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從與抗爭之間

「他們代表權貴，我們代表人民」立法會選舉臨近，在某政黨的宣傳刊物上，看到這句標語。

擺出標語的人，無非想塑造一個官民對立的景象。先撇開這景象是真是假，但回顧近代史，不論是遠一點的武昌首義，還是近一點的國共內戰，在野的組織總會向公眾宣稱，為政者的利益跟我們的有衝突；除非我們激烈回應，甚至揭竿起義，否則休想把局面扭轉云云。

這些號召，有時成功，有時失敗。然而，每當那些被受壓逼的組織，凝聚到足夠的勢力，推翻加害於他們的政府後，往往會反過者掃清異己。如是者，加害者與受害者不斷循環，永無休止。這樣看，即使眼前這班反對者，真的能如願地上台執政，亦無法保證以上的循環會從此消失。

故此，與其爭論他們的居心何在，我們倒不如反省一下，是什麼因素令這個循環久久陰魂不散，持續困擾着國人呢？

自小，父執輩們總會教導我們：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不論這句話是對是錯，這種所謂的民間智慧勸告我們，即使有多不服氣，決不可跟有權有勢的人有爭端。當然，假使局勢已達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只要有人揭竿起義，自然會一呼百應。簡單地說，百姓面對着權貴，從前只會有回應：一是服從（是否心悅誠服則另作別論），二是抗爭。在眼前的選戰，不管是支持建制的派別，還是處處追擊他們的激進組織，都同樣相信除了服從與反抗（當然，對象各有不同），選民再沒有其他的回應方式，實在十分諷刺。

問題是，貧富、官民間壁壘分明的格局，真的是必然的呢？彼此的糾紛，真的只能靠把對手壓倒才可解決嗎？在服從與抗爭之間，我們真的沒有第三條路可以走嗎？

第三條路，就是拋棄敵我矛盾的思想限制；這樣，我們才能展開真正的和談，再不需要（也不容許）靠施壓來達到目的。走這條路，用的時間很漫長，也考驗大家的耐性，但屆時得出的和解，各方都是心悅誠服。然而，對一個急功近利的社會來說，人們有沒有能耐去走這條路，實在不言而喻。

把以上的理想跟現實對照一下：所謂的泛民陣營早已四分五裂；而那邊廂的建制派，又因早前的行政長官選舉而決裂，全靠北大人的介入，才可勉強將他們團結起來。連志同道合的也談不攏，要不同政見的派別坐下詳談，更是痴人說夢。當一切的政治議題，都被極度簡化為贊成誰或反對誰時，我們還需要拿出智慧與同理心，去開創新的局面嗎？也許有一天，無需北大人的有形之手，香港的前途已經被自己人勒死了。

看不到的工程‏

學生年代，筆者不時經過界限街與彌敦道交界的地區。那時侯，每逢颱風或暴雨，附近的街道都會水浸。縱使不至於有人傷亡，卻構成不菲的經濟損失。後來，渠務署積極提升市區的排水系統，令它足以應付百年一遇的毫雨。在剛過去的兩次颱風，市區再無水浸報告。

政府內負責公務工程的部門，有建築署、路政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水務署和渠務署。當中，渠務署的工程，許多時侯都不為公眾注視。現時由該署負責的最大工程，是要由北角碼頭開始，鑽一條超過一百米深的排污隧道，經過西環的中轉站，把污水運到昂船州的污水廠淨化，最後才排出大海。工程完成後，維港的水質將能大幅改善。然而，要不是維港渡海泳在去年復辦，傳媒根本不會報導，該工程就是賽事得以舉行的主因；很自然地，公眾在此之前，對這個龐大工程可謂毫不知情。

或許有人會質疑：花龐大的資源，去搞這些看不見的工程，似乎很不化算。然而，一套完善的排水系統，除了可避免水浸之外，更能改善城市的衛生狀況。在西方國家，大都市的下水道系統都有過百年歷史。投資在這些看不到的工程，確實是不可或缺的。

相比之下，一個在孫隆基博士言下，仍未進化到弗洛伊德肛門期的民族，對此等無法彰顯國家成就的工程，自然地不感興趣。可想而知，相關的投資猶如杯水車薪。難怪一場所謂的世紀暴雨（但光在一年前已經發生過），會導致人命傷亡。

或許，京城上述的遭遇，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已被注定了。

那時候，中國的滿清皇朝與日本的德川幕府，同樣採取鎖國政策，洋人除非獲許可（例如赴京朝貢），否則只能在指定的港口通商。然而，唯獨在日本有一批人，對由洋人帶來的各類知識深感興趣，並把相關的典籍翻譯成日語，讓更多人能夠學習。打好了知識的基礎，到了國家開放門戶，大舉維新的時侯，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彼岸那個以三千年文明自居的帝國，卻找不出一個有相同能耐的人。到了外國列強來敲門時，只能被任人魚肉。後來搞的所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的東西，全都僅僅是門面功夫。這種陋習，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似乎也沒有好好改善。從這個角度看，京城這場水災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以相同的標準分析，內地在其他看不到的領域（例如教育、醫療、食品安全等）的投資到底是否足夠，實在不言而喻。不難想像，在可看的將來，相關的負面報導只會接踵而來。

窮得只剩下金牌？

香港單車女將，在倫敦奧運擲下獎牌，在各個社交網站，都有讚好的帖子。然而，當在大陸薄有名氣的香港藝人，在國內的微博上道賀時，卻惹來不少網民圍攻：國家隊取得那麼多金牌，你幹嗎不高興？

羽毛球場上，超級丹與李宗偉爆發世紀大戰。身為馬來西亞人的國語歌手，很自然地在微博上替李氏打氣；不用多說，又要捱大陸歌迷們的罵。按這套邏輯來說，澳洲人就不能為澳洲選手喊加油，只能替祖家英國的健兒觀呼。這到底有多合理，各位必定心裏有數。

中國欄王失意京奧，四年後捲土重來；不幸在預賽中摔倒，最後黯然出局。同時間，內地影星在微博上，放了一幅面露笑容的照片，結果又被網民指責：全國上下都替欄王痛心，你居然莫不關心？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故然是全球焦點所在。但運動員在場上的得失起跌，最多都只屬於他自己與背後的團隊。要麼舉國上下，都動輒把運動員獲勝的榮耀，強行提升到民族尊嚴的層次的話，似乎是暗示着，除了競技場上的成就，我們根本拿不出其他東西，去洗脫所謂「東亞病夫」的形象。

筆者無意在眾人興高采烈之際潑冷水。然而，凡事總要權衡輕重。奧運賽事再精彩，由開幕到曲終人散，頂多只有兩個多星期。要比拼國力，在教育、經濟、科技等範疇上的較量，遠比獎牌榜的排名來得重要。一個表面富有，內裏卻窮得只剩下金牌的社會，能向世人展示多少自信，也是無用多言。

拒絕溝通的社會

「很遺憾，現在的討論已不只是國民教育的存廢，甚至質疑交流團，升國旗等活動。這種拒絕溝通，將內地的一切都說成邪惡或『愛黨』，有必要嗎？理性嗎？」在國民社會成為全城熱話之際，學長在「非是簿」上有此留言。

不容否認，反「國民教育」運動來了現在，已經遭到不同團體所騎劫，部份批評，更發展到上綱上線的地步。但冰封三尺，非一天之寒，要麼不是政府所托非人，草率編制教材在先，根本就不會惹來民間的激烈回應。事情現在弄得如斯田地，政府可謂自作自受。

近年，類似的官民衝突越來越多，也有越演越烈的跡象。學長認為這是拒絕溝通所致，筆者大致認同。問題是，社會要進步，人際間的溝通必然有增無減；為何來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居然有人會唱反調呢？

不管你活在什麼社會，你希望別人接納自己意見，你總要拿出一些理由。假如你多番嘗試，別人都不吃你的一套的話，除了放棄之外，你不外乎會用兩種手段：要麼跟對方拉關係，對你有好處的話，你可以選擇利誘；否則，你可以乾脆威逼對方就範。你夠老練的話，更可來個軟硬兼施；總言之，為求達到目的，你可以不擇手段。至於對方是否心悅誠服，反而變得次要。

正如筆者在《比貪污更可怕的東西》中發現，威逼與利誘，莫說是人類，即使是動物都會為之所動。由此不難想象，當各人都只靠威逼與利誘來爭取支持的話，大家都只會將對方當成騾子看待，只要有胡蘿蔔與皮鞭，就能令對方聽自己的話。如此的環境，一切溝通都變成不必要。

試想象，你活在一個完全沒有溝通的社會。屆時，你還打算跟人坦誠交流感想與知識嗎？你還會花時間去體會別人的處境嗎？你還會用盡，分析別人說話的真偽嗎？你還會花精神去思考別人的意見，從而激發新的靈感嗎？以上疑問的答案，相信讀者都心裏有數。站在文明發展的角度看，這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更加無用多言。

來到這裏，不禁想起一首舊歌；或許，詞中描寫的那個社會，跟以上的不謀而合。

　繁鬧市百萬人擦身過
　未會想路過者有故事
　人面中看不到笑臉
　每一對眼目內　盡透冷漠
　心中空虛　誰又會聽我細訴
　心想溝通　誰願講心內熱誠話
　幾多虛假　曾令我不再要多說
　假裝對話　寧莫說話
　
　赤道《無言者》

甘於被洗腦的香港人

在剛過去的書展，主辦人邀請了數位著名文人出席，其中一位，是資中筠先生。演講過後，台下有聽眾請她評論最近搞得全城鬧哄哄的國民「洗腦」教育。她笑着說：所謂的「洗腦」，只能在一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人民被禁止遷徙、言論被徹底監控的環境才能成事。莫說是香港，即使是內地也沒可能成功。

該次座談，筆者沒有參加，以上內容，來自友人轉述。先生博學多才，固然可以很客觀地分析問題。然而，事情是否真的這樣簡單呢？

看看日本，民眾普遍對戰爭責任的認識，已成功地被建制「洗腦」了。雖則他們不像那些極端右翼團體那樣，反指美國故意誘使日本突襲珍珠港，但大多對當年日軍做過的種種暴行一知半解，更遑論把相關史實好好保存與公開，作為告誠後輩不要重蹈覆轍之用。在一個資訊流通完全自由之地，也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更加不可想像。

也許，我們應該反省一下，是什麼因素，令「洗腦」工程可以成事呢？

顧名思義，「洗腦」就是對別人灌輸一些虛話或假話，務求令他們不懂分青紅皂白，把它們信以為真。然而，某些陌生事孰真孰假，最終都是由個人意願主宰。換言之，只要這些事合符你的意願，即使周圍的人都認為是假的，你也會傾向相信它們。

站在搞「國民教育」的班子來看，他們弄的這套教材，無非志在希望學生相信，現世的執政團隊能領導國民，建立一個強大昌盛的祖國。為此目標，我們必須要歸順於該團隊；而為求對外顯示團結的形象，大家最好做多點忍惡揚善之舉云云。

不容否認，在現實中確實有人真心相信這個願景，而非收了什麼利益，胡亂說些連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話。以上的心態，代表着對一位無所不能的統治者的渴望。但莫說香港，就連在自小就要上政治課的內地學生當中，找出有此理想的人是易是難，實在無需多說。難怪教材公開不久，馬上惹來激烈的回嚮。

然而那一邊廂，那些所謂的反對者，心想的到底又是什麼呢？

月初，筆者談過七一遊行中爆光率最高的「標語」，是舊時的港英政府旗幟。這彷彿告訴全世界，只要統治者稍為做得像樣一點，港人實在不介意（甚至樂於）把治權拱手相讓。說白一點，這些人所渴望的，豈不正正就是無所不能的統治者嗎？為求吹捧昔日的政權，他們不就是把當年的惡行忘記得一乾二淨嗎？說穿了，要洗香港人的腦，簡直是易如反掌，當今的政權只是未能從英國人身上學會箇中精髓，才弄得如此下場而已。

要對抗洗腦的誘惑，我們必須要保持清醒，不再對任何強權存有絲毫幻想。奈何的是，只要強權懂得釋出少許利益，港人隨即又會故態復萌。眼見這個形勢，我們能不說港人根本是甘於被洗腦嗎？

比貪污更可怕的東西

最近，兩宗矚目的案件，令廉署成為新聞焦點。誰是誰非，在法庭內自然會水落石出，無需外界多加評論。事件曝光後，坊間不少輿論慨嘆，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廉潔形象，最終被那些人毁於一旦。

眾所周知，廉署是前殖民地政府於１９７４年成立，專門整治貪污的機關。年初，筆者曾以英語行文，對於昔日的英國人明知行政機關的貪污由來已久，卻要等到該年才成立廉署，感到大惑不解。然而，最近仔細一想，在英國人的祖家要查貪污案，根本無需開設一個完全獨立於其他執法部門，直接向地區首長匯報的機構。不難想像，當時的港英政府在非常時期之下，一時之間無法應對，才決心採取非常手段。

三十多年過去，非常態變成了常態。換個角度看，香港人之所以把肅貪倡廉視為核心價值，不就是側面反映了，導致貪污的種種誘因，到今天仍然存在？

要杜絕貪污，我們不能不先瞭解它的特徵。

貪污要成事，至少要有兩組人參與：行賄者把某些利益，輸送到受賄者，以換取對方提供的另一些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兩方是你情我願的。

但有時候，可以是你情我不願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掩口費了：收款的一方，可能只是為勢所迫而已。筆者有位長輩，有一位在六十年代當公職的朋友；某日，他在辦公桌的抽屜裏，發現一大疊鈔票，問了所有的人，也無法知悉鈔票的來歷。他深知收了這筆錢，代表自己要怎樣做，但他又拒絕同流合污；最後，唯有把錢捐給自己的教會，讓自己安心。

驟眼看，貪污不過是一宗換取服務的交易。哪它跟我們平日的商業活動，有什麼分別呢？

普通的情況下，我完成一宗交易，是不會也不能妨礙你以相近（縱使未能相同）的代價，參與相同的交易。但貪污就不同了：我賄賂的目的，就是要令你吃虧，而我為求保障一己之利，必然用盡方法阻止你參與這次買賣。

以上述定義衡量，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法制健全的地區，貪污案件仍然偶有發生。但在這些地方，貪污是非常態的交易；它的出現，無礙法制本身的運作。然而，當非常態變成常態時，麻煩就來了。

返回上面列舉的兩種賄賂情況，可以簡單地作個歸納：前者是利誘，後者是威逼。引伸這個思維，我們不難想像，某個社會的貪污越嚴重，人會越傾向以利誘或威逼去處理事情。民眾間一旦發生衝突，各方會選擇以理性討論，編製一個大家都心悅誠服的方案，抑或只會以利益與恐嚇，拉攏別人去支持自己和打擊對手，實在不言而喻。

說穿了，威逼利誘所能牽動的，僅僅是我們的生存本能而已；莫說是人類，就連動物都會為之所動。問題是，假使整個群體，只能夠靠這種動物性，才可推動社會前進的話，大家還會有時問與興趣，跟你談什麼自由、人權、法治嗎？屆時社會將會是人間樂土，還是修羅場呢？

回頭一想，某些地方之所以貪污猖獗，也許就是以上的行為傾向所導致的後果。港英政權之所以整治貪污成功，除了完善的法制外，更重要的是教導港人擺脫上述那種動物性，試圖把貪污的誘因連根拔起。在彼岸那個越反越貪的社會，到底要到了哪個時侯，才知道繼續以威逼與利誘來獲得認同，只會令事情越弄越糟呢？

指揮棒與和諧社會

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
節錄自電視劇《天與地》大結局

身為愛好古典樂曲之人，筆者聽過管弦樂作品多不勝數。演奏的樂團有大有小，每位樂手都有各自的職能，在指揮的協調之下，樂曲才會動聽。我們的詞彙，稱呼這種狀態為「和諧」。

人道是，地球上最龐大的執政黨，其領導階層把以上的概念引伸：黨就像指揮，百姓就像樂手；每人各安其份，在由指揮引導的主旋律下，合奏出和平掘起的偉大樂章云云。眾所周知，這就是所謂的「和諧社會」。

按這種類比推想，我們不難理解身為資深音樂人的大指揮，會對近日連串警民衝突有所微言。平心而論，大指揮沒有反對遊行示威，只是對其中某些過激行為表示擔憂，並無一竹竿打一船人之嫌。外間對她的批評，有部份或許已到了上綱上線的地步。

當然，大指揮的論點仍有值得商搉之處；筆者即管從音樂的角度出發，點出「和諧社會」的構想存在什麼謬誤。

在樂團內，不管是拉小提琴的還是吹巴松管的，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依據指揮的意思，把自己部份的樂章奏好。假使他們有爭執，指揮有責任加以制止；必要時，更可以把肇事者辭退。但同一套邏輯，來到現實世界，根本是另一回事：張三與李四的人生目標，不單止可以不一樣，有時甚至會有矛盾。為政者假使與指揮的思維一致，硬要把大家拉在一起，甚至懲罰不願遵從的人的話，得出來的到底會是「和諧」還是「河蟹」，實在無用多說。

好了，就當爭議都給放下了吧！但指揮的權力，只會局限在演奏廳內。散場之後，你可以到夜場花天走地，我則可以回家相夫教子，指揮根本無從干涉。說白一點，所謂的「和諧」，只能在特定的時空出現，其餘時間，大家都只會各顧各；連這一點都弄不清的人，對「和諧」的意義到底明不明白，又是不言而喻。

又或者，你跟指揮意見不合，揮袖而去。所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夠本領的話，大可以找其他樂團落班，甚至乾脆轉玩不同類型的音樂。屆時，你有你奏古典樂，我有我奏爵士樂，他有他奏搖滾樂，只要不干擾其他人，各人都可自得其樂，何壞之有？然而，那些提倡所謂「和諧社會」的人心裏想的，究竟是容許不同意見各自發聲，還是強行全部人服從單一的指揮，來個和諧大合奏，更是心照不宣。

來到這裏，不禁想起《天與地》大結局裏關於和諧的金句；諷刺的是，那個事事講求和諧的國度，把這劇集跟金句都河蟹掉。不管那句是對是錯，要麼連彈第一個音符都遭到打壓的話，我們還剩下什麼諧可以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