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華人的勞資關係（上）

身為會計界中人，偶爾會造訪一些行內的網上論壇。上月某張帖子，惹來廣泛討論：事主最近到一家成衣採購公司見工，與他面談的，相信是東主的兒子。入職者需為會計界公會會員，要經常往返港深兩地，但車費一概不得拿回公司報銷；此外，除了國內的春節長假之外，所有香港的「紅假」都要上班，一週六天，沒有長短週，八時半上班，七時下班，月薪港幣一萬六千元。

看畢之後，想必不少人會以「刻薄」、「使人唔使本」等言辭來形容僱主。但筆者去年的拙文《怪獸社會》中的觀點，到今依然適用：「假使你具備所需的能力，而又能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的話，除非另有原因，否則你根本不會對這份工有任何興趣。市場的力量，定必會令僱主調整薪酬與期望，才能吸引人應徵，無需旁觀者多花唇舌。」

不管你活在什麼社會，僱傭關係向來都像周瑜打黃蓋那般，需要一個願打，另一個願捱，才能成事的。聽到這裏，也許讀者會隨即這樣反駁：那些年，《半斤八兩》的歌詞，道盡所有打工仔的遭遇：「出咗半斤力，想話攞番足八兩，家陣惡搵食，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筆者的觀察，似乎僅是一廂情願而已。的確，昔日勞工的選擇不多，往往被迫肉隨砧板上，任由僱主宰割。但時移世易，隨着商貿急速發展，工種的分類愈趨複雜與仔細，僱員打工的選擇也隨之增加，轉工亦成為家常便飯。

但在現實裏，像上述那家公司那般，不時與員工根根計較的老闆，在華人社會中又的確比比皆是。此等公司，不管規模大小，都有個同通點：能做決策的，總會是家族成員，其他的伙計，只要唯命是從便可；兩者之間，似乎被一道無形的牆阻隔着。如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著作 Trust 裏所言，除了政府有份參與的公營企業之外，華人社會的經濟幾乎全數由家族企業主導。東主把權力高度集中，雖則表面上方便管理；但家族以外的員工無法獲充分授權，令他們即使心懷雄心壯志，亦失去協助東主擴充業務的誘因。不難想像，在意興闌珊之下，他們最終會另謀他就，甚至自立門戶。但諷刺的是，這些人做了老闆之後，當初他們所受的遭遇，又會重複發生在自己的伙計身上。如是者不斷循環，企業難以進化成具有高質素管理團隊、業務遍達全球的龐大跨國公司。

當然，以中小企為骨幹的華人經濟體，在急劇轉變的營商環境中，往往表現出強大的適應力，亦是它的優點之一。問題是，管你有多少能耐，終歸都要被外來的大企業牽着鼻子走。要麼我們對僱傭關係的認識，未能作根本的突破的話，或許一切所謂復興或和平掘起的理想，都僅僅是空想而已。

沒理你感受的，又何止是他們？

港女的思考藝術＃３２--她大聲的問你：「你有冇顧過我感受呀？」的時候，她肯定沒有顧及你的感受。（取自健吾的「非是簿」網頁）

在「非是簿」某討論區，有一位活躍成員最近牛一，收到各方好友的祝福之後，發了圖中這張道謝的帖子。筆者推測，事主是位在職場上初出茅廬的青年人，有感自己再努力賺錢，也難以負擔高昂的房價，因以借機宣洩一下而已。雖則不論男女老幼，多數都不會認真看待自己的生日願望，但事主的這個心願，實在值得斟酌。

回想９７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本地房價由高峰持續下滑，到０３年沙士期間，樓市更陷入谷底。受此拖累，本地經濟萎縮，企業相繼倒閉或裁員，即使保得住飯碗的，沒有被減薪已算十分幸運，更遑論升職加人工。那邊廂，自歐債危機爆發後，西班牙的房價大幅回落；連鎖效應，令該國的失業率攀升至現時的２７％，雙失青年隨處可見，情況嚴峻。有了以上那些活生生的例子，筆者不禁懷疑事主有否想清楚，他的願望假使成真的話，自己將會因而得益還是受害。

然而，類似事主這種心態，在八、九十後的社群內並不罕見。那一輩的人，普遍飽受學歷高、工資低、向上爬的機會愈見渺茫等問題所困擾。他們渴望本地房價下調甚至崩盤的心情，實在情有可原。但肯定的是，他們必然跟身為業主的一群正面對立；很明顯，他們在表達訴求時，並無考慮對方的感受。

筆者並非執著於誰對誰錯，只是想借以上的事例，帶出坊間一種行為傾向。不管您身處什麼社會，不同階層難免會有衝突；問題是，要麼人人都只顧各說各話，彼此的矛盾只會日益加深。要化解僵局，不外乎靠兩種手段：一是各方透過和談，達致共識；或者是某方充當話事人，指令他人就範。對以上那些只顧自己、不理別人的而言，他們選擇的會是前者還是後者，實在呼之欲出。

從以上觀察推論，時下由港孩、怪獸家長、港男港女、強國旅客等牽起的投訴文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正好反映抱着上述行為傾向的人日益增多。有了這個背景，也許最近政府官員被要求在製訂政策時，需顧及毗鄰地區人民感受，僅僅是這個大型主旋律下一個小小的變奏而已。當這種風氣漸漸滲透各階層時，社會將會邁向包容與和睦，抑或狹隘與偏激，實在不言而喻；屆時，政治氣氛會日趨民主還是極權，各位都心裏有數吧。

一百年了，沒有長進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由六四事件遇害者親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去信即將首度官式訪華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小弟覺得臺灣的譯名更有親切感），呼籲他敦促北京政府釋放異見者劉曉波。

姑勿論丁君的訴求合理與否，上述的事，立時令人聯想到古時飽受屈辱的婦人，一見到朝廷命官的轎子就不惜冒死攔路擋駕，懇請大人主持公道的景象。

來了今年，這股向美國總統「上訪」的風氣，不單沒有跡象消失，還蔓延到其他地區。譬如早前鬧得滿城風雨的奶粉荒，就有港人到白宮的網站聯署，要求美國政府介入。早陣子的馬來西亞大選，又有不滿結果的選民向白宮申訴。一時之間，美國總統猶如變成了青天大老爺，成為無助的百姓尋冤得雪的最後希望。

在外邦人眼中，要別國的元首插手自家的爭端，坦白講簡直是荒謬之極。那樣，導致以上現象的，又會是什麼原因呢？

站在官僚的角度，他們最關心的，莫過於自己的仕途。黎民的福祉，固然是關鍵，但上頭的好惡，更直接影響官運。所謂山高皇帝遠，沒有上頭的監督，官僚乾脆可以為所欲為；對他們不滿的百姓之所以上訪，無非是捕捉這種心態。換言之，要他們深切反省自己的所為，非要令他們感受到相當的壓力不可。

從上述的觀察，我們不難進一步引伸：以天朝自居的國人，往往要等到內外形勢交困，陷入危急存亡之秋的時侯，才會認真反思自己的缺失，並放眼認識他方的長處。如是者，在一個多世紀前，列強接二連三進犯之際，清廷上下才急於展開洋務運動，務求改革國家。但在受壓之下得出的解決辦法，話到底都只是治標而不治本，一旦列強稍為收斂，國人又再故態復萌；結果不單賠上皇朝與江山，還令國力被大幅拋離，淪為別國眼中的病夫。

百多年後，國家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少稍有學識的人（譬如數篇前筆者提過的李世默君），眼見來自他邦的壓力有所舒緩之際，便開始趾高氣揚，急不及待跑出來自吹自擂，盡數別人的不是，並叫國人無需再聽他方的那一套。姑勿論經濟成就輝煌與否，一個只會在別人的威脅之下，方能促成任何改變的民族，在異地所獲得的到底是尊崇還是鄙視，各位都心裏有數吧。

去年年終，年屆八十三的資中筠在某演講中說：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老先生的說話，一矢中的地解釋了為何國人愈有錢，反而愈受別國人民歧視。某些有心人，立即會把責任歸咎於現世的政權；筆者則感嘆，要麼舉國上下都傾向這樣的話，管你再搞多少次革命，再多一百年後，國人都只會是原地踏步的。

走，是唯一辦法嗎？

不知各位讀者，有否留意到近來身邊漸漸多人，表示有想過離開香港、另謀他鄉。固然，跟八十年代的移民潮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而現時聲稱有此打算的，雖未至於存心開玩笑，亦未顯得十分認真。但正當香港的人均收入與財富，足以跟工業大國媲美之際，居然開始有人萌生去意，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背後原因，不少人例必會本能地歸咎於「北大人」的有形之手。無疑，為求自身利益，他們對香港的事務特別緊張。但想深一層，他們要份外操心的，又豈止這個彈丸之地呢？相比起國防外交、城鄉發展、整治貪污等的重任，他們真的打算花同等的資源與時間，去兼顧一個已具備良好（如非完善）制度與基建、財政又完全獨立的特別行政區嗎？

當然，有人隨即會這樣修正：俗話云，皇帝不急、奴才先急。真正令人反感的，是那些執着某些雞毛，就以為是令箭去指點江山的人；他們為求獲取歡心與支持，往往對異見者毫不手軟，表現得比建制中人更偏激。由於他們壟斷了下情上達的渠道，圈外人的聲音都被排擠。用「狐假虎威」來形容他們，確是十分貼切。

看見如斯局面，難怪愈來愈多人認為，要麼不採取更激進的手段，「北大人」根本不會聽自己的訴求。如是者，他們不斷把聲音擴大、把抗爭行動升級。隨後，某些支持建制的又有樣學樣，更多次到對方的活動中「踢館」。就這樣，社會上的噪音愈鬧愈大，真誠討論的空間卻不斷縮窄。

但仔細地看兩邊陣營，又不見得他們十分團結。首次七一遊行至今相隔近十年，泛民陣營依舊是一盤散沙，一談不攏就互相指罵；那邊廂，建制派賴以維持聲望的，不外乎是民眾對泛民之厭惡，以及就連他們都公開承認的「蛇齋餅粽」策略。換言之，坊間對他們的支持，是出於消極而非積極；其根基是雄厚還是脆弱，實在無用多說。

總括以上觀察，這個偽國際都會之所以弄得如斯田地，無非是各方從頭到尾，都不懂如何看待異見者；到了迫不得已的關頭，不解決分歧不可的時候，唯有訴之於最原始的手段：一是威迫、二是利誘。坦白點說，當某個社會愈來愈依賴這些方法來維繫的話，它到底是步向進步繁榮還是傾頹衰落，也是心照不宣。

筆者作為眾多被夾在雙方之間的市民之一，向來尊重別人去留的決定。筆者絕無酸葡萄的思維，但想深一層，即使你有幸能跑出去，亦不見得從此你就能一勞永逸。所謂家家有本難諗的經，他鄉的新問題你一樣要面對。現實的經驗會告訴你，當初你期待的冀望，許多到最後都只會淪成空想。說到底，當前這股疑幻似真的移民潮，或多或少反映着某些人一遇上困難，就打算逃之夭夭。可悲的是，當抱着如斯心態的人日漸增多時，他鄉的人會覺得我們是齊心協力、無懼挑戰，還是一有麻煩就各散東西呢？他們對我們的品格，會是推崇備至還是暗中蔑視呢？

如何以上的文字，真的有人對號入座的話，筆者希望閣下三思：走，真的是唯一辦法嗎？

如何以上的文字，能引起閣下共鳴的話，筆者又希望您想想：要令打算走的人打消念頭，我們欠的是什麼的？筆者認為，是互相包容，而不能是單向的。不知您的高見如何？

如果生命沒有歌

「假如有天，我們再沒有歌可以聽的話，我想大概是因為，人類已經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吧。」本地音樂人盧凱彤，在出席由文藝復興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時，有過這番話。

基金會的牽頭人之一，是盧小姐的半個老闆黃耀明。筆者心想，要麼她知道兩年前「明哥」的一段經歷，也許她會說不出以上的話。那年的暑假，明哥主持過一個講座，跟與會者談音樂、說政治。他說，早前的七一遊行，警方一度禁止參與者玩樂器；加上自己已灌錄好的專輯，在內地推出的計畫一再受阻，令他深深感受到，越來越多人懼怕音樂。

當然，我們仍然看見眾多明星，繼續如常地出唱片、開個唱，而且賺得盤滿缽滿。故此，問題應該不在音樂本身，而在它背後的象徵意義。

人類創造歌曲，是要來表達情感，情感要真摯，歌曲才會動聽。要達到這樣，人需要有勇氣表達感情與思想才行。失去這份勇氣，人的交流會流於表面化，缺乏真誠。如是者，歌曲的內容自然變得乏味。

近年，「香港樂壇已死」的概嘆不絕於耳，有人歸咎唱片公司唯利是圖，也有人抱怨音樂人只懂「食老本」與抄襲。但畢竟，製作音樂，是音樂人與聽眾間的互動過程，有怎樣的聽眾，自然就有怎樣的音樂。時下的樂壇之所以令人覺得懨悶，不就是反映人際間無法坦誠交心嗎？

以上的發現，或多或少反映了港人的內心異常虛怯；就像戶外滿是洪水猛獸等的威脅，大家都要把心扉緊閉一樣。那就奇怪了，香港已是個傲視全球的金融中心，人均入息已直逼甚至超越工業大國，但港人的深層恐懼，反而有增無減，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恐懼的成因，想必不少人會歸咎於政治環境。但畢竟大多數的歌曲，都只是訴說個人情感，即使是最獨裁的統治者，想必也不可能花時間與資源去干涉；換句話說，創作歌曲還是有自由度的。可悲的是，要麼連這僅有的自由，大家都甘願放棄的話，我們不是可以反過來說，港人根本是害怕甚至是討厭自由嗎？假如讀者有看過佛洛姆的《逃避自由》的話，或許我們可以大膽預測，無需等待建制階層的有形之手，社會必然會變得更專制，在民主路上愈走愈歪。這種反自由的風氣，實在值得我們擔憂。

要扭轉局面，我們必須致力維護一個能暢所欲言的環境。法制上的保障固然是關鍵，但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要誠實面對自己，懂得設身處地去思考與感受，才能形造一個鼓勵人說真心話、聽真心話的氣氛。透過歌曲唱出真心話，其實只是一小步；大家都懂得欣賞真話時，誠實的風氣自然會形成；一切不公允的事，都可以迅速曝光，繼而消失。一個名符其實的和諧社會，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以此為基礎，要達至民主、包容、法治等更崇高的價值，不就可以水到渠成嗎？這個容易到人人都有能力做的內心革命，遠比上街遊行或街頭抗爭等的外在革命來得更直接更徹底；讀者假若還是民主信徒的話，你會選哪條路呢？

回想明哥進入樂壇時，本地 Band Sound 可謂百花齊放；各組合都有獨特風格，歌曲題材也很廣泛。但這段黃金時期，已經一去不返。來到現在，有心搞音樂的人，運氣好的都已經往內地發展，其餘的都慘遭投閒置散。好的歌曲，在這偽國際都會已經是買少見少；不消很久，我們就進入一個無歌可聽的世代。一個完全沒有歌曲的城市會是什麼模樣，筆者確實不敢想像。以下這首老歌，或者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繁鬧市　百萬人擦身過
未會想　路過者有故事
人面中　看不到笑臉
每一對眼目內　盡透冷漠
心中空虛　誰又會聽我細訴
心想溝通　誰願講心內熱誠話
幾多虛假　曾令我不再要多說
假裝對話　寧莫說話
（赤道《無言者》）

他人之苦，責任誰屬？

四月十五日，世界兩端同樣發生恐怖襲擊，一宗有三人遇害，另一宗則超過三十人罹難。然而，世人對前者之關心，遠超於後者。原因不難理解：前者發生在美國，後者則在伊拉克。在各社交網站內，有少數人發帖，直斥各大媒體厚此薄彼。

然而，站在編輯的立場，媒體版本的取材，定必是按受眾的口味來作取捨吧。既然看的大多來自歐美等的工業國，美國的恐襲亦順理成章地成為頭條。說穿了，不管你是什麼民族，似乎都只會關心自己周圍的事。

媒體的取態如何，筆者不打算評論。但曾幾何時，報章或電視的新聞報導中，總有一兩段來自中東的消息，而且十居其九都是武裝衝突。來到今時今日，竟然淪為一個乏人問津的區域，令人不禁嘆息。

仔細點看，世人之所以關注中東局勢，無非因為區內大部分國家都盛產石油；一旦出了亂子，隨時會觸發類似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令全球經濟陷入停頓。但人道是，隨着美國近年積極發展開採頁岩氣的技術，使這個全球最大石油消耗國，不單逐步實現自給自足，甚至有望成為淨出口國。既然無需依賴中東進口的原油，該區發生什麼事也彷彿跟我無關吧。

來到這裏，少不免想起三屆普立茲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的觀察。十多年前，他寫下《凌志與橄欖樹》一書時，就是留意到時至今日，仍會為一株橄欖樹誰屬而拼過你死我活的中東各國，基本上跟全球化進程絕緣。到了寫《地球是平的》時，他更直言石油對中東來說，是咀咒多於是祝福：各國只要繼續有石油開採，統治階層就無需改革政制、促進商貿、鼓勵投資、推廣教育。結果令佔全球五分一人口的伊斯蘭世界，貿易額僅佔全球百份之四；要麼撇除石油相關項目的話，相信分額會更少。坦白點說，用「窮得只剩下石油」去形容它們，一點都不過份。

試想想，石油除外的出口少之又少，人民教育水平亦不高；這些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會是舉足輕重還是無關痛癢，實在不言而喻。當地人民的生活，是否值得外邦人欣羨，也是無用多說。加上各方勢力只要稍為談不攏，便動輒訴之於暴力，難怪世人對區內的大小流血事件，漸漸感到厭倦甚至麻木。簡單而言，該區局勢慘遭冷落，應該是西方媒體主管還是區內統治階層的責任，已是呼之欲出吧。

當然，筆者清楚，無論責任誰屬，受害是終歸都是平民百姓。可悲的是，要麼連當地稍有影響力的人，也無法協力制止綿延不絕的武鬥的話，我們投入再多的同情與關心，也只會是枉費的。

執正語言，不如執正思維（新版）

【筆者按：上週的大新聞，莫過於「鐵娘子」的辭世。她的生平與遺風，好應該評點一下。但心想，有此打算者，坊間比比皆是，自己的見解，又不比他們高明。故此唯有放棄這念頭。】

踏入四月，又是中學文憑試的季節。某電視台的時事節目，最近集中報導考生準備國文科試卷的情況。人道是，去年該卷的合格率，是四個核心科目中最低的；前車可鑒，今年不管是考生還是學校，統統不敢鬆懈、積極備戰。然而，從早前模擬考試的成績看，考生的表現似乎仍未有顯著改善。

問題的成因，各方面眾說紛紜。有人歸咎於新制不再要求學生閱讀範文，令課程缺乏焦點，教師與學生頓時感到無所適從；有人則批評當局用了考英語的思維來編國文試卷，令它變成四不像。筆者非教育專家，考試的技術細節，留待他們仔細討論。然而，有些基本的因果問題，我們不能不先搞清楚。

語言的基本功能，是傳達想法與情感；按此推斷，語言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差不多七十年前，歐威爾 (George Orwell) 在散文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政治與英文語文）中，已講得清楚不過：懶於思考的人，用語自然會馬虎；而粗疏地用語，又會令人變得更愚笨。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我們不能不下苦工，令思路變得清晰，用語更為精準。

奈何的是，這個偽國際都會，被一股所謂「一試定生死」的風氣所籠罩。大部分學生之所以學習語文，不過是為求應付考試，滿足入讀大學的門檻而已；至於試卷不考的範圍，他們都懶得理會。不難想像，這個態度猶如畫地為牢；在如斯背景下，學生的語文根基是強是弱，實在無用多說。

還不止，在節目中受訪的一名考生，表示作文試卷最難應付，皆因沒有標準答案云云。這種擔憂，實在不算十分罕見。問題是，他朝你踏足社會，想應徵一份待遇不俗的工作的話，你總要有一手像樣的文筆，把諸多的資訊和意見整合，再向他人發表吧。你的職位愈高，你就愈難找到一個現成的葫蘆，讓你依樣來畫。當考生們的這種風氣，透過歐氏言下的循環滲透到整個社會時，民智將獲得提升還是貶低，也是不言而喻。

諷刺的是，針對歐氏的見解，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早已有辦法解決。當年的學生必修的，是兩門現代仍很實用的學問：修辭學，透過合適的言語表達，增加說服力；辯證學，分析別人的言辭，找出箇中真偽。辯證為盾，修辭為劍，他們就在不同的場合中互相切磋，鍛鍊語文與腦筋。如是者，兩地人才輩出，成就出至今依然為人頌讚的文明。跟當下所見比對一下，筆者實在懷疑，我們是否已踏上了退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