平心而論，革命後的中國，要等到三十多前的改革開放，才漸漸對此有所認識。最近與數位來自內地的朋友聊天，他們異口同聲說，現時內地不少中高級管理職位的薪酬水平，已經直逼香港，這對維持社會穩定來說，確實起了積極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亦經常見到平民難苦經營的小生意，被建制階層以「公眾利益」為由而遭到打壓；不許百姓點燈之事，仍然無日無之。筆者實在懷疑，當那些城管、公安等人員在搞「維穩」時，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散播革命的種子嗎？不知道的嗎，那麼一個多世紀前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都白費？

自我作賤，你願意嗎？

某八卦週刊，以電視女藝人劉俐幾段「多姿多采」的異性關係為頭條。然而，雜誌在封面上對她的稱謂，卻用上了她成名時在《美女廚房ＩＩ》裏的綽號「藍莓」；至於她的真名，卻要到內頁才找得到。

也許因為她在該節目的造型太深入民心，事主對這個綽號並不是十分介懷。然而，節目已經播完了好幾年，她又已經不再是充當路人甲的臨時演員；把一位亭亭玉立的女生冠以這個稱呼，活像她跟街市或超市賣的真藍莓沒有分別。

筆者並非在此宣揚什麼道學倫理，只是想借此探討社會上某些怪現象。

要麼事主不是在娛樂圈打滾的話，想必一定無法接受公眾以上的態度。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藝人風光背後的那份辛酸，實在不足為外人道。然而，在市場經濟下，只需有足夠的誘因，就能吸引人做某些事；換句話說，以上這些貶低自己的所為，彷彿是得到公眾的鼓勵。

那麼又是什麼因素，令公眾接受那種自我作賤的所為呢？

筆者推測，公眾只求外表不求實質的行為傾向，也許可解釋這個現象：像事主那般的妙齡少女，要在娛樂圈打滾，只需一副超模般的身材，在台前扮天真扮傻，懂得對觀眾（特別是男的或位高權重的）撒嬌獻媚，即使未能大紅大紫，也可以騙得一兩餐；好運的話，更可以嫁個有錢人，一世無憂。至於她們的演技是否出眾，才華是否橫溢，大家都懶得去關心。

在如斯背景下，一眾大小女星都爭相跑去瘦身、瘦面、豐胸等，某些更偷偷去整容。如是者，在報刊上看到的那些女星，多數都活像在時裝店櫥窗裏展示服飾的人體模型，外型千篇一律，內裏沒有靈魂。更甚的是，以上的風氣，透過各類型廣告與推廣活動被大肆宣揚，令一眾女生在潛移默化下，以為華麗外表比真材實學更吃香。漸漸地，大家都只當她們是滿足眼福的道具，社會也愈變得反智。

深層一點看，活在這種把別人不當作人看待的社會，大家根本不會尊重他人的權益。可想而知，缺乏這種人人平等的意識，一切有關自由、人權、民主等的訴求，自然無法獲得廣泛認同。說穿了，大家的骨子裏，仍然是認同甚至渴求極權專制統治，而且這種心態，並沒有因為近一個半世紀的西風東漸而有絲毫改變。想到這裏，筆者實在不寒而慄。

古時，陶淵明曾因拒絕同流合污，而不為五斗米折腰。可悲的是，在一個連平民百姓都樂於看見別人「自我作賤」的國度裏，這種風骨反而會遭到恥笑。不去致力消除這種不良的態度，即使他朝讓你爭取了所謂的自由民主，到頭來你都只會把它們陰乾的。

書展，就是香港

每年一度的書展，近年的進場人次接近一百萬，屈指一算，即是大約每七至八位港人，就有一位參與這次夏季的盛事。當然，坊間對此次盛會有褒有貶，但從統計學上說，這個數目，絕對不容忽視；場內發生的種種事，彷彿就是香港人生活習慣的一個好好的縮影。

首先說排隊進場：大會說，進場人仕眾多，為控制人流，要架很多的鐵馬，進場的人，都要走一段漫長又迂回的路才可到售票處。對進場者來說，實在是很不方便；但即使有諸多不便，大家都不會爭先恐後，不會插隊，不會動輒對保安員大吵大鬧。假使去年的世博，進場者也懂得這樣的話，國家民族的形象，相信可進一步提升。

進場後，大家都走到各大小攤位選購心頭好。驟眼看，攤位的裝飾各有特色，但除了那些大型書商之外，各攤位賣的東西都是大同小異。這種感覺，與逛先達廣場那些手機鋪蠻相似，除了鬥價錢、鬥款式、鬥人脈之外，那眾多的商鋪，根本拿不出什麼獨特的賣點。

再看看攤內的書，特別是香港各大出版商趁書展推出的那些，不少是把報刊上的撰文剪剪貼貼，再加少許插圖，就輯成一本所謂的書。又或者，是輕小說， 一頁紙，只有百多字；有時間的讀者，不消半小時便可讀完，無需把它買下。但奈何，這些書通常都頗為暢銷。相反，那些肯下功夫與時間，具有真知卓見的作品，除非是出自名家的手筆，否則大多無人問津。當然，某些此類作品的確很乏味，但這也足以顯示，這個都市對知識有多重視。

逛了那麼久，總會有點肚餓吧。場館內，有各式飲食攤位，任君選擇。坐着休息時，立時感覺到，這個書展，與除夕的年宵市場其實沒什麼異樣，而大家在場館內的所為，跟平常週末到旺角銅鑼灣消費可謂大同小異。也許，我們無需再拘泥書展是否變成低劣庸俗；撇除書的因素，一連七天的書展，已經如實地把港人的生活模式呈現給大家看。

固然，筆者無意對書展有任何褒貶，但對喜歡文化觀察的人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從ＡＫＢ４８說起（續）

近日，ＡＫＢ４８在日本再次牽起熱話。事緣她們替糖果公司拍的廣告裏，找上了一位從來沒有公開露面過的新人擔任主角。一眾宅男粉絲，一直懷疑這位新人其實是個由電腦合成出來的美女。經過一番議論後，事務所與糖果公司才對外承認，這位名為「江口愛實」的「新成員」，是他們根據六位ＡＫＢ４８成員的面部特徵，併合出來的電腦圖像。

這些經由人工合成的「虛擬偶像」，在日本並非新奇的東西。開創先河的，相信是電玩遊戲「心跳回憶」（ときめきメモリアル）的女主角藤崎詩織了；由於遊戲空前成功，這位紅色長髮，溫文可愛的「女孩」，瞬間成為名星，甚至推出過唱片。同一家公司，繼後推出了ＬＯＶＥＰＬＵＳ（ラブプラス），遊戲內的三位女主角，被標榜是「國民的女友」；一推出，廣受一眾宅男愛戴，甚至有人非常認真地，跟其中一位女主角行婚禮。較近期的，則有在豐田汽車的電視廣告中登場的初音未來。

顧名思義， 稱得上「虛擬偶像」的，在世間根本不存在。說白一話，喜歡它們的人，暗示自己對現世感到厭倦；而這些近乎完美的虛擬人物，有助他們逃避現實。難怪在這種氛圍下，日本隱蔽青年（引きこもり）的數量與日俱增。

當這種風氣在社會擴散，確實是令人擔憂的。人們為求得到滿足，會寧可鑽入完全與現實脫節的虛擬世界。更危險的是，在這種需求的帶動下，只要有人懂得為大家提供此等假象，便可獲得大家的順從。筆者推測，日本人之所以拿不出抗爭精神，很大程度也是由這種逃避現實的傾向所致。

可幸的是，在得悉真相後，批評這些造假所為的人仍佔大多數。至少，日後廣告商也不敢再胡作非為。鄰近地方，能對造假行為拿得出多少的警覺性，或許就是決定民族命運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