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仔箱」悟出的二三事（上）

去年底，港台《鏗鏘集》專題探討過香港電視業的發展，指出時下的年輕人，越來越不滿現時一台獨大的局面。筆者沒意評論誰是誰非，但覺得事態的發展，或多或少可以預見香港的將來。

香港的電視台，除了坐擁所謂「慣性收視」的「三色台」以外，其餘的頂多都只能錄得微利，某家甚至要長期虧本，一旦股東停止注資，隨時連工資也不能發。無可否認，過時的廣播政策，是導致如此局面的重要因素，但要把責任全歸究於政府與電視台，又是否恰當呢？從前沒有衛星與付費電視，大家無奈地只能選四個頻道（或者如筆者般，乾脆不看）；但現在縱使頻道數量倍增，「慣性收視」的現象依然健在，要是沒有足球直播作號召，還會有多少港人有興趣裝付費電視呢？僵化的配套政策，加上僵化的觀眾口味，電視台製作的節目，會是多姿多采還是千篇一律呢？連最為大眾化的娛樂節目，社會都可以「是是但但」的話，我們還能憑什麼，去搞所謂的「創作工業」呢？

宏觀點看，電視在眾多文化產業中，最為深入民心，用國內時下的口吻說，它是一項重要的「軟實力」。曾幾何時，香港這項「軟實力」雄霸華語世界，但昔日的光輝，來到今天已不復再。最諷刺的是，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大陸，電視人也能盡用僅有的創作空間，製作新穎的節目。無可否認，他們只能在特定的鳥籠裏發揮，但至少，他們都有努力過。各省衛星電視台間的激烈競爭，令製作人不得不攪盡腦汁，嘗試新的點子；湖南衛視之所以能異軍突起，也是這個原因。按以上趨勢進測，粵語節目的地位，遲早會被普通話節目取代；這樣說，所謂「邊緣化」的現象，早已在文化的層面上實現了。我們如果再不醒覺，設法扭轉局面的話，香港對大中華以至世界的影響力，又會變得怎樣呢？

從以上現象看，香港人畫地為牢的心態，已經漸見明顯；我們還能憑什麼，去自稱所謂的「國際都會」呢？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下）

公元３８０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宣佈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對於承諾過「除了我（上帝）以外，不可有別的神」的信徒來說，可謂天大的喜訊。皇帝駕崩後，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邊，在東方的半壁江山，後來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雖然國祚愈千年，但據《羅馬人的故事》的描述，它「沾染東方專制宮廷的氣息，宦官、皇后才是國家的主人，暮氣沉沉」。結果這個老大的帝國，領土與國力不斷被後起的阿拉伯與威尼斯勢力蠶食，最後由鄂圖曼帝國，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現在除了伊斯坦堡的聖蘇菲教堂，與由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下令編制的《羅馬法大典》之外，拜占庭的文化幾乎被徹底湮沒。看來，縱使東西帝國信奉的神完全一樣，信仰也未能拯救拜占庭於危難之中。

回到今時今日，最近與鄧文正博士茶聚時，談起《中國文明的反思》的內容；他說作者許多想法，跟那些在八十年代初從大陸移居美國，並在後來信奉了基督教的華人很相似，就是他們普遍心存「耶教救國」的理想，認為唯有國人全都皈依耶穌基督，國家才有希望重新振作。也許你會認為，筆者在斷章取義，那批海外華人的理想，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在書中一開始，他便搬出中國神話與舊約聖經裏某些相似的情節，拿來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繼而引用許多聖經章節，抨擊自家文化的種種不是。姑且不談進化論與創造論誰是誰非，試問他不相信「耶教救國」的話，又何須要抬聖經出來呢？抬可蘭經不行嗎？

對的，有救國的理想，總好過沒有；但有以上理想的人，對信仰的本質又有多少認識呢？不論任何宗教信仰，要打入一個新的族群，許多時都要作某些改變，適應當地的文化與傳統，才能在新的地方紮根。就以從印度傳入中土的佛教為例：原本是男性的觀音菩薩，來到中土竟然變成女兒身，名氣有時還會超越佛祖；另外，在西方十分盛行的禪宗佛學，更是由中土原創出來的流派。從猶太地區傳到西方社會的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如：例如在天主教聖堂裏經常見到的聖像，其實是有違猶太文化裏不可拜偶像的禁律；建立神像，其實是源自希臘的傳統。好了，假使國人都來敬拜上帝的話，試問他們真的會照單全收西方的那一套，而不會像當年的洪秀全般，偷換某些宗教概念來利己嗎？莫說宗教，單看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窰洞裏有馬列主義」等的史實，就知道西方再優越的學說，來到這裏後會變成什麼的一回事吧。

無可否認，作者說對了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的意識，但有了信仰之後，國家就一定會強大麼？看看連電視也不許人看的塔利班政權，試問哪個社會的宗教意識比他們更強呢？阿富汗在其統治下，除了不斷輸出恐佈分子與毒品外，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說穿了，作者心目中的信仰，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他選嗎？就當筆者說對了吧，但從上面的歷史看，這個在作者眼中異常地偉大的信仰，為何僅僅眷顧從前的西羅馬帝國，而對東方的拜占庭見死不救？「信仰」與「救國」，真的有關係嗎？更可笑的是，書中４１９－４２０頁有這一段：「１９１７年的俄國等，都是因為競選失敗者輸了不認輸，最後發動了革命。由於有基督信仰，有博愛、人道精神，所以競選失敗者願意 ... 輸了認輸，願意保持公平的競選」，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人民不都是信奉東正基督教嗎？難道作者不知道，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敬拜的都是同一個上帝嗎？這樣說，作者豈不是在自打嘴巴嗎？

連對自己景仰的宗教都只是一知半解，筆者只能坦白地說，作者的立論猶如建在沙上的城堡，一點也不紮實。若果類似的「反思」題目，在坊間已經有更好的著作（如孫隆基，黃仁宇甚至易中天）的話，筆者只會覺得，大家無需花時間在這本書上了。

後記：剛在上星期，一件奈人尋味的事情發生了：在內地有局部「落地權」的鳯凰衛視，竟然在節目《開卷八分鐘》裏介紹這本書，有關視頻還上載到鳯凰網；看來這本著作有機會被解禁了吧。然而，節目對著作的描述，說白點是避重就輕。全書裏，作者花了超過四份一的篇幅，分析自晚清至國共內戰為止的近代史，但主持人竟然很不合比例地，僅僅用一兩句說話輕輕帶過。諷刺地，這篇長達一百多頁的《不成功的文明轉型》，是筆者唯一覺得精彩的章節，因為它如實地點出了國人到近代史的許多誤解，還大膽地直言孫中山剛愎自用，對民主政制未能在中國紮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打破了眾人的幻想。讓筆者涉獵多點相關資料後，再回來寫這段被大家曲解了的歷史。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上）

回顧一年前的今日，匯豐股價因為宣佈供股而大幅下滑，到了三月九日的收市，股價更被壓低至三十三元，繼而發生了「青姐之淚」的一幕。在恐慌情緒的支配下，當時大概不會有很多人預計到，匯豐股價會在半年內強力反彈。到了現在，股價守在八十多元的時侯，假若有人站出來反問你「幹嗎不在三十三元買匯豐」時，你會有什麼感覺呢？俗話有云：有早知，無乞兒；評論歷史事件時，若果只以當代的價值觀為依歸，忽視當時的客觀環境的話，這豈不是在做「事後孔明」嗎？

遺憾的是，以「中國禁書」招來的《中國文明的反思》，正是循以上的方向作所謂的「反思」。例如在書中，作者反覆批評秦帝國踐踏人權，加上繼後的朝代沒有汲取當中的教訓，因此鑄成日後中國文明的禍根云云。當然，秦帝國草菅人命，是無容置疑的事實；它在不足二十年後迅速滅亡，不就為應得的果報嗎？作者拿着當今西方社會的人權標準，指責二千多年前的暴政，試問戰國時代的國人，有可能知道在遙遠的西方，有其他的文明出現嗎？即使知道，又能認識多少呢？執著眼前的成敗來抨擊古人的所為，與那些眼見畢菲特、索羅斯等人投資創富，就拿來批評一眾「老散」經常損手離場有何分別呢？這樣說，以上的立論，不就是和上面問「幹嗎不在三十三元買匯豐」的人同出一轍嗎？

再者，人權觀念，莫說中國，在歐洲也是近數百年才萌生的。無可否認，歐洲的政治體制，不容許極權的出現；然而，沒有暴政，不等於沒有暴行：羅馬軍團血洗哥林斯 (Corinth) 與耶路撒冷、中世紀的宗教審判與獵巫行動、殖民主義令土著文化被徹底破壞、以至兩次世界大戰與納綷屠猶等，都是鐵一般的史實；熟悉歷史的作者，為何可以隻字不提呢？作者批評國人報喜不報憂，但他在對待西方歷史時，何嘗不是報喜不報憂呢？

更糟的是，要譴責舊社會的專制暴政，何須要抬洋人的那一套出來替自己背書呢？不止作者，眾多做這種所謂「反思」的國人，都是執着當今西方的文明如何璀璨輝煌，來對自家的文化指指點點。然而，連這班讀過書的人，也要靠眼見別人的成就，才會被動地反省自己的過失的話，一般的黎民百姓，會懂得主動反省嗎？假若有日，中國真的能和平掘起的話，他們是否會停止反思，甚至倒過來對別人的事說三道四嗎？

平心而論，書內的評論手法，在當今的華人知識界裏實在太普遍了，因此恕筆者直言，「禁書」的內容實在只屬陳腔濫調，缺乏新意。但在下篇裏，筆者將會點出書中一個致命的謬誤與空想，足以令筆者認為，此書根本不值一看。

比「艾滋」為禍更大的病

豐田回收汽車的事件，在美國越演越烈，結果上任不足一年的社長豐田章男，在多方壓力下被迫要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汽車因機件故障需要回收，其實並不罕見，技術問題，本應只要技術解決就行了；但豐田忽視這個本應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結果令這家譽滿全球的企業，陷入一場空前的公關大災難。事件之所以鬧大，原因眾說紛紜，但活在東方社會的人，不難理解其背後的「邏輯」：不管是中國、日本或者是韓國人，都傾向刻意隱瞞一些看來不光采的事情；在他們的思維裏，維持公司與國家的聲譽（與自己的飯碗），比保障顧客權益更重要。這次事件，又一次證明日本「脫亞入歐」之說，只是一個從來未實現過的神話。

連高度西化的日本企業也尚且如此，我們自然不難瞭解高耀潔醫生當前的遭遇：在醫生眼中，疾病無國籍民族之分的，預防與監控疾病，比所謂民族國家尊嚴更為重要；若果公眾某些行為，會助長疾病蔓延的話，醫生有責任站出來提醒大家。奈何的是，「艾滋」往往被標籤為是縱欲者才會患的病；在（偽）道德泛濫的中國社會裏，病患者與其家屬必然飽受歧視，無需當權者刻意下手。而身為炎黃子孫的高醫生，還要到處揭露疫情有多嚴重，這種有辱家聲與國體的行為，在國人眼中簡直是天地不容。結果是，高醫生的努力與好意，不但沒有得到欣賞與肯定，反而處處受人白眼。最近看過一篇報導，指在中國仍然有人相信艾滋如感冒般，可透過飛沫傳播；也有人在沾花惹草過後，不斷懷疑自己染上艾滋，縱使翻覆的醫學檢查顯示他們沒有艾滋病毒，也無法平息他們的疑慮。如果高醫生的工作獲得正視的話，試問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會可能發生嗎？表面上，高醫生是受不住當權者的欺壓才被迫出走，但當她的親兒子，也在埋怨母親為自己與國家添麻煩時，她豈能不對自己的國家，感到心灰意冷嗎？

艾滋病毒再利害，我們依然能以藥物控制（縱使不能消滅）；但國人處處避忌不光采的事情，不是反而助長了病毒肆虐嗎？這種逃避的心態，又有什麼藥物可根治呢？現在看來，為禍更大更深的，是艾滋病毒，還是迴避艾滋的心態呢？

「恭喜發財」？

（註：牛年起始時，筆者寫過一篇同名的文章；一年過去，筆者決定重寫一次。）

農曆年既然是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節日，期間大家的所作所為，或多或少可以反映中華文化的特色。

恭喜發財，大家在碰面時例必會說；不管我們最終發財與否，在佳節期間說些「好意頭」的說話，是國人的習俗。然而仔細一看，「意頭」這種東西，似乎只有華人社會才特別重視，莫說大時大節，即使是日常生活裏，我們對「好意頭」實在是趨之若鶩，例如公司在選上市編號時，總會選３或８字。可是事情的吉凶，往往都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一味追求吉利的「意頭」，似乎有點兒不切實際。趁着新年，我們不妨值得探討國人的這種心態。

反觀西方社會的人，聖誕新年裏只會祝對方「佳節愉快」，佳節過後，大家繼續如常幹活，祝福亦隨之過去。但華人社會裏的祝賀說話，可謂五花八門，那些句語，更會滲到歌曲、電視與電影等的媒體裏，務求在節日裏營造一片歡樂氣氛。但對一般人來說，那些如「萬事勝意」、「財源廣進」等的祝願，用英語說真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想得太美了），若有人相信它們最終會靈驗的話，我們除了說他太天真之外，實在沒有更貼切的形容。那麼，這些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祝福語，豈不全都是空話嗎？既然是空話，為何我們仍要樂此不疲地說下去或唱下去呢？沒有強大的誘因，實在沒法解釋這種看起來十分愚笨的所為；也許，那些（空洞的）祝福符合了我們潛意識裏的某種渴望，認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會是美好的。有這種渴望，確是人之常情，但當整個民族都熱切追求「好意頭」，並唱得越來越響亮的時侯，這不是反證了，我們根本無法面對逆境嗎？一個喜歡以一大堆空話，去掩飾眼前困境的民族，給世人的印象，是成熟還是幼稚呢？更糟的是，這種凡事都渴望「好意頭」的心態，令人很容易墮入迷信的陷阱，寧可信片面的空話（甚至謊言），也不信客觀的事實；這樣說，我們豈不是身處一個專門玩「假大空」的社會嗎？連黎民百姓都沉醉於「假大空」的話，當權者能不大搞特搞「假大空」嗎？

不瞞大家，說到這裏，我發覺自己開始討厭農曆年，討厭的不在節日本身，而是以上這些「假大空」的傾向。對我來說，能愉快地渡過這個節日，已經很滿意了，其他的祝願，我只會禮貌地說句「No, thanks （不必了，多謝）」。

與馬勒的音樂之緣

die Symphonie muss sein wie die Welt. Sie muss alles umfassen （交響樂就像世界，要包涵一切事物）
馬勒 (Gustav Mahler) ，１９０７年１１月與西貝流斯 (Jean Sibelius) 對話的節錄

練總在最後一篇專欄中，透露自己是個馬勒狂，當年就是因為太入迷，因而未能完成博士論文。筆者雖不如練總那般多才多藝，但對馬勒的音樂同樣有份不解之緣。

開始接觸他的音樂，是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猶在求學時，某電視台播映了《銀河英雄傳說》的動畫；在信博裏，相信有不少《銀英傳》的「粉絲」，而筆者印象最深的，是動畫中的配樂。為求追查來源，筆者遊走了信和與荷里活各唱片輔，搜尋《銀英傳》的原聲大碟；當然，仍然是學生的我，根本沒有財力買這些動輒二三百元一張的ＣＤ，我能做的，是閱讀印在封底上的曲目。在上面找到最多的字，是「マーラー」，但要把日文的譯音換成英語，實在有點難度；直至走到圖書館的唱片架上，才知道是 Mahler。時至今日，我早已丟下田中芳樹的著作，但馬勒的音樂，我仍然有聽。

演奏他的音樂，確實是項浩大的工程；要欣賞，從前只能靠聽唱片。可喜的是，自從大師迪華特上任港樂總指揮後，本地樂迷終可一飽耳福，親身感受它的震撼。今個樂季，港樂更上演兩首馬勒的作品：去年十二月有以唐詩為靈感的《大地之歌》，下星期則有「賣飛佛」的第三交響曲。熟悉他的音樂的人，都清楚馬勒不忌諱地在創作中談論死亡觀，但這首第三交響曲，是少有的例如。相反地，從起首「夏天的行進」，到結尾「愛告訴了我什麼」，曲裏每個樂章，都呈現着豐富的生命力；難怪馬勒會誇言：這首作品不是音樂，純綷是自然之聲。要一氣呵成地演奏這首差不多兩小時的作品（單是第一樂章就超過半小時），是對樂團的最大考驗。

當年電視台播的《銀英傳》動畫，只播了第一單元，而這單元在結束時，正是以《馬勒三》的最後樂章為配樂。港樂把《馬勒三》宣傳為情人節獻禮，實在有點兒張冠李戴，但無論如何，今次的演出仍是不容錯過的。

通識的目的（與為何我參加《動筆動思考》）

過去兩次，我都是在談什麼不是通識；今回，該說一說什麼是通識了。

數年前在因緣際遇下，我認識了鄧文正博士；他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的理想，多年前毅然辭去大學的教職，並創辦自己的學舍。在大家還未知「通識」為何物之際，博士已率先搞通識課了，課堂中閱讀的文章或書籍，可謂包羅萬有；例如現在我們讀的，是羅素的《西方哲家史》，要在堂上講完整本書，猶如修建巴塞羅那的聖家堂一樣，因為我們不單要讀懂內容，還會有許多的討論，有時僅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可以談上大半個小時。就像最近，我們在讀托馬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如何以邏輯推理，證明神的存在。然而此等議論，不管時空是在九百年前的中世紀歐洲，還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都沒可能有結論；既然如此，也許你們會問：還值得花時間嗎？我則認為，能回答這個問題，便可知道通識的真正用途了。

不管我們身處在什麼文化，任何神明或鬼怪，你信則有，你不信則無。以哲學證明神的存在，看起來有點兒多餘，羅素甚至認為，為一個早已訂立的結論找論據，極其量只是一種辯謢，本身並不是哲學，故此托馬斯的成就，與古希臘的哲學家相比可謂差天共地。當然，托馬斯的論據出色與否，大家各有觀點，但至少他意識到，自然哲學無宗教種族之分，以它游說異族與異教人歸依基督，會來得更有說服力。換個角度看，他之所以要用自然哲學立論，其實是隱晦地說明了，單靠領洗、誦經、禱告、上主日課、參與彌撒等的行為，不足以支持自己宗教的合法性 (Legitimacy)；因此，不論托馬斯的著作成效怎麼，但最低限度，是他對信仰的一種自省，而他身為局內人，也肯作這樣的反思，實在值得尊敬。

回到今天，我們聽到諸多的意見，認為「通識」可增進知識、擴闊見野云云，然而這些理由，都是趨於功利。但以功利的心態學所謂「通識」，豈不是局限了自己的見野嗎？其實對我來說，通識的最終目的，就是自省與反思。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也許都是透過自省，才會知道自己完全無知；瞭解自己無知，才會虛心學習，然後再以新的知識，反思自身、反思社會、以至反思國家。反思過後，會再學習新知識，有時侯，甚至要「反學習」(Unlearn)，摒棄某些故有的知識，如此不斷循環，個人、社會以至國家才會不斷進步；憑此，他才能遺下睿智的明言「未經反思自省的人生，不值得活」。一千多年後的托馬斯·阿奎納，可能也是要實踐這份智慧，才立志著書立傳。因此對我而言，只要是以自省與反思為學通識目標的話，不管在博士的通識課上讀什麼，歷時要多久，反而是次要。從課堂裏打好基礎後，我開始以寫博客實行這個目標。經過一年多的鍛練，來到２００９年，我以相同的實踐態度，報名參加第一屆《動筆動思考》文化組，結果從千多名投搞者中突圍，成為二十多位成員之一，並兩度獲選「最佳文章」；這個小成就，博士佔的功勞最大。

最近得悉，新一屆《動筆動思考》快要啟動的，對有志參加的人仕，我有以下的建議：只要你是循以上反思的路線出發，你的文章至少不會太爛；不論你的風格是偏向理性（如筆者）還是感性（如文化組許多組員），也請緊記：你的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專欄，不是寫給自己看的筆記，在落筆前，請先弄清自己的思維（詳見拙作《執正語文，不如執正思維》)，思維清晰，才能以精確的文字表達，讀者才能容易明瞭自己的意思。最後，謹祝各參加者有理想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