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迷思 II

中國式的「政治」... 就是只准由一個「黨」奪得「中央」的遊戲。換而言之，就是逐鹿於中原，問鼎於天下。誰能奪得「中央」的位置，就可以掌握「整體利益」的專利代表權，就可以將「亂黨」的罪名加諸於對手。用現代的術語說，自己是維繫「安定團結」的，對方是「搞分裂」 ... 自己是「光明正大」的，對方是「搞陰謀詭計」的。因此，中國式的「政治」，也是一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遊戲。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381 頁

由伊朗大選引發的政治危機，至少依然未有平息的跡象。回看歷史，現時伊朗的伊斯蘭政權，是靠三十年前推翻巴列維王朝 (House of Pahlavi) 而上台；革命前，君主雖銳意提升國力，但他個人過份剛愎自用，壓迫反對自己的聲音，導致民心盡失，最後更要客死異鄉；然而革命之後，伊斯蘭政權似乎沒有汲取前朝覆亡的教訓。似乎孫隆基以上的論說，並未只在中國才適用。

早前，筆者曾引述亞州版《時代週刊》的報導（原文），指出亞洲的民主發展現正面臨空前的挑戰；縱使各國面對的麻煩各異，問題癥結似乎都不在民主選舉上。假使國家是一台機器的話，民主體制頂多只是它的操作系統；民主雖然是重要的元素，但光靠它是無法啟動機器的。除了民主，完善的法制、言論的自由、包容不同種族宗教的文化、追求平等權責的精神等，都是這部機器的零件，有了這些零件，機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回看伊朗的情況，當權者在是次示威浪潮中，態度依然強硬，繼續打壓異見人仕，並單方面確認備受爭議的選舉結果。現時仍難判斷三十年的事是否會重演，但肯定的是，縱使當權者能拿出千千萬萬的證據，證明選舉結果合法，似乎也沒有太多人相信；即使當權者表面上是贏了，卻他們的所作所為卻輸掉了民心。因此，推行法治、保障自由等的行為，受惠的其實並不單止是平民百姓。

「孫大聖」的五指山

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本事，一觔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 ... 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為妖，再修幾劫 ... 」
（孫悟空）翻轉觔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

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

《西遊記》第七回節錄

身為男兒，如果我說自己在中學時從未看過色情照，大概沒有人會相信；雖記不清在什麼年歲初次看，但肯定是不足十八歲。所謂「食、色，性也」（《孟子 - 告子上》），青年人血氣方剛，對異性好奇在所難免，然而在長輩眼中，性往往象徵放蕩、宣淫、污穢，會不斷勸告青少年不要接觸（當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最近有一則國內新聞，說當局由七月一日開始，會強制在國內銷售的個人電腦上預載名為「綠壩」的過濾軟件；政府稱此舉是要「攔截色情內容、過濾不良網站」，但評論一般認為當局企圖擴大政治審查，進一步箝制網上的言論。不管誰是誰非，筆者有一點真的覺得非常可笑：色情與政治這兩個一般人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中國人為什麼偏偏喜歡扯在一起談的呢？

「成人 (Adulthood)」的概念，不管東西文化都存在，主要是代表某人可以生兒育女，是在生理上成長的象徵。西方世界更將這個概念伸延：既然某君已經「成人」，他在心智上已能自行分辦是非，無盡先輩們說三道四，這是在心理上成長的象徵。進一步說，既然能自立，他的政治權利與義務便與先輩一樣了，先輩再也不能恃着自己的輩份與權勢，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後輩身上；因此人權、自由與民主等的概念，只有在講求心智成長的西方世界才能誕生。相反地，東方世界只求生理成長，卻把心智成長壓抑起來，於是乎，後輩該看什麼不該看什麼，長輩完全可以作主；當局強制預載「綠壩」，也是基於這種心態。二十多年前的孫隆基，率先以弗洛依德的心智學說解讀國人這種行為，指出在不講求心智上自立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不管是由什麼人統治，都只會變成越來越專權獨裁。時至今天，由「孫大聖」建構的這個深層結構，仍然是這個民族的一座五指山，不管孫悟空有再多的本事都逃不過。

因此性與政治這兩種東西，並非如大家所想完全無關的。可悲的是香港日漸對性越來越不包容，可以預視這個社會必定會在民主化的路途上開倒車。

沒有變成犀牛的人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吶喊》中的自序

上幾篇談八九民運的文章，筆者都把矛頭指向當年的施暴者或替其背書的人，今回筆者要「倒戈」了。大家不要誤會筆者要玩「忽然愛國」，或做所謂「平衡各方意見」，而是認為許多聲稱抗拒當權者的人或組織，連自己的敵人在哪兒也搞不清；再如此下去，整個民族日後都只會重蹈覆轍，完全無法脫離歷史的懲罰。

猶記得六十年前，毛潤之在天安門城樓高呼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國人滿懷希望，以為自己民族終有出頭天了。繼後發生的事，令不少有志之仕失望甚至絕望；當然，事後大家都指摘當權者或在旁助紂為虐的人，但仔細再想，隔岸觀火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嗎？英語裏有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置身事外」，不幸地，這句說話在中國（不管是舊還是新）完全應驗，對此感受最深的，要算是文革時期的巴金了，他隨後寫下《隨想錄》，記錄了自己與沉默的大多數，如何對天天在身旁發生的慘案袖手旁觀。類似的場面，魯迅在看日俄戰爭幻燈時也曾目睹過，隨後他出版了小說集《吶喊》，意在喚醒國人的心靈，以上的自序，充分表達他對國人這種情況的忿恨。

奈何魯迅與巴金要面對的，是一個對傷痛完全麻木的民族（詳見拙文）；自古以來，國人對於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傷痛都是不看、不聞與不說。別人遇到不平事，即使怎樣呼冤都不會有其他人願挺身而出，漸漸地，國人學會了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久而久之，正義就不能被伸張，所謂公德或良心也蕩然無存。這種情況，其實早在舊中國已經出現了，因此國人對傷痛的麻木感，才是那班主張平反民運人仕的真正敵人；若我們繼續逃避這個問題的話，即使政權易手多少次，情況也只會是一樣。

最近，梁文道先生在報上刊出了評論，擔心這場風暴不僅不能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他曾看過《百年孤寂》，才會就這本小說的結局套用在自己的文章內。筆者則覺得梁道長太理解國人的習性了，只要國人繼續逃避傷痛，像我們這一類人，恐怕會成為荒誕劇《犀牛》中沒有變成犀牛的人了。

村上春樹新作

蟄伏五年後，村上春樹的全新長編小說《1Q84》終於在 5 月 29 日推出。村上表示此作是向《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致敬，因此命名名《1Q84》（在日語裏，Q 與 9 同音）。筆者不算是村上迷，也不打算花 4000 日圓（330 港元左右）買來先睹為快；但據 Amazon Japan 宣稱，它們己經收到逾一萬個預訂申請了。相信不久之後，臺灣會推出中文譯本了。

惻忍之心，人皆有之？

蒙上眼睛 就以為看不見
捂上耳朵 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 創痛在胸口
還要忍多久 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 可以洗盡塵埃
如果熱血 可以換來自由
明天能記得 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都看到 歷史的傷口
《歷史的傷口》歌詞選段

回顧在二十年前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運動，其實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眾多風波之一；相比起土改、反右、大饑荒與文革，那場運動的受害者人數遠遠少得多。由於正席主權移交，當時香港人對北京城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視；事件最終悲劇收場，最感傷痛的也莫過於香港人。事過景遷，現在我們又聽見某些人說當年的「鎮壓」不算是「屠城」；又說要不是當局行動果斷，現在的經濟成就必然泡湯；又說大家該忘記以前的傷痛，一同向前面的好風光看云云。展望將來故然是無可口非的，但忘記傷痛又是必要的嗎？

傷痛者，任何正常的人都不願意碰到，然而我們乃血肉之軀，與生俱來我們都能知道痛楚。從另一方面看，傷痛教導我們要慈悲為懷，凡事要顧及別人的感受，因為縱使傷痛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也感同身受；孟子曰「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這份惻忍之心，正是所謂的良心或良知。然而這份良心或良知，在非常時期會被嚴重扭曲：在西方社會，最著名的要算是納粹屠猶 (Holocaust) 了，當時不少西方人雖然反對納粹主義，但對猶太人被集體屠殺卻視若無睹；戰爭結束後，西方社會（甚至梵蒂岡教廷也如是）群起對事件致歉，他們並不是支持以色列人立國，而是對當年自己泯滅良心的行為懺悔。為了教導子孫不要忘記暴行，西方人很著力保留屠猶的遺跡與史料，現在都成為遊客的觀光點。然而來到東方社會，情況可以完全相反：筆者曾引述日本戰時的內大臣木戶幸一的說話：「日本（戰後）的經濟成就，全拜原爆所賜。」，試問西德與日本的經濟同在二次大戰後掘起，難道西德的經濟成就全拜納粹統治所賜？假使某位西德官員發表類似的言論，輿論一定會迫他／她下台，然而在東方社會，他／她不但不會被責罰，而且隨時可以升官發財。

也許，孟子的教誨其實是一個大諷刺：要是他覺得大部份人都有良知的話，他何須寫下「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呢？正如廣告說「某某牌好，人人皆知」，如何某牌真的人人皆知的話，又何須賣廣告呢？東方人在面對傷痛時，普遍以為只要蒙上眼睛、捂上耳朵與閉上嘴巴，它就會消失，說穿了，其實是逃避，根本是懦夫所為；德國議會議長在北京黨校的發言，正是對這種懦弱行為的一種恥笑。更甚的是，這種逃避令東方人對傷痛感到麻木，就像日俄戰爭時，某些中國人目睹同胞被殺時就手旁觀一樣，繼後周樹人到日本留學，觀看有關的幻燈片時，覺得國人的心靈患了重病，這個重病，正是上述的麻木感。東方人對傷痛的麻木感，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犯上泯滅良心的罪行，大至日軍侵華、十年文革，小至豆腐渣工程、劣質食品藥品等。與周樹人的意願完全相反，東方社會喜歡用筆寫的謊言掩飾血寫的事實，猶如終日以鴉片麻醉自己的人一樣，根本不知道自己滿身都是歷史的傷口，所以也不打算去根治它們。因此，孟子很不幸地身處一個磨滅良心良知的修羅場；而他的八字真言，竟然是要在被視為「蠻夷之地」的西方社會才能實現起來。

從以上的標準，再看時人如何評價中國近代的天災人禍，很快便知道誰是勇者誰是懦夫；究竟國人中勇者還是懦夫佔多數，大家心照不宣吧！西方社會有句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袖手旁觀」，如今國人時常抱怨世風日下道德淪落，也許以上的觀察正是箇中因由。

一個喜歡扭曲真相的文化

德國聯邦議會議長沃爾夫岡﹒蒂爾澤 (Wolfgang Thierse) ... 應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演講時，回絕了中國官員要求他指責日本不反省過去的罪行，並要求中國方面正確對待自己的過去。 ... ［蒂爾澤］明確指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要求他國反省其罪惡過去，最好的方法就是這個國家自己以身作則，深刻反省本身的痛苦過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站在道德的高度上，令對方感到羞愧，而後懺悔。
《德國聯邦議長在北京直言令中方不快》，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中文網站，2005 年 04 月 28 日

某天在看 Discovery Travel & Living 頻道，看到主持 Samantha Brown 參觀德國紐倫堡市 (Nuremberg) 的「正義宮殿」(Justizpalast)；「宮殿」的職員介紹說，當年審訊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就是在這裏發生的。大審過後，西德政府繼續使用這座法庭，直到十多年前才停用，把它變成博物館。這座「宮殿」，除了供遊人參觀外，還教世人永遠不要忘記納粹政權當年的暴行。與「紐倫堡審判」同時期發生的，是聆訊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地點就在 JR 市谷驛 (Ichigaya Station) 附近的防衛省內，但是原來的建築物，相信已經被改建了；此外，當年收押戰犯的巢鴨監獄，戰後給徹底拆毁，變成香港遊客經常留連的池袋 Sunshine City。同一場戰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可謂完全相反的處理方法，由此可見，日本「脫亞入歐」之說，其實只是一個假像。

磨滅歷史的真相，可謂東方文化的特長，在日本彼岸的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不說遠的，就說汶川地震一週年，中央與四川政府，至今仍未兌現承諾，發表調查「豆腐渣校舍」的調查報告。所謂調查，是要重建事件發生的經過，找出導致事件發生的因素，從而釐清各方在事件上的責任。然而來到東方社會，因為人際關係不講求平等，官員就是百姓的家長，民間嘗試做調查，形同孩子調查自己父親有否犯過法似的；在講求「百行以孝為先」的儒家思想裏，是忤逆的行為，被家長（官員）懲戒是天經地義之事。難怪眾多在地震中罹難兒童的家長，不斷尋求上訪北京的機會，卻遭到地方政府極力阻撓。筆者曾撰拙文，指出東方人在崇尚「孝」的社會氛圍下，寧願相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漸漸地，真相就會被磨滅，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就洗腦 (英語的 whitewash) 了。因此常言道所謂「歷史自有公論」、「要以歷史為鑑」等的口號，全都是空話，如果連所知的歷史都是假的話，還拿什麼歷史來鑑呢？蒂爾澤的言論，或多或少是對充斥着空話與謊話的東方文化的一種蔑視。

北京民運二十週年前夕，趙紫陽前總理的回憶錄悄悄地面世了。猶記得趙老先生去世不久，香港傳媒訪問了查良鏞先生；他難忍滿腔熱淚，激動地說：「他終於自由了」。查先生的淚，是一種悲哀，更是一種解脫；難怪鐘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在中國以外的華文社會做為暢銷書了。假如你有來生，你會怎樣選呢？

永不能自立的人

［日皇裕仁對麥克亞瑟］聲稱，整體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準不高，缺乏宗教意識 ... ［日皇］向麥帥坦承，日本人像小孩，不夠鎮定與盲從，一向只會模仿外國榜樣。
賀柏特·畢克斯《裕仁天皇》第 526 頁，臺灣時報出版

（近兩三星期忙得連思考的時間也欠奉，敬請原諒）

成龍博士在博鰲論壇上的偉論，引起的爭論至今仍未休止。最令筆者感到奇妙的是，在西方社會，明星偶像通常都是維護弱勢社群權益的先鋒，例如美亞花露 (Mia Farrow) 呼籲全球關注達爾富爾 (Darfur) 地區的人權問題，U2 主音 Bono 則支援非洲地區對抗貧窮與艾滋病；但來自東方的成龍博士，卻做去與他們相反的事情。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詩人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曾有一句明言：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不能相遇)，也是不無道理的。

話說回頭，博士認為「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聽下來就似一位大家長，覺得自己的子女永遠都長不大，總需要自己插手管管。其實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例如多年前吳邦國曾說「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來自中央的授予，中央給多少特區就有多少」，活像爸爸對孩子說，我給多少零錢，你就能花多少錢云云。其實不僅是中國，即使是經歷過明治維新，在表面上脫亞入歐的日本，其最高統治者裕仁天皇，也是當自己的子民是小孩子般管教的。不錯，整個東方式的人倫關係，是不講求平等的：儒學提倡的五倫中，君臣與父子是最不講平等的，夫妻與兄弟也因受諸多世俗的制約，想平等一點也不行；而最能體現平等的朋友關係，竟然被排在最後。難怪一些讀滿了「番書」的國人，總覺得自己想做任何事都受到許多掣肘，覺得很不自由。

相反地，追求平等的權力與義務，是西方社會的傳統，早於 1215 年（南宋嘉定八年），英格蘭人便制訂了《大憲章》(Magna Carta)，要求王室放棄部分權力，接受王權受法律的限制。在東方人眼中，此舉可謂大逆不道；但主張平等的西方人，卻認為保障臣民的權益，是國王的天職，也最能確認國王權力的正當性 (legitimacy of authority)。當然，五倫關係在西方一樣存在，但西方人認為，小孩子總有一天會長大，成年之後，大家便是對等了，以後我自己可以判斷是非，不需長輩們說三道四，長輩做錯了事，後輩更會勇於彈劾他們。最極端的例子，是西方某些年輕人在成年後，當父親只是一位朋友，而父親也樂乎接受，認為此舉是孩子成長的證明。簡單來說，西方文化所追求的，就是一種自立的精神，從這份自立精神，衍生出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等的價值觀。因此在西方人眼中，東方人從不抗拒強權，面對壓迫也只會逆來順受，如同小孩一樣，是一群沒有獨立自主能力的民族；魯迅先生經常在著作中點出的「中國病」，正正就是這種心態。

雖然坊間許多人批評博士的意見，但平心而論，筆者認為他說出了殘酷的事實。現今的西方人，普遍以為東方社會只要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就能富強起來，但從以上的觀察，看來這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當然，筆者不會替任何強權者背書，但那些崇尚民主法治的東方人，如果沒有意識到東方人沒有自立精神，從而想辦法扭轉這個局面的話，他們即使再怎樣地抗爭都是徒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