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發財」？

（註：牛年起始時，筆者寫過一篇同名的文章；一年過去，筆者決定重寫一次。）

農曆年既然是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節日，期間大家的所作所為，或多或少可以反映中華文化的特色。

恭喜發財，大家在碰面時例必會說；不管我們最終發財與否，在佳節期間說些「好意頭」的說話，是國人的習俗。然而仔細一看，「意頭」這種東西，似乎只有華人社會才特別重視，莫說大時大節，即使是日常生活裏，我們對「好意頭」實在是趨之若鶩，例如公司在選上市編號時，總會選３或８字。可是事情的吉凶，往往都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一味追求吉利的「意頭」，似乎有點兒不切實際。趁着新年，我們不妨值得探討國人的這種心態。

反觀西方社會的人，聖誕新年裏只會祝對方「佳節愉快」，佳節過後，大家繼續如常幹活，祝福亦隨之過去。但華人社會裏的祝賀說話，可謂五花八門，那些句語，更會滲到歌曲、電視與電影等的媒體裏，務求在節日裏營造一片歡樂氣氛。但對一般人來說，那些如「萬事勝意」、「財源廣進」等的祝願，用英語說真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想得太美了），若有人相信它們最終會靈驗的話，我們除了說他太天真之外，實在沒有更貼切的形容。那麼，這些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祝福語，豈不全都是空話嗎？既然是空話，為何我們仍要樂此不疲地說下去或唱下去呢？沒有強大的誘因，實在沒法解釋這種看起來十分愚笨的所為；也許，那些（空洞的）祝福符合了我們潛意識裏的某種渴望，認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會是美好的。有這種渴望，確是人之常情，但當整個民族都熱切追求「好意頭」，並唱得越來越響亮的時侯，這不是反證了，我們根本無法面對逆境嗎？一個喜歡以一大堆空話，去掩飾眼前困境的民族，給世人的印象，是成熟還是幼稚呢？更糟的是，這種凡事都渴望「好意頭」的心態，令人很容易墮入迷信的陷阱，寧可信片面的空話（甚至謊言），也不信客觀的事實；這樣說，我們豈不是身處一個專門玩「假大空」的社會嗎？連黎民百姓都沉醉於「假大空」的話，當權者能不大搞特搞「假大空」嗎？

不瞞大家，說到這裏，我發覺自己開始討厭農曆年，討厭的不在節日本身，而是以上這些「假大空」的傾向。對我來說，能愉快地渡過這個節日，已經很滿意了，其他的祝願，我只會禮貌地說句「No, thanks （不必了，多謝）」。

與馬勒的音樂之緣

die Symphonie muss sein wie die Welt. Sie muss alles umfassen （交響樂就像世界，要包涵一切事物）
馬勒 (Gustav Mahler) ，１９０７年１１月與西貝流斯 (Jean Sibelius) 對話的節錄

練總在最後一篇專欄中，透露自己是個馬勒狂，當年就是因為太入迷，因而未能完成博士論文。筆者雖不如練總那般多才多藝，但對馬勒的音樂同樣有份不解之緣。

開始接觸他的音樂，是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猶在求學時，某電視台播映了《銀河英雄傳說》的動畫；在信博裏，相信有不少《銀英傳》的「粉絲」，而筆者印象最深的，是動畫中的配樂。為求追查來源，筆者遊走了信和與荷里活各唱片輔，搜尋《銀英傳》的原聲大碟；當然，仍然是學生的我，根本沒有財力買這些動輒二三百元一張的ＣＤ，我能做的，是閱讀印在封底上的曲目。在上面找到最多的字，是「マーラー」，但要把日文的譯音換成英語，實在有點難度；直至走到圖書館的唱片架上，才知道是 Mahler。時至今日，我早已丟下田中芳樹的著作，但馬勒的音樂，我仍然有聽。

演奏他的音樂，確實是項浩大的工程；要欣賞，從前只能靠聽唱片。可喜的是，自從大師迪華特上任港樂總指揮後，本地樂迷終可一飽耳福，親身感受它的震撼。今個樂季，港樂更上演兩首馬勒的作品：去年十二月有以唐詩為靈感的《大地之歌》，下星期則有「賣飛佛」的第三交響曲。熟悉他的音樂的人，都清楚馬勒不忌諱地在創作中談論死亡觀，但這首第三交響曲，是少有的例如。相反地，從起首「夏天的行進」，到結尾「愛告訴了我什麼」，曲裏每個樂章，都呈現着豐富的生命力；難怪馬勒會誇言：這首作品不是音樂，純綷是自然之聲。要一氣呵成地演奏這首差不多兩小時的作品（單是第一樂章就超過半小時），是對樂團的最大考驗。

當年電視台播的《銀英傳》動畫，只播了第一單元，而這單元在結束時，正是以《馬勒三》的最後樂章為配樂。港樂把《馬勒三》宣傳為情人節獻禮，實在有點兒張冠李戴，但無論如何，今次的演出仍是不容錯過的。

通識的目的（與為何我參加《動筆動思考》）

過去兩次，我都是在談什麼不是通識；今回，該說一說什麼是通識了。

數年前在因緣際遇下，我認識了鄧文正博士；他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的理想，多年前毅然辭去大學的教職，並創辦自己的學舍。在大家還未知「通識」為何物之際，博士已率先搞通識課了，課堂中閱讀的文章或書籍，可謂包羅萬有；例如現在我們讀的，是羅素的《西方哲家史》，要在堂上講完整本書，猶如修建巴塞羅那的聖家堂一樣，因為我們不單要讀懂內容，還會有許多的討論，有時僅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可以談上大半個小時。就像最近，我們在讀托馬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如何以邏輯推理，證明神的存在。然而此等議論，不管時空是在九百年前的中世紀歐洲，還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都沒可能有結論；既然如此，也許你們會問：還值得花時間嗎？我則認為，能回答這個問題，便可知道通識的真正用途了。

不管我們身處在什麼文化，任何神明或鬼怪，你信則有，你不信則無。以哲學證明神的存在，看起來有點兒多餘，羅素甚至認為，為一個早已訂立的結論找論據，極其量只是一種辯謢，本身並不是哲學，故此托馬斯的成就，與古希臘的哲學家相比可謂差天共地。當然，托馬斯的論據出色與否，大家各有觀點，但至少他意識到，自然哲學無宗教種族之分，以它游說異族與異教人歸依基督，會來得更有說服力。換個角度看，他之所以要用自然哲學立論，其實是隱晦地說明了，單靠領洗、誦經、禱告、上主日課、參與彌撒等的行為，不足以支持自己宗教的合法性 (Legitimacy)；因此，不論托馬斯的著作成效怎麼，但最低限度，是他對信仰的一種自省，而他身為局內人，也肯作這樣的反思，實在值得尊敬。

回到今天，我們聽到諸多的意見，認為「通識」可增進知識、擴闊見野云云，然而這些理由，都是趨於功利。但以功利的心態學所謂「通識」，豈不是局限了自己的見野嗎？其實對我來說，通識的最終目的，就是自省與反思。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也許都是透過自省，才會知道自己完全無知；瞭解自己無知，才會虛心學習，然後再以新的知識，反思自身、反思社會、以至反思國家。反思過後，會再學習新知識，有時侯，甚至要「反學習」(Unlearn)，摒棄某些故有的知識，如此不斷循環，個人、社會以至國家才會不斷進步；憑此，他才能遺下睿智的明言「未經反思自省的人生，不值得活」。一千多年後的托馬斯·阿奎納，可能也是要實踐這份智慧，才立志著書立傳。因此對我而言，只要是以自省與反思為學通識目標的話，不管在博士的通識課上讀什麼，歷時要多久，反而是次要。從課堂裏打好基礎後，我開始以寫博客實行這個目標。經過一年多的鍛練，來到２００９年，我以相同的實踐態度，報名參加第一屆《動筆動思考》文化組，結果從千多名投搞者中突圍，成為二十多位成員之一，並兩度獲選「最佳文章」；這個小成就，博士佔的功勞最大。

最近得悉，新一屆《動筆動思考》快要啟動的，對有志參加的人仕，我有以下的建議：只要你是循以上反思的路線出發，你的文章至少不會太爛；不論你的風格是偏向理性（如筆者）還是感性（如文化組許多組員），也請緊記：你的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專欄，不是寫給自己看的筆記，在落筆前，請先弄清自己的思維（詳見拙作《執正語文，不如執正思維》)，思維清晰，才能以精確的文字表達，讀者才能容易明瞭自己的意思。最後，謹祝各參加者有理想的成績！

沒有 Peacemaker 的社會

２０１０年ＮＨＫ的大河劇，邀來萬人迷福山雅治飾演明治維新的幕後功臣坂本龍馬。在片頭的動畫上，閃出了三個形容龍馬的英文字：Fighter, Idealist 與 Peacemaker；對前兩個稱號，筆者不表示意見，唯獨最後一項，實在值得斟酌。無可否認，他身為土佐（高知縣）的一介草民，竟可促成長期為死敵的長州藩與薩摩藩聯手，以此功績來說他是 Peacemaker （締結和平者），表面上很合理，我們作為外人，也不宜猜測龍馬在背後有何圖謀。然而這次同盟的背後，是要以德川幕府為共同敵人，從當時雙方勢成水火的局勢看，根本談不上什麼和平；當然，這不是龍馬的錯。德川家茂與孝明天皇相繼去世，令局勢變得無比混亂；遺憾的是，在此關鍵時刻，龍馬遭受暗殺而英年早逝，若果他能活到繼後的戊辰戰爭，親身見證薩長聯軍與效忠幕府的志士互相廝殺的話，不知他會否後悔當日的舉動。把 Peacemaker 這個美譽賜給他，確實是一種諷刺。

或者，我們應該換一角度看：Peacemaker 這個英文字，確實沒有合適的翻譯；查遍了中英與日英辭典，都把它解作「調停者」，製作人使用此字，也許就是基於這種誤解。但 Peacemaker 的功勞，又豈止調停衝突那樣簡單呢？例如二十年前，結束牢獄生涯的曼德拉，不單沒有主張報復當年欺壓他的白人（津巴布韋的穆加貝是個反例子），更積極促成種族和解與共融；自他就任總統後，種族衝突正式成為歷史（詳細請看電影《不敗雄心》）。憑這份努力，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是位名乎其實的 Peacemaker。這種和平之所以名符其實，全因各方都本着包容的心，透過理性討論解決紛爭，最後在全體人員同意下，達成保障各方利益的和議；這樣，和平才能恆之以久。

反觀在東方社會，能拿得出以上的能耐嗎？薩長聯軍打着明治天王的旗幟，指令幕府與其軍隊投降，那算是「平」嗎？ 後來各方仍然對峙，觸發了戊辰戰爭與西南戰爭，那算是「和」嗎？把視線轉到今時今日，最近聽到所謂「深層矛盾」的討論，但試問哪個社會完全沒有矛盾呢？有的話，我們又怎麼解決它呢？是訴之於理性討論、化解紛爭，還是互相指罵、各不相讓呢？一個不管是當權者還是反對者，都容不下反對意見的社會，能夠理解和平的真義嗎？不能的話，是否代表這個社會在骨子裏是橫蠻暴戾呢？

沒有和平或 Peacemaker 意識的民族，能為其他民族之表率嗎？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以下的情節，不僅在電影劇集裏經常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也不罕見：一個普通的中國式家庭，父母為求子女日後活得好一點，全心全意當「廿四孝家長」：供書教學自然不在話下，任何補習、比賽、活動甚至海外交流，只要經濟上能付擔的，都會讓他們參加。父母的本心，總體來說是善良的，誰知集萬千寵愛的子女，竟會對父母說：「你們為我做了那麼多，究竟有沒有問過我將來想怎麼樣呢？」。很明顯，兩代人是不能交心的，父母對子女做的一切，子女只能照單全收，子女有什麼意願，父母可以置之不理。這個現象，我們稱為代溝 (Generation Gap)。

用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分析「八十後反高鐵」現象背後的意義：筆者不是工程師，不打算評論高鐵工程應否上馬；然而，當聲稱支持工程的團體（當然，他們是否完全理解工程，是值得深思的。），在報章登廣告表明立場後，某電視主持隨即譏笑着說：現時歐美社會都在討論，報紙還有沒有存在價值，那些團體刊出的廣告，實在會有多少人看呢？這些單向的傳統媒體，已經被「八十後」（甚至是「七十後」）摒棄了，現在他們用的，是 Facebook、Twitter、Youtube、博客（包括信博吧）等的互動媒體。但此等新媒體，上一代人又不會使用，連溝通的平台都不同，雙方又怎能沒有衝突呢？闊一點看，「八十後」之所以對政府不滿，也許與上述子女對父母的牢騷是同出一轍的：上一代人（包括政府）滿是以為，搞那麼多的基建、教改、六大產業、國內實習等的計畫，都是為下一代著想，但下一代的打算，上一代人又聽到多少呢？姑且勿論打算是好是差，要是連聽都不屑聽，下一代人會否覺得自己受尊重呢？更糟的是，某個社會裏的代溝之深淺，反映它是創新還是守舊，以此為指標，我們的社會又是什麼樣子呢？王迪詩曾說：「公務員『活化』古蹟，不如先『活化』自己。」（詳見《中環的前途》），試問由一群已列入「古蹟」的腦袋當領導，香港的前途又會變成怎麼呢？

回到上面的小故事，假若父母真誠地說「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的話，改變還是來得及的。反觀這個社會，為政者何時才會醒覺，他們千辛萬苦幹的東西，那些「八十後」根本不想要呢？

執正語文，不如執正思維

某天往尖東赴約，在地鐵站下車，出閘後再乘升降機上地面。現時的升降機，許多都有預先錄好的提示話音，但在尖東站聽到的，實在不能不令人滴汗：

請留意開門方向 Please note which side of the door will open （如有誤請提點）

升降機有兩扇門，服務樓層只有地面與地下，使用者從某扇門進入，必定在另一扇門離開。這樣的話，何不乾脆把話音改為「請在對面離開 Please alight at the opposite side」呢？使用升降機的，即使是失明人仕，難道真的不會注意哪扇門會開啟嗎？「請留意開門方向」這句提示，實在可有可無，有的話，更是侮辱使用者的智慧。

類似的拙劣語文，陳雲已在他的著作裏點出過，筆者不打算重覆。問題是，語言無非是傳達思想的媒體，我們先要在心裏有些念頭，才會選擇適當的語言，表達給別人看。上述的那句話音，文法上完全正確，但因為裝升降機的人漠視實際使用的情況，才會有如此差勁的提示。語文能力要好，文法、詞彙等的硬件還是其次，首要關鍵的是思維；思維弄不好，管他用上最恰當的辭令、最正規的語法，聽者與讀者都會覺得言之無物。六十多年前，英國作家歐威爾 (G. Orwell) 寫了一篇短文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正好預視這個問題：我們思想愚笨，才會使用醜陋與不精確的語文；而我們粗疏地使用語文，又會令我們的思想更為愚笨。用此對照以上或陳雲列舉的事例，大家能對香港社會的發展感到樂觀嗎？

最近看到新聞一則，指自教育局宣告教學語言「微調」後，一些在來年會以英語授課的中學，即時收到大批入學申請。然而，假若那些家長與學生，只知道英語授課有助日後「搵食」，而缺乏歐威爾的意識的話，是否能如家長與長官的意願般，可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嗎？僅執正語文，而不執正思考，我們是否如英文的成語般，把車放在馬的前面嗎？

痛苦，必要的嗎？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而這痛苦，就叫做革命。
電影《十月圍城》中的對白

電影《十月圍城》，英文名稱是 Bodyguards and Assassins（保鏢與刺客）；在老佛爺眼中，搞革命的孫文醫生確實是眼中釘，不將之除去，他朝必會危害自己的江山，因以派手下刺殺他；為了抗衡那些刺客，才會有保鏢出現。當然，電影內容是虛構的，但故事之條理，中國人不會感到陌生：任何專制的統治者，都會用盡方法打壓政敵；莫說如秦始皇之類的暴君，即使是人人讚許的唐太宗，也要靠殺害親兄弟才能登極。看來從古到今，不管統治中國的君主是好是壞，都不會包容反對自己的人；因此非常諷刺地，在《十月圍城》上映之際，共和國把搞「憲政革命」的劉曉波再度關進獄中。

故然，１９０５年的清帝國，已是病入膏肓，縱使沒有六年後的革命，大概當時也沒有人相信帝國能千秋萬世，即使是頂戴花翎的，也深知事態不妙。修讀醫科的孫文，毅然要替這個病了的國家動一場大手術；如片中所言，他握着的手術刀，叫做革命。然而環觀歷史，革命之形成，往往都是當權者不斷積弱卻又故步自封，反對派才能乘虛而入奪權，其間死傷無法估計。問題是，這些血腥的場面，真的是必要嗎？當權者與反對派，真的無法坐下來坦誠談判嗎？

一百多年後，共和國出現空前盛世之際，劉曉波提出了《零八憲章》；他是否存心打倒當權者，我不作評論，但至少，憲章是他對治國的一點建議；再者他勢孤力弱，又不能像孫文般有龐大的經濟後盾，假如他真的能憑一紙憲章推翻整個政權，出問題的究竟是劉生還是政權呢？然而，當這班從前的反對派，靠革命上台成為當權者後，連一位平民的進諫都不能容忍時，難怪我們又要等到他們由盛轉衰，後人再發動革命，才能解決社會的矛盾嗎？如此當權者與反對派、加害者與受害者不斷循環，上一代人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部付之東流？外間的人，又會認為我們是個包容還是暴戾的民族呢？

１７８７年，美國剛從英國獨立後不久，五十五位來自十二州（羅德島州沒有參與）的代表，齊集費城商議治國之道。經過四個月的辯論與妥協，最終編成了美國的憲法，雖然偶有修訂，但大部份條款仍然沿用至今。那班立國者，證明了欲求文明之幸福，痛苦是可以完全不必要的，自稱有四千年文明的民族，能拿得出他們這份能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