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 靈魂的醫生

如是我口寫我心，文字必能反映作者的經驗和思考。這點我是深信不疑的，否則一切都沒意思、沒靈魂了。有人說文字是思緒的沈澱。對讀者來說，其實是它有足夠的深度打動他們內心深處。閱讀文字的一刻澎湃的確是令人享受的。懂得運用文字的人不能欠缺相等的思考，但思考會令人變得孤單，所以讀到有感覺的文字是如此令人安慰的一件事。如果只以天才來解釋這些作者的能力，實末殺了作者的一番心思。因此，我們不但會很佩服，而且還會報以感受和分享，要知道知己的聲音是何等寶貴的。
佚名《讓文字當我的心理醫生》

週末時，偶爾在電子郵箱裏收到一則文章，雖然不清楚作者是誰，卻寫得非常有意思，因此我節錄一段作引言。

簡單地說，好的文人與文學，活像是一面鏡子：小則反映自己的思緒，大則揭示社會的百態。非常有趣的是，優秀的文學，反映的通常都是人性陋醜的一面，例如貪婪、妄念、懶散、嫉妒、怨忿等。這些作品時刻地提醒我們，人是充滿缺憾的，但人畢竟不是神，世間沒有人是白璧無瑕的。文人所做的，正是如實地把這些病態的東西展示給大家，作用有如一位醫生，把病情告訴給病人一樣；因此，文人與文學，可以說是我們靈魂的醫生，文人手中的筆，就是人性的手術刀，它把眾多似是而非，以空言構成的表皮撕開，把真相展露給大家看。亞里士多德的名言「肅劇是靈魂的洗滌」（註：我同意劉小楓的見解，把 Tragedy 譯為「肅劇」而不是「悲劇」），和「詩比歷史更真實」，正是這個意思。許多時侯，文學者都給人一種孤高的形象，因為引文中所謂「思緒的沈澱」，一定要在心靈靜止而不受騷擾之下進行的，否則沈澱物不夠多不夠深的話，就不能寫出感人的作品。

然而，我們很容易察覺到肉體上的病徵，但甚少注意到靈魂裏的毛病，因此那些點出人性與社會陰暗面的文人，很自然地成為專權者的打壓對象。回想一個多世紀前的帝俄，出產過如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的偉大文人，但共黨政權一上台，文學淪為宣傳機器後，俄國文學就從此絕後了；在二次大戰前的德國，公開反對納粹主義的，大部份都是文人：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托馬斯·曼 (Thomas Mann)、寫下《逃避自由》的心理學家弗羅姆、寫下《通往奴役之路》的經濟學家海耶克等；縱使他們的學科完全不同，但他們都是在揭示社會的弊病，為了延續這個使命，唯有流亡國外。歐威爾 (George Orwell) 的短文《妨礙文學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指出一個竄改事實的人，是不配被稱為文人的，因此文人的基本要求，是必需有求真的態度，否如就如引文所說，寫的一切都是沒意思、沒靈魂的。上面的引文，很確切地寫出一個文人應有的風骨。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想像到，文學這個講求真實的科目，實在是充滿科學精神的；遺憾的是，現今高中學生全部都要分文理科班，文學反而被編入文科班，令理科生無法學習這一門理性的學科。多閱經典的文學作品，有助我們勇敢地面對自己陋醜的一面，並學會擁抱和接納它，正如太極中的陰與陽般，形影不離。也許，這就是人的宿命。

堅拒混淆史實

整體上，我們（按：指自己與裕仁天皇）是希望早點接受投降的，因此我們對（廣島與長崎的）原爆並不感到意外 ... 事實上，兩次原爆與蘇聯參戰，這兩件事也有正面的影響，我認為若果它們沒有發生的話，我們根本不能成功。
你可以說，拜託原爆與蘇聯參戰，日本（國力）才能回復至現在的水平。
木戶幸一，1966-67 年在憶述 1945 年日本戰敗稱降時的談話

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身故，由此引發的政治風波，歷時兩個月；當時香港主權還有八年就要易手，港人因而對這場風暴格外關心。這場風波，最終以悲劇收場（不管責任誰屬，都是一場悲劇）；然而悲劇過後，中國的經濟實力，也是在這二十年間不斷擴張，今年更超越了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與日本的第三大經濟大國。於是乎，有一些自命愛國之仕，挺身而出替當年的清場行動背書，說政府如來不果斷鎮壓的話，中國勢必陷入動亂，也就沒有今日的成就云云；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的言行，筆者認為只是冰山一角。最近筆者讀了一本寫得非常精彩的書，也許可以給大家一點啟示。

由紐約州立大學 Binghamton 分校歷史系教授畢克斯 (Herbert P. Bix) 撰寫的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臺灣譯本《裕仁天皇》)，在 2001 年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書籍大獎。書中最震撼讀者的篇章，要算是描述 1945 年日本遲來的投降決定了：作者認為，縱使當年戰局的發展對日本非常不利，但裕仁天皇與軍方將領，當時仍堅信日本有能力反敗為勝，而和談只是敗者所為，除非取得重大勝仗，否則不會主動與盟軍談判停戰。他們為了等待這場越來越不可能的勝仗，有意識地錯失了三次和談的契機，結果招致日後的災難。

（一）在二月十四日，前首相近衛文麿上奏給裕仁天皇，認為歐洲戰事將接近完結，一向對日本虎視耽耽的蘇聯，遲早會對日本宣戰。鑑於軍隊（註：「皇軍」一詞僅是一個概念，不是正式稱號）在太平洋戰線中節節敗退，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他懇請天皇盡快與盟軍展開和談，也許還可以保住江山。然而，裕仁天皇在同月召集所有在世的前首相，商議應否繼續戰事時，主張和談的竟然只有近衛一人，其餘與會者都主張奮死抵抗。最終天皇下令繼續戰鬥，說除非取得重大勝仗，否則不會和談。

[如果日本在二月願意和談的話，沖繩戰役與盟軍大空襲就可以避免。]

（二）六月初，沖繩列島宣告失陷，加上納綷德國在一個月前宣佈投降，日本己經被盟軍孤立。據作者研究內大臣木戶幸一（相當於天皇的私人秘書）的日記所發現，裕仁天皇是在沖繩失陷之後才希望求和。然而，後來天皇與其政府所做的，卻是一場徹底的賭博：一方面尋求蘇聯協助，意圖抗衡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另一方面執行「決號作戰」，全力抵抗快將登陸日本本土的盟軍（當時更有人提出「一億玉碎」的豪語）。當時前外相幣原喜重郎，更對外相重光葵說：「日本老百姓會漸漸地習慣盟軍的轟炸，只要國民團結一心，鬥志就會更旺盛，屆時盟軍便會知難而退。」

[如果日本在六月願意和談的話，盟軍大空襲的死亡人數可以大幅減少。]

（三）七月二十七日，盟軍向日本發出《波茨坦宣言》，指令日本必須接受無條件投降，戰事才會結束；日本隨後發出著名的「默殺」回應，完全把宣言置之不理。後人認為把「默殺」譯為 ignore it entirely 是錯誤，但書中引述前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對其秘書的一段談話：「先發聲明的一方，永遠是處於下風的。邱吉爾己經垮台了（註：邱吉爾在當年大選中敗給工黨的艾特里，失去首相寶座），美國也開始被孤立。因此不需太急切，政府根本不需回應。」因此，縱使翻譯有誤，盟軍沒有誤解日本政府的意圖。

[如果日本立即接受宣言的話，兩次原爆都可以避免。]

從以上三點史實，可以證明木戶幸一在二十年後辯稱裕仁天皇當時想早日求和，基本上是謊話，否則兩次原爆是完全可以避免。至於他說對原爆不感到意外，更令人感到氣憤：裕仁天皇既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一定聽過《孟子·盡心下》一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他非但沒有保障百姓的性命財產，反而鼓勵他們寧作玉碎不作瓦全，目的只為保住自己的皇位，徹底違反孟子的教誨。最後他說日本的經濟復甦全拜原爆所託，簡直是用死難者的鮮血掩飾自己的戰爭責任。因此，那些企圖替當年清場行動背書的人，其心態與替戰爭背書的木戶幸一是無異的，都是企圖混淆歷史以維謢自己的權力，與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認為極權者最善於竄改歷史的理論，不謀而合。

最近，日本宮內廳宣佈明仁天皇伉儷七月將造訪夏威夷，有傳聞說屆時他們將會憑弔當年被日軍轟炸的珍珠港。雖然傳聞至今仍未被證實或否認，但從他們於 2005 年參觀曾有日本人不甘做戰俘而集體自殺的塞班島所見，明仁天皇顯然是不同意當年父皇所為的。他的勇氣，確是值得我們敬重與學習的，因此對付木戶幸一之輩，我們或許應該可憐一下他們，因為他們都是膽小之徒。

「悶」是什麼

你不能踏在同一條河兩次 (You cannot step the same river twice)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公元前 535–475 年)

由大學畢業至今，筆者都是當會計師，最近有人問我，整天只是對着數字的會計工作，是否很悶。我沒有即時回答，因為這個問題看似很簡單，但再看深一層，卻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哲學問題。要答客問前，先要搞清楚：什麼是「悶」？

雖然筆者沒有讀過古代漢語，但單從字形上看，創造「悶」字的人實在十分聰明：把「心」關在「門」內，就是「悶」。我們之所以覺得「悶」，其實並非因為沒有外來的刺激，而是我們把自己的心關起來，無法接收這些刺激。打個簡單的譬喻，我們每天早上出門，走十分鐘的路到車站；由於這條短路我們每天都在走，習以為常下，我們很少留意路旁開了什麼花朵，樹上住了什麼雀鳥等等。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提醒我們身邊的世界正不斷地轉變；事實上，我們身邊有着許多有趣的事物有待我們發掘，只是我們視而不見罷了。簡單地說，從平凡中找出不平凡，就是破「悶」的最佳辦法，再進一步想，創意就是這樣產生的。美國藝術家安迪·沃荷 (Andy Warhol) 之所以成為波普藝術 (pop art) 的先鋒，是他懂得如何把平凡的東西變成藝術，例如他把每家超市都買得到的金寶湯，搖身一變成為自己的成名作 (signature piece)《32罐金寶湯罐頭》。雖然至今仍然有人認為沃荷的作品庸俗，但至少他告訴了我們，藝術其實並非一門高深的學問，只要我們願意打開自己的心，感受身邊的事與物，世間任何東西，都可以是藝術品。

再回到工作上，筆者曾經聽過一句不知出處的名言：重複不代表悶，重複而沒有意義才是悶。其實，只要覺得自己的工作有意義，就不會覺得沉悶。黑澤明有一齣遺作，名為《生きる》（國內譯《生之慾》實在很拙劣，香港譯《留芳頌》縱使典雅但又太離題，筆者較喜歡直接譯作《活着》），片中的女主角，毅然辭去看來很安穩的公務員工作，轉職做玩具廠的女工，也是這個原因；其實這兩份工作，每天都是重複既有的步驟，但對女主角來說，公務員的工作沒有意義，但生產玩具卻是充滿意義，因為只要那些玩具能令小孩子快樂，再刻版的工作都值得幹。能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就是推進我繼續做會計的動力，至於對我而言，工作的意義在於能令別人更順利地完成他們的目標。猶記得我最初入識公司時，大老闆要求每個部門寫一份工作細則，列明每次財務月結時需要完成的程序；我的原則是，細則一定要令讀者容易明白，因此最好少用文字而多用插圖，結果是雖然我花了最多時間編寫，卻被大老闆指名嘉許，並要求其他部門都採用我的標準。其他人找到的意義，可以與我很不相同，但如上段所說，能從平凡的工作中尋找出不平凡的意義，本身就是一門生活的藝術。希望以上的文章，能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民主的迷思

毫無疑問，在民主與極權的鬥爭中，極權主義一定會獲勝，並且會控制這個世界。民主的時代已經完蛋了，民主制度也快將崩潰，世間不容許有兩套（政治或）經濟制度並存。
松岡洋右，1940 年 7 月 21 日在接受美國記者專訪時的一段即興談話；翌日他接任為日本外相。

美國的《時代週刊》亞洲版，在今年（2009 年）一月刊登了一篇題為 Asia's Dithering Democracy (抖震中的亞洲民主) 的專題報導，值得一眾民主信徒細閱。亞洲許多推行民主政制的國家，無獨有偶地在去年 (2008 年) 下旬陷入混亂：在泰國、南韓、孟加拉與馬來西亞，市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巴基斯坦的政府更近乎失效；即使是經濟較發達的臺灣與日本，其政府民望也不斷下滑。週刊引述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Asian Barometer) 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越來越多亞洲人，覺得推行民主不能令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事實上，民主政制在亞洲是新鮮的事物，假如沒有西方社會的介入，亞洲國家自身根本不會推行民主。週刊列出了四項缺失，解釋亞洲推行民主時為何困難重重，筆者不打算重覆論述；但綜合這些缺失，似乎都離不開一個主題：強人政治的意識，在亞洲社會依然非常牢固。亞洲的首個民主實驗，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日本，史稱「大正民主」；可惜實驗不僅失敗收場，而且間接地令軍國主義抬頭。這段歷史，很值得大家借鑑。

時下大眾對於明治維新的認識，往往只流於在硬體上：說它如何令日本富國強兵，打敗大清與帝俄，帶領國家現代化，成為世界不容忽視的列強云云。然而，由睦仁（明治）天皇建立的大日本帝國，雖然在外型與西方的君主立憲帝國很相似，但實情並不是如此：根據在 1889 年頒布的憲法，立法權屬天皇所有，而帝國議會則是扶助天皇立法的機構；雖然憲法實施以來，天皇從未否決過議會的法案，但憲法的條文，明顯地保留天皇親政的特色，十分符合儒學的政治理想。睦仁駕崩後，由嘉仁（大正）繼位，嘉仁自少體弱多病，許多時侯不能親自打理政事，很自然地，帝國議會漸漸地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在這背景下，政黨紛紛成立，透過選舉進入議會，議會內最大政黨組成政府內閣執政，情況與近代的英國議會很相似。大正 2 年 (1913 年)，法律學者美濃部達吉，更提出了「天皇機關說」，主張天皇只是國家行使統治權的機關，而主權應屬於國民全體，非常接近西方君主立憲的理想。在「大正民主」與「大正浪漫」的氣氛下，社會比明治時代變得更自由與開放，日本也更進一步地脫亞入歐。

可惜的是，多年的自由民主風氣，未能改善日本人的生活：貧富懸殊的情況日益惡化，由平民組成的軍隊，漸漸不滿財閥與政客漠視他們的苦況，部份激進的軍人更主張發動政變奪權。另外，有陸軍將領以憲法列明軍隊統帥權屬天皇而非政府所有為理由，堅決反對民選的政客介入軍隊事務；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正正點出憲法的這項漏洞，並擔心軍隊日後可以為所欲為，完全不受監管。總體來說，雖然上層將領與下層士兵訴求不同，但政黨政客與自由主義者卻是他們的共同敵人，簡單地說，軍隊中人都是反民主的。軍隊與文官之間的衝突，隨着皇太子裕仁親王在大正 10 年 (1921 年) 攝政開始漸漸升溫。

裕仁自少深受儒學家杉浦重剛薰陶，相信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禮儀是治國之本，換言之，一切西方關於制衡君主權力的主張，在他來說都屬於異端邪說。攝政五年後，裕仁隨着父皇駕崩而登極。昭和 3 年 (1928 年)，關東軍中有人私下策動皇姑屯事件，暗殺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事前對計劃毫不知情的首相田中義一，事後下令召開軍事法庭，懲處違反軍紀的肇事者，卻遭到軍方、政敵甚至自己內閣部份成員的猛烈反彈，他們認為公開真相有辱國體，主張隱瞞事實（把事件嫁禍給蔣系的游擊隊），對肇事者只作內部行政處分。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田中只好同意讓步，但當他把決定上奏天皇時，天皇卻指責他處罰過輕，遭到嚴厲訓斥；結果田中在極度惶恐下率領內閣總辭，辭職後不足一年更與世長辭（更曖昧的是，策動事件的士兵最終也沒有被起訴）。這次事件中，裕仁除了以行動否認「天皇機關說」外，他公然開除民選政府首長的做法，也徹底粉碎「大正民主」的根基。在西方人眼中，裕仁的行徑非常專橫獨裁，但從儒家思想來看，天子訓斥臣下卻是天經地義的；而正因為儒家思想贊同強人政治，當時的日本人普遍認同裕仁的做法，還贊賞他強政厲治，冀望他成為與睦仁一樣偉大的君主。自此之後，軍隊的勢力不斷擴張，自由的氣氛被蠶食；百花齊放的「大正浪漫」枯萎了，換上的卻是鼓吹極權的「軍國主義」。縱使日本選民仍然享有投票權，但被選出來的卻是反民主的軍國主義信徒；松岡洋右的這番說話，就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產生的。（值得一提的是，松岡洋右就任外相時，首相是極力主張侵華的近衛文麿）

著名的啟蒙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曾經預視日本崇尚專權的社會制度，是國家發展的重大障礙；很不幸地，他的預言在數十年後完全中的。要不是日本戰敗，在聯合國迫令下制訂和平憲法的話，日本根本不可能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國家。寫到這裏，筆者對亞洲（當然包括中國與香港）的民主進程，變得比以往悲觀。如果時至今日閣下還是民主信徒的話，筆者希望提醒你，民主的真正敵人，並不是當前看得到的任何政府或政黨，而是我們自身的思想：只要我們依然眷戀強人政治，繼續任由官員與政客以倫理道德之名目愚弄我們的話，只要我們容忍政府不斷擴張，干預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話，我們休想能達至真正的民主。用英語說：In Asia, we need more than democracy （亞洲當前需要的不僅是民主）。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荷西 (Jose Arcadio Segundo) 喝過了咖啡後才開口。
「一定有三千人啊！」他咕噥着說。
「什麼？」
「死人啊！」他澄清說：「那天在車站一定死了那麼多人。」
（替他煮咖啡的）女子打量了他一會，同情地說：「這裏根本沒有死過人，自你伯父那一輩開始，這村莊沒發生過什麼大事！」
荷西之後再打探過三戶人家，他們都會：「根本沒有死過人。」
他再回到車站前的小廣場，發現大屠殺的痕跡已經完全煙滅；在傾盆大雨下，街上寥無一人，房屋的門戶都被緊緊鎖上，除了教堂的鐘聲之外，這裏完全沒有生命的跡象。
－馬奎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百年孤寂》

（先旨聲明，筆者並非余秋雨的「粉絲」，只是因為他的演講，引發我反思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才特意在此評論他。）

在上篇文章，筆者贊同余先生關於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論點。既然文化要重新認識，我們必先要問：什麼是文化？不管是文學、音樂、戲曲、建築、祭典、儀式等的東西，都反映着某個地方的生活習慣，而這些習慣又是由先人的所造所為累積出來的；因此要認識文化，不能不認識歷史。余先生在講座的起首，指出在上世紀中葉，西方社會對歷史有兩種詮釋：

一）我們所認識的「歷史」，都只是以當代的眼光認識古時的事。
二）最真實的，是自已心裏頭的歷史。（筆者即管稱之為「唯心史觀」，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分廷抗禮）

恕筆者孤陋寡聞，我不清楚以上兩個論點的出處，還請各位賜教。對於論點一，筆者覺得沒有爭議；反而值得討論的，是論點二。余氏指出，現今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大多只是流於「官方史」，由歷朝的史官編寫，題材非常狹窄，而且資料是否準確也成疑問（黃仁宇在研究明朝官史時，體驗至為深刻）。他引述胡適之說，跟一位北平（北京）的車伕談北平的變遷，要比鑽研官方文字上的北平史要真確得多；因此，胡適主張大家跳出由史官編寫的文本史，進入由民間建立的記憶史。余氏則鼓勵有心鑽研歷史的人，應當走進人群，訪問自己的父母、鄰居的老人家等的平凡人，從他們的「集體回憶」中，建構真實的歷史。余氏的立場，筆者幾乎完全同意，然而這種絕對地唯心的史觀，必須要小心處理，否則我們便會隨時淪為歷史的散謊者。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在他的巨著《百年孤寂》裏寫過以下的故事：主角荷西在家鄉的香蕉種植場工作，由於東主剝削工人權益，荷西號召工人發動罷工與示威。後來政府介入，派遣軍隊鎮壓，雙方在車站廣場相遇，軍方下令工人結束行動，工人沒有就範，軍隊隨後向示威群眾開火，三千名工人因此被殺。荷西在危急之際，乘着滿載屍體的火車逃出生天。事後政府、軍隊聯同種植場東主，清洗（英文的 Whitewash 更為貼切）這場「大屠殺」的一切證據，結果荷西成為了這次事件的唯一見證者。數月後他返回故鄉，試圖尋找當日那場慘案的一些點滴；上面的節錄，就是他回鄉以後的發現。

再返回上述的「唯心史觀」：這段慘案的歷史，在荷西身上是非常真實的；然而，當所有史料都消失，而同年代的人都否認這段歷史時，荷西就如同荒誕劇《犀牛》中，唯一沒有變成犀牛的人一樣被孤立，萬一荷西離世，這段歷史就不再存在了。馬奎斯的描述，也許是稍為誇張，但相似的事件，在主張專權的（未必一定是極權的）社會特別容易發生。筆者曾撰文談過，「文過飾非」是東方人寫歷史的通病，因此一些不光采的時，沒有人願意記着，更沒有人願意寫下，歷史的片段就此流失了。因此單靠集體回憶而不求實証，是無法建構歷史的真相的；要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必須對於一切現有的記錄（不管是口述還是記錄的）都不能盡信，以科學精神求證，堅守求真的態度才行的。

最近，中國政府指境外組織散佈反華短片，封殺了 Youtube 網站，馬奎斯的虛構故事，又一次變成事實了。

「簡」與「繁」，可必爭？

說國府用政治力量，「阻止文字自然演化」，那你得先假設，文字的自然演化，一定是自然會變成像簡體字的東西。真的？從漢代到民國，上下兩千年；每個朝代都用政治力量，去阻止文字變成簡體？我們讀古人書，從《史記》到《聖哲畫像記》，為甚麼都可以讀通？為甚麼改革開放以後，那麼多老先生公開呼籲，要年青一代多學點繁體字？為甚麼許多國學名師，寧願把作品送到海外發表，而不採較便的本地出版？毛潤之當北大圖書館員時，萬萬想不到，文革時有北大圖書館員，因只懂「后汉书」而不懂「後漢書」，鬧出了中外聞名的「北大沒有後漢書」笑話吧？
鄧文正 《嘿，簡體字！》－刊於 2006 年 5 月 15 日《蘋果日報》論壇版

在最近結束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潘慶林委員提出了「十年內廢簡體字」的建議，即時惹來正反兩方激烈辯論，戰火甚至蔓延至海峽對岸與海外華人社會。暫且放下雙方的論點，單看整個討論的氣氛，給筆者一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感覺；「簡體」與「繁體」，真的那樣水火不容嗎？筆者在此首先澄清坊間討論中的一些謬誤，然後再闡述自己的立場。

首先，有人認為簡體字有助掃除文盲。然而，我認為這是美麗的誤會：我在上一則文章已經說過，中國人長久以來都不是「我手寫我口」的，加上知識被只有少數懂「文言文」的人壟斷，因此目不識丁，在舊社會的人的眼中，根本不感到是大問題。打破這個局面的，是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胡適之等文人，提倡使用「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白話文一經流行，平民百姓自然都需要識字了；然而因為戰火連綿，國共政府都要多等到三十餘年，才能開始着力教育人民識字。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現今無論是行簡體字的內地，還是行正體字的臺灣，文盲率都大幅下降。從臺灣的情況，我們可以說掃除文盲的真正功臣，不是簡體字，而是白話文。

在另一邊廂，堅持用「正體字」的臺灣（民國）政府，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確曾編製過《第一批簡體字表》，雖然計劃最終因為民間反對而告吹，但當中倡議過的簡體字，大多都被日後的中共政府採用了。民國在退守臺灣後，居然站出來打倒昨日的我，實在有點令人費解。事實上，當今的繁體字（或正體字），源自楷書，楷書本身已經是隸書的簡化體了，難道我們能說楷書蹂躪了傳統中國字的結構嗎？如鄧博所言，不管是中文或是其他語言文字，都有自然演化的過程；因此，漢字簡化，我是不反對的，該反對的，是現今一些不合邏輯的簡體字。以下舉兩個例子：

（一）繁體的「僅」字被簡化為「仅」，照道理，所有「堇」字旁的繁體字都應當簡化為「又」字旁。當人看見「劝」，都會覺得此字應該是「勤」字的簡化；誰知在內地，「勤」字是不簡化的，而「劝」字則變成了「勸」的簡化。

（二）幾乎所有「贊」字旁的繁體字，都令簡化為「赞」字旁。唯一的例外，是「鑽」字，簡體字變成了「钻」。再翻查普通話讀音，「鑽」是 zuan1，而「占」字卻是 zhan1，既然讀音不一樣，為何硬要用「占」字旁代替「赞」字旁呢？筆者認為，「钻」字可謂最差的簡體字。

一年前，筆者在深圳無意中發現了一套書，是由新亞書院創辦人錢賓四老師撰寫的《國史大綱》；最特別的是，這套由國內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是用繁體字印製的。在國內，通常只有古籍才會用繁體字出版的，但錢老先生的《國史大綱》，面世不過六十餘年，而竟然可以用繁體字發行，實在是個可喜的異例。潘慶林的提議，雖然有點愚公移山的味道，但從這本《國史大綱》一看，筆者覺得繁體字在國內最終會慢慢流行，即使山最終沒有移開，至少也該把一個如「钻」字般拙劣的簡體字剔除。

重新認識中國文化

在我的家鄉(寧波市餘姚縣橋頭鎮)，曾經出過如王陽明和黃宗羲的偉大文人；但是到了我童年時代，全村裏只有我媽媽一個人懂寫字。
余秋雨，2009 年 3 月9 日在講座《喚醒自己身上的歷史—從我的經歷看當代中國的文化嬗變》的講話

最近認識了兩個新來港的朋友，一位是來自新加坡的同事，一位是來自貴州的學生；他們在香港都生活了半年，大致上已適應了。然而，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粵語非常難學：字的讀音（特別是入聲）還是其次，最麻煩的是許多所謂的「字」，都是有音無字的。例如形容一個習慣用左手的人，普通話會說他是個左撇子，但粵語則是說他是左「jaao1」的；查遍字典，也無法查到一個讀音是「jaao1」的字。左「jaao1」這種稱呼，雖然無從考證是哪時開始出現，但肯定不是近年才流行的「潮語」；那樣，為何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把「jaao1」這個發音編成一個字呢？再者，不僅是粵語，臺灣語也有這個問題；從這一點，可以探討到中國語文和文化的演變歷程。

九十年前的五月，北平（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這場運動，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分水嶺，文言文開始衰微，白話文開始興起。事實上，「文言文」與「白話文」在整個中國語文的系統裏，是各自獨立並存的學科 (Discipline)：「文言文」屬於書面語 (Literary Language)，是達官貴人使用的語言；而「白話文」則屬於口述語 (Spoken Language)，是黎民百姓用的。其實，不論中國或是其他社會，在古代也出現過不同的階層（或階級）使用截然不同的語言的情況。環看歐洲的民藝復興時期，縱使羅馬帝國已經滅亡了近一千年，拉丁文依然是歐洲人主要的書面語，然而拉丁文的使用，只是局限在教會與讀書人階層，一般平民都只懂得本地話 (Vernacular)，其結構可能與拉丁文毫無相干。十六世紀初，路德 (Martin Luther) 展開了宗教改革，為了打破羅馬教延的壟斷，他把《聖經》從只有教士才懂的拉丁文，翻譯為教徒都看得懂的德文。路德此舉，可謂敲響了拉丁文的喪鐘；再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那些本地話就變成了現代的英文、法文、德文等語言。由於本地話是「我手寫我口」的，它的流行令更多人可以吸收新的知識，教育得以普及，民智也得以提高，成為繼後工業革命得以成功的動力。

反觀中國，粵語、吳語、閩語等的地方言話，國人已經用了幾個世紀，但這些方言都只流於口述，似乎很少人會把這些口述的語言化為可以書寫的文字，像上述有音無字的情況，十分普遍；至於那些懂字的人，寫的都是八股文、文言文等，像四大名著般的白話文作品，在「五四」前真的少之又少。這種情況，型成了知識的壟斷，因此一個自稱擁有五千年文明的社會，在 1949 年前，文盲率居然達九成，像余先生童年時的情況，實在比比皆是。更令我們覺得恐佈的是，文盲這個問題，為何居然要等到清未民初（比歐洲多等了三個世紀），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時，國人才醒覺是大問題呢？再者，既然古時懂字的人不多，他們記下來的東西，能否如實地反映古代社會的情況呢？中國文化的神髓，是否被完整地記載在只有少數人懂寫與懂看的古籍上呢？如果不是的呢，我們該當怎樣尋回那些失落了的文化碎片呢？

余秋雨先生提出，現今國人對所謂中國文化的認識正正就是受到以上條件的限制，筆者十分贊同。那麼在今天二十一世紀，我們應當怎樣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呢？筆者嘗試在下一篇文章申論，但肯定地說，我們必該有「重新認識」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