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標準答案」，行嗎？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定義」的。定義是從何來？．．．即是要把概念背到試場去？．．．大抵《通識詞典》人人都應手執一背，全都背好才進試場。．．．用最虛偽的幌子，說通識是沒有思想束縛的，莘莘學子當然空歡喜一場，補習社就更加拍着叫好了吧？就到底，要在香港上大學，就得經過這條荒謬的路，死記硬背了一些跟人生無關痛癢的事情，才存活下來。
健吾《通識的 Marking Scheme》，刊於《明報》，2009 年 6 月 20 日

2009 年 7 月 16 日，報章大多以「補習天王」范浩揚的官司作頭條；既是頭條新聞，相信這些補習天王天后，都是公眾的焦點。他們教的，都是所謂「標準答案」，不管考生明白學科與否，只要他有本事背熟答案，就能迎戰公開試；離開試場，大家把學過的都忘掉了，彷彿什麼都沒學過似的。說穿了，原來這個「國際都會」的人們，都是以功利的眼光對待知識的。可能有鑑於此，我們的中學將要辦「通識教育」，但對此我們又有多少認識呢？

想像某位香港學生，有幸參與牛津劍橋的入學面試，但當教授問「你希望化為一首詩還是一本小說呢？」時，想必他一定「Ｏ哂嘴」。西方文學裏，詩體與小說的分類如何，要略知一二，某些文人與巨著，不可不提。這些「識」，隨便在網上都找得到，然而如何以自己的主張，把它們打「通」，再以流暢易明的文字表達，正是「通識」 (Liberal Arts) 的精髓。 Liberal 者，代表開放與寬容的心態，學生固然要以開放之心思考問題，教授更要以豁達之心，聆聽和接納學生的意解；牛津劍橋的面試問題，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聞名於世的，它們能在數百年間人才輩出，也是基於這種對「通識」的信念。Liberal Arts 要辦得好，必先要免除思想上的束縛，換言之，就是要摒棄「標準答案」。因此「通識」並非一門學科，而是一種學習態度：學生不再苟且重複「標準答案」，而是像父執輩常言道般，打好「做學問」的基本功；先要對事物積極尋根問底，並以寬容之心交流觀點，從此刺激新的思維，甚至打破世俗禁忌，勇於創造新事物。當每位學生都具備這種功夫之時，「通識教育」根本無需刻意推行；要達成，是項長線投資。但當一眾補習社都爭相開「通識精讀速成班」時，我們搞的所謂「通識」，可能只是一頭四不像。

最近，經機會列出了本地六項優勢產業；歸根究底，都是與知識有關。然而，科大的朱經武在卸任前，感慨在任內八年間，政府依然沒有着力推廣科研，並預視如此下去，香港將遠遠落後於內地城市。話到底，科研其實也是做學問的途徑，在這個講求知識的二十一世紀，假使我們對做學問完全不感興趣的話，上述產業的優勢是強是弱，大家心照不宣吧！

這個國家，統一了嗎？

［裕仁］天皇與廣田［弘毅首相］，以至日本各級將領都有一項默認的共識：「支那」（註：筆者引用當時日本官式上對「中國 (China)」之稱謂）僅是某個地域的稱號，並不代表任何國家或民族，日本有權自行重組整個地域，並佔領任何地方。
譯自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第 306 頁

新疆的局勢，最近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筆者不是民族專家，因此不會評論事件中誰是誰非。事後《人民日報》循例地刊登評論，指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則政通人和、百業興旺。」然而咱們的國家，真的那麼統一嗎？從最近筆者經歷過的一件小事，可以略知端倪。

敝公司的上海辦事處，最近更換了法人，因此必須要更新銀行戶口的印鑑與簽字人資料。由於部份簽字人身處香港，因此相關的文件都被送到這裏；其中一位是英國人，上任董事不久。他在簽完字後，順便詢問秘書會怎麼處理文件；秘書說她會把它們送回上海辦事處，再由當地職員提交當地的銀行。新董事好奇地問：「這家銀行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有分行，把文件交給深圳的同事代辦就行啦！何必多此一舉要送回上海呢？」秘書說：「大陸的銀行就是這樣的，即使是同一家銀行，上海分行的文件，深圳分行是不會處理的。」新董事慨嘆地說：「天啊！這家已經是市值最高的銀行來啦！為何還要這樣各顧各呢？試想想我的老家英國，假如我在某銀行的曼徹斯特分行有戶口，我要更新個人資料的話，不管我身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甚至貝爾法斯特，當地分行都可以幫我辦。到底你們這個是什麼樣的國家呢？」他們之後談了什麼，筆者沒有再考究了；熟悉國內情況的人，對類似的投訴應該不會陌生。

猶記得一個多世紀前，清廷的廣東水師把旗下三艘船艦借調給北洋水師，並參與甲午戰爭；結果清廷戰敗，兩艘廣東水師的艦隻被俘。事後，廣東水師竟對日本說整場戰爭不關自己的事，並要求對方歸還艦隻。正如魯迅所言，舊時的中國與其人民，基本上是一盤散沙，難怪數十年後，日本上至天皇首相，下至將領士兵，都認為中國並非一個國家，可以任由自己的軍隊和人民進出。新中國成立後，情況確實是有點兒改善的，但從上述換印鑑的例子，可見百多年前廣東水師的餘風，至今仍未完全消失。也許，《人民日報》的評論是某種「佛洛依德式漏口 (Freudian Slip)」：當某國在成立近六十年後，依然要高喊「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時，這個國家是否真正統一，民族是否真正團結，大家心照不宣吧。

何謂「法治」

封建時代的德治、法治都是治老百姓的，是極少數治極大多數。在這一點上，儒家與法家的階級性都十分鮮明。儒家說「刑不上大夫」，法家說「刑過不避大臣」。雖說比儒家進了一步，但畢竟也沒說「刑過不避皇上」。從秦漢到明清，什麼時候聽說有皇上犯法被依法追究的？沒有。皇上，這個最高的統治者，再暴虐，再淫亂，再胡作非為，給國家給人民造成的損失再大，也從來沒人「依法追究」過。這就是人治順理成章的特點。
官偉勛《德治法治古今談》，刊於雜誌《炎黃春秋》，2003年第4期

人們常認為東方社會難以推行法治，並試圖找出箇中原因。余則認為單從英語裏 Law 一字，就能清楚知道西方社會行法治背後的精神。

先翻一翻字典，看 Law 的註解：第一項是「法律」，例如 Littering is against the law （亂丟垃圾是違反法律的）；另一項是「法則」，例如 This is a book on Newton's Law of Physics （這是一本關於牛頓物理法則的書）。從古到今，西方人都喜歡把在大自然觀察到的各種現像化成「法則」。拿著名的「畢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 作例子：古時的埃及人，早已知道按三：四：五的比例畫三角形，其中一隻角必然是直角；這項知識隨後傳入了希臘，他們就能把這個現像化成公式 a² + b² = c² 。一個三角形，只要有一隻直角，不管其餘兩隻角的度數是多少，都能符合這條公式或「法則」。把這種精神搬到日常生活裏，希臘人率先製訂了成文「法律」（後來由羅馬人發揚光大）；成文法者，即是把我們在社會裏該做與不該做的東西，以寫自然「法則」的精神與方式寫成「法律」，因此希臘人認為，製訂「法律」是人類最崇高的一門科學。既然「法律」與「法則」同出一源，在執行「法律」時，西方社會是無需理會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如何，只要他是城邦的公民，就得要守這些「法律」了，就如每個直角三角形，都要遵守「畢氏定理」這條「法則」。現今我們認識的所謂西方法治精神，其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東方社會如果沒有這方面的覺悟的的，像官偉勛上述的論說將永不會消失。

民主的迷思 II

中國式的「政治」... 就是只准由一個「黨」奪得「中央」的遊戲。換而言之，就是逐鹿於中原，問鼎於天下。誰能奪得「中央」的位置，就可以掌握「整體利益」的專利代表權，就可以將「亂黨」的罪名加諸於對手。用現代的術語說，自己是維繫「安定團結」的，對方是「搞分裂」 ... 自己是「光明正大」的，對方是「搞陰謀詭計」的。因此，中國式的「政治」，也是一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遊戲。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381 頁

由伊朗大選引發的政治危機，至少依然未有平息的跡象。回看歷史，現時伊朗的伊斯蘭政權，是靠三十年前推翻巴列維王朝 (House of Pahlavi) 而上台；革命前，君主雖銳意提升國力，但他個人過份剛愎自用，壓迫反對自己的聲音，導致民心盡失，最後更要客死異鄉；然而革命之後，伊斯蘭政權似乎沒有汲取前朝覆亡的教訓。似乎孫隆基以上的論說，並未只在中國才適用。

早前，筆者曾引述亞州版《時代週刊》的報導（原文），指出亞洲的民主發展現正面臨空前的挑戰；縱使各國面對的麻煩各異，問題癥結似乎都不在民主選舉上。假使國家是一台機器的話，民主體制頂多只是它的操作系統；民主雖然是重要的元素，但光靠它是無法啟動機器的。除了民主，完善的法制、言論的自由、包容不同種族宗教的文化、追求平等權責的精神等，都是這部機器的零件，有了這些零件，機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回看伊朗的情況，當權者在是次示威浪潮中，態度依然強硬，繼續打壓異見人仕，並單方面確認備受爭議的選舉結果。現時仍難判斷三十年的事是否會重演，但肯定的是，縱使當權者能拿出千千萬萬的證據，證明選舉結果合法，似乎也沒有太多人相信；即使當權者表面上是贏了，卻他們的所作所為卻輸掉了民心。因此，推行法治、保障自由等的行為，受惠的其實並不單止是平民百姓。

「孫大聖」的五指山

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本事，一觔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 ... 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為妖，再修幾劫 ... 」
（孫悟空）翻轉觔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

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

《西遊記》第七回節錄

身為男兒，如果我說自己在中學時從未看過色情照，大概沒有人會相信；雖記不清在什麼年歲初次看，但肯定是不足十八歲。所謂「食、色，性也」（《孟子 - 告子上》），青年人血氣方剛，對異性好奇在所難免，然而在長輩眼中，性往往象徵放蕩、宣淫、污穢，會不斷勸告青少年不要接觸（當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最近有一則國內新聞，說當局由七月一日開始，會強制在國內銷售的個人電腦上預載名為「綠壩」的過濾軟件；政府稱此舉是要「攔截色情內容、過濾不良網站」，但評論一般認為當局企圖擴大政治審查，進一步箝制網上的言論。不管誰是誰非，筆者有一點真的覺得非常可笑：色情與政治這兩個一般人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中國人為什麼偏偏喜歡扯在一起談的呢？

「成人 (Adulthood)」的概念，不管東西文化都存在，主要是代表某人可以生兒育女，是在生理上成長的象徵。西方世界更將這個概念伸延：既然某君已經「成人」，他在心智上已能自行分辦是非，無盡先輩們說三道四，這是在心理上成長的象徵。進一步說，既然能自立，他的政治權利與義務便與先輩一樣了，先輩再也不能恃着自己的輩份與權勢，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後輩身上；因此人權、自由與民主等的概念，只有在講求心智成長的西方世界才能誕生。相反地，東方世界只求生理成長，卻把心智成長壓抑起來，於是乎，後輩該看什麼不該看什麼，長輩完全可以作主；當局強制預載「綠壩」，也是基於這種心態。二十多年前的孫隆基，率先以弗洛依德的心智學說解讀國人這種行為，指出在不講求心智上自立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不管是由什麼人統治，都只會變成越來越專權獨裁。時至今天，由「孫大聖」建構的這個深層結構，仍然是這個民族的一座五指山，不管孫悟空有再多的本事都逃不過。

因此性與政治這兩種東西，並非如大家所想完全無關的。可悲的是香港日漸對性越來越不包容，可以預視這個社會必定會在民主化的路途上開倒車。

沒有變成犀牛的人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吶喊》中的自序

上幾篇談八九民運的文章，筆者都把矛頭指向當年的施暴者或替其背書的人，今回筆者要「倒戈」了。大家不要誤會筆者要玩「忽然愛國」，或做所謂「平衡各方意見」，而是認為許多聲稱抗拒當權者的人或組織，連自己的敵人在哪兒也搞不清；再如此下去，整個民族日後都只會重蹈覆轍，完全無法脫離歷史的懲罰。

猶記得六十年前，毛潤之在天安門城樓高呼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國人滿懷希望，以為自己民族終有出頭天了。繼後發生的事，令不少有志之仕失望甚至絕望；當然，事後大家都指摘當權者或在旁助紂為虐的人，但仔細再想，隔岸觀火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嗎？英語裏有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置身事外」，不幸地，這句說話在中國（不管是舊還是新）完全應驗，對此感受最深的，要算是文革時期的巴金了，他隨後寫下《隨想錄》，記錄了自己與沉默的大多數，如何對天天在身旁發生的慘案袖手旁觀。類似的場面，魯迅在看日俄戰爭幻燈時也曾目睹過，隨後他出版了小說集《吶喊》，意在喚醒國人的心靈，以上的自序，充分表達他對國人這種情況的忿恨。

奈何魯迅與巴金要面對的，是一個對傷痛完全麻木的民族（詳見拙文）；自古以來，國人對於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傷痛都是不看、不聞與不說。別人遇到不平事，即使怎樣呼冤都不會有其他人願挺身而出，漸漸地，國人學會了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久而久之，正義就不能被伸張，所謂公德或良心也蕩然無存。這種情況，其實早在舊中國已經出現了，因此國人對傷痛的麻木感，才是那班主張平反民運人仕的真正敵人；若我們繼續逃避這個問題的話，即使政權易手多少次，情況也只會是一樣。

最近，梁文道先生在報上刊出了評論，擔心這場風暴不僅不能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他曾看過《百年孤寂》，才會就這本小說的結局套用在自己的文章內。筆者則覺得梁道長太理解國人的習性了，只要國人繼續逃避傷痛，像我們這一類人，恐怕會成為荒誕劇《犀牛》中沒有變成犀牛的人了。

村上春樹新作

蟄伏五年後，村上春樹的全新長編小說《1Q84》終於在 5 月 29 日推出。村上表示此作是向《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致敬，因此命名名《1Q84》（在日語裏，Q 與 9 同音）。筆者不算是村上迷，也不打算花 4000 日圓（330 港元左右）買來先睹為快；但據 Amazon Japan 宣稱，它們己經收到逾一萬個預訂申請了。相信不久之後，臺灣會推出中文譯本了。