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霸權」運動，造就另一霸權？

「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由最初只有小貓三四隻參與，到現在變成全球現象。參與者主要的不滿，是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並直指各國政府與金融機構是罪魁禍首。

不容否認，環球的金融市場在近世蓬勃發展，令一眾金融機構變得「大得不能倒」，繼以能左右政府的決策。加上機構高管無視公眾反對，繼續以巨額花紅獎勵自己形同賭博的行為，贏錢就自己得益，輸錢就由納稅人埋單。示威者的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少示威者宣稱，市場經濟已經逐漸失效，認為政府有必要伸出有形之手，令經濟重拾正軌云云。這種假設，活像認為政府是個完能完知的智者，一切生活上的大小問題，它們都能處理恰妥。即使讀者不是學貫中西，也很清楚這假設不切實際。

最近也看到不少意見，把這次示威浪潮解讀為反金權，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運動。這種評論，與一個多世紀前由馬克思提出，其後衝擊歐洲的社會主義浪潮有幾許相似。問題是，最初發起示威的人，不過是呼籲當局糾正金融業歪風，並要求高管們承擔破壞經濟秩序的責任而已。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的第一下喪鐘，似乎有點兒穿鑿附會。

好了，就當他們有意推倒資本主義吧；近代俄國的歷史，可讓我參考一下。１９１７年兩場革命，造就共黨政權上台。表面上，蘇聯一洗帝俄的頽風，經濟與國力突飛猛進，令世人又羡慕又妒忌；當年不少西方學者政要，私底下都是親蘇派。但在計劃經濟的綱領下，領導活像軍團司令，指揮人民去搞各項建設，不聽從計劃的，都要被懲處甚至被失蹤。在這種政治環境下，百姓淪為一顆顆服務國家機器的小螺絲，在領袖眼中，變得毫無價值。

來了上世紀未，共黨政權在歐洲逐一倒下；它們覆亡的理由，各方面眾說紛紜。但那些反資本主義人仕，能對這段歷史視而不見嗎？對的，你可以說當權者貪得無厭又殘酷不仁，他們要下台是咎由自取；只要為政者從善如流，懂得行仁政，自然不會重蹈覆轍。但主張行集體主義的社會，必然形成一個國強民弱的局面；漸漸地，平民會失去抗衡當權者的力量，當權者是否行仁政，純屬他們一念之間，百姓根本無法過問。由帝國主義的霸權，演變為集體主義的霸權，那些試圖張冠李戴的人，是否想一如當年西方的親蘇派一樣，為求宣揚自己的信念，把一切副作用都掩蓋起來嗎？

由以上的觀察，不難發覺到示威者的訴求固然合理，但借他們來「抽水」的團體，其理論不僅一點也不紮實，還潛伏着致命的缺陷。前車可鑑，一個世紀前的錯誤，我們還打算重覆嗎？

刻意被遺忘的另一筆數

「建築確實很宏偉，但感覺真的有點大而無當。」友人剛到過北京公幹，國慶前坐飛機回港；登機的地點，是首都機場的三號樓。以上的一句，是他對三號樓的評語。

這楝全國佔地最大的客運大樓，出自飲譽國際的建築師霍士達男爵 (Baron Norman Foster) 的手筆，２００４年動工，２００８年落成。相比之下，同年啟用的倫敦希思羅機場五號樓，單是公眾諮詢就用上足足四年，若果由構思興建起計算，前後更花了十九年。

作為旁觀者做分析，中國人與英國人的辦事效率，驟眼之下高低立見。日後要做公共決策時，最好學習哪一套，似乎也顯然易見。然而，事情是否真的那麼簡單呢？

筆者相信，即使是管理希思羅機場的公司，心底裏也渴望整個程序可以快捷一點。然則任何事情，總不會無緣無故發生。英國人的那一套，想必是要確保各方的權益都得到尊重；要這樣，唯有透過理性的談判，讓各方表達自己的考慮，再根據這些考慮，制訂各方願意接受的協議。從經濟角度看，這種方法固然消耗不少社會資源（例如時間與費用），但既然大家都有份兒參與決策，協議好的義務，各方都必然要遵守，日後有什麼爭端，可以交給獨立第三者（例如法庭）仲裁。整體而言，花的錢是多，但一切都有數得計。

那一邊廂，中國人搞的基建，向來都是長官領導用來顯示政績的公具，它們對平民的生活是否有裨益，反而是次要；要讓百姓有權參與決策，更加是天荒夜談。在這種氛圍下，那些試圖蟷臂擋車的聲音（例如拆遷問題），輕則被忽略，重則被河蟹。表面上，項目節省了許多開支；但萬一出了亂子，責任誰屬，各方要承擔多少，許多時候都不會白紙黑字寫個明白。說穿了，其實大家暗地裏都想賴帳，處於弱勢的群眾，很自然首當其衝。如是者，在「多快好省」的背後，掩藏着龐大的潛在成本，假如未能及時處理，隨時變成無底深潭。曾令國人引而為傲的高鐵系統，便是最佳例子。

換個角度看，假設你是個生意人，以上兩套辦事方式，哪一套更能保障你的權益呢？當然，假使你是存心不軌，渴望以權謀私的話，就另作別論；但筆者相信，世間絕大多數人，不會介意做個殷實商人吧。每年，世界銀行等的國際組織，都會調查各地的營商環境；繼後發表的報告，就是結集了無數殷實商人的意見。結果如何，相信讀者都心裏有數。

回到香港，最近兩宗官司（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備受爭議，坊間不少評論，認為興訟人浪費納稅人的錢。筆者不是法律專家，不評論事件誰是誰非；但要麼興訟人真是毫無理據，律師根本不會受理。當下的判決，確實對公帑有不少的損耗；然而這筆錢，真的只會完全付之東流嗎？

翻一翻營商環境報告，不難發現那些名列前茅的地區（例如排第二的香港），無獨有偶地都擁有完善的司法制度。要建立與維持它，花費固然不菲；但與此同時，它不也成為了吸引各路殷實商人投資的一大誘因嗎？英國雖然已不再是「日不落的帝國」，但依然是個舉足輕重的商貿大國；這項殊榮，與她的司法制度真的毫無關係嗎？當增加了的貿易收入能夠抵銷多出的成本時，花十九年建一個客運樓又有何相干呢？

香港人精打細算的程度，一向以來冠絕全球，但來到這個關口，竟然把這筆潛在利益刻意遺忘，實在令筆者大惑不解。請留意，在陳述以上論據時，筆者完全沒有用上什麼社會公義、捍衛人權等虛無飄渺的用語。香港人喜歡談「數口」，筆者就跟你們談「數口」；得出的結論完全一樣，你說奇不奇妙？

從《寫出友共鳴》看外傭官司

「你一生養育過無數白人孩子，但自己的兒子卻要假手於別人照顧，你對此有何感受？」今年在美國非常賣座的電影《寫出友共鳴 (The Help)》，最近在香港上映。一心想成為作家的白人主角 Skeeter，訪問黑人 Aibileen 時，有這樣的一問。

故事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國南部；稍為對美國歷史有認識的，都知道這個稱為 Deep South 的地方，有歧視有色人種的傳統：立國初年，它們為了堅持奴隸制度而與華府決裂，觸發了所謂的南北戰爭。眾所週知，由林肯總統領導的北軍，取得最後勝利；然而之後，白人對黑人的態度，仍然沒有改善。到了１９５６年，黑人女子 Rosa Parks 坐巴士時，因為拒絕讓座與白人乘客而被捕，一位名為馬丁路德金的牧師，發起抵制巴士公司的運動，揭開了全國黑人爭取民權運動的序幕。剛剛大學畢業的 Skeeter，毅然要對抗這套根深蒂固的傳統，可想而知，要承受莫大的壓力。

至於在白人家庭打「住家工」的 Aibileen，工作性質與我們的家務助理有點相近，當地的詞彙，稱呼這種人為 The Help，Skeeter 寫的那部書，正是以她們的故事為中心。遇着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她們自然會向主角大吐苦水，特別是僱主各種尖酸刻薄的所為。為免掃各位的興，電影內容的複述到此為止。

電影看罷，步出影院後，筆者本應也沒有太多的感想。但到了下大雨的週日，在街上看見一群又一群的外籍傭工，為了避雨而瑟縮在天橋底，與鄉里聊天玩耍的情景，Skeeter 的那句問題，不禁又在心頭湧出來。眼前的那群人，不就是為求多賺點兒錢，離開親生的骨肉，來到這裏照顧我們的小孩嗎？原來，滿以為只會在小說出現的場景，竟然就在自己身邊活活上演。

既然在現實生活，The Help 多的事的話，那我們身邊又有多少人，願意充當替他們發聲的 Skeeter 呢？

最近，有關外傭居港權的官司，在社會引起廣泛爭議。由於政府很大機會上訴，最終誰是誰非，日後自有定斷。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那些替外傭打官司的團體，統統被抺黑甚至批鬥；這個形勢，令稍為有同情心的人也為之卻步。更糟的是，那些人的咀臉，竟然跟電影裏那些白人僱主不謀而合。筆者很清楚，兩種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但這不是至少引證了，兩者的排外心態如出一轍呢？

再者，法律的問題，沒理由不循法律的途徑解決，要麼判決會導致某些嚴重後果，立法會就有責任修訂法律，必要時，可提呈人大釋法（緃使筆者覺得沒有必要，因不涉及國防或外交；但在《基本法》下，這仍是一個選擇）。既然在現有的法制下，問題不致於無法解決，那些走上街頭搞抗議的人，說白一點只是在做秀；而他們試圖以搞民粹來左右判決，更顯示了他們在骨子裏對法治精神有多尊重。

深層點看，香港人對待弱勢的小數族裔，到底是盡法子瞭解他們的處境，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還是抱着「眼看不見就是乾淨」的心態，有意無意地與他們保持距離，透過這次爭議，已經向全世界表露無遺。說穿了，這個披着「國際都會」外殼的都市，對待外族人時，從來都是採取「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態度，不覺得他們與自己對等，說白一點，就是歧視弱者。對的，那些名符其實的國際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但至少，它們不似得我們那樣露骨。以上的現象，給外國人留下的是好的還是壞的印象，實在不言而喻。

平心而論，一個城市的國際地位是高是低，經濟、政治等的因素也許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它能否給乎大家希望。一個民風尚且保守落後的美國南部，尚且可以找到 Skeeter、Rosa Parks 或馬丁路德金等為弱勢族群發聲的人；要麼有這份雪中送炭精神的人，不僅無法獲得尊重，還會被眾人咒罵的話，這豈不是反證了，香港連美國南部也不如？抱着這種心態，還想與紐約倫敦齊名？

龍珠與香港

還記得，第一次去歐洲做背囊客，目的地是波蘭。復活節當天，身在沿海城市格但斯克（Gdansk）。波蘭是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在這些大時大節，多數店舖都關了門；少數的例外，是火車站旁的書店。雖然明知看不懂波蘭語書籍，也儘管入內逛逛；結果在暢銷書欄內，發現一套香港人非常熟悉的漫畫：《龍珠》。翻開幾頁後，不禁有所感慨：《龍珠》的主角孫悟空，是參照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創作的。今時今日，跟「鬼仔」談孫悟空的話，他們懂不懂那位由石頭爆出來，在水簾洞長大，曾經大鬧天宮，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最後跟隨唐僧取西經的「馬騮精」呢？

鳥山明開始創作《龍珠》，是１９８４年，還記得，當年許多中小學生，是它的忠實擁躉，某些更冒着給老師撞破的膽子，把漫畫帶到學校與好友分享。那時還是個小夥子的筆者，除了覺得武打內容精彩之外，實在看不出其他東西。年紀大了，偶爾在付費頻道翻看重播，方能對這套名作有新的體會。

眾所週知，《龍珠》的故事內容，匯集了許多中國文化的元素；但當中最具影響力的，竟然是七八十年代的港產功夫電影。最明顯的，要算是孫悟空單挑紅帶軍的一幕了：為了営救被脅持在塔頂的村長，悟空要把塔內每一層的敵人逐個擊倒。心水清的觀眾，一定知道這是李小龍《死亡遊戲》的橋段。此外，「天下一武道會」的開場片，與嘉禾電影的開頭幾乎完全一樣，而由龜仙人假扮參賽的角色，名叫 Jackie Chun，香港譯作「秦龍」，與 Jackie Chan 成龍對影成雙。其餘的點滴，在作品內到處都見得到，筆者無法盡錄。看來，《龍珠》與香港的流行文化，有着莫大的關係；這也證明了這個東方荷里活的魅力，連日本也感受得到。

然而無獨有偶地，《龍珠》在１９９５年完結時，武打片也日漸走向衰微。問題是，沒有了《龍珠》，日本仍然有其他優秀的漫畫，但沒有了武打片，香港電影還剩下什麼呢？失去了這個亮點，香港電影業的光芒也隨之而黯淡起來。歸根究底，是我們滿以為觀眾的口味，永遠只會停留在感觀上的刺激，於是把太多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以致弄得如斯田地。

最近，《桃姐》一片揚威海外之後，又再聽到不少「振興港產片」的呼籲；然而，只需看聯手泡製這齣電影的，都是八十年代的電影人，就知道本地電影業是何等地花果凋零。好的故事，在大家身邊,多的是，然而，我們有沒有適當的人才，把它們發掘出來，進而製作出膾炙人口的作品呢？政府那筆為數不菲的「電影綜援」，到底有否針對這個根本問題呢？在這些問題仍未能解決之際，筆者實在不敢寄乎厚望；也許，這段黃金歲月，會繼續成為日本人抄襲的對象。

從一盅兩件說起

「香港這個地方也就是以低俗為主題的氣質為本，香港以低俗為榮，盲目相信只有低俗才有『市場』，有『市場』就是對的，絕對的對。」取自《東宮西宮ＴＶ》，２０１１年９月４日。

公眾假期，跟友人到某家著名的點心店下午茶，由於它連續兩年摘下「米芝蓮之星」，慕名而來的食客實在多不勝數。由於友人沒有吃午飯，我們叫了的點心實在頗多；結賬時，每人花費大概是一百元。離開時，我跟友人說：以這個價錢，就能享受米芝蓮星級食府，世界上可能只有香港，才有這個機會。

平心而論，那兒的點心，的確很美味，但同樣質素的食品，不難在其他店子找得到；說它值一顆星，個人實在不敢茍同。洋人的口味，往往與我們很不一樣，單看新聞網站把皮蛋列為噁心食品之一，就可見一斑。但姑勿論怎樣，當財金界中人，都把境外人民幣債券稱為 Dim Sum Bond 時，至少證明了，嶺南人一盅兩件的飲食文化已經是遠近馳名。

有趣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要一嘗「米芝蓮之星」的滋味，難免要大破慳囊。就以隣近的日本為例，人均一萬日元已經是最低消費，而且日本菜往往比西菜昂貴。然而來到香港，事情卻剛好相反。似乎，就連洋人也認同，走平民大眾化路線，是香港的特色。

一講到「平民化」，想必不少人會加入價值判斷，認為是低俗的代名詞。然而仔細一想，所有文化由「庸俗」走向「精緻」，需要非常長時間的沉澱與過濾，沒花上一個世紀，根本幹不出什麼來。回想一個多世紀前的歐洲人，同樣覺得紐約是個俗不可耐，只是給人賺快錢的英雄地。時至今日，一眾紐約品牌雖已經街知巷聞，但跟倫敦、巴黎、米蘭等的相比，格調上仍然差天共地，要搞東施效颦，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要突圍而出，唯有以「負擔得起的奢華 (Affordable Luxury)」為招來，穿起它們，即使未能高貴脫俗，至少也不會太失禮。

來到香港，以前只是個中轉貿易港，不管是唐人還是洋人，都是抱着過客的心態；直到四十多年前，本土意識才漸漸冒起。換句話說，本土文化的基礎，根本沒有時間去打穩，要跑到外面「充大頭」，只會充當國際笑柄。既然連開花結果也談不上，發展機會仍然是有的，故此筆者的看法，倒沒有《東宮西宮》那般悲觀。

當然，文化要朝什麼方向發展，留待專家去議論好了。但要做得好，最需要的又是什麼呢？

就以弄點心為例：材料、火候、時間等固然必要，但沒有師傅的技巧與心思把它們串聯起來，我們也無法一嘗美食。技巧，需要知識與經驗去培養；心思，則需要一份精益求精的熱誠。以上這套，同樣適用於於文化其他環節的發展，即使不刻意走高檔路線，我們也能在世間登大雅之堂。

問題是，當這個社會漸變得反智，人們對文化、政治等課題變得「是是旦旦」時，這對長遠發展是好是壞，實在不言而諭。 這種惰性，管你再大灑金錢建多幾個西九文化區，也是於事無補的。

利己，為何不可？（武昌首義的反思）

武昌首義，快將踏入一百週年，在大中華各地，有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曾聽過一位內地人這樣揶揄：各地都爭相慶祝，是否暗示着大家都渴望另一次革命呢？

由中英戰爭（所謂的「鴉片戰爭」，不過是反對開戰的英國人對此的一種嘲諷而已）到申亥革命，前後共六十九年，其間，滿清政權能夠洗心革面、發奮圖強的機會，簡直多不勝數；很可惜，他們把光陰都浪費了。俗語云：堡壘最容易由內部攻破（由於搞不清出處，只能視它為俗語），滿清政權要麼稍為爭氣點兒，革命黨人根本沒機會成功。要正確認識這場巨變，與其表揚起事者（與勝利者）的愛國情操，不如反思建制為何失敗，來得更有意義。

環觀大小歷史書籍，多數把種種亡國原因歸納為「腐敗」二字，統治階層以自身的短期利益為先，妄顧國家與社群的長遠利益，令有心救國的有識之士意興闌珊，即使反對暴力抗爭，也無耐地加入革命的行列。那樣說，滿清無法逃過覆亡的一劫，實在是咎由自取。

要杜絕腐敗，良好的監督制度固然重要。但仔細一想，靠外力來阻止腐敗，必然需要政治權力為後盾；不管權力是怎樣產生，它都要透過高壓手段來進行監督。一旦連這個權力都變了質，反腐敗運動只會淪為統治階層打壓異己的工具，喪失本身的功能。不難斷定，這手法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

也有人覺得，腐敗是由人的貪念所致的話，那乾脆令大家無物可貪不就行嗎？古代的斯巴達，也曾有類似的嘗試；由古時的柏拉圖到近代的盧梭，不少思想家對「斯巴達式」的生活推崇備至。但斯巴達滅亡後，它的生活方式也隨之消失；很明顯，不論古今中外，大家也不相信這是行得通的。仔細點看，倡議「斯巴達式」生活的人，不就是試圖否認人本身是貪心的嗎？有這種妄想的人，豈不都是在撒謊嗎？由謊話建構出來的政治理念，是結實還是浮虛，各位心照不宣吧。

既然貪念是與生俱來，那我們何不老實一點，給大家自由發揮的機會嗎？

來過這裏，自然想起亞當・史密的名句：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時，往往使他們更能促進公眾的利益。當然，史密的大前題是：利己，是可以的，但透過損人來利己，或防礙別人利己，卻萬萬不可。這樣的社會，容許每個人各展所長，提升個人以至社會的生活水平；固然，這會導致汰弱留強，但與此同時，也促進了改革與創新。這種社會氣氛，鼓勵眾人作多元發展，大家追求的東西不一樣，衝突的機會亦自然減少。那樣，我們還需要透過激烈的革命，來擺平彼此的爭端嗎？

平心而論，革命後的中國，要等到三十多前的改革開放，才漸漸對此有所認識。最近與數位來自內地的朋友聊天，他們異口同聲說，現時內地不少中高級管理職位的薪酬水平，已經直逼香港，這對維持社會穩定來說，確實起了積極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亦經常見到平民難苦經營的小生意，被建制階層以「公眾利益」為由而遭到打壓；不許百姓點燈之事，仍然無日無之。筆者實在懷疑，當那些城管、公安等人員在搞「維穩」時，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散播革命的種子嗎？不知道的嗎，那麼一個多世紀前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都白費？

自我作賤，你願意嗎？

某八卦週刊，以電視女藝人劉俐幾段「多姿多采」的異性關係為頭條。然而，雜誌在封面上對她的稱謂，卻用上了她成名時在《美女廚房ＩＩ》裏的綽號「藍莓」；至於她的真名，卻要到內頁才找得到。

也許因為她在該節目的造型太深入民心，事主對這個綽號並不是十分介懷。然而，節目已經播完了好幾年，她又已經不再是充當路人甲的臨時演員；把一位亭亭玉立的女生冠以這個稱呼，活像她跟街市或超市賣的真藍莓沒有分別。

筆者並非在此宣揚什麼道學倫理，只是想借此探討社會上某些怪現象。

要麼事主不是在娛樂圈打滾的話，想必一定無法接受公眾以上的態度。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藝人風光背後的那份辛酸，實在不足為外人道。然而，在市場經濟下，只需有足夠的誘因，就能吸引人做某些事；換句話說，以上這些貶低自己的所為，彷彿是得到公眾的鼓勵。

那麼又是什麼因素，令公眾接受那種自我作賤的所為呢？

筆者推測，公眾只求外表不求實質的行為傾向，也許可解釋這個現象：像事主那般的妙齡少女，要在娛樂圈打滾，只需一副超模般的身材，在台前扮天真扮傻，懂得對觀眾（特別是男的或位高權重的）撒嬌獻媚，即使未能大紅大紫，也可以騙得一兩餐；好運的話，更可以嫁個有錢人，一世無憂。至於她們的演技是否出眾，才華是否橫溢，大家都懶得去關心。

在如斯背景下，一眾大小女星都爭相跑去瘦身、瘦面、豐胸等，某些更偷偷去整容。如是者，在報刊上看到的那些女星，多數都活像在時裝店櫥窗裏展示服飾的人體模型，外型千篇一律，內裏沒有靈魂。更甚的是，以上的風氣，透過各類型廣告與推廣活動被大肆宣揚，令一眾女生在潛移默化下，以為華麗外表比真材實學更吃香。漸漸地，大家都只當她們是滿足眼福的道具，社會也愈變得反智。

深層一點看，活在這種把別人不當作人看待的社會，大家根本不會尊重他人的權益。可想而知，缺乏這種人人平等的意識，一切有關自由、人權、民主等的訴求，自然無法獲得廣泛認同。說穿了，大家的骨子裏，仍然是認同甚至渴求極權專制統治，而且這種心態，並沒有因為近一個半世紀的西風東漸而有絲毫改變。想到這裏，筆者實在不寒而慄。

古時，陶淵明曾因拒絕同流合污，而不為五斗米折腰。可悲的是，在一個連平民百姓都樂於看見別人「自我作賤」的國度裏，這種風骨反而會遭到恥笑。不去致力消除這種不良的態度，即使他朝讓你爭取了所謂的自由民主，到頭來你都只會把它們陰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