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理想，還是空想？

這就是文化危機，資本主義帶來的文化危機。我們活在其中，束手無策。要走出這個歷史的怪圈，也許要回到它的起點，重新審視「自由」和「人權」。不弄清這兩個概念，資本主義就如脫韁之馬。我認為必須重解和確解這兩個概念，時代纔有新精神。 （霍韜晦 ，刊於《信報》 ，２０１２年１月７日）

近年，每逢金融市場大幅波動，令眾人的財富在瞬間化為烏有之時，總有一班衛道之仕站出來，把資本主義批評到體無完膚。在他們的眼中，市場的參與者唯利是圖，妄顧道德倫理，把世界變成一個殺戮戰場；要扭轉這個局面，必須要樹立一個強大的建制（可以是政府、政黨以至宗教團體）來主持大局，並充當道德的楷模，好讓大家跟隨云云。

深受儒學薰陶的霍大師，有這樣的慨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孔夫子筆下那個大同或小康社會，要麼真的能夠實現得到的話，那為何由春秋戰國至今的近三千年間，我們找不到任何成功實行的例子呢 ？說白一點， 到底這是理想還是空想，各位都心裏有數吧！

當然，這個現象並非只是儒學獨有的。不管今中外，有無數的思想家，提出了各式各樣建立理想社會的理念；最終有多少套能持久推行，實在無需多言。也許，閣下會覺得這些思想家不吃人間煙火，才令這些理念與現實脫節。筆者才疏學淺，無法就這琳琳種種的理念的好與壞逐一評論；然而，在這些理念的背後，似乎存在着一項共同的假設。

這個假設就是，任何個人無法解決的問題，都可以透過建構某些制度來化解；這些制度，不外乎牽涉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等的範疇。久而久之，大家對制度就會產生依靠，行事變得越來越不靈活。不要誤會，筆者不是籍此批評「制度」，只是希望點出，「制度」作為一種工具，管我們想起如何周詳，亦難以避免某些局限；環觀人類歷史，相關例子實在太多，無法盡錄。如是者，無論奉行的是資本還是社會主義、西方耶教還是伊斯蘭教、孔子的大同小康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冀望它們能帶領我們建立理想社會，最終只會變得空想。

來了這裏，讀者也許會有點微言：以上的見解，說白點只是老生常談；撇除那些從象牙塔產生出來的理念，我們這個世界仍然是由大大小小不盡完善的制度支配着。閣下貿貿然提出這些質疑，實在有點兒不切實際。

筆者明白，對大部份人來說，以上的立論看起來像是痴人說夢。但即使再好的制度，也難免把我們的思想局限起來；面對着多變的時局， 懂得如何靈活善用制度，比起尋求完美無瑕的制度更為可貴。有趣的是，要判斷何謂之善，我們已幾乎跳出了制度的框框了。

當然，你的善不等於我的善，要達到每個人都有裨益，我們必須要追求公眾的善；然而許多時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或是自命聰明不凡之仕，往往會以為自己的想法就代表了公眾之善，一旦談不攏就各行各路，甚至互相指罵。要尋求公眾之善，沒有公眾的參與是不能成事的；但假使大家都只是一味把一堆冠冕堂皇卻又虛無飄渺的口號枱出來，最終也只會變成假大空。要杜絕這個情況，我們唯有建立一個鼓勵眾人誠實的氣氛，並以平等與包容的態度看待各種不同的聲音，籍以達成共識。以這種方式得出來的善，過程既費時又吃力，結果又不如理想家的那般高尚，但有能力達到的人數卻是最多的。

平心而論，在人類社會近六千年的歷史裏，能夠以這種方法解決問題的次數，幾乎是屈指可數。美利堅立國前舉行的憲法會議，雖算不上是個上佳的例子，卻證明了筆者的想法並不是完全無可能的。問題是， 在當前的危機下，不同階層的人到底會選擇平心靜氣地談判 ，還是繼續各說各呢？

「着數」，真的毫無代價嗎？

近年，每逢上班日的早上，在各個鐵路站的出口，總會出現一個怪現象：穿着五顏六色制度的女士，向途人派發各式各樣的免費報紙；而在她們旁邊則有無數的老人家，希望你把看完了的免費報紙贈送給他們，皆因它們回收有價。如是者，在上班的繁忙時間，車站出口變得異常地擠迫，對不少人來說，這是一種無謂的滋擾。

筆者不禁疑問，當相關報社的職工，一方面每天不懈工作去製作報紙的內容，另一方面卻目睹自己的成果被極速送往回收商時，心裏會有什麼感受。當然，不少圈內人早已看化了，但只要你的感覺仍未完全麻木的話，或多或少也會感到洩氣。

無可否認，免費報紙是平民百姓的恩物，但對辦報人來說，這也許是惡夢的開始：不管報紙收費與否，其經營的成本確實不菲；要麼用家不願付鈔，除了把一大堆廣告塞進篇幅，以求增加收入之外，報社唯有將貨就價，縮減編採新聞的成本。這對新聞的質素是好是壞，實在不言而喻。

當然，在市場經濟之下，有什麼樣的讀者，自然有什麼樣的報紙。從以上的觀察，讓我們窺視這個城市的一些怪現象。

站在公眾的立場看，一份自己無需任何付出的免費報紙，是一種甜頭；用地道的粵語說，是一種「着數」。一聽見「着數」二字，不少香港人會格外眉飛色舞，坦白點說，這是貪少便宜的舉動。然而仔細想想，報紙作為媒體，最終受惠的應該是普羅大眾，而非廣告客戶；要麼公眾寧可取得「着數」，也拒絕掏錢購買更高質素的報導，我們不是有理由推測，港人對新聞報導的質素根本不甚講究嗎？這種經營環境，對新聞自由到底是好是壞，實在無需多談；而港人對這個核心價值，在骨子裏有多重視，實在很有參考價值。

寬一點看， 這種追求「着數」的文化，漸漸左右着香港的政治環境。譬如說最近的區議會選舉，某政黨經常被指以「蛇齋餅粽」的策略招攬支持者。在批評這種行徑前，我們必需先想想：要麼選民不是貪圖「着數」的話，試問此等手法又能否奏效呢？進一步想，上至政府高層，下至黎民百姓，只要接受到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把更重要的大原則拋之腦後的話，他們會懂得在必要時站出來，挺身捍衛自由、民主、人權嗎？難怪筆者在兩年前開始，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感到悲觀；時至今日，筆者的立場仍然沒有改變。

不管中外古今，參與任何方式的交易，在獲得任何東西的同時，你或多或少都需要付出。根據以上的推論，我們還能天真地相信，取得「着數」之後我們就完全無需付出的嗎？要付出的代價，我們真的承受得起嗎？

沒原則的生活

「這是一個動蕩的世界，人們為了生存別無選擇，無論你怎麼努力遵循規則，遲早都要迷失自己。」在介紹《奪命金》時，導演杜琪峰經常強調它是香港社會近三十年發展的一個縮影：表面上，我們身處的是個傲視全球的金融商貿中心；但港人賴以為生的，都是投機炒賣的活動。在這個唯利是圖的環境裏，金錢成為了衡量個人價值的最大標準（雖未致於唯一）；為了財富，為了生存，一切原則都可以拋之腦後。這種沒有原則的生活，就成為電影的英文稱謂。

名導演要談的，是這個小城市的實況；但放之於四海，情況也是大同小異。與《奪命金》同期上畫的《孖展風雲》，初出茅蘆的「埃賓架」，發現投行手持的資產根本一文不值；老闆為求生存，交易員為求佣金，決意要趁這批垃圾資產未發臭前悉數拋售，曾經憂慮這舉會令銀行與同事名譽盡喪的主管，最終也得為五斗米折腰。電視劇《天與地》裏 Dr Dylan 的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最近響遍全城；但仔細一想，真正 dying 的，何止這個 city 呢？

縱使情況還未致於壞人當道的局面，但不爭的事實是，眼前那些「大得不能倒」的機構與組織（不管是公司還是國家），主宰了全球的政治與經濟系統；為免局面無法收拾，大家都千方萬計要保住它們。這面免死金牌，令它們可以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把自身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就以經濟領域為例：那些量入為出、謹慎理財的小國，被另一些賒借度日、入不敷支的大國牽着鼻子；如是者，一個恃強凌弱的世局便逐漸型成，好習慣被鄙視，壞習慣被褒揚；劣幣漸漸驅逐良幣，世間再無好榜樣。

更糟的是，由以上情況衍生出來的道德風險，漸漸令眾人相信：循規蹈矩做事，不單對自己無好處，到頭來還會吃虧。正如《孖展風雲》裏大老闆的「搵食三招」：快、醒、騙，總言之，過了海就是神仙，手段如何無需過問。在這個只求爾虞我詐的修羅場裏，人性被徹底商品化，沒有利用價值的，無需多說會獲得什麼下場。投資銀行的裁員潮，就像貨架上的商品頃刻變得過時，輕則割價求售，重則當成垃圾丟棄似的。

來到這裏，想必有不少人會把問題歸咎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市場經濟等的東西；簡單點說，就是一個字：錢。錢，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一項重要產物，有趣的事，儘管世界各個古文明相隔十萬八千里，卻都能獨自建立貨幣制度，這彷彿暗示着，使用貨幣是人類的共識。的確，它是一個方便交易的工具，透過它，每個人都能夠各取所需。但當這個工具的主人，因為貪念而淪為它的奴隸的話，除了是十分可悲之外，更反映了人類的愚昧。

愚昧之產生，在於大家迷信着財富可以令自己一世無憂；但諷刺的是，因財富而產生的問題，往往比它能解決的問題更多。俗話有云：錢財身外物；當然，這不表示它完全沒有功用，但期望身外物能處理身內的事，最終只會變成奢望。問題是，再多的財富，真的能帶來多一點的幸福嗎？近年，在全球幸福指數的排名中名列前茅的，都不是經濟發達的工業國，而是那些生活簡單、與世無爭的小國；不管那是加勒比海旁的小漁村，還是喜馬拉雅山腳的小村莊，當地居民展露出的真摯笑容，都是世人對財富的執迷的最佳反證。但莫說打破這個謬誤，我們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智慧與勇氣，對以上的困局有所醒覺呢？

坊間不少人說，來年將會是變幻莫測的一年，經濟政治層面上的種種內憂外患，肯定令眾人感到非常困擾。然而，上述那些沒原則的生活，大家又不打算摒棄。筆者不禁慨嘆：人類的智慧，是否已經到了極限呢？在眾人皆醉之時依然保持清醒，是否只是曲高和寡之舉呢？不想人云亦云甚至同流合污的話，我們又應如何自處呢？聖經說：天國近了，我們應當悔改；人道是，世界未日距今還有不足一年，讓我們抱着這些疑問，迎接面前這個半假半真的未世。

（註：由於近月諸事繁忙，加上自己的生活在來年將有重大轉變，因而需要拖慢寫文的速度。待一切安頓過來之後，筆者才回復每週一篇的習慣。）

求學就是求分數－談《作死不離三兄弟》

印度電影《作死不離三兄弟》的三位主角，是大學宿舍的同房：法漢 (Farhan) 一心希望成為攝影師，卻要為滿足父母的意願才報讀工程系；拉朱 (Raju) 則為求家人能盡快脫貧，不斷求神拜佛，期望出人頭地。換句話說，他們背負的是別人而非自己的期望。假使無風無浪的話，他們都只打算勉強能夠畢業，找得一份好工便心滿意足；但藍丘 (Rancho) 的出現，徹底顛覆了兩人的一生。最終，法漢與拉朱都能放下包袱，達成理想；然而就在畢業禮後，藍丘悄然地消失在人群中，之後一直音訊全無。整個故事的主線，就是講兩人尋回藍丘的旅程。

電影裏描繪的校園生活，實在惹起不少香港人的共鳴：莘莘學子關心的，只是成績排名與就業前途。考試時，只要你有本事把教科書背得滾瓜爛熟，就可以過關；至於自己能否真正吸收這些知識，並把它們靈活運用，反而變成了次要。這個情況，即使是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華人社會，同樣有深刻的體會。

表面上，一直為人詬病的填鴨式教學，是問題的原兇。然而凡事有果必有因，這種教學之所以久久陰魂不散，肯定是因為它符合某些價值觀的。我們嘗試從這套電影裏，找尋箇中端倪。

在電影裏的「皇家工程學院 (Imperial College of Engineering，簡稱 ICE)」，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會被貼上壁報板上的；這跟舊中國科舉過後，朝廷放榜的傳統異曲同功，誰人名落孫山，誰人名列前茅，可謂一目瞭然。分數與排名，彷彿是種身份的象徵；成績好的藍丘與「馬屁精」查圖爾 (Chatur)，拍畢業照時就可與「病毒」教授並排而坐，至於排榜尾的法漢與拉朱，則只能站在最後一排當閒角。換句話說，在這個「求學只是求分數」的環境裏，學生都被掛上「勝力者」與「失敗者」的標籤；從「病毒」教授以「鵲巢鳩佔」的故事對新生訓話的一幕，可見一斑。

寬一點看，當每個人都熱衷於比拼成敗得失時，大家便不經不覺地認為，自己要出人頭地，必須要把弱者壓下來。許多時侯，勝利者為求鞏固自己的地位，往往會設下大大小小的關卡，好讓弱者無法誇越雷池半步。於是乎，辦教育的目的，就是令學生馴服於現有的建制，維持固有的社會秩序；而莘莘學子為免被他人看扁，一般都會循規蹈矩，接受這套規則。故此在教師們眼中，對名譽地位完全不感興趣的藍丘，實在是個離經叛道的青年，要不然他是位資優學生，他早就被逐出校門。

把視線轉回香港，官員這邊廂勸諭家長「求學不是求分數」，那邊廂又要求各大專院校爭國際排名，這種矛盾的心態，實在令人費解。另一方面，縱然科舉已早被廢除，但每逢公開考試前後，媒體都爭相報道考生如何備戰、哪家學校出最多的所謂「狀元」的消息等等。種種教育改革之所以屢試屢敗，不就是因為以上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所致嗎？當大家對片中情節不斷會心微笑，不僅做不出什麼去突破以上局面，還要迫孩子們學這個學那個時，確實是可悲的。

這樣的權益，不要也罷

「維護港人權益，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區議會選舉期間，某侯選人以此句製作宣傳橫額，抨擊另一位侯選人所屬團體的立場。

眼前這一幕，不禁令人想起１９９９年居港權官司的爭議。終審法院的判決，頓時令公眾嘩然；加上政府聲稱，十年內會有１６７萬人來港定居，在建制與民眾一唱一和之下，「人大釋法」這個潘朵拉的盒子終歸給打開了。固然，上次涉案的人，本身已是中國公民，與今天那班興訟人有本質上的差別，但歸根究底，兩椿事件都是因為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寫得太過粗疏所致。

不容否認，居港權的門檻定得太寬鬆的話，肯定對公共資源構成沉重壓力；但正如代表外傭的團體，即使他們真的擁有居留權，每個人也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行使。這個情況，與當年英國政府的「居英權計畫」有點類似；筆者認識一位前輩，曾透過該計畫到英國定居，但到了女兒大學畢業後，他又舉家回港生活。說外傭會一窩蜂來港搶福利，似乎是以張三之心去度李四之福；坊間的疑慮，確實是有點兒過火。

反而從這兩樁爭議裏，我們可以看清楚，香港人對所謂的「權益」，骨子裏是怎麼闡釋的。

在獅子山下的年代，大家都沒有所謂權益可言，每個人的起點大致一樣，成功只能靠雙手幹；好不容易，才爭取到某些權益。但當他們看見那些後來者，一如他們以往身無分文踏進香港時，總會下意識地覺得，新來者定必是想不勞而獲，自己享有的權益，絕對不能被那些人分薄。說穿了，公眾掛在嘴邊的所謂「權益」，原來是要靠踐踏他人權益來維持的。

固然，我們不是觀音或黃大仙，沒可能給予新來者無限量的支援；為求公眾資源運用得恰當，我們難免要設立一些關卡，排擠那些濫用的人。然而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即使新來者己經通過了這些門檻，眾人的有色眼鏡依然沒有除下來，說白一點，這是一種無形的欺壓。一談到欺壓，大家就無需要談理性，只需看哪方拳頭較大便可；分出高下之後，勝方就可以指點江山，無需顧及負方的感受。

問題來了，現在我們作為強勢，就可以施這些手段來維護所謂的權益；但假使他朝，我們由強勢轉為弱勢，其他人走過來侵害我們的權益時，試問又有多少人會站出來螳臂擋車，替我們出頭呢？俗話有云：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看不透以上謬誤的人，還有資格談什麼自由、民主與人權嗎？

上個月，某工會搞了個反對外傭居港權的遊行。發起人對採訪的記者說，外傭英語能力較佳，擔心她們獲準居港後，會搶走本港工人飯碗。作為捍衛工人權益的組織，居然公開否定某些守法工人的訴求，旁觀者一看，是否覺得他們是在自打嘴巴呢？再者，禁止競爭力較佳的人來港工作，是否暗示着本地工人根本不思長進呢？靠這些荒謬的理由來建立的權益，筆者只能說一句：不要也罷。

希臘的迷思（下）

希臘政府的緊拙財政，自２００８年金融風暴開始一直困擾整個歐元區；到了三年後的今日，各國才能拋出一個像樣的拯救方案。誰知五天之後，希臘總統宣佈國家是否接受方案，需要由全民公決；參與方案的各方隨即還以顏色，說在公決有結果前，所有原先協議好的援助都會被凍結。在財困已經迫在眉睫下，總統才撒回這個令市場震驚的建議。

這場荒誕劇，想必會令那些「五毛黨」中人無比雀躍。他們會震震有辭地說：這場鬧劇，徹底拆穿了西方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假面具。那些政客為求自身利益，公然剝奪希臘人行使民主的權利，他們還有什麼資格，指令咱們搞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呢？

固然，公投的計畫無法落實，令希臘人變得有怨無路訴。但仔細一想，冰封三尺未一天之寒，要麼國家不是入不敷支，國民會落得如此下場嗎？以往過度的揮霍，導致今天的局面；稍為懂常理的，也深知這果報是必然的。

若然閣下仍是民主信徒的話，就必須從這次事件中，全新認識何謂真正的民主：由民主體制賦予的自由，人民固然有行使的權利；但要麼他們聽從某些甜言蜜語，以為從此可以肆意享樂，帳單則大可留給政府（亦即國債投資者）清找的話，到他日要償還時，只會陷入無從選擇的困境。

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曾有這句明言：「那些放棄珍貴的自由，以求半點安逸的人，根本不匹配享有自由與安全」，在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依然鏗鏘有力。奈何的是，在西方民主國家裏看到的現象是，政客為求執政，屢屢向民眾給些甜頭，而選民為了短暫的利益，往往接受這些空頭支票。說白一點，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妄顧長遠福祉的所為，是十分不負責任的。要捍衛民主自由，人民不是要對這些引誘加以防犯呢？幾個月前的拙文「民主的責任」，筆者也觸及過類似的議題；看看希臘等歐豬國的處境，不就是再次引證了文中的論據嗎？換言之，西方民主國家之所以陷入困局，並非民主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由政客到百姓，都對民主的真正意義一知半解，令國民的責任感日益低落所致。

把以上的發現，套用到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不難察覺到，不管是建制還是泛民陣營，那些聲稱擁護民主的政黨政客，紛紛要求政府大搞福利主義；至於那些計畫，對公共財政有多大衝擊，他們從來都不會顧慮。以上的教訓，到底他們能體會幾多呢？

希臘的迷思（上）

小時候，翻開世界史教科書，談西方文明時，總會以古希臘為開始。

雅典與斯巴達，是兩個模範級的城邦，曾幾何時，兩地人才輩出，他們的種種事蹟，即使是二千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為人津津樂道。

後來，在北方的馬其頓異軍突起，統一了整個希臘。後來的亞歷山大大帝，更發動了歷無前例的東征；消滅了宿敵波斯帝國後，大帝與戰馬依然繼續奔馳，直到抵達了現今的巴基斯坦，在部下的多番哀求下，大帝才願意班師回朝，結果中途在巴比倫去世，享年只有三十三歲。

大帝死後，他遺下的帝國隨即四分五裂，但因為它疆土遼闊，希臘文明也在這時侯開始在異地開花結果。即使這些大大小小的國家，逐一被羅馬、帕提亞（又稱安息國）等的強國擊倒，但它們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到現在仍然影響深遠。

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希臘人開始跟猶太人一樣，四處流徙，寄人籬下。在廣闊的羅馬帝國上，兩族人的營商手法遠近馳名。然而，在羅馬的統治者眼中，排擠異族兼而戒律多多的猶太民族，始終不是他們那杯茶；他們轉而信任希臘人，是十分容易理解的。當時甚至有諺語說，希臘國土雖被羅馬侵佔，但文化上羅馬卻反被希臘征服。

但這一切，隨着基督教的興行而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歐洲人摒棄了古希臘與羅馬的典籍；在東邊的拜占庭帝國，統治者更沾染了東方宮廷的習慣，建立後宮，僱用宦官；他們跟圖拉真、哈德良等的賢君相比，顯然高低立見。當年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教誨，他們都忘記得一乾二淨。要麼沒有伊斯蘭帝國的學者好好將古籍保存，今時今日很可能會失傳。這種數典忘宗的所為，實在令人嘆息。

後來，來自東方的突厥民族，佔領了君士坦丁堡。在鄂圖曼的統治下，希臘人仍然享有龐大的經濟實力，但礙於信仰的差異，他們始終無法提高社會地位。當鄂圖曼的勢力開始江河日下時，希臘人便展開了爭取獨立的運動。結果在１８３２年，希臘王國正式成立。

立國初年，百廢待興；據當年美國駐希臘大使 William Moffet 描述，國人的耕作手法與使用的工具，跟古埃及時代幾乎沒有差別。幸而，不少希臘裔的鄂圖曼富商，紛紛回國協助重建，當中最出名的，就是船王奧納西斯的家族。加上１８９６年，首屆當代奧運會在雅典復辦，這個新興的南歐小國，經歷過一次小陽春。

然而好景不常，全球大簫條風暴一吹，以前的好風光都被一掃而空，希臘政府在財政緊拙下，施行形同強搶人民財富的對策：它把發行的貨幣一分為二，一半由原物主擁有，一半則被強行換成二十年後到期的國債。現今國人普遍逃稅的風氣，或許就是在那時萌生的。始外，在二次大戰開始前，政府漸漸傾向法西斯主義，軍人政權實行鐵腕統治；對這個西方民主政治搖籃來說，簡直是一大諷刺。直至１９７４年，權力才能和平移交給民選政府。

來到今時今日，在學術界裏那些研究希臘古典的權威，很少再看到希臘人的踪影；當年雄霸地中海以至五大洋的希臘商人與船隊，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一個對西方文明影響如此深遠的地方，現在淪落到如斯地步，實在令人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