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辟社會，你喜歡嗎？

今年ＮＨＫ的大河劇《平清盛》，由松山研一飾演平安時代未期的霸者平清盛，另一位型男玉木宏則飾演他的宿敵源義朝。源氏與平氏，是兩個顯赫的武士世家，初時，宮內各派爭奪皇位，不時會拉攏兩家來增強勢力。直至１１５９－６０年間的「平治之亂」，源義朝敗於平清盛手下，其後更因被部下出賣而慘死，遺下兩名異母孤雛：源賴朝與源義經。自此，兩家勢成水火；二十多年後，平清盛病逝，兩位源氏孤兒乘機發動大反擊，平氏上下走投無路，全家唯有投海自盡。這段「源平合戰」的歷史，不少日本人都能琅琅上口。

然而，即使「卡士」強勁，該劇卻創下歷來最低的收視率；大眾的反應，集中於一個字：髒。劇中的主角平清盛，形象粗獷，不時衣衫襤褸，身上又經常沾了泥濘污垢，加上他有異於正史的身世，的確令觀眾在頃刻間難以接受。劇內唯一表面上潔淨的地方，是天皇的宮殿，但宮內發生的權力鬥爭與有異倫常之事，比那些看得見的污垢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強烈的對比，或許就是劇集監製刻意形造出來的吧。

固然，劇集與歷史有多相近，我們無從比較。但平心而論，舊社會對公共衛生的要求，決不會像現代那般嚴格。因此，與其說《平清盛》太髒，倒不如說其他的大河劇潔淨得太厲害吧。

反過來看，不論是中日韓製作的電視電影，普遍都有一些共通的特點：主角要帥、衣著要炫、外景要靚、道具要豪。總言之，要給觀眾一種超乎現實的印象。一年半前，筆者偶爾看過電視劇《深宅》，飾演家庭教師的女主角秦嵐，身穿的旗袍光鮮得令人難以致信，活像是每天都換一套全新的那樣。表面上，的確令人眼前一亮，但某種弄虛作假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

假使以上的發現，確切地反映大眾的口味的話，不難察覺到中日韓社會的共同的傾向：為求博取好的觀感，大家會不惜營造某些美麗的假象。這些假象，輕則只求表面代，最多僅能騙自己，旁人很容易便看得穿；重則可以自欺欺人，徹底扭曲大眾的思想和價值。這種對潔淨的執著，令他們在面對瑕疵時，會用盡方法去掩蓋、修飾、忽視甚至鎮壓它；總言之，即是以高壓手段，好讓大家以為眼看不見它們，就以為什麼都是潔淨。

然而這種執著，令大眾寧可相信美麗的謊言，也不面對醜惡的事實。可想而知，要蒙騙他們，可謂易如反掌。像「大河劇」那樣替歷史人物徹底化妝，籍以教化國民的製作，其實都不過是小事；比之更嚴重的，則有篡改歷史教科書、衊視甚至監禁揭露真相的人仕的舉動等等。因此，這套在國內劣評如潮的《平清盛》，反而引起了筆者的興趣；縱使它未必是佳作，但至少不會令人悶得發慌吧！

（註：筆者看到約七套大河，最喜歡的有兩套：１９９１年的《太平記》，劇本一流，如實反映東方人社會如何在消滅共同敵人後再搞窩裏鬥；２００７年的《風林火山》，內野聖陽與市川龜治郎，能隨着主角的成長，徐徐把聲線與表情恰當地改變，可謂主演大河劇的最高境界。）

難怪他們寧可做「蝗蟲」

晚上扭開電視機，看見某台重播《雍正王朝》。眾所周知，雍正是康熙之子，乾隆之父；這三位賢君，合組了滿清入關初年的盛世。但繁華的背後，隱藏了無數的內憂外患；一向討厭苟且偷安的雍正帝，幸而一直有十三阿哥胤祥（允祥）為後盾。

年少氣盛時，胤祥血氣方剛，疾惡如仇，經過到處抱打不平；除了不時闖禍外，更因而得罪過不少人。結果被父王圈禁，好讓他收斂一下，直到雍正繼位，才得以重見天日。但到了晚年，他卻私底下對雍正說：臣在官場打滾不下數十年，如履薄冰，朝不保夕；只要稍為行差踏錯，隨時被政敵群而攻之，永不超生。昔日的勇猛無畏，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身為王族的一份子，幾乎手握着無上的權力。但來到這關口，竟然比百姓更惶惶不可終日，實在是無比的諷刺。

超過兩個半世紀後，重慶市公安第一把手，在成都的「美帝」領事館「滯留」了一晚，自行離後後，跟隨國安局的官員到了北京。後事如何，外間人可能永遠無法知道。一個權力全無制衡的社會，一位可以呼風喚雨的執法官員，竟可活活上演這齣荒誕劇，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據說，在國內的官場裏，小至縣市級領導，大至國務院要員，存在着不少的「裸官」，即是把家眷全部送往海外，只剩下自己在內地。身為官員的，無一希望烏紗隨時被無顧摘下；這班人的盤算，想必也是要防範當事人的遭遇發生在自己身上吧。奇怪的是，這股大得連人頭都可以劈下來的勢力，他們不就是有份在幕後操控的嗎？要保障自己的權益，他們能夠迴避問題的核心嗎？要麼大家都知道問題存在，卻寧可啞子吃黃蓮也拿不出半點勇氣去質疑甚至糾正，他們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換個角度看，要麼連有權有勢的，也顯得人心惶惶的話，那麼黎民百姓，豈不是更糟糕？坊間不少評論，把那些來港買奶粉、掃名店、生孩子的內地人貶稱為「蝗蟲」。這種態度，無疑是一個歧視；但只要嘗試易地而處，面對着如斯局面，不難意識到：除了跑出去避之則吉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去捍衛自己與家人的權益呢？

換着是你，相信你也寧可做「蝗蟲」，忍受其他人的白眼，也不會留戀腳下這片光怪陸離之地吧。

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小時侯，身邊的成年人都會這樣教導我們。當然，他們能否講得出做得道，我們無從知曉；但至少，在做人與處事上，我們都以這兩句說話作為原則。

在西方社會，也有類似的標準。在過往任職的公司裏，來自英國的股東要求職工遵守的行為守則，是這樣寫的：萬一你將要做的事，守則裏沒有列明禁止的話，你得要盤算一下，一旦事件曝光，別人會怎樣評價呢？對公司與自己的聲譽有多少影響呢？這個所謂的「陽光測試」，確實從根源開始杜絕不當的行為。

當然，要測試行之有效，必須確保沒人能隻手遮天，把陽光掩蓋着。在香港，儘管許多人慨嘆傳媒的質素不斷下滑或受建制操控；但至少，言論自由獲法制保障，加上互聯網的興行，大家頭上的太陽，仍可有效地令不軌行為無所遁形。

按以上的觀察，再看近日在香港政圈內發生的事情，難免讓人感到大惑不解。

做了可能犯法之事，這邊廂向大眾說會一力承擔，那邊廂卻私下對盟友批評告密者既狼且辣。當然，幕後操控的勢力，想必也心存某些圖謀；但既然事件不是別人捏造出來的話，假若當事人不是涉嫌違法在先，今朝何需害怕在關鍵時刻，留下把柄讓政敵大造文章呢？這是否暗示着，當事人連自知之明也沒有呢？連自省的能力也欠奉，試問他又能拿得出什麼來承擔未來的重任呢？

話轉個頭，長官到濠江出席賭場派對，恰巧被記者撞破；連半點佳餚也無法品嘗，便要落荒而逃。其後更陸續爆出種種收受利益的報導，令他不得不公開承認，自己的所為與市民的期望有落差。問題是，替自己辯護，總可找個更令人信服的籍口吧；一個擔任了四十多年公職的人，有可能連公眾的期望也搞不清的嗎？假使他真的沒撒謊的話，他豈不是默認自己由始至終都不稱職？

坊間某些評論，把那些針對政界中人的負面報導稱為「黑材料」，並思疑散佈者企圖在選戰期間揮水摸魚，坐享其利。更糟的是，那些支持當事人的團體活像向公眾抱怨，自己是個被惡意中傷的受害者。但凡事有果必有因，當事人現在的遭遇，基本上是自食其果（甚至是罪有應得），而那些嘗試替他們開脫的說話，坦白點說根本是在顛倒是非黑白。可笑的是，一個連三歲稚童都懂的十字真言，為何我們的管治階層居然無法領悟箇中道理呢？

更諷刺的是，表面上最沒可能涉及利益輸送的侯選人，在各項民意普查中一直名落孫山。筆者不禁慨嘆：這究竟是個什麼世界呢？

Helplessness behind our British sentiment

Just less than 24 hours ago, Meryl Streep clinched her third Oscar for her outstanding portrait of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in The Iron Lady.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reign of the Baroness is exceptionally sentimental. While famous for her iron will against threats from trade unions and Labour Party to Argent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she could do little to safeguard her nation's interest in Asia's last Crown Colony. So when she fell on the steps outside Beijing's Great Hall of People, it was almost certain that the days of colonial rule were numbered.

So in the summer of 1997, Britain handed over what 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described as "the biggest dowry since Cleopatr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sides hugh sums of fiscal reserve, Britain has left behind a lot of legacies, such as an efficient legal system,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and a decent (if not comprehensiv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Nearly 15 years afterwards, they become the competitive edge that enable Hong Kong to be a leading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entre, ranking side by side with its former ruler.

However, such an envied system is not without its flaws, most of them also being left behind by Britain. For instance, legislators in both administrations are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send a bill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and become a new law. Needless to say, the government has almost the unquestionable power to lay down law codes. Additionally, the crea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Legco, inherited exactly from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ensur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can control, or even manipulate,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A recent Wall Street Journal article examines the British sentiments among Hong Kong people's minds. The writer argues that Hong Kong once ha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but now has the worst of both, and concludes that 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 the Union Jack. I will not speculate whether the writer advocates colonialism, but he has somehow omitted the dark side of the past regime, which caused many of woes we face today.

Crony capitalism is a good example. It started a lot earlier than the writer thinks. Taipans from major hongs like Jardines and HSBC once dominated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de facto cabinet of the Governo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simply takes the idea, though not copying exactly the same arrangement. As one can imagine, this indestructible oligarchy is ideal for corruption to breed. It was not until the creation of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1974 that the situation be improved substantially. Although many of the highly cited cases did not involved British officials, the fact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could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problem for so long is utterly unintelligible to us.

The recent scandals surrounding the prominant runners for the CE election is yet another sign that Hong Kong's ruling class cannot deliver, perhaps even care about, what the general public expects.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writer of the WSJ article, argues that democracy is the only way out. I do not oppose such an idea, but contrary to common beliefs, I am rather pessimistic on that. The colonial nostalgia we experience right now demonstrates to the whole world that the people of a world class city do not want to rule themselves. Self rul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independence, it merely means using our own efforts to solve problems. Without a will towards self reliance, we are simply surrendering our political power and accepting orders from someone at the top. Such a mentality exactly violates the very principal of democracy. This view might not be shared amongst most people, but the public's indifference towards such opinion somehow reflects their indifference towards democracy as well.

Hong Kong might not require someone like the Baroness as the next CE. But one thing is for sure: (s)he must be highly humble and sensitive while facing public opinions and criticism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advantaged and the disadvantaged as much as possible, (s)he has to initiate talks between the two. Looking at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a black and thick cloud of helplessness is overcasting the outlook of this territory.

不許喝采的都市

今年的馬拉松賽事，早已曲終人散；場內發生的種種事端，筆者也不打算多談。然而，場外有一則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卻很值得深究。

賽事期間，大會要在銅鑼灣終點附近封路，即使是星期天的大清早，仍然惹來不少民眾在沿途觀戰。筆者某位友人，更親身在駱克道為參賽者打氣。然而他跟同行的朋友事後在「臉書」上，異口同聲地說感到有點兒掃興；皆因大部份的途人，都只是袖手旁觀路上的參賽者，沒有積極聲援，也沒有拍手以示鼓勵。一位仁兄，更聽見有人呢喃着一些冷言冷語，不知他是取笑場內的人只是自討苦吃，還是不滿封路阻礙了他的行程。這種氣氛，令那些落力打氣的人頓時感到，自己像是發瘋似的。

大會說，今屆賽事有超過七萬人報名。即使並非所有人都會如期出席，當中也不乏外地人，但這個動員力，其他賽事根本無法達到。當然，不少跑手都是抱着趁熱鬧的心態參加，賽前沒有操練充足，以致不少人在比賽期間抽筋或扭傷，今年更釀成慘劇；但對普遍缺乏運動的香港人而言，願意在本應可以盡情休息的週日清晨，從各區匯集到賽道上跑步，依然是難能可貴的。這份小小的毅力，不是應當被嘉許的嗎？對於上述的發現，友人笑言只是港人太害羞；但筆者不排除，不少人根本是冷漠看待這次盛事。

對的，能看到有人熱心鼓勵參賽者，總比沒有好。但賽事的主辦者，又有否對他們開方便之門呢？整修長達四十二多公里的賽道，除了尖沙咀起點和銅鑼灣終點外，絕大部分都在閒人免進的快速公路上進行。主辦機構重視的，到底是提升大賽的質素，還是增加參賽的人數（與收入），實在無用多說。連表達支持都要受到諸多局限，難怪友人會感到洩氣。

但相比起以下的事例，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最近在「獨立媒體」裏讀過一篇文章，行文的是一位熱愛本地足球的青年。每逢香港隊有賽事，他與朋友都會進場支持。但當他們打算帶樂器與旗幟進入球場時，卻屢次被康文署、警方、場地保安甚至足總阻止，他們往往要通過煩複的手續，才能為港隊搖旗吶喊。更糟的是，這番努力不單沒有被認同，某些人更嫌他們阻礙視線而報警；這對場內為香港披甲的球員，豈不是一種無形的踐踏？

時下坊間有不少評論，說這個城市怨氣太重；遇見以上那些鼓舞人心的事，不是好應該表示一下支持嗎？假使連喝采都要被禁止，這個城市還有什麼生氣呢？想到這裏，Joe Junior 的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又再度響起來了。

龍年談狗（下）

如果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受到他人的控制，那是最痛苦的事；如果一個人想盡方法，利用權術，去控制他人的思想與行為，那是最殘忍的事；如果一個人無力自主也不想自主，心甘情願甚至阿諛奉承，去依附他人，仰人鼻息，接受控制，那是最悲哀的事。 （聖嚴法師《覺世》 一○九期）

「寜作西方狗，不做中國人。」網上討論區內，有人這樣回應回應「孔和尚」的言論。

在香港主權易手後的十數年，不少港人仍然緬懷昔日作為英國殖民地（即英語裏的 Crown Colony）的歲月。２００３年的七一遊行過後，這種風氣更為變本加厲。到了去年的反「替補機制」遊行，筆者更目睹一小批示威者，一面舉着舊時港英政府的旗幟，一面高喊爭取民主的口號。

諷刺的是，英國仍是日不落的帝國的年代，根本沒打算在它的殖民地推行民主；小如香港新加坡，大至印度次大陸，統統都不能例如。直到主權問題萌生，港英政府才勉強推行有限度的民主；但「八八直選」方案最終如何被她們否決，相信不少讀者仍然記憶猶新。現在拿着代表那個政權的標誌來爭取民主，似乎有張冠李戴之嫌。

也許這班人的心態，跟文章起首的那些意見其實大同小異：他們就像古時那些行走江湖的小嘍囉般，看到哪個頭目的拳頭較大，就會尊稱他為「大佬」。只要三餐能夠溫飽，他們就會乖乖地做個順民，幸運的話，更可以借「大佬」之名去胡作非為。至於頭目是否推行民主，他們實在懶得去關心。這種「有奶便是娘，西瓜靠大邊」的心態，只會令為政者的權力不斷壯大；這與民主的基本理念，不是已經互相抵觸了嗎？這樣一說，那些抬着港英旗幟爭取民主的人，在骨子裏渴望的豈不是專制管治嗎？假使整個社會，也不對這些顛倒是非黑白的所為加以譴責與防犯的話，我們再力歇聲嘶地爭取民主，豈不是註定徒勞無功？

平心而論，「孔和尚」的批評所針對的，正正就是這套謬論。然而他背後的邏輯，像在對我們說：你肯認我做主人的話，多多甜頭我也願意給你；要不然，休怪我拿皮鞭來懲戒你們一下。說穿了，他只是希望大家做現世政權的「狗」，不做過往政權的「狗」而已；很明顯，這又是另一套謬論。以歪理掩蓋真理，並以歪理為武器攻擊對手，往往是尊崇極權主義者的行徑；從一個抽離的角度看，兩派的立場其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最近，網上廣泛流傳一篇奇文；一位自稱在內地出生、香港長大的人，寫了一篇題為《為什麼我想香港獨立／自治》的文章；據《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作者鐘祖康在網誌透露，事主其後受到極大的騷擾。撇除建議有否違反《基本法》不說，所謂的獨立精神，就是拒絕附和任何強權，以誠實、理性與平等的態度處理人際間的事；即使無法尋求政治上的獨立，我們也可達至人格上的獨立。拿着聖嚴法師的所言去比對一下這個自稱的國際大都會，到底是一處人間樂土還是一片修羅場，實在不言而諭。

龍年談狗（上）

孔慶東大放厥詞之時，距離北大歷史上公認的最傑出校長（亦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任校長）蔡元培的生日不遠—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１日是蔡先生１４４周年誕辰。很湊巧，作為中國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元勛、反帝反專制的無畏鬥士，蔡先生至今仍長眠於香江邊上，那個被孔慶東罵作狗的人們聚居的城市。…（中略）…且不說北大的態度冷淡，就是蔡先生的家人，也從來沒有讓他的屍骨「北歸」的念頭。【《上海商報》評論版主編陳季冰，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０日】

「孔和尚」最近在視頻節目內的出位言論，引起港人激烈回嚮。不少人覺得，把某些港人形容是狗，是極大的侮辱。事件誰是誰非，筆者無意參與討論；反而想借這些事件，談別的東西。

不知何解，在敝國的文化裏，狗永遠是一種低賤的動物。在日常的辭令裏，不乏與狗有關的貶義詞，例如「狗眼看人低」、「打落水狗」、「狼心狗肺」、「喪家犬」甚至是「走狗」。在舊社會，狗是六畜之一，是人的主要肉食；然而，國人對狗的蔑視，並沒有在牛羊等身上看得到（較為近似的，是豬；但西方人、猶太教與伊斯蘭教徒也有鄙視豬的習慣，未知國人以有色眼鏡看待豬，是否受了外來的影響）。這個敝國獨有的現象，實在有點令人費解。

反觀西方社會，有句不知出處的俚語說：接觸過的人越多，人會越喜歡狗。人類養狗作為寵物雖然源遠流長，但近年的趨勢是，狗的價值有時比人更高。像電影《孖展風雲》裏，投行經理一方面每天花費數千美元，為患上絕症的愛犬延命，另一方面看見一群群被裁減的員工抬着紙皮箱離開，竟有幸災樂禍之感。假使西方人願意把花在狗身上的錢，捐出來替第三世界扶貧的話，這想必是件萬民頌讚的美事吧。

東西文化各走極端，不算是什麼新鮮事。但筆者姑且將上述的發現引伸出去：沒有人類，寵物根本無法生存，故此在某程度上，寵物可算是處於弱勢的一群。看看兩種文化如何看待這個弱勢社群，或多或少可以反映他們的包容力。不說外地，單單看這個自稱是國際社會的香港，虐待流浪貓狗的事件，仍然偶有所聞；發生在鄰近地區的，更加連媒體也不會報導。拿這個發現跟西方那些動物權益運動相比，簡直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要麼你的權益受到侵犯，哪個世界會有能力保障你呢？

某程度上，以上現象展露了這些社會對暴力的麻木感；要麼連實際的暴力，也可以忍氣吞聲甚至暗中支持的話，言辭上的施暴，就更加不在話下。難怪活在此等社會的人，會想出特別多的花款方式去罵人。一個視罵人為家常便飯的國度，基本上不會鼓勵理性討論。在如斯氛圍下紮實的學術機構，在國際舞臺上能獲得多少的認受性，實在不言而諭。「孔和尚」的那番話，也許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

陳季冰的撰文提醒了讀者，敝國一位去世六十多年的改革先驅，現在依然長眠在香港仔的華人永遠墳場。當我們目睹內地稍為有經濟實力的尖子學生，都希望來港讀大學時，也許蔡先生在九泉之下，也寧可把自己的遺骨留在「孔和尚」言下的走狗之地，也不願返回自己一手領導過的學府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